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前200年，劉邦率軍迎擊南侵的匈奴大軍，但因輕敵冒進，被圍白登山，險些送了命。
劉邦不可能和匈奴宣戰，他還有一堆異姓王沒收拾，作為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他懂得輕重緩急，為了安撫住匈奴，他把漢朝公主嫁給了冒頓，以“和親”的方式平息了與北方少數民族間的戰火。
劉邦崩後，他的繼任者們效仿這一做法，繼續采取和親政策，連冒頓寫信騷擾呂雉，都給漢朝忍了下來。
漢朝不敢和匈奴開戰，一來，曆經秦末亂世，國家需要休養生息，不宜大動刀兵；二來，漢朝自身問題多多。地方上，異姓王沒了，可同姓王還是會有野心，挑釁朝廷權威；中央上，外戚和功臣尾大不掉，皇權疲軟，根本無法有效整合力量去進行大規模的長期戰爭。
在這種狀況下，不論是呂雉還是漢文帝、漢景帝，麵對匈奴的傲慢滋事，隻能選擇息事寧人，忍一時風平浪靜。
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劉徹登基，一個“強漢”的新時代即將大踏步走來。
現在，人們對漢武帝的認知，就隻記得他打過匈奴。
但其實，在漢武帝時期，漢軍是四麵出擊，沿著東南西北打了一圈，全麵拓展了漢朝的版圖。
在東方，漢軍吞滅衛滿朝鮮，設立漢四郡，將漢朝東方的領土延伸到朝鮮半島北部。
在南方，漢武帝多次幹涉百越、百濮諸國內政，收複了秦末獨立的南越國，並經略西南，控製滇、夜郎等國。
在西方，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聯絡新疆、中亞等邦國，又有李廣利遠征大宛，趙破奴擊破車師，為漢宣帝時將新疆並入中國版圖打下了基礎。
在北方，就是我們熟悉的，漢武帝任命衛青、霍去病等將領，對匈奴發動了三次大規模戰役，將曾經囂張跋扈的匈奴打到了漠北，從此漠南再無匈奴王庭。
但是，現在有些人提出新的觀點，認為以上這一樁樁一件件的赫赫武功，都是建立在無數老百姓的瘋狂哀號之上，漢武帝從不是什麽雄才大略的君王，他就是一個把父、祖“文景之治”積攢下來的財富給揮霍一空的敗家子。
有人幹脆放言：“我不在乎大國崛起，我隻在乎小民尊嚴。”
那麽，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這樣一個頗具爭議的漢武帝？
二
在漢武帝前，他的爺爺、父親奉行無為而治，也就是所謂的“小政府、大社會”，這是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的理想狀態。
西漢打頭的七十年，朝廷給農民們輕徭薄賦，給商人們放權讓利，社會經濟逐漸複蘇，錢糧倉庫日益充實，這一時期被稱之為“文景之治”，曆來為史學家們津津樂道。
現在，我們一提“文景之治”，就容易給那個時代賦予浪漫的想象，政府什麽都不管，農民埋頭苦幹，商賈發財致富，一個不留神，人民有錢了，國家富足了，黃老之學，多好。
但是，史書將文景治下的諸多隱患，都給一筆帶過，諱莫不談。
比方，政府不管事，自然會有別人來管，某些地主、土豪、村霸就趁機鑽空子，向上賄賂地方官員，向下勾結地痞流氓，雇傭這些人當打手，橫行鄉裏，無法無天，逐步成長為一方豪強。
又比方，國家讓利，糧食堆積倉庫，腐朽了還沒吃完，導致穀賤傷農，地方豪強也會哄抬物價，而政府又權威不足，無從著手調控，隻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些商賈權貴們投機倒把、大發國難財。
再比方，政府外戰無力，匈奴破關南侵，漢軍隻好被動應付，能把人家趕出去就萬事大吉，最多“譴責”一兩句，邊境百姓遭受殺掠，國際地位日創新低，皇帝也不敢找回場子，隻能匆匆送個公主了事。
由此可見，文景之治雖然讓漢初社會恢複了元氣，民間經濟發展騰飛，但很難說底層老百姓真的得到了什麽實惠，更多的可能是被官員和豪強們欺壓的委屈。
麵對如上種種，漢武帝作出了一個違背祖宗的決定：承始皇之誌，改弦易轍，將“無為”變成“有為”！
三
漢武帝能夠大有作為，依賴於兩個先決條件：兩大集團問題的解決。
第一，功臣集團。
在漢朝初立時，功臣集團成了一股不可小覷的勢力，在呂後死後，功臣們左右大漢局勢，周勃甚至可以公然廢立皇帝，連漢文帝的登基，都是功臣集團內部商議的結果。
這些功臣與他們的子孫們，一度壟斷了朝廷要職，不過伴隨著漢景帝的有意打壓，以及這些功臣們的相繼謝世，他們的子孫又一代不如一代，最終逐步退出曆史舞台。
到漢武帝登基時，功臣集團對漢朝政治的影響已經微乎其微，故此，漢武帝才能放膽集權，擢拔衛青、霍去病等信賴的人來為自己效命。
第二，諸侯集團。
劉邦立白馬之盟，普天之下，皆是劉姓諸侯。但在漢初，皇權式微，各地諸侯勢力紛紛抬頭，在漢景帝時，晁錯主張削藩，吳王劉濞發動七國之亂，漢景帝任用周亞夫將之平定，這才基本解決了諸侯王問題。
到漢武帝時，還有淮南王劉安之亂，不過因七國之亂時，強勢諸侯都被打掉，漢武帝這才能實施“推恩令”，將諸侯國的土地拆分打散、收為己有，深度貫徹政治上的大一統，將全國的力量整合起來。
但是，漢景帝雖然給兒子解決掉了功臣和諸侯，卻沒有解決掉外戚。
漢武帝初上台，還受祖母竇氏製約。竇氏信奉黃老之術，年少的皇帝在祖母威壓下難有作為，直到竇氏死後，他才親掌大權，開啟了屬於漢武帝的時代。
漢武帝一改黃老無為思想，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建議，推崇公羊儒學，實現了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統，這一招比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可高了不少個段位，秦始皇是以武力威脅天下人不準讀書，而漢武帝則是以利益引導天下人隻讀一種書。
還有我們都知道，在咱們國家，隻有央行才有資格印發紙幣，私人印發的叫假幣，涉嫌犯罪的。但在漢朝的文景之治時，政府讓利民間，連鑄幣權都下放了，各地都在盜鑄銅錢，市場一片混亂。漢景帝時引動“七國之亂”的吳王劉濞，因豫章郡有產銅之便，便私自鑄錢，還在東海煮鹽，以此變得富可敵國，作為日後叛亂的軍用之資。
到漢武帝時，朝廷收歸鑄幣權，發行“五銖錢”，規範了流通的貨幣，還實行鹽鐵專賣，將販鹽、冶鐵兩大支柱型產業國營化，從“市場經濟”走向“計劃經濟”，完成了經濟上的大一統。
在實現了政治、文化、經濟三個方麵的大一統後，一個完全體的中央集權製帝國破空出世。
這一體製，濫觴於商鞅，成熟於秦始皇，如今，終於在漢武帝手上進化到了它的最終形態。
四
漢武帝在位期間，漢軍四出，開疆辟土，可正所謂“大炮一響，黃金萬兩”，長年累月的戰爭，將文景兩代積累下的財富揮霍一空。
漢武帝需要開源，就任用理財專家桑弘羊為顧問，實施經濟改革，為國家搞錢。
桑弘羊給出的答卷，是“均輸”與“平準”二法。
均輸，就是各地貨物的采購、運輸、買賣都由政府一手包辦，搭建起了一個國營的商業網絡。
平準，就是由政府下場來平抑物價，貴了就賣出，便宜就買進，既可以賺差價，還能保障物價水平不要大幅波動。
桑弘羊的變法，有點“計劃經濟”的味道，和文景之治時的“市場經濟”截然對立。
他的這一套組合拳打下去後，讓國家財政頓時趨於好轉，可國進民退，財富從社會流向政府，國家倒是有錢了，民間經濟卻慘遭扼殺，故而，桑弘羊的“均輸”“平準”二法在曆史上一直備受爭議。
漢武帝中期，北疆戰事頻仍，山東又發大水，國庫不足，桑弘羊再次實行稅收改革，提出了“算緡”“告緡”二法。
如果說，“均輸”“平準”隻是讓桑弘羊飽受質疑，那麽“算緡”“告緡”就真的讓這個為國分憂的老人遺臭萬年。
算緡，就是征收財產稅，嚴令商人、手工業者、放高利貸的如實上報自己的財產，按照一定比例抽取算緡錢。
告緡，就是誰敢不主動申報財產，被舉報了，那麽舉報人就可以得到這次沒收財產的一半，即得到告緡錢。
文景之治，藏富於民，養肥了一大批人民富豪。在這些人中，有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賈，有兼並土地的地方豪強，還有一些小有餘資的小商小販，韭菜一茬茬地長，到了漢武帝的時候，就可以開始收割了。
但是，漢武帝的“割韭菜”在執行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控。
算緡在征收的時候，酷吏們往往會進行無差別打擊，不免會讓一些兢兢業業的老實商販也遭受無妄之災，尤其是告緡令一出，一些地痞流氓聞風而動、檢舉告發，中產以上的商賈之家幾乎都被舉報，毀家破產者不計其數，社會秩序頃刻大亂。
當時老百姓賺到了錢，都不敢儲存，當天就要花出去，生怕被政府沒收——“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沒人願意儲蓄投資，文景時代繁榮起來的民間經濟，在漢武帝的折騰下，一片蕭條。皇帝近乎無賴的所作所為，讓政府的信用遭到嚴重透支，所謂的“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在漢武帝的時代，變成了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
五
我們衡量一位封建皇帝的政績，經常會用到兩項指標：疆域和人口。
在漢武帝統治中國的半個世紀裏，國土麵積毫無疑問是擴張了的，但在人口上，《漢書》用了一個駭人聽聞的表述，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朝損失了一半的人口。
有人給漢武帝辯護，講損失的不是“人口”，而是“戶口”，這一字之差，可是天壤之別。
因為，古代官府沒有係統性的人口普查，民間有大量無籍流民，他們為了避稅，隱匿在豪門巨族之內，脫離了朝廷的編民齊戶，而不被計入戶口總數。
不過，根據葛劍雄的研究，即使考慮到隱匿和虛報，武帝時期，實際人口自三千七百萬降至三千二百萬左右，大約減少了百分之十三左右。
換言之，漢武帝時期的人口，應當是減少了五百萬，遠遠達不到“戶口減半”這麽誇張的地步。
但人口損失，可不能這麽算。
元光二年，也就是漢武帝統治前期，人口總數是三千六百萬，按照經常年份的增長率，應該每年人口增加千分之七，即每年會增長二十五萬人口。但縱觀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低於正常增長率的有二十一年，人口無增長甚至負增長的有二十六年，能保證百分之七增長率的竟然隻有七年。
本來，如果在位的不是好大喜功的漢武帝，而是清靜無為的文、景二帝，漢朝每年人口能保證正常增長率，五十四年應能將人口推向四千七百五十八萬，但事實上到了武帝末年，國家一統計，卻隻剩下了三千二百萬人，足足損失了一千五百五十八萬的人口增長數。
以上這些數據，都是葛劍雄把脫籍流民也算上的人口數。但站在當時西漢朝廷的視角上，地方的官員為了政績，他們不可能上報人口損失，而是逐年虛報，讓中央以為增長如常，到武帝末年，官方賬目上的人口數字高達四千萬之多。
到漢昭帝時，朝廷重新核定戶口數，但因漢武帝時政府信譽被破壞，大批流民還在觀望，尚未回歸原籍，故這次統計的人口隻有兩千多萬，再對比之前虛高的人口數，時人會驚呼“百姓流離，物故者半”，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不是有人在刻意抹黑漢武帝。
漢武帝一生，雄才大略，功勳卓著，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但不能掩蓋他在位期間，有無數百姓流離失所、背井離鄉，多少人死在荒郊野外、無人收屍。所以，漢武帝雖然本人功蓋千秋，但他治下“海內虛耗，人口減半”的淒慘荒蕪，讓史學家們怎麽也不肯給他一個“之治”“盛世”的稱號。
沒人願意生在漢武的時代，但又慶幸曆史上曾經有過一個漢武的時代，正是那個時代的千萬子民們，用他們一生的淒苦悲慘，為我們後世子孫撐起了一樹的蔥蘢。
六
漢武帝要收割民間韭菜，肯定遭到各個階層的反抗，就連朝廷內的官員，都不願意嚴格執行朝廷頒布的法令。
為了保證新政的強力推行，漢武帝提拔了一批直屬的親信官員，趕赴基層執行法令，而這些人就被人們稱為“酷吏”。
公元前91年，有個叫江充的酷吏和太子劉據發生衝突。他趁漢武帝在甘泉宮養病之機，以搜查“巫蠱”為名，在太子府搜出來了一些針紮小人，想以此為證據，告發太子私下詛咒皇帝早死，意圖盡快繼位。
年初，宰相公孫賀就因牽扯“巫蠱”而身遭大難，如今江充以此為由實施構陷，顯然要置太子於死地。太子劉據不想坐以待斃，竟持節入未央宮，聯絡皇後衛子夫，發動起長樂宮的侍衛們把江充等人給殺掉了。
當時有人逃到甘泉宮向漢武帝告狀，說太子謀反，漢武帝第一個念頭是不信，還講了句：“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知子莫若父，漢武帝清楚劉據是被江充嚇到了，就派出一個使者，讓他把太子帶回來見自己。
但這時候，長安這邊劉據已殺了江充，但未能聯絡上皇帝，中央與漢武帝失聯了，下一步，他該何去何從？此時的劉據心亂如麻，他老師告訴他：“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
漢武的時代與秦朝不遠，當下的狀況，立刻讓人們想起了趙高、李斯沙丘密謀，篡改始皇遺詔謀殺扶蘇的故事。現在漢武帝生死不明，兵貴神速，劉據必須當機立斷，作出下一步的抉擇，不然難保他不會成為第二個扶蘇。
劉據自然不想步扶蘇後塵，於是幹脆起兵，圍了丞相府，儼然一副強行上位的架勢。這時，漢武帝派來安撫的使者趕到了，要是使者好好給劉據疏導，或許此亂可以消弭於無形，但這個使者是個膽小鬼，見太子派兵控製了長安，大肆搜捕江充餘黨，他被嚇得不敢進城，索性直接回報漢武帝，說太子已經謀反了。
漢武帝信以為真，驚怒不已，眼看宰相劉屈氂也逃到甘泉宮，他說了句耐人尋味的話：“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這相當於下令讓宰相發兵，隨後在漢武帝的軍事鎮壓下，太子兵敗自殺，皇後衛子夫也隨之服毒自盡。
這就是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禍”。
曆來對巫蠱之禍的發生，說法很多。
有人說，漢武帝與太子政見不合，早想易儲，這是他故意引太子謀反，再好名正言順地鎮壓；有人說，這是漢武帝想打擊外戚勢力，但在操作過程中失誤，不小心把太子本人給牽連進去了；還有人說，沒那麽複雜，就是漢武帝晚年昏聵，為封建迷信所誤，被江充等小人鑽了空子，這才釀造了這一起人倫悲劇。
在“巫蠱之禍”中，漢武帝扮演的角色我們後人隻能猜測，畢竟除了他本人，沒人能知道他的動機。但可以肯定的是，“巫蠱之禍”的爆發，即使並非漢武帝本人意願，他也難辭其咎。
當時，漢武帝劉徹“尚功”，太子劉據“守文”，有點秦始皇和公子扶蘇翻版的味道。
不過，比起秦始皇將扶蘇打發到上郡，漢武帝可舍不得劉據遠走。劉據勸他別再打匈奴，漢武帝就說：“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他認為像這種割韭菜、打匈奴的事，自己這代幹完了，留一個安穩的天下給太子，多好。
漢武帝還常常說：“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賢於太子者乎？”
可見漢武帝是默認了，在自己死後太子將會改弦易轍，用“守文”的方式，將大漢拉回休養生息的軌道上來。由此可知，說因為漢武帝與太子政見不合而要殺太子的，不過是捕風捉影的陰謀論，根本不足采信。
但在當時，太子劉據的地位還是不穩固，因為有兩撥人日思夜想地要將太子劉據拉下馬。
第一類，是以“巫蠱”之名逼反太子的江充等人。
這些人都是漢武帝時的“尚功”近臣，隻有在漢武帝的拓張政策下，他們才有用武之地，而太子的政治理念是“守文”，追慕文景之治，根本不可能重用他們這些人。
當時漢武帝年事已高，一旦駕崩，太子即位，這些尚功酷吏們的仕途也就該到頭了，所以江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漢武帝養病之際，借著巫蠱來打掉太子劉據。
這類人的心態有點像當年的李斯，因懼怕扶蘇上位行寬仁執政，把他們這些刑法之臣淘汰掉，故而參與了趙高的沙丘密謀。
第二類，是在長安打敗了太子軍隊的宰相劉屈氂。
漢武帝晚年有一寵妃，為李夫人，生下一子劉髆，而李廣利、劉屈氂圍繞在劉髆周圍，成為了李氏集團。
彼時衛青、霍去病已死，太子劉據沒了依靠，孤立無援，李氏集團野心滋長，妄想取太子之位而代之，就在巫蠱之禍發生的第二年，李廣利就請立劉髆為太子，奪儲野心昭然若揭。
所以，巫蠱之禍的真相，是以江充為代表的尚功集團借著漢武帝外出養病的疏漏，率先對太子發難，李氏集團瞅準時機，推波助瀾，同時又因事件過程中發生了如“武帝失聯”“使者膽小”等一係列意外，它們組合到一起，最終釀造了戾太子劉據的悲劇。
太子劉據自殺後，漢武帝追悔莫及，他夷江充三族，殺掉了所有在巫蠱之禍中參與陷害太子的人，給太子鳴冤的車千秋被提拔為宰相，他為太子修建思子宮，是為歸來望思之意。
漢武帝也沒如李氏集團的意，而是改立鉤弋夫人的兒子劉弗陵為儲君，是為日後的漢昭帝。
後元二年，漢武帝病入膏肓，有人跟他講，說長安的牢獄中有天子氣，他就打算大開殺戒，到了，才發現牢獄中有個孩子叫劉病已，是戾太子劉據的孫子。
漢武帝在得知這是他的皇曾孫後，沉默許久，歎了句：“天使之也。”
不知道那天夜裏，漢武帝有沒有夢到多年以前，劉據剛剛降世，自己將他抱在懷裏，載歌載舞地嬉戲。那時候的他們，就跟這世間最普通的一對父子一樣。
七
漢武帝的連年征戰，窮奢極欲，讓社會矛盾日趨激化，走投無路的百姓紛紛起義，而趁著漢朝內亂，匈奴也卷土重來，多次打敗漢朝軍隊，就連西羌、烏桓、西南夷等外族也蜂擁而起。
在曆經晚年喪子之痛的漢武帝，眼見麵前這岌岌可危的漢室江山，想到秦朝亡於農民起義的前車之鑒，終於意識到了自己一生的過錯，向全天下頒布罪己詔書：“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講，正是漢武帝及時懸崖勒馬，在晚年調整了政策，這才沒有重蹈秦亡的覆轍。
現在的一些學者也認為，漢武帝在晚年，國家政策從“尚功”轉為“守文”，不再橫征暴斂、窮兵黷武，而是轉向與民休息、輕徭薄賦，這才給後來的“昭宣中興”打下了基礎。
但就目前來講，漢武帝下發的《輪台悔過詔》，它的詳細內容隻在《資治通鑒》上有記載，在班固的《漢書》中可從來沒有“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這樣的字眼，所以辛德勇先生提出質疑，認為漢武帝晚年的“悔過”根本子虛烏有，是司馬光為了踐行自己的政治理念而編出來的故事。
理由有三。
第一，漢武帝臨死前，給八歲的繼承人劉弗陵選了四位顧命大臣，分別是：霍光、桑弘羊、上官桀和金日磾。
而這四個人，無一例外，都是“尚功”的大臣。
試想，如果漢武帝晚年真打算政策轉向，那麽他托孤的時候，留下的顧命班子應該是“守文”的儒家文官，或者以修身養性為主的黃老學派人物才對吧？
但從漢武帝給兒子留的中央決策層來看，漢武帝並沒有打算進行政策轉向，而是希望自己的擴張政策能夠延續下去，這是漢武帝沒有“悔過”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漢昭帝時，朝廷舉辦了一場關於鹽鐵專賣的辯論會，有個叫桓寬的人，詳實地記錄了辯論的內容，著為《鹽鐵論》。
在這部會議記錄中，桑弘羊等“尚功”派大臣和來自全國各地的賢良們展開議政，就關於要不要繼續漢武帝時代的經濟政策一事，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辯。
我們想一想，如果漢武帝晚年真的進行了政策轉向，又何須來這麽一場辯論？而且，在會議辯論過程中，賢良們沒有一個提及過漢武帝晚年後悔的事。假如漢武帝真的追悔過，這些賢良一定會引用漢武帝的言論，來證明鹽鐵專賣以及平準、均輸等政策不合理。但是沒有。可見辯論雙方都清楚，漢武帝晚年從來沒有任何悔過的言辭，更沒有改變政策取向，這是漢武帝沒有“悔過”的第二個理由。
第三，《資治通鑒》中，所謂“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這幾句話。根據考證，這應該是司馬光抄錄一本叫《漢武故事》的書，而這本書什麽鬼怪亂神的事件都敢收錄，因此可信度堪憂。
我們隻看《漢書》中輪台詔的全文，梳理下前因後果，就可以窺出一二真相。
這份罪己詔的背景，是當時桑弘羊上疏，打算派人去西域輪台駐軍屯田，可被漢武帝拒絕了。他跟桑弘羊講，輪台地處偏遠，前段時間我派李廣利去征西域，仗沒打好，損兵折將，朕不忍聞，所以還是讓士兵們休息一陣，至於輪台駐軍這個事，就算了吧。
從這個《輪台詔》的原本來看，漢武帝從頭到尾就隻針對輪台駐軍這個事在說事，從來沒有對自己“尚功”的事業有過追悔，在本質上，這個隻能算是短期的戰術調整，而不是長期的戰略轉向，這是漢武帝沒有“悔過”的第三個理由。
綜上所述，漢武帝一輩子都在征途上，從來沒有為自己一生的事業有過後悔。在他死後，漢朝迎來的“昭宣中興”也從來不是“文景之治”的複刻，在漢宣帝時，漢軍再次討伐匈奴，大獲全勝，還繼武帝之誌，設立了西域都護府，第一次將新疆並入了中國版圖。
可能還會有無數人覺得，漢武帝不尊重人權，不講民主自由，是個草菅人命的暴君。
不過，我倒是可以講一個相關的故事。
當年，以“民主”為榮的希臘人趕走了僭主米太亞得，全盤否定了亞曆山大大帝的事業，認為亞曆山大剝奪了希臘城邦的人權與自由。
結果，失去了“暴君”庇佑的希臘人先被羅馬統治，再被奧斯曼征服，在曆經多次的外族淩虐下，希臘人口銳減，險些亡族滅種。
故而，在希臘獨立戰爭的時候，詩人拜倫寫下了一首長詩《哀希臘》：
暴君米太亞得千古留名。
但願我們現在擁有一位暴君，與他一樣精明。
他會保護我們不受欺淩。
八
我們再談談那句“我不在乎大國崛起，我隻在乎小民尊嚴。”
這話乍一看，醍醐灌頂，直擊靈魂，但細細思索，卻發現漏洞百出，因為它刻意將“大國崛起”和“小民尊嚴”對立了起來。事實上，這兩者不但不是對立關係，還是個相輔相成的促進關係。
沒有大國崛起，何來小民尊嚴？
宋朝的時候社會富饒，可國家孱弱，引來北方金國、蒙古的南侵，最終靖康之恥、崖山滅國。這時候，沒了大國的庇佑，小民的尊嚴又從何談起？
沒有小民尊嚴，何來大國崛起？
上個世紀的蘇聯，毫無疑問是個強盛的超級大國，可因為冷戰，舉國總動員來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無視小民幸福，結果社會矛盾愈演愈烈，最終走向了解體，沒有小民的支持，大國怎能崛起？
大國崛起與小民尊嚴從來不是矛盾的，沒有大國的崛起，小民根本沒有尊嚴可言，沒有小民的尊嚴作為支撐，大國的崛起也必然不能持久。
公元前81年，桑弘羊與賢良們的辯論，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他們的論點，就是要大國崛起，還是要小民尊嚴？
賢良們怒斥，桑弘羊主持的經濟改革是國進民退、與民爭利，無視了底層百姓們的幸福，扼殺了原本繁榮的民間經濟。
但桑弘羊隻問了三句話，就讓賢良們啞口無言：不進行鹽鐵專賣，戰爭開支怎麽辦？國家財政怎麽辦？地方割據怎麽辦？
麵對桑弘羊的三大質問，賢良們無從正麵辯駁，隻能顧左右而言他，從仁義道德等方麵避重就輕地譴責。
其實直到今天，所謂的“桑弘羊之問”，依舊是橫在各個國家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到底是計劃經濟，將民間經濟收歸國有，好讓國家強盛，還是市場經濟，讓利民間，使得社會繁榮？
在我看來，鹽鐵辯論的雙方，他們的言論都各有道理，不論是國營專賣，還是私人經營，都各有利弊。但是，在現實中我們不應該教條主義、專持一方，更應該學會見風使舵、因時製宜，在不同時期做出不同的選擇。
比方說，我們正處於危難之中，迫切需要團結力量辦大事，把勁兒往一處使，這時候就應該國進民退，人權自然應該保障，可人有自私性，沒有國家的強製力，分散在民間的資源根本無法得到有效組織。就像我們建國之初，一窮二白，外部還受著帝國主義的威脅，這就需要計劃經濟，讓國家包辦一切，將有限的資源用到最要緊的地方。
又比方說，我們正處在無大威脅、社會相對安逸的時候，就應該放權民間，不要過多幹預，讓底下的人民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在良性競爭下各顯其能，那隻看不見的手，自然會讓民生逐漸興旺、社會趨於繁榮。正如改革開放時，冷戰趨於末端，就需要市場經濟，使民間自由生長，讓社會這片園圃生長出姹紫嫣紅的花海。
在我眼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既不是哈耶克宣揚的“市場的守夜人”，也不是凱恩斯認為的“市場的幹預者”，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為政者，應該一張一弛、寬猛相濟，而不是偏信一端。
所以，一個優秀的為政者，應該是在紛亂複雜的局勢中，意識到當下國家社會所麵臨的具體狀況，最終來判斷出，自己現下到底是該當“守夜人”，還是“幹預者”，亦或者來個肆意切換、反複橫跳。
就以漢朝來講，漢初時，剛曆經秦末亂世，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劉邦連六匹毛色一致的馬都湊不齊。
所以方才有了呂雉、文帝、景帝“開關梁，方關津，馳山澤之禁”，國退民進，使得社會經濟慢慢複蘇，政府隻做好一個“守夜人”的角色，促成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麵。
可到了武帝時，民間經濟自然生長，繁衍出了許多兼並土地的惡霸豪強，而外部又有匈奴統一草原，屢次破關劫掠，威脅漢朝邊境，再采取放任的清靜無為政策，就顯得不合時宜了。
故此，漢武帝當起了“幹預者”，將民間經濟國營化，充實財政，集中社會力量為政府所用，對內打擊豪強，對外討伐匈奴，實現了漢民族形成與擴大，他建立了一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尊嚴，他給了一個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國號更是成了一個民族永遠的名字。
在漢武帝之前，中國在世界各國的想象裏，隻是一個東方的普通國度。匈奴拿中國當草穀打，月氏懷疑中國能否打過一個部落，夜郎認為中國沒有它大，就連亞曆山大都覺得，隻要翻過喜馬拉雅山，那裏就是一片荒原與大海。
在漢武帝之後，他們發現他們錯了，還錯得比較離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