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沈從文的婚姻，眾所周知的是他終生就結過一次婚，妻子是張兆和，然而在他的婚前，卻發生過一些粉色的趣事。
鬱達夫通過一封公開信強烈刺激了沈從文，促使他發憤進行文學創作，其中就包括一些早期帶點兒顏色的小說，當然不是露骨的細節描寫，隻是通過一些象征手法來表達情色的趣味，比較著名的有《舊夢》《皇軍日記》《長夏》《第一次做男人的那個人》，這些都是表現青年男子的各種性經曆，均寫在他的婚前。若你覺得早年的沈從文或許曾閱人無數，那未免有些武斷，相比理論與實踐結合得非常好的鬱達夫，沈從文寫這些東西主要依靠自己的想象力。若非要尋找寫作原型的話，或許隻能從他的初戀中尋找。
沈從文曾為回憶那一段初戀，寫過一段話：
假若命運不給我一些折磨，允許我那麽把歲月送走。我想象這時節我應當在那地方做一個小紳士，我的太太一定是個略有財產商人的女兒，我一定做了兩任知事，還一定做了四個以上孩子的父親，而且必然還學會了吸鴉片煙。[30]
他為什麽這樣說？假設當時沒有離開湘西，他就會成為這樣一個人，因為他的初戀就在湘西的芷江。
沈從文是鳳凰人，祖輩倒是頗有些名望，但之後祖上就沒落了。16歲的沈從文被迫出門謀生，去哪兒呢？他本人並沒有接受過係統的教育，幸好當時他有一個舅舅在芷江警察局當局長，於是就投到了舅舅門下，做了一個辦事員，後又轉到稅務局做收稅員。那時的芷江雖然是一個縣城，但出了不少名門望族，比如三代將門之後的熊希齡。當時，熊希齡的弟弟比較了解沈從文，知道其家世淵源，人也聰明，就想把女兒嫁給他。這似乎成了一種潮流，同時在芷江，還有一些世家大族也想招贅沈從文，大家對這個肯上進、質樸的年輕人非常看好。
假如沈從文就這麽去相親，無論迎娶了以上高門女子中的哪一位，其後半生必定如他日後所寫的那樣，做了太平紳士，一輩子富貴平安。然而曆史不容假設，沈從文拒絕了所有的婚事介紹，他邂逅了一位馬姓女子。
那這位馬女士是誰呢？通過後世研究沈從文的文獻資料來看，芷江當地有一個團防局，類似民間的武裝組織，有一個職員叫馬澤淮，本也是破落戶子弟，人很聰明，也很英俊，與沈從文非常要好。馬澤淮有一個姐姐，叫馬澤蕙，是個“臉兒白白的身材高的女孩”，給沈從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因為認識了馬澤蕙，沈從文才鐵了心拒絕了很多人對他的婚約。
為了向馬澤蕙表達愛慕之意，沈從文“無日無夜作舊詩”，以為“這些詩必成為不朽作品”，請馬澤淮帶給姐姐看。沈從文那會兒年紀尚小，這種感情其實更多的帶有一種朦朧與青澀，是標準的初戀感覺。然而馬澤蕙並沒有立即答應他，雖然馬澤淮總說“他姐姐最歡喜看我的詩”。
此時，沈從文的母親賣了鳳凰的房子，來到沅州與兒子同住。售房款三千元，由沈從文保管。馬澤淮建議他拿這些錢去放貸，並任經紀，“今天向我把錢借去，明天即刻還我，後天再借去，大後天又還給我”。操作特別頻繁，結果是最後短了一筆一千銀元（相當於現在的二三十萬元人民幣）的巨款，馬澤淮也不再為他傳遞情詩。沈從文明白了，“我這鄉下人吃了虧”。同時“為那一筆巨大數目十分著駭，每天不拘作什麽事都無心情。每天想辦法處置，卻想不出比逃走更好的辦法”。於是，他離開沅州，去了北京。[31]
關於馬澤蕙的下落，據說在沈從文離開後被土匪劫上山做了壓寨夫人，後來又被一位黔軍的團長贖回，與之成親，那位團長後來因為一些事被槍斃，萬念俱灰的馬澤蕙隻好到教堂做了修女。所以，這段還算記憶深刻的初戀，對沈從文創作那一類的小說而言，還是有所幫助的。
後來沈從文到了北京，又短暫地去過上海，其間，他對女作家丁玲也表現過一陣兒好感。大約是在1928年，沈從文、丁玲和其男友胡也頻齊聚上海，辦一份雜誌。三個人住在同一個地方，以致引出一段軼聞：一家小報用一種曖昧的筆法講述了這段過往，說丁玲在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出版受到好評後，胡也頻從北京南下，接著沈從文也來了，三人在法租界的僻靜地同居。這下引起了軒然大波，三角戀受到了全國的詆毀。萬幸的是，三人都有一顆大心髒，並不以為慮，或許有時候有過矛盾和嫉妒，但總的來說，他們的這段生活是繁忙而愉快的。
後來，有人證實，“兩男一女的同居”不過是一種誇張的傳言罷了。在19世紀80年代，沈從文自己也講過：“他們可以三人共眠一床，而不感到男女有別。他們可以共飲一碗豆汁，嚼上幾套燒餅、果子，而打發了一頓餐食。有了錢，你的就是我的，全然不分彼此；沒有錢，躲在屋中聊閑天，擺布了歲月；興致來時，逛北海，遊遊中山公園，三人同趨同步，形影不離。”[32]
如此來看的話，三人能同遊北海、中山公園，能同吃一桌飯，同睡一張床，這種關係可以說非常好。如果從友誼的角度來理解，一對戀人，加上一個閨蜜，或者加上一個男閨蜜，其實是一個非常穩定而愉快的搭配。在純真的年輕人眼裏，這裏麵絕對不會存在什麽“三角戀”。而且到上海之後，丁玲的母親、沈從文的母親和九妹也先後來到他們同居的地方，丁玲、胡也頻與沈母住在二樓，沈從文自己住在一樓，當時去拜訪他們的人都知道這件事。如此，則說他們在上海法租界“三個人大被同眠”，才是真正的詆毀。
當然，丁玲個人的生活習慣的確比較開放，她的確與胡也頻之外的第三個人發生過三角戀關係，不過那個人是另外一個文學批評家馮雪峰，絕非沈從文。
經曆了上海的這段風波後，沈從文又回到北京。1929年8月，他到中國公學當老師，開始追求他的學生張兆和，這一追差不多就近四年，他們於1933年9月9日結婚。曾經有一位文學批評家劉洪濤通過分析沈從文的小說作品，深入到他的情感生活，其中的某些觀點頗有見地。在這裏，我扼要地闡述一下。
在婚前，沈從文寫過一篇《龍朱》，這也是他一生中的佳作，表達了自己對愛情的渴望，卻又無從戀愛的困惑，側重展示男子的高貴風逸。
而後，為了追求張兆和，沈從文又寫過一部故事集《月下小景》。當時寫這部故事集，主要是為了張兆和的弟弟張曉武。張曉武從小喜歡聽別人講故事，所以沈從文就跟未來的小舅子講，“我給你從佛經裏麵選取一些故事，寫下來，講給你聽”，張曉武非常滿意。所以沈從文這麽做表麵看是為了張曉武，其實也可以理解為取悅張兆和。拋開寫作的功利性，平心而論，《月下小景》這部故事集，的確是非常優秀的作品。沈從文後來回憶：“《月下小景》寫得不壞，用字很得體，發展也好，鋪敘也好，尤其是對話，顯得人那麽的聰明，而且這是我20多歲時候寫的。”
當然，沈從文自己說得很隱晦，其實隻要仔細體味一下《月下小景》，就會發現收獲愛情的喜悅躍然紙上。沈從文一度對比分析過自己的這兩部作品，他說：“《月下小景》的寫成，像《龍朱》一樣，全因為有了你（張兆和）；寫《龍朱》，是因為要愛一個人，卻無機會去愛。《龍朱》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愛人，寫《月下小景》時，你卻在我身邊了，前一篇男子聰明點，後一篇女子聰明點，我有了你，我相信這一生還會寫得出許多更好的文章。有了愛，有了幸福，分給別人些愛與幸福，便自然而然會寫得出好文章。對於這些文章，我不覺得驕傲，因為等於全是你的。沒有你，也就沒有這些文章了。”
好一番情深義重！
這種情話一說出，現場的感染力可見一斑，尤其對於聽到這些情話的女主角張兆和來說，感動是無以言表的。不過，我們還是要清楚，這段話的本質還是帶有雞湯性質的，“自己有了愛，有了幸福，通過寫文章的方式，把自己的愛與幸福分享出去，讓更多的讀者也能感受到愛與幸福”，這番話過於矯情，相信沈從文自己也不會相信這種鬼話。
本來，戀愛中說的很多話，有的時候是很扯淡的，為什麽呢？以沈從文為例，在婚後他很快就寫出了《邊城》，《邊城》就不是在描寫愛與幸福，描寫的是愛不可得，以及幸福下麵隱藏的那些暗流。跟一個新婚宴爾、覺得自己感情生活美滿幸福的人來說，《邊城》絕對不是一個好的寫照。
那麽沈從文寫《邊城》是基於一種什麽情感呢？按道理，作家寫出來的作品，必須與自己的生活不太一樣，這才是一個小說家應有的品質，否則就太過機械了。考慮到沈從文之前的兩部作品，都是有感而發，可見他的生活與創作有種密不可分的關係，假如他為生活感到高興，他寫的東西就高興；生活圓滿，寫的作品就比較圓滿。
所以，後世對沈從文的《邊城》出版後提出猜測：這部書是對風暴的預言，也就是對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而言，會掀起波濤的一種預言。
之前講述林徽因家的客廳，其中提到過一段沈從文因為婚外戀的關係，特意找林徽因傾訴。因此，這件事不太可能是空穴來風。所以，曾有人評價《邊城》“是在婚姻生活裏麵，自己某種受壓抑的夢”。我們要知道，當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在民國的知識界、文化界還是很流行的，大家都相信人類文明的一切，個人生活的一切，都與原始的動力——性有關。盡管精神分析學作為一門科學發展到今天，很多內容已被拋棄，但在當時的文藝界，大家還是很相信弗洛伊德的學說，甚至會不由自主地把那套學說套用到自己的生活裏。
由此可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不僅僅與心理或者醫學有關，還進入了文學、藝術領域，成為文學藝術批評的一個重要的理論來源，包括作家本人，也會受到這種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沈從文之所以要寫《邊城》，說因為某種受壓抑的東西堵在心中，而家庭生活又不能完全綜合它、消耗它，“我需要一點傳奇，一種出於不朽的，一點出於不巧的痛苦經驗，一份從我過去負責，所必然發生的悲劇，換言之，完美的愛情生活，並不能調整我的生命，還要有一種溫柔的筆調來寫愛情。寫那種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與我過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渴望使生命得到平衡，這是一個膽小而知足，且善於逃避現實的人最大的成就，將熱情注入故事中，使人得到滿足，而自己得到安全，並從一種友誼的回升中，證實生命的意義。”
話說得非常漂亮。這隻是自己的一段奇想，為了逃避平庸的、乏味的生活，而做的一種文學上的掙紮。可是事實上，沈從文確實在這段時間有他的婚外戀，而且持續了很久。至於這裏麵的詳情究竟如何，我在這裏就不贅述了，我更願意多講述一些他與張兆和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