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乾隆晚年，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氣象不複當年。
讓我們先看一下當時經常出入中國的朝鮮使臣的見聞。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到中國進貢的朝鮮使臣回國後這樣向他們的國王描繪大清朝：“（清帝國）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們的評價更是發展為“貨賂公行，庶官皆有定價”。[1]
相較於朝鮮人對中國的了解僅止於皮相，中國官員表達得更為激切。乾隆崩逝後，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所言最為痛烈：“十餘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2]以布衣言事的章學誠批評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如蠶食，漸至鯨吞，……貪墨大吏，胸臆習為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於壺簞饋問，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不能博其一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3]就是說，從乾隆四十五年起，官場就漸漸爛掉了，你給那些大員送上一萬兩白銀，他們就如同收了一籃水果那樣不當回事。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敗的普遍程度時說，當時官員中潔身自愛者與貪汙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這十分之一二的自愛之人，在官場中混得並不好，“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於七八人之所為不止。”[4]這些人在官場上被排擠、被嘲笑，最後要麽被逐出官場，要麽同化於貪腐風氣當中。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基本爛到了底的官僚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