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初，蕭軍與蕭紅在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正式分手。根據蕭軍的描述，蕭紅是微笑著跟他提出分手的，蕭軍表示同意，並沒有過多渲染他們的初識，以及在哈爾濱旅館度過的艱難歲月。
當然，根據給蕭紅寫傳記的作者，也是她生命晚期的好朋友駱賓基的說法，當時在哈爾濱那個旅館裏，也就舒群和蕭軍去看過她，當初可能並沒有像蕭軍描述的那麽具有文學性。因為駱賓基聽蕭紅聊過很多事、很多人，但最終蕭紅並沒有非常甜蜜、快樂或是濃重地講起她與蕭軍的第一次相見。
兩人分手之後，蕭紅很快明確了與端木蕻良的戀愛關係。端木蕻良也來自東北，他的出身和蕭紅有點兒像，也是地主家庭，但有些沒落了。端木中學、大學讀的都是名校，這一點跟蕭紅完全不同，他南開中學畢業，在清華大學念書，晚年研究紅學，寫《曹雪芹傳》，雖然早中年是一位文學家，但晚年更像一個學者。《蕭紅小傳》的作者駱賓基也是這樣的人，青年時期從事文學，晚年研究經文和古文，這也是從作家向學者的一個過渡。在這方麵，端木跟蕭軍是不一樣的。
同年5月，蕭紅與端木在漢口舉辦婚禮。8月上旬，因武漢形勢危急，日軍打過來了，端木獨自離開武漢前往重慶。9月中旬，蕭紅與另外一位女士結伴也去了重慶，在走到宜昌時同行的女伴吐血，蕭紅手足無措，幸虧當時船上有位《武漢日報》的編輯，幫忙把同伴送到了醫院。兩天後，蕭紅一個人到達重慶。而在兩個月後，她在重慶江津白沙鎮的一家婦產醫院產下一名男嬰，這就是蕭軍的骨血。但是不幸的是，這個男嬰在三天後就去世了。
1939年12月中旬，因為害怕重慶也會淪陷，端木蕻良和她一起去了香港。去香港，更多的是端木的主意，因為他在香港有個朋友，與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明關係很好，在香港當地算是位富商，端木當時想去投奔這個朋友。但當時在重慶的一些朋友不建議他們去香港，但又沒集體挽留，事後蕭紅也比較後悔，說不該去香港。
初到香港的時候，蕭紅過得還算愉快，深受當地文化界的歡迎，因為抗戰避難到香港的內地文化名人也不少，有夏衍、範長江，以及著名國際友人史沫特萊等人。在香港，蕭紅的居住環境很差，1941年3月史沫特萊看望他們夫婦，發現後便邀請他們到自己的別墅住了一個多月。
到了秋天，蕭紅因病再次住進瑪麗醫院，當時一個是咳嗽加劇，一個是痔瘡。之前的7月住過一次，11月再次住院，因不滿醫生護士的冷遇，便急於出院。這段時間，端木並沒有時常照顧他，這是駱賓基的說法。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對英美宣戰，同時進攻香港九龍。駱賓基這時候就想離開香港，向端木、蕭紅辭行，但端木挽留他，請他幫忙照顧蕭紅，而蕭紅也不讓他走，駱賓基就留下來照顧蕭紅。在他照顧的那段時間裏，端木來的次數很少，直到1942年1月22日蕭紅逝世。所以，端木在駱賓基給蕭紅寫的傳記裏有一個非常不好的形象。
駱賓基認識蕭紅的時間很晚，但他對蕭紅有一種很複雜的情感，既有仰慕，也有憐愛，既可以說是被她的才華所感染，也可以說是被她的性情所征服。總之，他對蕭紅有一種真摯的情感。
駱賓基的《蕭紅小傳》在1949年出版後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重印，有人批評他過於細致地描述情感和生活的細節，而忽略了對蕭紅其人、其文的評價。其實，這種批評完全是片麵的，為什麽？作為蕭紅身邊的友人，駱賓基與她經曆了最困難的時刻，其中也有快樂的時光，他把這些記錄下來，同樣是很寶貴的資料。
就像蕭紅回憶魯迅，她從沒說魯迅是什麽文藝棋手、中國人的脊梁之類的話，因為這樣的文章自然會有人寫。蕭紅因為跟魯迅經常在一起聊天，所以她筆下記錄的更多是魯迅的日常生活、性格怪僻，以及他不為人知的溫和一麵，這些同樣非常寶貴，甚至是更珍貴的一種記敘。所以，用一種所謂道德高地的方式對駱賓基的《蕭紅小傳》進行批判，我認為是失之偏頗的。
當然，作為一個局外人，駱賓基既不是蕭紅的丈夫，也不是蕭紅的情人，他隻是她的兄弟、朋友，他記錄這位傳主的情感生活，固然跟蕭紅聊過很多次，但我們知道談話也充滿了陷阱，事實是無法通過談話全部獲得的。比如，蕭軍固然有很多對蕭紅實實在在的傷害，家庭暴力，頻繁外遇，但你不能說蕭紅與蕭軍間沒有感情，頂多隻能算是一段孽緣，畢竟兩人相處六年，算是蕭紅一生中最重要的時間。
一味地認為蕭軍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和錯誤，而蕭紅完美無缺，也未必真實，所以，讀駱賓基的《蕭紅小傳》時，我們固然要感謝他記錄的那些無人知曉的珍貴細節，但同時也要警惕因情感、見聞的問題，無法寫出真正史實。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蕭紅小傳》裏的一些記載。
在上海的時候，蕭紅、蕭軍與黃源、許粵華夫妻是朋友。當時，蕭軍與許粵華的關係也比較曖昧。按駱賓基的回憶錄講，這次蕭軍沒有得逞。當然，介紹這些並不隻是為了證明蕭軍又多了一次外遇，而是說駱賓基作為一個旁觀者和記錄者，作為蕭紅的朋友和愛慕者，隻有更多地了解他的寫作背景，大家才能更好地理解這些文字。
駱賓基說，有一次蕭紅獨自到黃源家裏，到了後才發現蕭軍和黃源、許粵華夫婦正在寢室裏聊天。然而她一走過去，他們的談話就停止了。“蕭紅當時並不驚疑，這在婦女的生活上已經習慣了的。”這些話都是《蕭紅小傳》裏的原話，應該是駱賓基聽蕭紅講的。然後繼續根據他的記錄，蕭紅就對許粵華說：“這時候到公園去走走多好啊。”當時的情況是，許粵華躺在**，而且窗子是開著的，蕭紅說了這句之後又說了一句：“你這樣不冷嗎？”可能是春天的白晝，蕭紅還想把大衣給她披上，就在這時候黃源說話了：“請你不要管。”
其實，這段話的文學性很強，作為蕭軍的夫人，蕭紅來體恤黃源的夫人，擔心她著涼，而自己的妻子又可能與朋友有曖昧關係，黃源的這句“請你不要管”自然就多了幾分玩味。
駱賓基是這樣評論這幾句對話的：
這就是以男人為社會中心的封建曆史在作祟，我們誰不是和太太們的友誼建立在做丈夫的朋友身上？誰不是應當和朋友決裂，不是連同太太作為一體，而摒棄了？而且友誼間擁抱的時候，不管是怎樣厭惡他的友人的太太，同樣閃著微笑。友誼決裂的時候又是不管他太太有著怎樣潔白而光貴的心靈，同樣被摒棄。在這裏夫妻是被社會看作一體的，然而，妻的這一麵總是屬於附屬的一部分。[51]
像這樣的觀感、感觸，是駱賓基當時感受到的，還是通過與蕭紅交流得來的？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駱賓基還講了一個故事：蕭紅有一天在街頭閑逛，看到一個猶太畫家開辦的美術學校，就去看了一眼。當時她並沒有決定去學美術，回到家後幹完活，當晚躺在**思考準備學畫的事，其間正好聽到蕭軍和黃源、許粵華夫婦以及一個S主人的談話。蕭軍在客廳裏說了一句：“她的散文有什麽好的？”然後他的朋友補充了一句：“結構也不結實。”這個輕鄙的口氣在蕭紅看來自然是蕭軍和朋友聯合起來對她的挑釁。
生氣的蕭紅突然出現在他們麵前，使他們餐後的閑談停頓了：“啊，你沒有睡著？”蕭紅平靜地說沒有，但“眼睛是冷峻的”，顯然是駱賓基在《蕭紅小傳》裏的自由發揮，因為他當時並沒在現場，眼睛冷峻、語氣和婉這類詞，聽蕭紅原話講出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我們要時刻注意，不要墮入文字和語言的陷阱。
“蕭紅就想到，每天我像家庭主婦一樣操勞，而你卻到了吃飯的時候跟朋友坐一坐，有時還悠然地喝兩杯酒，不僅如此，在背後還跟朋友一起鄙薄我，這樣的人生真是一個笑話。”毫無疑問，這一段應該是蕭紅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告訴駱賓基的。但絕不可能在上海，因為他們的第一次相識是在武漢。
這段話不管出自蕭紅的口述，還是駱賓基從邏輯、情感上為蕭紅而設想出來的心靈語言，在邏輯上還是很真實的，不需要什麽現代化的女權主義來影響。
“在深夜，當他們各自在寢室裏安睡的時候，蕭紅悄悄走下床，她發現提箱裏隻有12塊法幣，她給蕭軍留下一半，自己拿走6塊，隨後準備好所帶的衣物，在黎明時分她悄然地出走。”
蕭紅出走後去了美術學校，但很快蕭軍就找到了她。學校的負責人講，既然你老公不同意你學畫，我們也不能接受你作為學生，所以她又回到了家裏。蕭紅被蕭軍帶回家後，駱賓基對他們之間在那一刻的複雜而微妙的關係描述得很好：
蕭紅像俘虜一樣被帶回來，猛烈的暴風雨暫時是過去了，但陽光並沒有閃現，這次二蕭間的諧和隻是形式上的，而兩人所擁抱在一起的思想意識卻由於蕭紅思想的獨特發展而分裂開來，實際上這獨特發展的蕭紅思想仍然是社會以男人為中心的封建力量所促成的，自然這裏麵也混合著對於蕭軍偶爾的強暴的仇視，仇視他愛的不真，然而最初這是次要的，附屬於男人為中心的社會力量的仇視力。作為思想上占有的蕭軍，雖然和蕭紅一樣麵對大氣所指的同一個方向，然而在這反抗封建的性質上，她隻是私告他，封建力量對婦女運動的壓力，而沒有直接感覺到她。同時他也沒有發現他自己就具有這一種損傷人的威力。
駱賓基對把蕭軍、蕭紅以及那個時代的男女關係描述得十分精準，在他們夫妻攜手對抗社會的過程中，相互之間就存在著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所以他的總結我也是讚同的，他說：“在這裏就有著思想分裂的空隙，而這空隙是感情所不能彌補的。”
蕭紅自己總結人生時講過：“我總是一個人走路，以前在東北，後到了上海，而後去日本，又從日本回來，現在到重慶，都是我自己一個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個人走。”
駱賓基曾直白地問過蕭紅：“你到重慶之後，有沒有想過離開端木，換一種生活方式？”蕭紅說：“想試試，可是我周圍沒有一個真摯的朋友，因為我是女人，男人與男人之間是不是有一種友愛呢？”駱賓基說：“有是有的，不過也很少，不是古人也講過嘛，人生難逢一知己，不論男女，這也許就是這個社會的冷酷性，為什麽必定要有男人的友愛？”
顯然，作為迷弟的駱賓基沒有理解蕭紅的意思，所以蕭紅給他進一步解釋：“因為社會關係都在男人身上，今天在任何地方，都有封建這個壞力量存在。”
駱賓基也是一個富裕家庭出身的人，但他的生活非常平淡，所以很難理解蕭紅從中學時期就十分叛逆的性格，因此他與蕭紅的聊天在很長一段時間不得要領。
到香港之後，對英美宣戰的日軍開始攻打九龍，駱賓基就想離開香港，而這時蕭紅還在醫院裏，他臨走前與蕭紅有一段道別的對話。
駱賓基說：“今天跟你來道別的，我要走了。”
蕭紅就問：“英國兵都在碼頭上戒嚴，你為什麽要冒險離開？”
駱賓基說：“我要偷渡。”
接下來進入正題。蕭紅說：“那你就不管你的朋友了嗎？”
駱賓基說：“還有什麽？我已經幫你安排好了。”意思是安排蕭紅住院，由醫生護士照顧她。
同時，駱賓基也把蕭紅的稿子拿到手上，就是蕭紅的名著《呼蘭河傳》，至少第一版的版稅就是駱賓基得到的。當然，這也很正常，畢竟駱賓基是她的編輯，幫她出版成書，版稅隻能先放在他手裏。
蕭紅就問：“你朋友的生命要緊，還是你的稿子要緊？”
“我的朋友和我一樣，可是我的稿子比我的生命還要緊。”
麵對耍無賴的小朋友，蕭紅隻好說：“那你就去吧。”
駱賓基發現蕭紅埋過臉去，終於沉默安定了下來。
蕭紅說：“麵對現在的災難，我需要的是友情的慷慨，你不要以為我會在這時候死去，我會好起來，會有自信。你的眼光表明你就是把我當一個要死的人來看的，平時也把我當作別的那樣的人來看，這是我從第一次見到你時就感覺到的，你是不是也曾把我當作一個私生活很浪漫的作家來看？你是不是在沒有和我見麵前就站在蕭軍一方？我知道，和蕭軍離開是一個問題的結束，和端木又是另一個問題的開始。你不清楚真相，為什麽就先入為主，以為他們是對的，我是錯的？做人是不是不應該這樣對人粗莽？”
這段話也非常重要，是借蕭紅之口對她與蕭軍、端木蕻良的關係做了一個總結，但這話是不是蕭紅講的，她平時有沒有透露過這樣的意思，就不得而知了。
接下來，蕭紅說：“我早就該跟端木分開了，可那時候我還不想回家（哈爾濱），現在我想在父親麵前投降了，因為我的身體不行了，想不到我會有今天。端木是準備和他的朋友一起離開香港，他從今天起就不會來了，已經和我說了告別的話，我不是說得很清楚了嗎？我要回家。你的責任是送我到上海。你不是說要回青島嗎？那你把我送到許廣平那裏，就算是給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會忘記。有一天，我還會健健康康地出來，我還有《呼蘭河傳》的第二部要寫。至於端木，每個人有個人的打算，誰知道這樣的人在世界上要追求什麽。我們不能共患難，為什麽還要向別人訴苦？有苦你就自己用手遮起來，一個人生活不能太可憐。”
蕭紅話說到這份上了，駱賓基還是問出了一句幼稚的話：“我不理解，怎麽和這樣的人能在一起共同生活三四年？這不太痛苦了嗎？”
蕭紅估計也是無奈，就跟他講：“筋骨若是疼得太厲害，皮膚流點血也就麻木不仁了。”
在這個階段，端木隻來過一次，在病床前伺候了一番，當時滯留在香港的柳亞子也給了蕭紅很多幫助，留了一些錢。
接下來，是駱賓基的另一段重要記載：
1942年1月13日黃昏，一周後蕭紅就逝世了。這一天蕭紅被動了一個錯誤的手術，被誤斷為喉癌，喉管開了刀，手術之後蕭紅平靜地靠在躺椅上，當時端木和駱賓基兩個人在。蕭紅說，人類的精神隻有兩種，一種是向上的發展，追求最高峰，一種是向下的，卑劣、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麽？若是沒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譬如說端木，我說這話你聽著，若是你在街上碰見一個孤苦無告的討飯的，口袋裏若還有多餘的銅板就給他兩個，不要去想給他又有什麽用，他向你伸手了，你就給他，你不要管有沒有用，你管他有沒有用做什麽？凡是對自己並不受多大的損失，對人若有一些好處，那麽就應該去做。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不是一個獲得者，我們要給予。
這種話對自己的丈夫說出來已經非常尖銳了，接下來蕭紅又講：“我本來還想寫寫東西，可我知道我就要離開你們了，留著那半部《紅樓夢》給別人去寫吧，你們難過什麽？人又有誰是不死的？你們能活到80歲嗎？生活如此，身體又差，死算什麽？我很坦然。”
駱賓基聽到這裏哭了，蕭紅說：“你別哭，你要好好地生活，我也舍不得你們。”
在此處駱賓基又記錄了一個細節，端木一邊痛哭一邊說：“我們一定挽救你，賓基你出來，我們商量商量。”然而據駱賓基的觀察，在端木身上，這是他很少見的一種有愛的真摯，他們握手並且擁抱，但這份真摯像陽光的閃耀，隻存在了一個夜晚就消失了。
1月19日夜裏，因喉管手術蕭紅已無法再說話，隻能寫字。這天夜裏駱賓基寫下來的字，就是蕭紅的遺言。
她先寫道：“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夢》給別人寫。”要說明的是，這裏的《紅樓夢》應該與曹雪芹的《紅樓夢》無關，很可能是類似《呼蘭河傳》《生死場》這樣的小說。
蕭紅是一個視野開闊、很有力量的作家，且從不利用小說等嚴肅文學作品來描述自己的苦難，哪怕自己生在黑暗之中，她也想著能夠照亮和溫暖別人。所以，她說的“留得那半部《紅樓夢》給別人寫”，也算是她唯一的遺憾，因為生前無法完成了。
最後，蕭紅才談到自己的一生，她說：“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我們對回憶往往有過濾效能，即過濾掉不好的，留下那些美好的，據說這是精神分析學裏的一個自我保護機製。整天想著那些難過的事，精神狀態肯定不會好，所以便會不自覺地把那些不好的東西過濾掉。但在我的印象中，通過閱讀和一些人生經曆，發現人臨死時往往想的多是不如意的事，就像蕭紅的這句“半生盡遭白眼冷遇”。
作為一個來自東北的文學女青年，盡管她很有才華，但在當時的那個時代，受交通信息的限製，真有懷才不遇這種可能的，然而她沒有辦法。文壇領袖魯迅能為其第一部小說作序，這是多麽榮耀的事，但蕭紅在臨死前對自己的總結還是“半生盡遭白眼冷遇”。
駱賓基有一個最感人的細節，就是因蕭紅不能說話，他一直坐在床邊陪著。蕭紅就問他，坐這麽久很無聊，你是不是想抽煙，你要抽煙到走廊上抽一根就可以了。你是不是沒有火？
駱賓基看她情況那麽糟糕還在想著自己，就說不想抽煙，其實也沒有火。估計他的表情被蕭紅察覺了，這時候就回他：“那我讓護士給你拿個火。”這是駱賓基記錄的蕭紅臨死的最後一句話。
駱賓基的《蕭紅小傳》雖然充滿了張力，有些地方可能會引起讀者的不同意見，但我要強調的是，如果想有更詳細的了解，還需努力去研究蕭紅、端木蕻良、駱賓基的生平，以及他們的文學作品，這樣才能避免我們掉進文字的陷阱。
我想把蕭紅一個人從武漢到重慶後說的那句話再重複一遍，來作為她的故事的結束語：“我總是一個人在走路，以前在東北，到了上海以後去日本，又從日本回來，現在到重慶，都是我自己一個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個人走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