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心極強的嘉慶皇帝非常焦急。他堅持厲行懲貪，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1802—1805年），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自上而下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係的常態，貪汙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汙，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係中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懾力越來越低。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經多次哀歎，外省總督和巡撫們，一見他懲治腐敗，當時也未嚐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過則忘，這種痼習相沿成風，官員身陷法網而不知後悔，真是沒有辦法。而到了嘉慶時期，官員們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後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耐心極好的嘉慶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他自認為已經非常淩厲的手段和措施，經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官僚體係的層層減震，到了基層，竟然已經如同撫摸般溫柔。他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記記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團上。他不知道自己應該何去何從。
嘉慶十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後，他們向西直抵盛京（今遼寧省沈陽市），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極之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