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默許官員們的灰色收入，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他閱讀中國曆史的一個心得。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規律，就是官員們私下征收的雜費，一旦經由朝廷拿到台麵上來明確化，那麽，另一些灰色雜費又會偷偷滋生，因為“揩國家的油”是官員群體改不掉的本性。這就是所謂的“黃宗羲定律”。黃宗羲說：“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明夷待訪錄·田製三》）確實，中國曆史上每次國家稅費改革，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都會因為出現新的稅費而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所以康熙說，“自古以來，惟禁止火耗而已，不可開”[1]，“若將火耗明定額數，人無忌憚，愈至濫取”[2]。也就是說，如果明定“火耗”標準，官員不但收起“火耗”來會更肆無忌憚，而且在標準之外還要多收。
康熙認為，既然“揩油”是官員群體的本性，那麽皇帝能做的，就隻能退而求其次，讓他們少“揩”一點而已。但是完全不給他們“揩油”的空間，是不可能的。其實仔細探討起來，這種“陋規”思維並不止存在於官場，甚至遍及全社會。民國時人記載，在北平，仆人們來買東西時，商店照規矩會自動把價格提高一成，作為仆人們的傭金，這在北平通俗叫“底子錢”。小康之家給仆傭的工資很低，因為他們明知廚子買菜時要“揩油”，仆人購買家用雜物時也要撈上一筆。明清皇帝的政治思維，與市井細民的持家打算，真是完全同構，如出一轍。
所以晚年麵對官場貪風，康熙的應對策略是一方麵默許官員們一定程度上索取“火耗”，另一方麵是提倡理學。他希望官員們以“存理遏欲”為思想武器，保持廉潔，或者至少在“揩油”時保持一定的“度”。這種解決方式，實際上還是把問題輕輕推到“良心”二字之上。應取與不應取，隻有一線之隔，如何保持這一線之防，全在人心之“正”與“不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