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漢武帝之後，有四大勢力逐步登上西漢的曆史舞台。
第一個勢力，是儒生。
漢武帝在位期間，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得公羊儒學代替黃老之術，成為了西漢官方認證的正統學說。
在漢昭帝時的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們對顧命大臣之一的桑弘羊發起了進攻，他們反對漢武帝時期的國家壟斷主義，要求天子奉天法古、與民更始。在滔天的輿論壓力下，漢昭帝雖然沒有廢除鹽鐵專賣，但還是停罷了朝廷對酒水的專營，以此作為對儒生們的讓步。
在“昭宣中興”時期，西漢朝廷的宰相一職已經被儒生們壟斷，宣帝一朝六位宰相，皆是儒學信徒。
漢宣帝是一位雄猜之主，自幼因“巫蠱之禍”流落民間，具知閭裏奸邪，吏治得失，自然不會對儒家學說偏聽偏信。麵對朝堂上逐漸壯大的儒學勢力，他隱隱感到不安，就引入了一個臭名昭著的勢力，用來製衡這些儒家大師們。
這就是第二個勢力，宦官。
漢代宦官得勢，始自宣帝之世。因為漢宣帝認為宦官是閹人，無兒無女，不會有篡位野心，在朝中又孤立無黨，隻能依附皇權之上，所以他提拔宦官石顯為中書官，用以製衡儒臣，維持朝局平衡。
儒生們自知無法撼動心如鐵石的漢宣帝，就把目光放在了漢宣帝的兒子劉奭身上，一代大儒蕭望之為太子老師，希望能將他培養成一個純正的儒家信徒。
有次，漢宣帝要殺兩個儒生，太子劉奭就勸：“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漢宣帝大怒，罵了句曠世名言：“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漢宣帝說罷，頓了一頓，長歎了句：“亂我家者，太子也！”
他發現太子給儒生們忽悠了，可卻無可奈何，本打算廢掉太子，可一想到太子的生母，那位曾經與他共患難卻慘遭毒殺的許皇後，那顆冰冷的心軟了下來，沒有狠下心來換掉太子。漢宣帝駕崩後，太子劉奭繼位，即漢元帝。
三國時期的陸景說：“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綱，元、成以儒術失皇綱，德不堪也。”意思是漢武帝、漢宣帝用政績所恢複的帝王威儀，都因漢元帝、漢成帝信奉儒學而一蹶不振。
西漢所謂“元成哀平”之衰頹，就是從漢元帝純任儒生始。在冥冥中，漢宣帝的那句歎息竟真的一語成讖，讓千百年後的讀史者們感慨不已。
但我覺得這個傳統的論點有失偏頗，因為判斷一個人，看的從來不是他怎麽說，而是看他怎麽做。
漢元帝時期從來沒有重用過儒臣，他父親當年臭罵他的話，這個倒黴孩子其實是聽進去了。
班固在《漢書》中，以漢元帝時的宰相都是儒家大師來論證漢元帝“好儒”。可我也講了，宰相為儒臣，這個是昭、宣以來的西漢政治傳統，與皇帝的個人好惡沒有多大關係。至於蕭望之、周堪這兩位儒生，都是漢宣帝留下的顧命大臣，又不是漢元帝自己選的，故此也不能作為漢元帝“好儒”的證據。
其實漢元帝早就領悟了父親教給他的帝王之術，他在位期間，表麵上對儒臣們尊敬有加，可暗地裏卻提拔與儒臣不對付的宦官石顯，甚至還授意石顯暗害了大儒蕭望之，讓儒學勢力一度沉寂。不論從哪個角度看，漢元帝都不是個“好儒”的君主，更像是一個“佞宦”的皇帝。
不過在傳統史書中，每個任用宦官的君主在曆史上大多會聲名狼藉，所以在漢元帝死後，漢成帝剛一即位，立刻就貶黜了石顯，將宦官勢力清理出了西漢的政治舞台。
但儒臣還是需要製衡，現在沒有了宦官作為皇帝的打手，那麽，漢成帝就需要再任用一股新的勢力。
第三大勢力登場，就是外戚。
外戚是漢朝自打娘胎就帶出來的傳統勢力，早在西漢初建時，呂後專政，就令朝野拜服。漢武帝再怎麽雄才偉略，在登基之初照樣被祖母竇氏壓得大氣都不敢出。為了遏製外戚，晚年的漢武帝連“立子殺母”這麽極端的辦法都用上了，可還是沒能阻擾外戚勢力對西漢朝局的影響。
在“昭宣中興”時代，西漢出現了兩個不成文的規定：儒臣常任宰相，外戚常任大司馬。
可到了漢成帝的時候，皇帝打破了這一傳統，將本該由儒臣擔任的宰相位置也給了外戚。
在當時，大司馬是王鳳，漢成帝本人的舅舅；宰相是王商，漢宣帝舅舅的兒子。
恰好王鳳與王商二人有矛盾，漢成帝希望這兩大外戚互相製衡，至於儒臣，他打算讓他們和宦官一樣，一起被趕出政治舞台吧。
但是，宦官依附於皇權，漢成帝可以一句話就讓他們消失，可儒臣來自於社會，可不是皇帝讓消失就可以消失的。
失去了宰相之位的儒臣們心有不甘，為了奪回宰相之位，他們選擇和大司馬王鳳聯手，扳倒了王商，奪回了本該屬於儒臣的宰相位置。
代替王商的宰相是儒臣張禹，但張禹感激大司馬王鳳幫助他們儒生奪回相位，對王鳳言聽計從。原本用來相互製衡的儒臣與外戚，在這一刻，居然聯起手了。
漢成帝本想長袖善舞，沒想到卻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王鳳以及他背後的王氏外戚遍布朝堂，連皇帝本人都不能製，西漢的皇權再一次衰微，隻不過不是因為儒學，而是因為外戚。
有次，漢成帝想任命劉歆為中常侍，連官服都備好了，可有人卻提醒皇帝，此事還“未曉大將軍”，皇帝就說：“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可誰知，左右朝臣竟叩頭爭辯，要皇帝一定要問過大將軍王鳳後再行任命，皇帝無奈，隻好詢問王鳳意見，王鳳以為不可，這件事竟不了了之，《漢書》在這段記載中，很意味深長地寫了一句“其見憚如此”。
因為外戚與儒臣的合流，皇帝隻能親自下場，與大臣們進行權力的角逐賽。因為皇權旁落，麵對種種社會危機，朝廷連一個像樣的改革都推行不下去，大漢王朝日薄西山，眼見就要走向一個死胡同。
而這就不得不提起第四股勢力，豪強。
秦漢之際，產生了一大批的軍功貴族，這些人通過授田和俸祿，在地方上給自己置辦了家業，他們的子孫後代借著“文景之治”的東風，通過購置土地、招募人口而慢慢壯大，漸漸變成一方豪強。
漢武帝時，這些豪強們遭到壓製，可漢武帝一死，他們乘機再次崛起，通過賄賂朝廷要員以及察舉推薦來在中央上安排代言人，在地方上他們官商勾結，大肆兼並土地、招納無籍人口，挖封建主義的牆腳，到了兩漢之交，豪強逐漸演變成了我們所熟悉的“士族”。
士族兼並土地的行為，讓貧富差距逐年增大，以致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嚴竣局麵，社會矛盾愈演愈烈，新一輪的農民起義正在蓄勢待發、暗自湧動。
如果真要解決這樣的社會矛盾，隻能再出現一個漢武帝，用暴戾的手段來進行一場風風火火的“均貧富”行動。
可在當時朝廷之上，皇帝、外戚、儒臣三方製衡，你爭我鬥，連最基本的集權都無法做到，還怎麽可能奢求一場雷厲風行的改革？
就在西漢王朝即將走入死胡同的時候，一個同時兼具外戚、儒臣以及皇帝三重身份的人，打開了這個死胡同，進而走上了曆史的舞台。
這個人，就是王莽。
二
王莽是王鳳的侄子，在漢哀帝時期權傾朝野，漢哀帝駕崩，他擅立漢平帝，網羅人才、收攬民心，在漢平帝死後，他仿效“周公”架空皇室，成功獵取西漢政權，為皇帝，改國號為“新”。
現在有人把王莽說成穿越者，本來是玩梗，這倒也無傷大雅，可這幾年在營銷號的傳播下，一幫人漸漸有當真的趨勢。更過分的是，他們還給王莽穿越之前安了個身份：上個世紀在考察羅布泊時不幸失蹤的著名科學家彭加木先生。
原因就是王莽上台後，頒布的相關政策和他本人的一些行為，讓人感覺有點現代人的意思。
首先，王莽將土地收歸國有，不準私人買賣，有點土改的味道，因此胡適在研究了《王莽傳》《食貨誌》及《周禮》後，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
其次，王莽解放奴隸，廢除奴婢製度，提倡人人平等。他的兒子殺了一個家仆，他竟然殺子為之償命，足見他尊重人權，在那個等級社會尤為難能可貴。
還有他熱愛發明創造，曾發明過遊標卡尺，統一全國度量衡，這一技術領先了歐洲一千七百年。
王莽的妻子還穿過超短裙，在那個思想保守的年代，這一著裝，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就跟個宅男穿越回去似的。
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王莽好像知道曆史軌跡一般，竟滿世界追殺一個叫劉秀的人。
根據以上種種，有一些人對“王莽是穿越者”這件事，已經從最初的“玩梗”變成了“相信確有其事”，還在網上各大論壇煞有其事地傳播，引起過一陣沸沸揚揚的討論。
那麽，王莽真的是穿越者嗎？
三
其實王莽不但不是一個眼光超前的穿越者，恰恰相反，他還是個開曆史倒車的複古主義者。
王莽從小就是個儒家信徒，向往《周禮》中所描述的上古社會。在他長大後，憑借王氏外戚的勢力而權傾一時，連漢平帝都是由他迎立的。當時傳言“漢祚已斷”，社會矛盾日漸尖銳，外戚與儒臣打算合力推舉一位新的皇帝來力挽狂瀾，而這個人，隻能是兼具外戚與大儒兩重身份的王莽。
於是，為了應對當前的社會危機，外戚與儒臣合力推戴王莽為帝，取代了西漢，建立了新莽王朝。而作為新任中國統治者，王莽為了解決混亂的時局，啟動了一場“奉天法古”式的改製，旨在打擊豪強，解決貧富差距，緩和當時的社會矛盾。
王莽自幼“好儒”，是一個狂熱的儒家信徒，而儒門中人熱衷複古，言必稱三代，孔子當年就企圖以《周禮》救世，將社會拉回西周時代。而王莽如今一朝大權在握，自然也要以《周禮》為噱頭，來踐行他心目中的美好社會藍圖。
當時，社會的痼疾在地方豪強，而兩漢之際豪強壯大的緣由，一是兼並土地，二是收納人口。故而王莽宣布“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目的就是從“土地”和“人口”兩方麵來遏製住豪強的咽喉，讓他們交出土地和人口。
所謂的“王田”，就是全麵恢複土地國有製，再平均分配給天下農民耕種，想借此解決土地兼並問題，這個是借鑒《周禮》上麵的“井田製”，結果給一幫人理解成了土改政策，這真叫人哭笑不得。
春秋時“井田製”可以推行，有其自身獨特的社會條件，但到了兩漢之際，這種土地製度在中國早就失去了經濟基礎，所以王莽的政策剛一頒布，不但沒能限製豪強的土地兼並，還讓一些中農階級麵臨破產，不多時就遭到了各地反對，最終“王田製”在全國的一片聲討浪潮中化為具文。
王莽不準販賣“奴婢”，這不是要廢掉奴隸製度，而是要推行編戶齊民，將這些隱匿在豪門巨族內的無籍人口們搶回來，置於新朝政府的控製之下，這與什麽尊重人權、廢除奴隸製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塊去。
他為了一介奴仆而殺子，這固然大公無私，值得稱讚，可也不是個例。三國時，諸葛亮的侄子諸葛恪，就曾因其子諸葛綽參與奪儲之爭而痛下殺手。在當今的我們看來，虎毒尚不食子，可在古代的價值觀裏，大義滅親即使不算常態，可也不是什麽大跌眼鏡的稀罕事。
在經濟製度上，王莽實行“五均六筦”，就是在各地市場上設立五均官，負責征收商業稅款和穩定物價。這個舉措看起來很眼熟對吧？不錯，這就是把桑弘羊的“平準”“均輸”等政策換了個馬甲，再給頒布了一遍而已。這裏王莽不過是在抄襲漢武帝的改革，結果卻被胡適等人臆想成了一位社會主義者，這充分證明了，人隻有少見，才會多怪。
至於王莽老婆穿超短裙更是天方夜譚，起因不過是王莽生活簡樸，縮衣節食，才鬧得誤會。有次，他母親生病，公卿列侯都讓各自的夫人前往探病，王莽的老婆出門迎客，可因她“衣不曳地，著布蔽膝”，竟然被客人當成了女仆。
在漢代，有地位的貴族都身著長裙，可王莽為了打造節儉人設，他的妻子便衣著樸素，裙子都沒拖到地上，這讓那些公卿貴婦們大為感慨，從此更加敬佩王莽，認為他是個聖人。就這麽個事，可誰知道竟被某些人理解成了“王莽讓老婆在家穿超短裙”，然後推出了王莽穿越者的身份。
還有王莽發明遊標卡尺，更是尷尬到令人腳趾抓地的謠言，這個起因不過是北京博物館典藏過一把“新莽銅卡尺”，但從來沒人講過這個是王莽發明的，更沒有人說過這個是“遊標卡尺”，根據文物專家的鑒定，隻表示這是個“銅卡尺”，沒有了“遊標”這一網友謠傳的前綴，再說這一工藝領先歐洲上千年，就是無稽之談了。
至於所謂的追殺劉秀，這不過是西漢時期讖緯之學所鬧的烏龍。
王莽篡位時，他有個合作夥伴叫劉歆，此人為了避漢哀帝劉欣的諱，給自己改名叫劉秀。
當時有本書叫《赤伏符》，有一句讖緯叫“劉秀發兵捕不道”，引申一下就是“劉秀當為天子”，故而有人猜測，這就是劉歆本人編的，目的是為了給自己謀權篡位造勢。
彼時劉秀還是個南陽農夫，有人聽說過這句讖語，就問：“是國師劉秀乎？”
劉秀聽了，笑說：“為什麽不能是我呢？”
這個事件的本質，無非就是劉歆和劉秀撞了個名，當時讖緯之說大行其道，所謂“××當天子”的謠言到處都是，沒什麽令人驚奇的。
隻不過日後劉秀真的登基了，再回想起來這段讖語，為了昭示自己“天命所歸”，當然會把這件往事大加宣傳，而其他的讖緯因為沒能應驗，自然就銷聲匿跡，沒有記載下來而已。
這就叫作幸運者偏差。
四
王莽開倒車式的改革，不但沒能緩解社會矛盾，還鬧得天怒人怨，地方豪強和底層百姓一起恨上了他，紛紛揭竿而起，其中有兩支較為強大的農民武裝：北赤眉，南綠林。
王莽最初因為赤眉軍燃遍北方，近在咫尺，就將軍隊調去攻打赤眉軍，僅僅派去一支偏師對付綠林好漢們。
綠林軍發現被小瞧了，先殲滅掉剿他們的新莽偏師，再聯合其他義軍擁立劉玄為帝，改元“更始”，公開提出要恢複漢朝統治。
更始政權的建立，讓綠林軍成為了諸多義軍中的出頭鳥，王莽立刻調轉槍頭，集合新莽王朝的所有兵力，共計四十二萬大軍，由大司空王邑統帥，向昆陽開進，要一舉消滅更始政權。
後來建立東漢的光武帝劉秀，此刻就在更始政權中擔任偏將，眼見新莽大軍開來，劉秀讓綠林好漢們堅守昆陽，他出城去搬救兵，至此，決定兩漢曆史走向的昆陽之戰打響。
昆陽之戰的流程可以這麽概括，先是王邑率領的新莽大軍圍困昆陽城，累月不下，劉秀在外部召集援兵，屢次來救，新莽軍隊因為久攻不下，士氣低迷，被昆陽城內的綠林軍和劉秀的援軍合力夾擊，最終新莽全軍潰敗，綠林一方大獲全勝。
昆陽一役，王莽四十二萬大軍覆沒，這意味著新莽政權大勢已去，沒過多久，綠林軍攻入長安，砍下了王莽的頭顱，新朝滅亡。
現在人玩梗，說王莽是個穿越者，打亂了正常的時空演進，於是上帝安排他遇到了位麵之子劉秀，給這錯亂的曆史打上了補丁。
那麽，大家為何要把劉秀叫位麵之子？
這是因為，在昆陽之戰中，某日天降隕石，落入王莽陣營中，將新莽四十二萬大軍給砸沒了，這讓劉秀撿了個大便宜。於是，有人大呼不可思議，堅信劉秀有神助，還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大魔導師”，覺得這些隕石都是劉秀施法召喚出來的。
以前有人提出過質疑，但這些營銷號們言之鑿鑿地拿出《後漢書》中的記載，來論證“隕石梗”的存在，原文為“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環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翻譯成白話文，就是某天夜裏，一顆流星墜落在軍營中，次日白晝，又有一團濃雲隕落下來，在快落到地麵上時消散，把新莽士兵們給嚇得伏在地上。
第一，原文說的是“流星”，不是“隕石”，這在天文學中是兩個概念，隕石群可以滅絕掉恐龍，可流星隻不過是宇宙中微小固體進入大氣層後，與大氣產生摩擦從而產生的一道光跡，這東西落下來跟個火星子一樣，最大的效用就是給渣男渣女發誓用，是砸不死人的。
第二，即使把“流星”給理解成“隕石”，從史書原文中，也沒講王莽的軍隊被隕石砸了，而是士兵們看到了這些天象，給嚇到跪伏在地上而已。
所以我們還原下昆陽之戰的現場，就是當年在大戰前夕，有流星隕落在新莽軍營裏，古時候的人迷信，看到這場麵，沒有浪漫的雙手合十許願，而是誤以為這是上天示警，要懲罰他們，結果都給嚇到龜縮在地上，一夜之間，軍心渙散。第二天打仗的時候，這些新莽士兵們都憂心忡忡的，當然發揮不出真實實力，結果就被更始軍隊給打敗了。
其實相信這個流言的人，他們難道不能多想一下，倘若真有威力那麽大的隕石，都能夠把四十二萬大軍給砸沒了，那麽距離王莽軍營不遠的劉秀、綠林軍他們，又怎麽可能幸免？
那麽，劉秀既然不是“位麵之子”“大魔導師”，他又是怎麽在亂世之中笑到最後、成功重建了大漢王朝的？
五
劉秀，字文叔，漢朝宗室之後。新莽末年，天下大亂，他跟隨大哥劉演起兵，他們帶領的舂陵軍與綠林軍等農民武裝聯手，一起推舉劉玄為帝，即“更始政權”。
昆陽之戰後，劉演、劉秀兩兄弟功高震主，被更始帝劉玄猜忌，就借故謀殺了劉演。
劉秀得知兄長被殺，既沒有悲痛欲絕，也沒有起兵複仇，而是急忙返回宛城，向更始帝謝罪，表示哥哥以下犯上，死有餘辜，自己沒能規勸他，特地前來領罪。
史書上講，更始帝劉玄見劉秀如此忠誠，反而心生愧疚，不但沒降罪，還讓他擔任破虜大將軍，授封武信侯。於是有人感歎，這劉玄與項羽得了一個病，錯過了“鴻門宴”上提前鏟除大敵的良機，連劉秀那麽浮誇的演技都能相信，真是婦人之仁，難成大事。
但事實上，更始帝沒那麽蠢。當日劉演雖死，但他們兩兄弟拉起來的舂陵軍還在，更始帝要真動手殺了劉秀，就意味著要與舂陵軍開戰，而這時候更始政權還要麵對赤眉軍等其他勢力的威脅，內部的爭鬥當然是能避免就避免，既然劉秀這麽識時務，不但主動謝罪，還替他安撫舂陵軍，那麽，更始帝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不介意做上個順水人情。
當時的天下局勢，新莽王朝雖然滅亡，但更始政權還沒能一家獨大，各地勢力都在蠢蠢欲動，要與更始帝逐鹿天下，當時有句童謠叫“得不得，在河北”，意思是誰得到了河北之地，誰就可以得到天下。
這時候，更始帝就需要派個人去招撫河北的各個勢力，而這個最適合的人選，就鎖定了劉秀。
更始帝也考慮過，他與劉秀有殺兄之仇，萬一他一去不回，自己豈不是偷雞不成蝕把米？
可當時赤眉軍在山東日益壯大，威脅著新生的更始政權，更始帝要派個能力不足的人去，耽誤時間不提，要是招撫不力，把河北軍閥推向赤眉軍一邊，自己可就真的要步王莽後塵了。
他思來想去，還是決定讓劉秀前去河北招撫當地軍閥，但前提是他不準帶任何親信，隻能獨自前往。他以為這樣就可以拿捏住劉秀，卻不想給劉秀上演了一出“單車巡河北”的史詩傳奇。
劉秀到了河北，憑借他以往的人脈以及自身的人格魅力，一通連削帶打，迅速拉攏了當地大大小小的豪強軍閥，組織了一支上萬人的軍隊。
當時有個盤踞真定的軍閥叫劉揚，坐擁十萬大軍，可他本人並無軍事才能，隻能在亂世中做到自保，而無進取之力。劉秀的到來讓他看到了希望，於是，他將自己的外甥女郭聖通嫁給了劉秀，兩家聯姻，劉秀的領導才能與劉揚的十萬真定軍強強聯手，一個與更始、赤眉分庭抗禮的第三股勢力，在河北大地上崛起了。
更始三年，更始軍與赤眉軍發生了火並，劉秀選擇坐山觀虎鬥，直到更始政權崩潰，劉玄本人被殺，劉秀這才趁機東進，把更始軍與赤眉軍給一鍋端了。
到了這一刻，劉秀已經成為天底下最強大的勢力，他統一天下的步伐即將展開，一個叫東漢的王朝即將拔地而起。
六
公元25年，劉秀稱帝，改元建武，建立了東漢王朝。
劉秀剛一披上龍袍，立刻廢除了王莽頒布的種種政策，恢複炎漢傳統，並逐步翦滅各路軍閥，將中國再次統一。可打江山易，坐江山難，直到這時劉秀才意識到，當年王莽麵臨的問題，現在輪到讓他來解決，如果他無法解決，那麽下場可能也會如王莽那般身首異處。
劉秀本想恢複西漢傳統，在稅製上以“一百畝”為單位來進行收稅。但到了東漢建立時，因為各地豪強上百年的土地兼並，許多老百姓根本沒一百畝的土地，如果再以這個標準來征收稅賦，那麽這些百姓交不起稅，隻能逃亡淪為流民，或者給豪強們為奴為婢，脫離官府名冊的掌控。
當初王莽給出的辦法是將土地收歸國有，再平分給老百姓們，這樣大夥兒都有土地了。可這一做法無異於虎口奪食，不甘被奪田的豪強們裹挾流民武裝暴動，推翻了這個要革他們命的新莽王朝。
劉秀本人就是南陽豪強，跟隨他建功立業的“雲台二十八將”多半也是豪強出身，他如果也去學王莽“打土豪，分田地”，那麽新莽覆滅的結局就是他的前車之鑒。
劉秀決定退一步，不在土地製度這個**上跟豪強死磕，而是選擇改革稅製，不再以“百畝”為單位收固定稅，而是以“畝”為單位收浮動稅。可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得清查各地豪強們所擁有的真實土地數字，不然你連他們有多少畝地都不知道，拿什麽依據去收他們的稅？
建武十五年，漢光武帝劉秀終於下定決心，頒布了著名的“度田令”，要在全國範圍內清查各地豪強的戶田數額，這就等同於向這些世家大族宣戰。
劉秀的“度田令”剛一下達就遭到了舉國反對。在中央，大司徒歐陽歙帶頭鬧事被劉秀下獄論死，他的上千弟子聯名上書向皇帝施壓，要求朝廷停止丈量土地。在地方，各地豪強發動武裝暴亂，攻殺清查墾田的朝廷官員，劉秀雖然四處彈壓，可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還有些地方長官與豪強們勾結，包庇這些武裝地主，不肯如實核準他們的墾田數字。有一次，劉秀就在陳留郡奏事的文牘上發現了一個字條，上麵寫著“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劉秀勃然大怒，將陳留的使吏叫上來盤問，這位吏員顧左右而言他，不肯吐露實情，還是劉秀年僅十二歲的四子劉陽（即漢明帝劉莊）出聲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即使田宅逾製，官吏們也不敢認真盤查。”
由此可知，劉秀實行“度田”的難度，未必下於當年的王莽改製，從中央到地方，到處都是反對核查墾田的既得利益者。為此，劉秀不止一次地大開殺戒，連秦始皇、漢武帝當年“徙其魁帥於它郡”的強硬手腕都給用上了。
有次，劉秀因“度田不實”一次性處死了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他還向馬援感歎：“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因“度田令”殺人過多，有點自責。
馬援答道：“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複生也！”——這些人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怎會嫌多呢？
在劉秀一連串的打擊下，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西漢以來尖銳的社會矛盾，促成了“光武中興”的大好局麵。史載當時“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曾經在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都能夠手眼通天的世家大族們，終於在這位漢光武帝麵前有所收斂，向這個新興的東漢王朝宣誓效忠。
但是，劉秀雖然通過恩威並施的手段暫時抑製住了豪強勢力，但終歸沒能做到如先祖劉邦那樣能夠將社會的財富重新分配。他沒有真正意義上做到“打土豪、分田地”，所謂“度田令”的意義無非是在承認了豪強侵奪百姓利益的現狀下，再讓朝廷從豪強的碗裏分上一杯羹而已。
對此，劉秀也心知肚明。建武三十年，有個大臣拍劉秀馬屁，建議讓皇帝去泰山封禪，劉秀就自嘲道：“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是東漢田畝數字最高的漢和帝時期以及人口最多的漢桓帝在位期間，在耕田和人口上的數字都還不如西漢末年，而從後世的印象上來看，東漢也始終不如西漢那般生機勃勃，譬如諸葛亮在勸導後主劉禪的《出師表》中，對西漢的形容是“興隆”，而對東漢的描述卻是“傾頹”。
不過，兩漢政治最根本的缺陷，還是漢朝一直以來都沒有設計出一個良好的官員選拔製度。在當時沒有科舉製，而是察舉製，就是地方長官推薦他們當地的人才，這種人才叫“孝廉”，再由中央對這些“孝廉”進行考察，隻要通過了，就可以成為漢朝的公務員。
但這種製度有個漏洞，就是這個人到底算不算人才，全賴地方長官一張嘴。地方豪強隻要靠銀錢開路，就能打通關節，讓自家的子女被舉為孝廉。而這些豪強們的子女進入官場，一般都會互幫互助，今天你提拔了我家孩子，明天我就舉薦你家孩子，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人把起初的暗箱操作給擺到了台麵上，形成了所謂的“士族”。他們不但抱起了團，還明目張膽地排擠那些寒門出身的子弟，最終在魏晉之際進化到了他們的終極形態——門閥政治。
在光武帝劉秀死後，他盼望自己的後代可以出現一位像漢武帝那樣的強勢君主來解決豪強問題，可在堪比文景二帝的漢明帝、漢章帝駕崩後，東漢的即位之君不是無知孩童，就是庸弱之徒，外戚與宦官輪番把持朝政，地方豪強們趁著皇權羸弱，通過舉孝廉將東漢官僚係統給滲透成了篩子，原本在地方上橫行霸道的世家大族，現在連中央高官的位置都給他們壟斷了。比如袁紹家族就號稱“四世三公”，四代人裏有三個人都位列三公之尊，這樣讓普通的寒門子弟根本晉升無望，社會矛盾再次達到了它的閾值。
東漢末年，巨大的貧富差距逼迫農民們揭竿而起，黃巾軍的起義聲響徹四海八荒。宦官之後的曹操、宗室之後的劉備、豪強之後的孫堅，都參與了鎮壓黃巾軍的叛亂，最終與其他軍閥一起瓜分了名存實亡的東漢王朝。
再後來的事情，想必你們都已經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