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知縣，縣裏的其他官吏也都有自己的“常例”。比如縣丞主簿是“夏絹銀八十兩。夏樣絹四匹。農桑樣絹二匹。農桑絹銀五兩。秋糧長銀一十兩。……”[1]收入大體是縣令的五分之二左右。典史也有“出外裏長供給並店錢人情紗絹書帕”[2]等項。
除了官員，縣政府裏還有一種角色，叫“書吏”。傳統時代，中央政府設有六部，地方各級政府也對應設有“六房”。大體而言，縣裏的六房相當於今天各地縣政府下屬的“局”或者“科”。“書吏”也就是縣政府的普通辦公人員。除此之外，還有一類人就是大家熟悉的“衙役”。就連他們也都各有各的“常例”收入，而且收入還不低。這是因為科舉時代，進士和舉人們並無任何專業知識，很多公事都交給書吏和衙役去處理。這些人是縣級政府的具體辦事人員，也是專製權力的終端，他們每天都與百姓打交道。知縣沒幹幾年就要調走，但是他們卻長期在本地工作，更加了解地方民情。剛到任的官員不得不高度依靠這些人，於是他們在處理具體事務時就可以“輕重高下，悉出其手”[3]，得以營私的手段很多。
大明王朝後期的腐敗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腐敗侵蝕到社會機體的每一個細胞之上。上至皇帝為了自己的私庫加收礦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過把持官府家資上萬。居官如同貿易，讀書隻為敲門。辦一件事需要多少賄賂，有公開的明碼標價，“權門之利害如響，富室之賄賂通神，鈍口奪於佞詞，人命輕於酷吏”（《明世宗實錄》卷一五三）。
社會的精神支柱已經垮塌，禮崩樂壞，物欲橫流，人們在末世氣息中肆無忌憚地放縱自己的欲望。
在早年讀書的時候，海瑞就多次在作文中歎息：“紛紛世態，其不當予心有日矣！”[4]他感歎這個世界，實在是太不稱他的心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