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晚清名臣中算得上一个“巨富”。
关于李鸿章家产的数量，有多种说法。
在洋务运动中和李鸿章共事过的容闳说，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1]。这是对他的遗产数额最高的估计：四千万两白银。
第二种估计是一千万两左右。比如清末的费行简在他所著的《近代名人小传》中说：“（李鸿章）殁，家资踰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
第三种估计是“数百万”。比如梁启超就认为李鸿章的遗产没有数千万那么多：“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2]
那么，李鸿章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呢？
李鸿章于1901年去世。三年后，他的直系子孙进行了分家，写了一份比较详细的遗产分配“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一、庄田十二块、坟田一块、堰堤一道，安徽桐城县城内产业四处，另加省城安庆房产十四处，均留作李鸿章发妻周氏祠堂开销之用。由经方经管。
二、合肥县撮城庄田一处，留作祭祀葬于该处之李鸿章的两妾及经方发妻开销之用。由经方经管。
三、合肥县庄田两处，为经述之祭田（他葬在其中一处），由经述之子国杰经管。
四、合肥县田产两处、庄田三处、坟地一处，留与经迈为其殁后之祭田及墓地，由经迈本人经管。
五、李鸿章在合肥县、巢县、六安州、霍山县之其余田产及其在庐州府、巢县、拓皋村、六安州及霍山县之房产，均为李鸿章祭田及恒产。上述田产房产永不分割、抵押或出售，其岁入用于祭祀和维修庐州府祠堂之外，其余部分用于扩置房地产。由国杰经管。
六、合同签订之日起十年后，若李鸿章祭田及恒产岁入逾二万石，除上述开销外，所有盈余部分由三位继承人平分，本规定永不变更。
七、合肥县东乡李文安（李鸿章之父）之墓地及祭田继续保留，不得分割、抵押或出售。
八、上海一栋价值四万五千两白银之中西合璧式房产出售，其中二万两用于上海李氏祠堂开销，其余两万五千两用于在上海外国租界买地建屋，该房屋应为三位继承人之公有居处，归三人共同拥有、共同管理。
九、江苏扬州府一当铺之收入用于省城江宁（南京）李鸿章祠堂之开销。
十、分别位于江宁、扬州的两处房产出售，卖房所得用于扩建上海之公有居处。
十一、根据李鸿章生前指示，江宁学馆分与国杰作宅邸，扬州一处房产分与经迈作宅邸。[3]
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关于李鸿章遗产最直接的资料。这份分家“合同”内容虽然比较详细，但是它只涉及一部分不动产，并未提及金银票据等动产，所以依靠它还无法准确估计李鸿章遗产的总值。[4]但这份“合同”仍然提供了大量的有效信息。
我们先来看田产。据曾在李府管过事的唐凌辉说，李鸿章所置田产，每年可收租五万石。[5]从李鸿章分家“合同”中第五、第六两条的情况看，李鸿章在合肥、巢县、六安、霍山等地的田产每年的收入大约有两万石左右。如此推算，加上他的原配夫人、两个小妾、儿子李经述等人的祭田收入，与“五万石”之数大体应能相符。由此倒推，李鸿章一支在安徽的田产大约有六万亩。[6]当时安徽东乡地价为每亩74银圆，[7]按照这个价格，则这六万亩土地价值为444万银圆，以白银衡量则值324.12万两。[8]
再来看房产，这也是李鸿章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鸿章“发迹”之后，他们家六兄弟在家乡均建有“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数十亩”的庄园宅邸。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陵大学地政学院曾对李翰章、李鸿章兄弟的田园邸第进行过一次调查，他们描述说：“合肥东乡之李相府，西乡周、刘、唐、张之‘圩子’至今犹在，吾人旅行其间，所有封建规模历历在目。盖当日显宦地主，煊赫一时，仗势恃财，广置田亩，所筑邸第极其宏伟堂皇。查李相府及周、刘、唐、张之圩子，每个邸第所占面积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数十亩。邸第外园先凿壕沟，内筑高墙如围寨，佃户环居于内，四周并辟花圃菜圃，广阔整齐，园圃内层又凿内壕沟，而紧接于主人居住之宅第。宅第大抵分两大部分，每部分设三大门，内进各自三大堂。闻西乡最小之张圩子，曾住五百余人，其他可想见矣。圩子内有碉堡、炮台、内花园、外花园、藏书楼、秘密走廊等设备。所住佃户，或兼卫士，或兼炮手，或兼轿夫，或兼其他徭役，完全为佃奴性质。”[9]
除了合肥，李鸿章在外地也拥有多处房产。比如前文所引分家“合同”当中，提到他在上海有“一栋价值四万五千两白银之中西合璧式房产”，在南京、扬州、安庆的多处房产，以及在扬州还有当铺一座。
安徽芜湖也是李氏家族房产的集中地。芜湖水运便利，地理条件优越，1877年秋，在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建议下，清政府将镇江七浩口米市迁至芜湖。在芜湖米市的建设过程中，李鸿章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家族在李鸿章长子李经方的带领下，抓住这个机会，在芜湖大量投资置业，在芜湖拥有了大量房产。“李府兴建房屋，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李府自用的，有公馆、钦差府等深宅大院，走马楼房；有大花园、景春花园、长春花园、柳春园等楼台亭阁，规模宏大，气象不凡。一种是出租的市面房屋和住宅楼房，收取房租、地租。”[10]可以概括地说，在当时芜湖的老市区，“包括沿河南路、长街、二街、三街、渡春路、新芜路、中山路、吉和街、华盛街等地区的地皮房屋，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属李府所有”。[11]当然，这些房产有些是李鸿章身后所置，但是在他生前，规模也已不会太小。
除了以上这些，李鸿章家书中也提到了一些其他住房的情况。比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李鸿章曾考虑出售干鱼胡同的房子，要价两万，没能成交：“有人议购干鱼胡同世宅，索二万余金，未成。”[12]
另一封信中，李鸿章提到李家在上海兴建的一所住宅，并且对房屋设计方案做出指示，要求建筑费用控制在两万多两：“沪地房图嫌过昂，汝往沪时斟酌另绘。除正房楼底外，零碎房间要稍多，大约二万数千金可矣。”[13]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确认，李鸿章一支的房产广布于合肥、安庆、扬州、桐城、芜湖、北京、上海等地。这些房产当然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唯其具体数额无法估计。
除了不动产，李鸿章家族的动产也为数不菲。李鸿章家书中有一条记载涉及“股息”，“昨闻有北归之志，自因七家湾小口不利（指孙殇），前属并归试馆又不愿。北方穷乡，焉得有合式房屋可购，且股息在南，取携不便，家用何出”[14]。
这封家书显示，住在老家的李鸿章家人，主要收入之一是“股息”。
除了这条第一手资料，关于李鸿章动产收入的第二手资料很多，不过都是概而言之，并没有准确的数字。比如清末费行简所著《近代名人小传》所说：“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有数百万金之产业，用以作为证据的就是“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李鸿章与晚清吏治》一文中则揭示，盛宣怀在光绪三年（1877年）以轮船招商局名义购买旗昌公司时，企图另立公司，并请李鸿章参股。[15]
综合以上关于动产和不动产的资料，我们发现对李鸿章遗产的估计，弹性空间很大，从一千万乃至数千万皆有可能。不过，李鸿章家产富厚逾常，至少有一千万之数，在晚清名臣“曾胡左李”当中名列第一，这一点应该毫无异议。
不仅如此，在四大名臣中，李鸿章的生活水平也是最高的。
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后，经营了一辈子洋务的李鸿章名誉扫地，被撤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被调进京城做了“伴食宰相”，他每日闲居贤良寺，无所事事。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到过李鸿章在贤良寺中的生活：“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这样的“赋闲”日子，在吴永的叙述中显得清闲而朴素，而据李鸿章家书提供的信息，即使这样的“简朴”生活，每年也要花掉一万多两银子。
李鸿章在家书中说：“吾年衰耄，当终老京师，岁需食用应酬万余金，时形竭蹶，不复能顾家事。兹因李楼小宅倾圮，不得已勉筹修费六千余金。”[16]
也就是说，估计在北京每年要花一万多两银子，所以不能给家里寄多少钱。这次家里修房子，只能给六千两。
吴永所说的李鸿章每天喝一碗鸡汁，据梁启超《李鸿章传》所说，那是两只鸡熬成的。“铁水”和“铁酒”，是用人参、黄芩等药材配制的补品。而且李鸿章追求健康生活，每天都要做例行体检，“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17]。可见他的生活在晚清这个时代环境中，是相当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李鸿章的老师，另一位晚清名臣曾国藩的生活水平与李鸿章相比，相当之低。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他的日记当中记载，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见到堂堂两江总督所穿“不过练帛，冠靴敝旧”[18]，就是说曾国藩穿的衣服料子非常普通，而且帽子和鞋子都非常旧了。他还在日记当中记载了曾国藩的卧室是多么简陋：“今日直诣相国卧室，葛帐低小，布夹被，草簟而已。旁有二小箱，几上陈设纸笔之外，无一件珍物。吁！可敬哉。”[19]
在曾氏往来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家人经常给曾国藩寄些食物，不过内容多是茶叶、小菜之类，价值不高。而李鸿章给家人寄赠的食品可就昂贵得多了。比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致女儿李经璹的信中说：“附寄燕窝十二合，聊供早餐。”[20]燕窝一寄就是十二盒。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致儿子李经方的信中说：“昨又寄到鱼翅百斤，照收。”[21]同年另一封信又说：“两次寄到板鸭百四十只，未免稍多，其味尚美。”[22]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在致李经方的信中提到，“十月朔日通永镇专弁送到蟹二千只，多而且旨，此次仅坏千一百只”[23]。
鱼翅一寄就是一百斤，板鸭一寄就是一百四十只，又专门派人长途运送“多而且旨”的螃蟹两千只，这种生活水平，自然是曾国藩家族难望项背的。
曾国藩任京官时期，有时也会从京中购买一些名贵补品寄回老家，以孝敬堂上老人，不过内容多是人参、鹿茸之类的常见之物。而李鸿章孝亲之物的档次也较此为高。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寄给家兄李瀚章“碧螺春茶六瓶，海虾三百对，呈堂上用”[24]。光绪四年（1878年），李鸿章在致李瀚章的信中说，今年的燕窝是专门托香港商人从东南亚购得，而茶叶则是苏州人、道员潘其钤在其家乡附近选定茶园，每年专门为他特供的，价格很低，但品质难得：“敝处年例购呈母亲上白燕窝、碧螺春新茶等项。燕窝系托香港商户由暹罗觅购者，内地无此好货；碧螺春系潘道其钤家中附近山产，每年为我选定，价廉品精。兹各寄上十斤，望转呈慈亲收用。”[25]
这种生活水平，放到今天也罕有人能及。
和曾国藩凡事谨慎低调，处处强调撙节不同，李鸿章则对这类生活“小节”从不以为意。曾国藩嫁女，规定陪嫁不得超过二百两白银。而李鸿章孙女出嫁，他一送就是一千两：“二孙女喜期闻在冬间，拟给奁资一千两，将由义胜源汇交张媳代存。”[26]
李氏家族的生活花费很大，另一个原因是家族有事，总是习惯大操大办。
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李鸿章五十岁生日，躬逢其盛的赵烈文在日记中描述其总督衙门内“烛爆如山，黼绣成队”，宾主仆从“无虑千人，人气如烟云，声如闷雷，目为之炫，耳为之震”，参与其事的有上千人，以至赵烈文不禁叹息：“噫！繁盛至此极矣。”[27]
李鸿章母亲八十大寿的时候，他在京津两地同时给老母亲操办寿席：“此间哄动一时，京外送礼称祝者络绎于道，因设寿堂于两江会馆。初二留面、初三设烧烤全席，共二百余桌。津署亦设堂开筵，令方儿代为谢客，共花费四千金。而人情过重，除珍异之物璧却外，寿屏五十架、联二十余幛、三百余轴，如意仅收百枝，计所费亦不赀矣。”[28]
也就是说，他在北京两江会馆和天津北洋公署两处设宴，席面是“烧烤全席”，摆了两百桌，花掉四千两白银。收的礼品当中，仅如意就有一百柄。当时高官大吏中，能做到这样地步的并不多见。
不光是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如此，比如这封信中显示的信息：“惟丧具称家有无，汝婶及榘（李昭庆次子）等既非素封，汝亦虚有其表，不必效三婶、五叔之丧，花至巨万，炫耀乡邻。”[29]可见李氏族中办事，大抵都习惯于铺张喧闹、炫耀乡邻，作风与其师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曾氏家族完全不同。
那么，李鸿章上千万的巨额财产，来源是何处呢？
应该有两种渠道：一种是传统渠道，也就是官场上的各种“陋规”，以及战争中的劫掠；二是新兴渠道，即从洋务运动经营中获利。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渠道。
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事业心极强，对清王朝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和曾国藩不同的是，李鸿章对“节操”二字，并不那么重视。虽然出身翰林，但是李鸿章身上有着著名的“痞子气”。他为人机变圆熟，敏捷灵活，对老师的“儒缓”“迂拙”一直不以为然，一生急于事功，拼命做官，处事首先论利害，再论是非。在朝廷上、国际间，都以善于捭阖闻名。
曾国藩建立湘军选择人才时，首重道德品质，“选士人领山农”[30]，以忠诚相尚。李鸿章则在初建淮军时，就强调“利益”的重要性，人以利聚，鸟为食来，他认为“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31]，所以在淮军建立之初，李鸿章就公然以子女玉帛诱集将弁，用人时广收杂揽。淮军军纪一开始就不好，“自始至终，俱在贪图利禄，以骚扰民间为能事”。[32]军饷之多少，对淮军将士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战争中通过劫掠所收获的，远远过之。柴萼记载：“（淮军）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仅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出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33]
风纪如此，当然会受到社会的抨击。对于指责，李鸿章总是勇于替部下挡箭，并说“乡井子弟为国家捐躯杀贼保疆土”，于国有功，因此“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34]。
在李鸿章的姑息纵容下，淮军将领多发了大财，李鸿章本人亦成为表率：“庐州府属合肥、庐江、舒城等县，军功地主每县多者近千，少者也有数十人。仅舒城一县就有军功地主300人以上。……李鸿章及其淮系头目，发战争之财，获取大量收入，并以购买土地传之子孙视为稳固的投资方法，于是合肥土地率为大地主所垄断，阡陌相接，绵延数十里者的大地主也不少。”[35]
因此，李氏家族的“第一桶金”，应该是来自战争。
李鸿章更多的财富积累完成于息兵之后漫长的督抚生涯之中。在晚清督抚中，李鸿章并非丝毫不讲操守之人。他也曾激烈抨击吏治腐败，对官僚只顾搜括，不顾民生痛恨不已，“官府内外，竭蹶供支之不遑，何暇计及民生之休戚。……纪纲日隳，踵此而行，乱机将兆”[36]。他在督抚任上也曾大力整顿吏治，参革劣员。特别是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所存之“淮军钱银所”现银八百多万两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因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之评。[37]
然而，这仅是李鸿章居官作风之一面，他还有着另一面。
李鸿章为人喜欢排场，讲究气派，对官风官纪之细枝末节一向不那么重视：“对下级官员的逢迎，李鸿章也会安之若素。根据清朝规定，凡邻省督抚及钦差大员过境，在离城一二里地面以内的，准地方官前往送迎，不得过二里之外。……但直隶司道大员率同在省各员每逢大员过境，皆远出二十五至四十里处迎接，以致现任州县纷纷效尤，无不越境迎送，在邻封地面驻候。……但李鸿章从不拒绝，坦然受之。”[38]
以权谋私、利益交换、安插私人等官场上常见的勾当，李鸿章信手拈来，一生没少做。“李鸿章也曾多设机构，安插闲人。光绪十五年，李鸿章以直隶升科地亩为名，于省城及各州县创设清赋总局分局，其实此为藩司应办之事，多此机构，如御史所奏，‘无非位置闲员’‘不独糜费，且恐需索贻害’，次年被撤销。”[39]
在李鸿章的头脑中，一定限度内的“陋规”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在出访欧洲的时候，他闹出了这样一个笑话：“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40]
也就是说，他访问欧洲的时候，最喜欢问人家挣多少钱。随员提醒他，老外很忌讳这个，他也不理。有一次，他参观英国一个大型企业，问企业主，你管这么大一摊事，一年收入多少？厂长说，只有一份薪水而已。李鸿章不急不忙地抬起手，指着厂长的钻戒说，那这么贵重的东西是怎么来的？显然，他认为这是“陋规”所得。
由此判断，李鸿章按官场惯例，收受下属“陋规”，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贪名由来有自。清代督抚年均“陋规”收入十八万两，李鸿章封疆数十年，收入数百万两不出意外。
李鸿章巨额财富的另一个来源是从洋务运动官办企业中获利。这是晚清部分官员有别于传统收入来源的一个财富新源头。
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创办洋炮局，这是他办洋务之始。此后，洋务规模日益扩大，陆续创建或者扩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同治十一年底，他创建了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又陆续创办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这些企业建立之初，一般都是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办国有企业，类同封建衙门，效率低下，漏洞百出，成本核算不严，损失无人负责，所以贪墨者有大量漏洞可钻。“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橐者尤多”，结果是“制成一物，价比外洋昂率过半”[41]。李鸿章所用之员，很多也名誉不佳。比如他最倚任的洋务人才盛宣怀就经常被人诟病。盛氏在购买旗昌公司时，被王先谦、刘坤一参劾受贿，李鸿章对盛宣怀多方保护才使其过关。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尽靠山的义务，是因为这些人从经济上会对他进行回报。光绪三年，盛宣怀在购买旗昌公司时，发现旗昌在账外还有房产三十间、洋房十七所，约值五十万两。盛宣怀即密函李鸿章，建议由几个靠得住的内部人另立一公司，收买下来，估计每年可得8%的收益。他问李鸿章“师欲附股若干，乞密示”，由其操办。[42]李鸿章是否同意，在档案中未见记载。不过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处都有不少的股份，并无疑问。再看下《近代名人小传》中的记载：“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及殁，家资踰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所谓“虚股”，即今日所说的“干股”。随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实业”的扩张和壮大，其获益自然相当可观。
李鸿章出身并不显贵。他出生之际，李家尚属庶民小地主水平，李鸿章曾经在家书中说，祖父每到过年时就会被债主围困，时间长了，甚至为亲友所厌：“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几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惟有支吾以对。支吾终非久长之计，即向亲友商借。借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43]李鸿章十五岁时，父亲李文安才中进士。但是李文安以普通京官终，仕宦所得十分有限。李家后来成为合肥首富，李鸿章的贡献当然是第一位的。
李鸿章做官第一目的当然不是要发财，但是他为官不以操守为重，而且又掌握大量社会经济资源，自然导致大量财富沿着权力管道汇入其门。这在晚清参与洋务运动的督抚中，应该具有一定典型性。
[1]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憔原译，张叔方补译，杨坚、钟叔河校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71页。
[2]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110页。
[3]见宋路霞：《细说李鸿章家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100—101页。
[4]见上书，第101页。
[5]见上书，第98—99页。
[6]见上书，第99页。
[7]见上书，第104—105页。
[8]见宋路霞：《细说李鸿章家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104页。
[9]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转引自陈恩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59页。
[10]许知为：《李鸿章家族在芜湖的经商活动》，载《工商史迹》，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35页。
[11]见赵焰：《野狐禅》，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第203页。
[12]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07页。
[13]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59页。
[14]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2页。
[15]见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59页。
[16]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92页。
[17]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109页。
[18]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一册），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丙午，廖承良标点整理，岳麓书社，2013，第344页。
[19]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二册），同治二年五月初九日甲寅，廖承良标点整理，岳麓书社，2013，第657页。
[20]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7页。
[21]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84页。
[22]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02页。
[23]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47页。
[24]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3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63页。
[25]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3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332页。
[26]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3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36页。
[27]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三册），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己丑，廖承良标点整理，岳麓书社，2013，第1471页。
[28]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3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42页。
[29]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七》（35），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28页。
[30]王定安：《湘军记》卷二十《水陆营制篇》，朱纯校点，岳麓书社，1983，第337页。
[31]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3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32页。
[32]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第223页。
[33]柴小梵：《梵天庐丛录》（第一册），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237页。
[34]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李文忠滥用乡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8页。
[35]陈恩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59页。
[36]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二》（30），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442页。
[37]见《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光绪三十年甲辰。
[38]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58页。
[39]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59页。
[40]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110页。
[4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557页。
[42]见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59页。
[43]李鸿章：《李鸿章家书》，翁飞、董丛林编注，黄山书社，1996，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