在我為大海峽之戰做出了所謂“傑出貢獻”之後，我就成了國王眼中的大紅人。在他看來，似乎我的一舉一動都絕不可能出錯。隨著哥本堡和北地人之間的矛盾逐漸平息（我是說，如果兩國之間確實有矛盾的話），他也開始催促我回歸那個製造發條列車的項目。
我依舊不理解為何國王如此癡迷於這個瘋狂的構想。再一次，我有種隱隱的直覺，關於這個項目，國王肯定還有什麽事情在瞞著我，但我別無選擇。我的薪水在原來的基礎之上又翻了兩倍，國王甚至賜予我一枚獎章，表彰我“交戰時無畏的英雄精神”。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曾因“英勇無畏”而獲得獎章的人，感受都和我一樣—我覺得自己就像個冒牌貨。我接受《哥本堡日報》采訪的時候，曾試圖說出真相：“我當時害怕極了。我隻不過是做了必做之事罷了。”那是我心中真實的想法，然而日報卻將我讚揚為“謙虛知禮”。
那年春天，我的人生也有了諸多變化。首先，我搬離了父母家，在同一街區買了一座不大不小的房子。正如父母一樣，我聘請了一對中年人—戈特弗裏德森夫婦來替我做飯打掃。然而，不同的是，我堅持自己應門。對於我這個社會階層的人而言，這個舉動無疑是非常離經叛道的，也引來了鄰居們的側目和竊竊私語。不僅如此，我還堅持用哥本語和戈特弗裏德森夫婦對話。盡管母親費了那麽大的力氣，讓我和兄弟們說著盎格裏語長大，但哥本語畢竟是我的母語。我從來沒有徹底接納盎格裏語；況且，我跟我的員工們既然有著共同的母語，又何必要故作姿態地使用什麽高級語言呢？自然，這個決定也引來了不少非議。每當同事來我家做客，都會露出懷疑審視之色。這也令戈特弗裏德森夫婦有些不自在，仿佛和我說哥本語是一件非常越矩的事情。最終，我們達成了共識：每當有訪客，我就換成盎格裏語和他們對話。這樣總算讓大家都滿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