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帝國範圍內掀起這樣疾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一個村主任式的設想：“若民從朕命，著實為之，不一年之間，貪官汙吏，盡化為賢矣。為何？以其良民自辯是非，奸邪難以橫作，由是逼成有司以為美官。”[1]“嗚呼，所在城市鄉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舉此行，即歲天下太平矣。”[2]
這當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邏輯。依靠社會底層來監督官員，這樣的思路無疑是正確的，但問題是，朱元璋沒有認真考慮把這種監督機製化、常態化，而希望僅僅用一次群眾運動來解決所有問題。
“激進主義”在中國這個“中庸”大國裏有著十分深厚的土壤。“激進主義”是一種“幼稚病”。就像熱戀中的青年男女相信隻要有愛情，兩個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協調都會不成問題一樣，政治上的“激進主義”
者也相信，道德**可以擊敗一切不義。隻要在政治操作中傾力貫注、絕對恪守道德原則，實際政治中的任何困難都不難克服。看事過易、意氣用事、態度偏激、思想狂熱、喜愛暴力是它的特點。它拖累著中國政治一直不能脫離中古式“倫理政治”範疇而進化成“世俗理性政治”。越到晚年，朱元璋政治思維中“激進主義”的狂想就越來越成了主旋律。性格中天生的“狂暴”、鄉村視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義”傾向，與“權力萬能”的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國曆史上首次出現的現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來在最底層的草根階層裏放了一把火，異想天開地希望用局部的“無政府主義”這把烈火，來徹底燒毀官僚主義的土壤。
詔書發布下去了，天下卻沒有出現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響應”的局麵。畢竟，自有國家以來，中國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員腳下。麵對皇帝的“造反”號召，他們一時不知所措。雖然皇帝一再發布“嗚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視縱容奸惡患民”[3]的殷切呼喚，他們還是將信將疑，愣在當地不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