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必然的事輕快地承受就像楊柳承受風雨，水接受一切容器，我們也要承受一切事實。
消除思想上的憂慮
我永遠也忘不了幾年前的那一夜。我班上的一個學生馬利安·道格拉斯告訴我們，他家裏遭受到不幸的悲劇，並且是兩次。第一次他失去了他的5歲的女兒，一個非常可愛的孩子。他和他的妻子，都以為自己無法接受這個現實，承受這樣的打擊。然而，禍不單行，“10個月之後，上帝又賜給我們另外一個女兒——而她隻活了5天就死了。”
這接二連三的打擊，使人幾乎無法承受。“我承受不了，”這位父親的告訴我們說，“我睡不著，吃不下，也無法休息或是放鬆。我的精神受到致命的打擊，信心盡失。”最後他去看了醫生。一個醫生建議他吃安眠藥，另外一個醫生則建議他去旅行。他兩個方法都試過了，可是沒有一個方法能夠對他有所幫助。
他說：“我的身體好像被夾在一把大鉗子裏，而這把鉗子愈夾愈緊，愈夾愈緊。”那種悲哀給他的壓力——如果你曾經因悲哀而感覺麻木的話，你就知道他所說的是什麽了。“不過，感謝上帝，我們還有一個孩子——一個4歲大的兒子，他使我們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一天下午，我悲傷地呆坐在那裏，他問我：‘爸爸，你可以給我造一條船嗎？’當時，我實在沒有心情給他造船。事實上，我根本沒有心情做任何事情。可是我的兒子是個很會纏人的小家夥，我不得不順從他的意思去做。”
“造那條玩具船，大概花了我3個小時的時間，等到船造好之後，我發現造船的這3小時，使我這段時間以來第一次有機會放鬆我的心情。這個大發現使我從恍惚中驚醒過來，也使我想了許多——這是我幾個月來第一次認真思考。我發現，如果你忙著做一些需要計劃和思考的事情的話，就很難再有時間去憂慮了。對我來說，造那條船時我的憂慮全都不見了，因此我決定讓自己不停地去忙碌。”
“第二天晚上，我看了看每一個房間，把所有要做的事情列成一張單子。有許多小東西例如書架、樓梯、窗簾、門鈕、門鎖、漏水的龍頭等等需要去修理。讓人難以想象的是，我在兩個星期之內，竟然列出了242件需要做的事情。”
“在過去的兩年時間裏，那些事情大部分都已經完成。另外，我也使我的生活充滿了啟發性的活動：每個星期，有兩天晚上我到紐約市參加成人教育班，並參加了一些小鎮上的活動。我現在是校董會的主席，參加很多的會議，並協助紅十字會和其他的機構募捐。我現在簡直忙得不可開交，因而我幾乎沒有時間去憂慮。”
沒有時間去憂慮，這正是邱吉爾在戰事緊張到每天要工作18個小時的時候所說的。當別人問他是不是為那麽重的責任而憂慮時，他說：“我太忙了，我根本沒有時間去憂慮。”
查爾斯·柯特林在發明汽車的自動點火器的時候，也碰到類似的情形。柯特林先生一直是通用公司的副總裁，負責世界知名的通用汽車研究公司，最近才退休。可是，當年他卻窮得要用穀倉裏堆稻草的地方做實驗室。家裏的開銷，都得靠他太太教鋼琴所賺來的1500美金。後來，他不得不用他的人壽保險抵押借了500美金。我問過他太太，在那段時期她是不是很憂慮？她回答說：“是的，我擔心得睡不著覺，可是柯特林先生卻絲毫也不擔心。他整天埋頭於工作中，沒有時間去憂慮。”
偉大的科學家巴斯特也曾經談過“在圖書館和實驗室所找到的平靜”。為什麽會在那兒找到平靜呢？因為在圖書館和實驗室工作的人，通常都埋頭於他們的工作當中，沒時間為他們自己擔憂。做研究工作的人也很少精神崩潰，因為他們沒有時間來享受這種‘奢侈’。
為什麽“讓自己忙著”這麽簡單的一件事情，就能夠把憂慮從你的思想中趕出去呢？因為有這麽一個定理，這條定理就是：不論一個人多麽聰明，都無法在同一時間內想一件以上的事情——這是心理學所發現的基本定理之一。讓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吧：假定你現在靠坐在椅子上，閉上雙眼，試著在同一個時間去想自由女神，以及你明天早上打算做什麽事情。
這時候，你會發現，你隻能輪流想其中的一件事，而無法同時想這兩件事情，對不對？就你的情感來說，也是如此。例如，我們不可能充滿熱情地想去做一些令人興奮的事情，同時又因為憂慮而拖延下來。一種感覺會把另一種感覺趕出去——也就是這麽簡單的發現，使得軍方一些心理治療專家能夠在戰時創造出醫學奇跡。
當有些人因為在戰場上的經曆受到打擊後退役的時候，他們會患上了一種被稱為“心理上的精神衰弱症”。軍方的醫生，大都采取“讓他們忙著”的治療方法。除了睡覺的時間之外，每時每刻都讓這些在精神上受到打擊的人，充滿活力，例如釣魚、打獵、打球、打高爾夫球、拍照片、種花，以及跳舞等等，根本不讓他們有時間去回想那些可怕的經曆。
“職業性的治療”，是近代心理醫生所用的新名詞，也就是拿工作來當做治病的藥。這並不是新的辦法，在耶穌誕生500年以前，古希臘的醫生就已經使用這種方法了。
在富蘭克林那個時代，費城教友會的教徒也使用過這種方法。1774年，有一個人去參觀教友會辦的療養院，看見那些精神病人正忙著紡紗織布時，令他大為震驚。他認為那些可憐而不幸的人正在被剝削。後來教友會的人向他解釋說，他們發現那些病人隻有在工作的時候，病情才能真正有所好轉，因為工作能安定他們的情緒。
任何一個心理治療醫生都能夠告訴你：工作——不停地忙著，是治療精神病的最好治療劑。著名詩人亨利·朗費羅先生在他年輕的妻子去世之後，也發現了這個道理。有一天，他太太點了一支蠟燭，來熔化一些信封的火漆，結果燭火引燃了衣服。朗費羅聽見她的叫喊聲時，雖拚命撲救，但她還是因為燒傷而死去。有很長一段時間，朗費羅無法忘掉這次可怕的經曆，幾乎發瘋。
幸好他還有3個幼小的孩子需要照料。雖然他很悲傷，但還是要父兼母職。他帶他們出去散步，給他們講故事，同他們一起玩遊戲，還把他們父子間的親情永存在《孩子們的時間》一詩裏。同時他還翻譯了但丁的《神曲》。這些工作加在一起，使他忙得完全忘記了自己，也重新得到思想的平靜。就像班尼生在最好的朋友亞瑟·哈蘭死的時候曾經說過的那樣：“我一定要讓自己沉浸在工作裏，否則我就會沉浸在苦惱中。”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在做日常的工作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沉浸在工作裏”大概不會有什麽問題。可是在下班以後——就在我們能自由自在享受我們的悠閑和快樂的時候——憂慮的魔鬼就會開始攻擊我們。這時候我們常會不由自主地想，我們的生活裏有什麽樣的成就，我們有沒有幹好工作，老板今天說的那句話是不是“有什麽特別的意思”，或者我們的頭是不是開始禿了……
當我們不忙的時候，腦筋常常會變成真空。每一個物理專業的學生都知道“自然界中沒有真空狀態”。比方說打破一個白熾燈泡，空氣立即就會進去，充滿了從理論上說來是真空的那一塊空間。你的大腦空出來時，也會有東西補充進去，這些東西通常是你的感覺。為什麽呢？因為憂慮、恐懼、憎恨、嫉妒和羨慕等等情緒，都是由我們的思想所控製的，而這些情緒都非常猛烈，往往會把我們思想中所有平靜、快樂的思想和情緒攆走。
詹姆士·馬歇爾是哥倫比亞師範學院教育係的教授。他在這方麵說得很清楚：“你最容易受憂慮傷害的時候，不是在你正忙著工作的那段時間，而是在你幹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後。那時，你的想象力會混亂起來，使你想到各種荒誕不經的事情，把每一個小錯誤都加以誇大。在這種時候，你的思想就像一輛沒有載貨的車子，橫衝直撞，摧毀一切，甚至把你自己也撞成碎片。消除憂慮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你自己忙著，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並不隻有大學教授才懂得這個道理，這個道理並不深奧，要懂得它並且付諸實行並不困難。戰時，我碰到一個住在芝加哥的家庭主婦，她告訴我她發現“消除憂慮的好辦法，就是讓自己忙著，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那時候我正在從紐約回密蘇裏農莊的路上，在餐車上碰到這位太太和她的先生。
這對夫婦告訴我，他們的兒子在珍珠港事變的第二天加入陸軍部隊。那個女人當時非常擔憂她的獨子，這幾乎使她的健康嚴重受損。她常常想：他在什麽地方？他是不是安全呢？還是正在打仗？他會不會受傷或者陣亡？
我問她後來是如何將憂慮克服的。她回答說：“我讓自己忙著。”她告訴我，她開始把女傭辭退，希望做家務能讓自己忙著，可是這沒有多少用處。“問題是，”她說，“我做家務總是機械化的，完全不用思想，所以當我鋪床和洗碟子的時候，還總是擔憂著。我發現我需要一些新的工作，才能使我在每一天的每一個小時，使身心兩方麵都忙碌起來，於是我就到一家大百貨公司當了一名售貨員。”
“這下好了，”她說，“我馬上發現自己似乎掉進了一個不停運動著的大旋渦裏：顧客擠在我的四周，他們問我價錢、尺碼、顏色等等問題。我沒有一秒鍾想到除了手邊工作以外的事情。到了晚上，我也隻能想如何讓雙腳休息一下。當我吃完晚飯之後，躺在**，很快就進入了夢鄉，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體力再去憂慮。”
她所發現的這一點，正如約翰·科伯爾·波斯在他那本《忘記不快的藝術》一書中所說的：“一種舒適的安全感，一種內在的寧靜，一種因快樂而反應遲鈍的感覺，都能使人在專心工作時精神平靜。”而能做到這一點是多麽的有福氣。世界最有名的女冒險家奧莎·強生最近告訴我，她如何從憂傷中解脫出來。也許你讀過她的自傳《與冒險結緣》。如果真有哪個女人能跟冒險結緣的話，也就隻有她了。馬丁·強生先生在她16歲那一年，把她從堪薩斯州查那提鎮的街上一把抱起，一直到婆羅州的原始森林裏才把她放下，後來他娶了她。
25年來，這一對來自堪薩斯州的夫婦的足跡幾乎遍及全世界，拍攝了在亞洲和非洲逐漸絕跡的野生動物的影片。9年前他們回到美國，到處作演講，放映他們那些拍的電影。在丹佛城搭飛機飛往西岸時，他們乘坐的飛機撞了山峰，馬丁·強生當場死亡，醫生們都說奧莎永遠不能再下床了。
可是他們並不了解奧莎·強生，3個月以後，她就坐著一架輪椅，在許多人麵前發表演說。在那段時間裏，她做了100多次演講，都是坐著輪椅去的。當我問她為什麽這樣做的時候，她回答說：“我之所以這樣做，是讓我沒有時間去悲傷和憂慮。”
奧莎·強生發現了丹尼森先生在詩句裏所說的一個真理：“我必須讓自己沉浸在工作中，否則我就會掙紮在絕望之中。”海軍上將拜德也發現了這一點，因為他在覆蓋著冰雪的南極小茅屋裏單獨住了5個月。在那冰天雪地裏，是一片無人知曉的，比美國和歐洲加起來還要大的大陸。拜德上將單獨在那裏度過的5個月裏，周圍沒有任何生物存在。天氣出奇得寒冷，當風吹過他耳邊的時候，他能聽見自己的呼吸凍成冰掉下去的聲音。他在《孤寂》這本書裏，敘述了他在既難過又可怕的黑暗中度過的那5個月的生活。他一定得不停地忙碌才不至於發瘋。
“在夜晚，”他說，“當我把燈吹熄之前，我養成了分配第二天工作的習慣。也就是說，為我自己安排下一步該做什麽。一個小時去檢查逃生用的隧道，半個小時去挖橫坑，一個小時去弄清楚那些裝燃料的容器，一個小時在藏飛行物的隧道的牆上挖出放書的地方來，再花兩個小時去修拖人的雪橇……”
“能把時間分開來，”他說，“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使我有一種可以主宰自我的感覺……”他又說，“要是不這樣做的話，那日子就過得沒有目的。而沒有目的的話，這些日子就會像往常一樣的，最後弄得分崩離析。”
假使我們為某件事情擔心的話，讓我們記住！我們可以把工作當作很好的古老治療法。已故的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李察·柯波特博士說過，“我很高興看到工作可以治愈很多病人。他們所感染的，是由於過分疑懼、遲疑、躊躇和恐懼等等所帶來的病症。工作所帶給我們的勇氣，就像愛默生永不消失的自信一樣。”
如果我們不能一直忙著——如果我們閑坐在那裏發愁——我們會產生一大堆被達爾文稱之為“胡思亂想”的東西。而這些“胡思亂想”就像傳說中的妖精，會掏空我們的思想，摧毀我們的意誌力和行動能力。
我認得紐約的一個商人，他用忙碌來趕走那些“胡思亂想”，使他沒有時間去煩惱和發愁。他的名字叫屈伯爾·郎曼，也是我成人教育班的學生。他征服憂慮的經過很有趣，也很特殊，所以下課之後我請他和我一起去消夜。我們在一家餐館裏一直坐到半夜，談著他的那些經曆。下麵就是他告訴我的故事：
18年前，我因為過度憂慮而得了失眠症。當時我脾氣暴躁，而且非常的緊張不安，幾乎要精神崩潰了。我這樣發愁是有原因的。我當時是紐約市西百老匯大街皇冠水果製品公司的財務經理。我們投資了50萬美金，把草莓包裝在一加侖裝的罐子裏。“20年來，我們一直把這種一加侖的罐裝草莓賣給製造冰激淩的廠商。後來我們的銷售量突然大跌，因為那些大的冰激淩製造廠商，像國家奶品公司等等，產量急劇增加，而為了節省開支和時間，他們開始買36加侖一桶的桶裝草莓。”
“我們不僅賣不出去價值50萬美元的草莓，而且根據合同規定，在接下來的一年之內，我們還要再購買價值100萬美元的草莓。我們已經向銀行借了35萬美元，既還不出錢，也不能再續借這筆借款，我當然擔憂了。”
“當我趕到我們在加州華生維裏的工廠，想讓總經理相信情況有所改變，我們可能麵臨破產的命運時，他不僅不肯相信，還把這些問題都歸罪給紐約的公司以及那些可憐的業務員。在經過幾天的要求之後，我終於說服他不再用這種包裝，而把新的包裝投放在舊金山的新鮮草莓市場上去賣。”
“這樣做差不多可以解決我們大部分困難，因此我應該不再憂慮了，可是我還是有些擔憂。有人說憂慮是一種習慣，而我已經染上這種習慣了。我回到紐約之後，開始為每一件事情擔憂，在意大利買的櫻桃，在夏威夷買的鳳梨等等，我非常地緊張不安，睡不著覺，就像我剛剛說過的，精神幾乎就要崩潰了。在絕望中，我換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結果治好了我的失眠症，也使我不再憂慮。我讓自己忙碌著，忙到必須付出所有的精力和時間，好使我沒有時間去憂慮。以前我一天工作7個小時，現在我開始一天工作15至16個小時。我每天清晨8點鍾就到辦公室，一直等到半夜，我接下新的工作，負起新的責任，每當我半夜回到家的時候，總是筋疲力盡地倒在**，不到幾秒鍾就酣然入睡了。”
“這樣過了差不多有3個月，我改掉了憂慮的習慣，再次恢複了每天工作7至8個小時的正常情形。這事情發生在18年前，從那以後，我就沒有再失眠和憂慮了。”
蕭伯納把這些總結起來說：“人們之所以憂慮，就是有空閑時間來想想自己到底快樂不快樂。”因此，要想消除憂慮，就不必去想它，摩拳擦掌，讓自己忙起來，這樣你的血液就會加速循環，你的思想就會變得敏銳——讓自己一直忙著，這是世界上治療憂慮的最便宜也是最有效的良藥。
改掉憂慮習慣的第一條規則：
“讓自己不停地忙著。憂慮的人一定要讓自己沉浸在工作中，否則隻有在絕望中掙紮。”
不要為小事而氣餒
下麵這個故事也許會讓你終身難忘，而且很富有戲劇性。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叫羅勃·摩爾。
“1945年3月，我學到了我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一課。”他說，“我是在中南半島附近276英尺深的海底學到的。當時，我和另外87個人一起在貝雅三一八號潛水艇上。我們從雷達上發現，一支日本小艦隊朝我們這邊駛來。”
“黎明時分我們升出水麵發動攻擊。我由潛望鏡裏發現一艘日本的驅逐護航艦、一艘油輪和一艘布雷艦。我們朝那艘驅逐護航艦發射了3枚魚雷，但是都沒有擊中目標。那艘驅逐艦並不知道它正受到攻擊，還繼續向前駛去，我們準備攻擊最後的一條船——那條布雷艦。突然，它調過頭來，直朝我們開來（一架日本飛機，看見我們在60英尺深的水下，把我們的位置用無線電通知了那艘日本的布雷艦）。我們潛到150英尺深的地方，以避免被它偵測到，同時準備好應付深水炸彈。我們在所有的艙蓋上都多加了幾層栓子，同時為了使我們的沉降保持絕對的穩定，我們關掉了所有的電扇、整個冷卻係統和所有的發電機器。3分鍾之後，突然天崩地裂一般——有6枚深水炸彈在我們四周爆炸，把我們直壓到海底深達276英尺的地方。”
我們全都嚇得不知所措，在不到一千英尺深的海水裏受到攻擊，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在不到500英尺地方，幾乎所有人都難逃厄運。而我們當時卻正是在不到500英尺一半深的水下受到了攻擊，如果從安全角度來說，水深等於隻到了人的膝蓋部分。
那艘日本的布雷艦不停地往下丟深水炸彈，連續攻擊達15個小時之久，如果深水炸彈距離潛水艇不到17英尺的話，爆炸的威力可以在潛艇上炸出一個洞來。有十幾二十幾個深水炸彈就在離我們50英尺左右的地方爆炸，我們奉命‘固守’——就是要靜躺在我們的**，保持鎮定。我當時嚇得幾乎無法呼吸：‘這下死定了。’電扇和冷卻係統都關閉之後，潛水艇的溫度幾乎高達華氏100多度，可是我卻由恐懼而全身發冷，穿上了一件毛衣，又穿上一件帶皮領的夾克，可還是冷得發抖。我的牙齒不停地打顫，全身冒著一陣陣的冷汗。15個小時之後，日本布雷艦的攻擊突然停止。顯然，那艘日本布雷艦用光了它所有的深水炸彈，這才離開。這15個小時的攻擊，感覺上就像是1500萬年。我過去的生活都一一呈現在我眼前，使我記起了以前做過的所有壞事，以及我曾經擔心過的一些小事情。
在加入海軍之前，我是一個銀行職員，曾經為工作時間太長、薪水太少，而且沒有多少升遷機會發愁。我曾經因為沒有辦法買自己的房子、沒有錢買新車、沒有錢給我太太買好的衣服而憂慮過。我非常討厭我以前的老板，因為他總是找我的麻煩。我還記得，每天晚上回到家裏的時候，我總是又累又困，常常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而跟我的太太吵架。我甚至還為額頭上因為一次車禍而留下的傷痕發過愁。
“多年前，那些令人發愁的事看起來都是大事，然而在深水炸彈威脅著要把我送上西天的那一刻，這些事情又是多麽的微不足道。就在那時候，我告誡自己，如果我還有機會再見到太陽和星星的話，我永遠永遠不會再憂慮了。永遠不會！永遠不會！永遠也不會！在潛艇裏麵那可怕的15個小時裏，我所領悟的生活道理，比我在大學念了4年的書所學到的要多得多。”我們通常都能很勇敢地麵對生活裏麵那些大的危機，卻會被那些小事搞得垂頭喪氣、焦頭爛額。撒母耳·白布西在他的“日記裏談到他看見哈裏·維尼爵士在倫敦被砍頭的事：在維尼爵士走上斷頭台的時候，他並沒有要求別人饒他的性命，而是要求劊子手不要砍中他脖子上那塊有痛傷的地方。”
這也正是拜德上將在又冷又黑的南極洲的夜晚所發現的另外一點——他手下那些人常常為一些小事情而難過，但對於大事卻沒有足夠的關心。例如他們能夠毫無怨言地麵對危險而艱苦的工作，在零下80度的寒冷中工作；“可是，”拜德上將說，“我卻知道他們之間有好幾個同在一辦公室的人彼此不講話，因為他們懷疑對方亂放東西，占了他們自己的地方。我還知道隊上有一個講究所謂空腹進食、細嚼健康法的家夥，每口食物一定要嚼過28次才吞下去；而另外有一個人，一定要在大廳裏找一個看不見這家夥的位子坐著，才可以把飯吃下去。”
“在南極的營地裏，”拜德上將說，“任何類似的小事情都可能把最訓練有素的人逼瘋。”其實，拜德上將還可以加上一句話：“小事”如果發生在夫妻生活裏，也會把人逼瘋，甚至還會造成“世界上半數的傷心之事”。這話也是權威人士說的。芝加哥的約瑟夫·沙巴士法官在仲裁過4萬多件婚姻案件之後說道：“婚姻生活之所以不美滿，最基本的原因通常都是一些小事情。”而紐約郡的地方檢察官法蘭克·荷根也說：“我們的刑事案件裏，有一半以上都是因為一些很小的事情：在酒吧裏逞英雄，為一些小事情而爭吵講話侮辱了人，措辭不當，行為粗魯——就是這些小事情，結果引起傷害和謀殺。真正天性殘忍的人很少，一些犯了大錯的人，都是因自尊心受到小小的損害。一些微不足道的屈辱或虛榮心無法得到滿足，結果造成世界上半數的傷心事。”
據說羅斯福夫人剛結婚的時候，“每天都在擔心”，因為她的新廚子手藝很差很差。“可是，如果事情發生在現在，”羅斯福夫人說，“我就會聳聳肩，把這事給忘了。”這才是一個成年人的做法。就連凱瑟琳——這位最專製的俄國女皇，在廚子把飯做壞了的時候，她也通常隻是一笑了之。
有一次，我們到芝加哥一個朋友家裏吃飯。分菜的時候，他出了一些小錯。當時我並沒有注意到，即使我注意到的話，我也不會在乎的。可是他的太太看見了，馬上當著我們的麵跳起來指責他。“約翰，”她大聲叫道，“看看你在搞什麽！難道你就永遠也學不會怎麽樣分菜嗎？”隨後她對我們說：“他總是出錯，根本就不肯用心。”也許他的確沒有好好地做，可是我實在佩服他能夠跟他太太相處20年之久。坦白地說，我情願隻吃兩個抹上芥末的熱狗——隻要能吃得很舒服——而不願一邊聽她嘮嘮叨叨，一邊吃北京烤鴨和魚翅。在碰到那件事情之後不久，我夫人和我請了幾位朋友到家裏來吃晚飯。就在他們快來的時候，我夫人發現有3條餐巾和桌布的顏色不相配。
“我衝到廚房裏，”她後來告訴我說，“結果發現另外3條餐巾送出去洗了。客人這時已經到了門口，我沒有時間再換了，我急得差點兒哭了出來。我當時隻想：‘為什麽我會犯這麽愚蠢的錯誤，毀了整個晚上？’然後我又想到，為什麽要讓它毀了我呢？於是，我走進去吃晚飯，決定好好地享受一下。而我果然做到了，我情願讓我的朋友們認為我是一個比較懶散的家庭主婦，”她告訴我說：“也不想讓他們認為我是一個神經兮兮、脾氣暴躁的女人。而且據我所知，根本沒有人注意那些餐巾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一條法律名言：“法律不會去管那些小事情。”人也不該為這些小事而憂慮，如果他希望求得心理安寧的話。在大多數時間裏，要想克服由小事情所引起的困擾，隻需把著眼點和重點轉移一下就可以了——那就是讓你有一個新的、能使你開心一點的看法。我的朋友荷馬·克羅伊，是一個作家，寫過幾本書。他為我們舉了一個如何才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好例子。他以前寫作的時候，總是被紐約公寓熱水燈的響聲吵得發瘋。因為蒸氣會砰然作響，然後又是一陣雜響聲。他聽到之後會坐在書桌前氣得直叫。
“後來，”荷馬·克羅伊說，“有一次我和幾個朋友一起出去露營。當我聽到木柴燒得啪啪作響時，我突然想到：這些聲音多麽像熱水燈的響聲，為什麽我會喜歡這個聲音，卻討厭那個聲音呢？”回到家以後，我對自己說：“火堆裏木頭的爆裂聲，是一種很好聽的聲音，熱水燈的聲音與它相差無幾，我該埋頭大睡，不去理會這些噪音。結果我做到了：頭幾天我還會注意熱水燈的聲音，可是不久我就把它們整個忘了。”
“很多其他的小憂慮也是一樣，因為我們不喜歡，結果弄得整個人都很頹喪，而這正是因為我們誇大了那些小事的重要性……”狄士雷裏說過，“生命太短促了，不能再隻顧小事。”
“這些話，”安德烈·摩瑞斯在《本周》雜誌中說，“曾經幫我熬過了很多很痛苦的經曆。我們常常會因為一些小事情、一些本應該不屑一顧的小事情弄得心煩意亂……我們活在這個世上隻有短短的幾十年，而我們卻浪費了許多不可挽回的寶貴時間，去為一些在一年之內就會被所有人忘了的小事而發愁。不要這樣，讓我們隻去實踐那些值得做的行動和感覺，去想偉大的思想，去經曆真正的感情，去做必須做的事情。生命太短促了，不能再隻顧小事。”
即使是吉布林這樣有名的人，有時候也會忘了“生命是這樣的短促，不能再顧及小事”。其結果呢？他和他的小舅子打了維爾蒙有史以來最有名的一場官司——這場官司打得有聲有色，有一本書記載著這件事，名字叫《吉布林在維爾蒙的領地》。
故事的經過是這樣的：吉布林娶了一位維爾蒙地方的女孩子凱洛琳·巴裏斯特，在維爾蒙的布拉陀布羅造了一棟很漂亮的房子，並在那裏定居下來，準備度過他的餘生。小舅子比提·巴裏斯特成了吉布林最好的朋友，他們兩個時常在一起工作和遊戲。
後來，吉布林從巴裏斯特手裏買了一塊地，事先協議好巴裏斯特可以在那塊地上割草。有一天，巴裏斯特發現吉布林在那片草地上開了一個花園。對此，他很生氣，暴跳如雷，吉布林也反唇相譏，兩個要好的朋友，反目成仇，吵得昏天黑地。幾天之後，吉布林騎著他的腳踏車出去玩，他的小舅子突然駕著一輛馬車從路的那邊過來，逼得吉布林跌下了腳踏車。
而吉布林這個曾寫過“眾人皆醉，你應獨醒”的人此時也昏了頭，告到官府，將巴裏斯特關押起來。接下來他倆打了一場很熱鬧的官司，一些大城市裏的記者們都擠到這個小鎮上來，這個新聞傳遍了全世界。事情無法解決，這次爭吵最後使得吉布林和他的妻子永遠離開了他們在美國的家，而這一切憂慮和爭吵，隻不過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一車子幹草。
皮瑞克裏斯在兩千四百年前說過：“來吧，諸位！我們在小事情上耽擱得太久了。”一點也不錯，我們的確是耽擱太久了。
下麵是哈瑞·愛默生·傅斯狄克博士所講的故事裏最有意思的一個——是關於森林裏的一個巨人在戰爭中如何得勝，又如何失敗的。
“在科羅拉多州長山的山坡上，躺著一棵大樹的殘骸。自然學家告訴我們，它已經有400多年的曆史。它發芽的時候，哥倫布才剛在美洲登陸，第一批移民到美國來的時候，它才長了一半大。在它漫長的生命裏，曾經被雷電擊中過14次，400年來，無數的狂風暴雨侵襲過它，它都能戰勝並且巍然屹立。”
“但在最後，一小隊甲蟲攻擊這棵樹，使它倒在地上。那些甲蟲從根部往裏麵咬，就隻靠它們很小、但持續不斷的攻擊，漸漸傷了樹的元氣。這一個森林裏的巨人，歲月不曾使它枯萎，閃電不曾將它擊倒，狂風暴雨沒有折斷它，卻因一小隊可以用大拇指和食指就捏死的小甲蟲而倒了下去。”
我們豈不是像森林中的那棵身經百戰的大樹嗎？我們經曆過生命中無數狂風暴雨和閃電的打擊，但都撐過來了。可是卻會讓我們的心被憂慮的小甲蟲咬噬——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幾年以前，我去了一趟懷俄明州的提頓國家公園。和我一起去那兒的是懷俄明州公路局局長查爾斯·謝費德，還有他的一些朋友。我們本來想一同去參觀坐落在那公園裏的洛克菲勒的一棟房子，可是我坐的那輛車轉錯了一個彎，迷了路。等我到達那座房子的時候，比其他車子晚了一個小時。
謝費德先生早就到了，但他沒有打開那扇大門的鑰匙，所以他在那個天氣又熱、蚊子又多的森林裏等了一個小時。那裏的蚊子多得會讓聖人發瘋，可是它們不能戰勝查爾斯·謝費德。當我們到達的時候，他是不是正忙著驅趕蚊子呢？沒有，他正在吹笛子（在等我們的時候，他折下一小段白楊樹枝，做了一根小笛子），我保留了那個笛子，來表達對一個知道如何不理會瑣事的人的尊重。
改掉憂慮習慣的第二條規則：
“不要讓自己因為一些應該拋棄和忘記的小事而憂慮，要記住：生命如此短暫，不要再為小事而煩惱。”
平均概率可以戰勝憂慮
我從小生活在密蘇裏州的一個農場上。有一天，在我幫母親摘櫻桃的時候，我突然哭了起來。母親問我：“加利，你為什麽哭啊？”我哽咽著回答：“我怕被活埋。”
那時候我心裏總是充滿了憂慮：暴風雨來的時候，我擔心被雷電擊死；日子不好過的時候，我擔心食物不夠吃；另外，我還怕死了之後會下地獄；我怕一個名叫詹姆·懷特的大男孩會割下我的兩隻大耳朵——就像他威脅我的那樣；我憂慮，怕女孩子在我向她們脫帽鞠躬的時候取笑我；我憂慮，擔心將來沒一個女孩子願意嫁給我；我還為我們結婚之後，我對我太太第一句話該說什麽而憂慮，我想象我們將會在一間鄉下教堂結婚，會坐一輛上麵垂著流蘇的馬車回農莊……在回農莊的路上，我該如何一直不停地跟她談話呢？這該怎麽辦？怎麽辦呢？我在耕地的時候，也會常常花幾個小時想這些“驚天動地”的大問題。
日子如流水一般過去，我漸漸發現我所擔心的那些事，99%就不會發生。比方說像我剛才所說過的，我以前很怕雷電。可是現在我知道，不論是哪一年，我被雷電擊中的概率，大概隻有三十五萬分之一。
我害怕被活埋的憂慮，更是荒謬至極。我沒有想到，即使是在發明木乃伊以前——在一千萬個人裏也可能隻有一個人被活埋，可是我以前卻因為害怕這件事而哭過。每8個人就有一個人可能死於癌症，如果我一定要發愁的話，我就應該為得癌症這種事情發愁，而不應該擔心被雷電打死，或者被活埋。
事實上，我剛才所說的都是我在童年和少年時代所憂慮的事。可是我們許多成年人的憂慮，也幾乎一樣的荒謬可笑。要是我們能夠停止憂慮，我們就可以根據事情發生的平均概率來評估我們的憂慮究竟值不值，如此一來，我想我們應該可以去除99%的憂慮。
全世界最有名的保險公司——倫敦的羅艾得保險公司——就靠大家對一些根本很難得發生的事情擔憂，而賺進了巨額的財富。倫敦的羅艾得保險公司是在跟一般人打賭，說他們所擔心的災禍幾乎永遠不可能發生。不過，他們不把這叫做賭博，他們稱之為保險，實際上這是以平均概率為根據的一種賭博。這家大保險公司已經有兩百年的良好曆史記錄了，除非人的本性會改變，它至少還可以繼續存在五千年。而它隻是替你保鞋子的險，保船的險，利用平均概率來向你保證那些災禍發生，並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麽常見。
如果我們檢查一下所謂的平均概率，將會因我們所發現的事實而驚訝。比方說，如果我知道在5年以內，我就得打一場像蓋茨堡戰役那樣慘烈的仗，我一定會大為驚恐。我一定會想盡辦法去加保我的人壽險，我會寫下遺囑，把所有的財物變賣一空。我會說：“我大概無法撐過這場戰爭，所以我最好痛痛快快地過剩下的這些年。”然而事實上，根據平均概率，在和平時期，50～55歲之間，每一千個人裏死去的人數，和蓋茨堡戰役裏16.3萬士兵每千人中陣亡的人數大致相同。
一年夏天，我在加拿大洛磯山區利貢湖的岸邊遇到了何伯特·薩林吉夫婦。薩林吉太太是一個平靜而且沉著的女人，她給我的印象是她從來沒有憂慮過。有一天晚上，我們坐在熊熊的爐火前，我問她是不是曾經因為憂慮而煩惱過。“煩惱？”她說，我以前的生活幾乎被憂慮毀了。在我學會征服憂慮之前，我在憂慮的折磨中生活了11年。那時候我脾氣很壞，又很急躁，整日生活在十分緊張的情緒之中。我每個星期都要從家裏搭公共汽車去舊金山買東西，可是即使買東西的時候，我也會擔心得要命：也許我又把電熨鬥放在燙衣板上了，也許房子燒起來了；也許我的女傭人跑了，丟下孩子不管；也許孩子們騎腳踏車出去，被汽車撞了……我買東西的時候，常常會因為這些念頭而冷汗直冒，會衝出店去，搭公共汽車回家，看看一切是不是都很好。難怪我的第一次婚姻沒有成功。
我的第二個丈夫是一個律師——他是一個很平靜、對什麽事都能加以理性分析的人，但從來不為任何事情憂慮。每次我神情緊張或焦慮的時候，他就會對我說：不要慌，讓我們好好地想一想……你真正擔心的到底是什麽呢？讓我們來看看平均概率，這種事情究竟有沒有可能發生。
舉個例子，我還記得有一次，當時我們在新墨西哥州。我們從阿布庫基開車去卡世白洞窟，經過一條土路，在半路上遭遇了一場肆虐可怕的暴風雨。路麵很泥濘，汽車打滑，無法控製。
我想我們一定會滑到路邊的水溝裏，可是我的丈夫一直不停地對我說：‘我現在開得很慢，不會出事的。即使車子滑到溝裏，根據平均概率，我們也不會受傷。’他的鎮定和信心感染了我，使我總算平靜下來。
有一年夏天，我們去加拿大的洛磯山區托昆穀露營。有一天晚上，我們的營帳紮在海拔達7000英尺高的地方，突然下起了暴風雨，我們的帳篷似乎要被撕成碎片。帳篷是用繩子綁在一個木製的平台上的，外麵的帳篷在風裏抖著，搖晃著，發出尖厲的聲音。我每一分鍾都在想：我們的帳篷要被吹垮了，要被吹到天上去。
我當時真的嚇壞了，可是我丈夫不停地說：‘親愛的，我們有好幾個印第安向導，這些人對這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們在這些山地裏紮營，都有60年了，這個營帳在這裏也過了很多年，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被吹掉。根據平均概率來看，今天晚上也不會被吹掉。而且即使被吹掉的話，我們還可以到另外一個營帳裏去，何必那麽緊張。’……我放鬆心情，結果後半夜睡得非常舒服。
“幾年以前，小兒麻痹症橫掃過加利福尼亞州我們所住的那一帶。要是在以前，我一定會驚慌失措惶惶不可終日。可是我的丈夫叫我保持鎮定，我們盡可能采取了所有的預防方法：不讓孩子們出入公共場所，暫時不去上學，不去看電影。在和衛生署聯絡過之後，我們得知，到目前為止，即使是在加州發生過的最嚴重的一次小兒麻痹症流行時，整個加利福尼亞州也隻有1835個孩子染上了這種病。而平常隻在200～300人之間。雖然這些數字聽起來還是很恐怖，可是到底讓我們感覺到：根據平均概率看起來，一個孩子感染的機會實在是很少。”
“‘根據平均概率，這種事情是不會發生的’，這一句話就消除了我90%的憂慮，使我在過去20年的生活都過得美好而平靜。”
當我回顧自己過去的幾十年時，我發現我的大部分憂慮也都是自尋煩惱。詹姆·格蘭特告訴我，他的經驗也是如此。他是紐約富蘭克林市格蘭特批發公司的大老板。每次他都要從佛羅裏達州買十幾車的橘子等水果。
他告訴我，他以前常常會想起許多很無聊的問題，比方說萬一火車失事怎麽辦？萬一水果滾得滿地都是怎麽辦？萬一車子正好經過一座橋，而橋突然垮了怎麽辦？當然，這些水果都是投了保險的，可他還是擔心萬一他沒有按時把水果送到，就可能失去他的市場。他甚至擔心自己憂慮過度而得了胃潰瘍，因此去找醫生為他做檢查。醫生告訴他說，他沒有別的毛病，隻是太緊張了。“這時候我才明白，”他說，“我開始問我自己一些問題。我對自己說，‘注意，詹姆·格蘭特，這麽多年來你批發過多少車的水果？’答案是：‘大概有兩萬五千多部車。’然後我問我自己，‘這麽多車裏有多少出過車禍？’答案是，‘噢——大概有5部車吧。’然後我對我自己說，‘一共兩萬五千部車子，隻有5部車出事，你知道這是什麽意思？比率是5000:1。換句話說，根據平均概率來看，以你過去的經驗為基礎，你車子出事的可能率是五千分之一，那你還擔心什麽呢？’”
“然後我對自己說：‘嗯，橋說不定會塌下來。’然後我問我自己，‘在過去，你究竟有多少車是因為塌橋而損失了呢？’答案是：‘一部也沒有。’然後我對我自己說：‘那你為了一座根本沒塌過的橋，為了五千分之一的火車失事的機會居然讓你憂愁達到患了疾病的程度，豈不是太傻了嗎？’”
“當我這樣來看這件事的時候，”詹姆·格蘭特告訴我，“我覺得以前自己真的很傻。於是我就在那一刹那做出決定，以後讓平均概率來替我分憂——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為我的‘胃潰瘍’煩惱過。”
當埃爾·史密斯擔任紐約州長的時候，我常聽到他對攻擊他的政敵說：“讓我們看看記錄……讓我們看看記錄。”然後他就會把許多事實講出來。假使下一次你再為可能會發生什麽事情而憂慮，就讓我們學一學這位聰明的埃爾·史密斯先生，讓我們查一查以前的記錄，看看我們的憂慮到底有沒有道理。這也正是當年佛萊德雷·馬克斯塔特擔心自己躺在墳裏的時候所做的事情。下麵就是他在紐約成人教育班上所講述的故事：
1994年6月初，我躺在奧瑪哈海灘附近一個散兵坑裏。我當時正在999信號連服役我們的部隊剛剛抵達諾曼底。我看了一眼地上那個長方形的散兵坑，然後對自己說：‘這看起來像一座墳墓。’當我躺下來，準備睡在裏麵的時候，覺得那更像一座墳墓了，我忍不住對自己說：也許這就是我的墳墓。
在晚上11點鍾的時候，德軍轟炸機開始飛過來，炸彈紛紛往下落，我嚇得呆若木雞。前三天，我簡直沒法入睡。到了第四天和第五天晚上，我幾乎精神崩潰。我知道如果我不立即想辦法的話，我很可能會瘋掉。
“所以我提醒自己說：已經過了5個晚上了，而我還活得好好的，我們這一組的人也都活得很好，隻有兩個受了點兒輕傷。而他們之所以受傷，也並不是被德軍的炸彈炸傷的，而是被我們自己的高射炮碎片打中的。我決定做一些有建設性的事情來消除我的憂慮。於是我在散兵坑裏做了一個厚厚的木頭屋頂，保護我自己不被碎彈片擊中。”
“我計算了一下位置和距離，然後告訴自己：‘隻有炸彈直接命中，我才有可能被打死在這個又深又窄的散兵坑內。’於是，我又算出了直接命中的比率，大概還不到萬分之一。這樣想著，過了兩三夜，我平靜下來，後來即使敵機來襲的時候，我也睡得非常安穩。”
美國海軍也常常利用平均概率統計出來的數字，來振奮士兵的士氣。一位以前曾當過海軍的人告訴我，當他和他船上的夥伴被派到一艘油船上的時候，他們都嚇壞了。這艘油輪運的都是高標號汽油，因此他們都認為如果這艘油輪被魚雷擊中的話，就會爆炸開來，每個人都難逃一死。
可是美國海軍有他們的辦法。海軍部隊給他們發了一些統計數字，指出被魚雷擊中的100艘油輪裏，有60艘並沒有沉到海裏去，而真正沉到海裏的40艘裏，隻有5艘是在5分鍾之內沉沒的。那也就是說，他們有足夠的時間跳下船逃生，在船上喪命的可能性非常小。這樣對軍隊的士氣有沒有幫助呢？“知道了這些平均數字之後，就使我的憂慮一掃而光。”住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的克萊德·馬斯說，“船上的人都感覺輕鬆多了，我們知道我們有的是機會，根據平均數字來看，我們大概是不會死在這裏的。”
改掉憂慮的習慣的第三條規則：
“讓我們看看以前的記錄，根據平均概率問問自己。現在擔心會發生的事情，可能發生的機會是多少？”
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實
在我小時候的一天，我和幾個夥伴一起在北密蘇裏州一棟荒廢的老木屋的閣樓上玩耍。從閣樓爬下來的時候，我先在窗欄上站了一會兒，然後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當時戴著一個戒指。就在我跳下去的時候，那個戒指鉤住了一顆鐵釘，結果我的整根手指都被拉斷了。
我嚇壞了，立即尖叫了起來，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可是我的手好了之後，我再也沒有為這件事煩惱過。煩惱又有什麽用呢？我接受了這個不可避免的事實。我現在根本不會想到我的左手隻有三個手指頭和一個大拇指。
幾年前，我碰到了一個在紐約市中心一家辦公大樓中開運貨電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整個左手都沒有了。我問他缺了那隻手是否覺得難過，他說：“噢，不會，我根本就不會想到它。隻有在穿針的時候，我才會想起這件事情。”如果有必要，我們差不多都能接受任何一種情況，使自己適應它，然後完全忘了它。我經常想到刻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座15世紀老教堂廢墟上的一行字：“事實就是這樣，沒有別的選擇。”
在漫長的歲月裏，我們難免會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它們既是這樣，就不可能是別樣。當然，我們也可以有所選擇：我們可以把它們當做不可避免的情況而加以接受，並且適應它；否則我們隻有用憂慮來摧毀我們的生活，甚至最後弄得精神崩潰。
我最喜歡的哲學家威廉·詹姆斯曾給過我們這樣的忠告：“要樂於承認事情就是這樣的情況。”他說，“能夠接受發生的事實，就是能克服隨之而來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岡州波特南的伊麗莎白·康黎，卻是經過很多困難才學到這一道理的。下麵是一封她最近寫給我的信：
“在美國慶祝陸軍在北非獲勝的那一天，”那封信上說，“我接到由國防部送來的一封電報，我的侄兒——我最愛的一個人——在戰場上失蹤了。過了不久，又有一封電報說他已經死了。”我悲傷得無以複加。在那件事發生以前，我一直覺得命運對我很好，我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努力將這個侄兒撫養成人。在我眼裏，他代表了年輕人美好的一切。我覺得我以前的努力，現在都得到了很好的回報……然後卻來了這通電報，我整個的世界都被無情地粉碎了，覺得再活下去也沒有什麽意義了。
我開始忽視我的工作，忽視我的朋友，我拋開了一切，既冷漠又怨恨。為什麽我最愛的侄兒會死？為什麽這麽好的孩子——還沒有開始他的生活——卻要讓他死在戰場上？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事實。我悲傷過度，決定放棄工作，離開家鄉，把自己淹沒在眼淚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準備辭職的時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封我早已經忘了的信。這封信是已故侄兒給我寫的。幾年前，我母親去世的時候，他給我寫了這封信：‘當然，我們都會想念她的，’那封信上說：‘尤其是你。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能挺過去的——以你個人對人生的看法，你就能挺得過去。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教給我的那些美麗的真理：不論在哪裏，也不論我們離得有多遠，我永遠都會記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個男子漢，要勇於承受一切已經發生的事情。’“我反複讀著那封信，覺得他似乎就在我的身邊，正在對我說話。他好像對我說：‘你為什麽不照你教給我的辦法去做呢？堅強些，挺下去，不論發生什麽事情，把你個人的悲傷掩藏在微笑之下，繼續活下去。’”
“於是，我再度回去工作，不再對人冷淡無禮。我一再告誡自己說：‘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我沒有能力去改變它，不過我能夠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繼續活下去。’我將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我給前方的士兵寫信——他們是別人的兒子；晚上，我又參加了成人教育班。我想找出新的興趣，結交新的朋友。我幾乎不敢相信發生在我身上的各種新的變化。我不再為已經發生而且永遠過去的事情悲傷，現在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滿了快樂——就像我的侄兒要我做到的那樣。”
伊麗莎白·康黎學到了我們所有人遲早都要學到的道理，就是我們必須接受和適應那些無法回避的事情。這一課可不是很容易學會的。就連那些高高在上的國家元首，也常常會提醒他們自己必須這樣做。例如，已故的喬治五世在白金漢宮的宮殿牆上掛有下麵這幾句話：“我不要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而後悔。”叔本華則以下麵的話表達了同樣的想法：“能夠順從，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很顯然，環境本身並不能使我們快樂或不快樂，隻有我們對周圍環境的反應才能決定我們的感受。在必要的時候，我們都能忍受得住災難和悲劇，甚至要戰勝它們。也許我們會認為自己辦不到，但事實上，我們內在的力量卻堅強得驚人，隻要我們肯加以利用，它就能幫助我們克服所有困難。
已故的布斯·塔金頓總是這樣說：“人生加諸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承受，但除了一樣：那就是失明，那是我永遠也無法忍受的。”但是這種不幸偏偏降臨了，在他60多歲的時候，他低頭看地上的地毯，整個彩色是模糊的，他無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紋。他去找了一個眼科專家，證實了那不幸的事實：他的視力在減退，有一隻眼睛幾乎全瞎了，另一隻也好不了多少。他最擔心的事情終於在他身上發生了。
塔金頓對這種“無法忍受”的災難有什麽反應呢？他是不是覺得“這下完了，我這一輩子到這裏就完了”呢？沒有，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還能覺得非常開心，甚至於還能運用他的幽默。以前，浮動的“黑斑”令他很難過，它們時時在他眼前遊過，遮斷他的視線，可是現在，當那些最大的黑斑從他眼前晃過的時候，他卻會說：“嘿，又是老黑斑爺爺來了，不知道今天這麽好的天氣，它要到哪裏去。”當塔金頓完全失明以後，他說：“我發現我能承受視力的喪失，就像一個人能承受別的事情一樣。哪怕是我五種感官全喪失了，我知道我還能夠繼續生存在我的思想裏，因為我們隻有在思想裏才能夠看，隻有在思想裏才能夠生活，無論我們是否清楚這一點。”
為了恢複視力，塔金頓在一年之內接受了12次手術，為他動手術的是當地的眼科醫生。他有沒有害怕呢？沒有，他知道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沒有辦法逃避，所以唯一能減輕他痛苦的辦法，就是勇敢地去接受它。他拒絕在醫院裏用私人病房，而住進大病房裏，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試著去使大家開心，而在他必須接受好幾次的手術時——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裏動了些什麽手術——他總是盡力讓自己去想他是多麽的幸運。“多麽好啊，”他說，“多麽妙啊，現在科學的發展已經有了這種技巧，能夠為像人的眼睛這麽纖細的東西動手術了。”
一般人如果經曆12次以上的手術和長期黑暗中的生活，恐怕都會變成神經病了。可是塔金頓卻說：“我可不願意把這次經曆拿去換一些更開心的事情。”這件事教會他如何接受災難，使他了解到生命帶給他的沒有一樣是他的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這件事也使他領悟了富爾頓所說的“失明並不令人難過，難過的是你不能忍受失明”這句話的道理。
相反，如果我們因此而退縮，或者是加以反抗，或者是為它難過，我們也不可能改變那些已經發生的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我知道，因為我就親身試過。
有一次，我拒絕接受我所遇到的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反抗它，結果我失眠了好幾夜並且痛苦不堪。我開始讓自己想起所有那些我不願意想的事情，經過這樣一年的自我虐待，我終於接受了這些不可能改變的事實。
我應該在好幾年前，就吟出惠特曼的詩句：
咦，要像樹和動物一樣，
去麵對黑暗、暴風雨、饑餓、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放了12年的牛，從來沒有看到哪一頭母牛因為草地缺水而幹枯，或者天氣太冷，或者是哪頭公牛追上了別的母牛而大為光火過。動物都能很平靜地麵對夜晚、暴風雨和饑餓。所以它們從來不會精神崩潰或者是胃潰瘍，它們也從來不會發瘋。這是不是說，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時候，都應該低聲下氣，俯首帖耳呢？不，絕對不是這樣，那樣就成為宿命論者了。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隻要還有一點挽救的機會，我們都要全力以赴；可是當普通常識告訴我們，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轉機——那麽，為了保持我們的理智，我們就不要“左顧右盼，無事自憂”了。
哥倫比亞大學已故的霍基斯院長曾告訴我，他為自己寫了一首打油詩作為他的座右銘：
天下疾病多，數都數不清，
有些可以救，有的難治好。
如果有希望，就應把藥找，
要是沒法治，幹脆就忘了。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曾經訪問過美國許多有名的商人。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們大多數人都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而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如果他們不能這樣做的話，他們就會在巨大的壓力之下被壓垮。下麵就是幾個很好的例子：
創設了遍及全國的潘氏連鎖商店的潘尼告訴我：“哪怕我所有的錢都賠光了，我也不會憂慮，因為我看不出憂慮可以讓我得到什麽。我會全力以赴爭取做好自己的工作，無論結果如何我都欣然接受。”亨利·福特也告訴我一句類似的話。“碰到我沒辦法處理的事情，”他說，“我就讓他們自己去解決。”
當我問克萊斯勒公司的總經理凱勒先生，他如何避免憂慮的時候，他回答說：“要是我碰到很棘手的情況，凡是想得出辦法解決的，我都努力去做。要是我不能解決的，我就幹脆把它撇開。我從來不替未來擔心，因為沒有人能夠知道未來將發生什麽事情，影響未來的因素太多了，也沒有人能說這些影響都從何而來。”
既然這樣，何必為它們擔心呢？如果你說凱勒是個哲學家，他一定會覺得非常困窘，他隻是一個很好的商人。可是他的意思，正和19世紀以前，羅馬的大哲學家依匹托塔士的理論相似。“快樂之道無他，”依匹托塔士告誡羅馬人，“就是我們的意誌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要去憂慮。”
莎拉·班哈特可以說是最懂得如何適應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女性了。50年來，她一直是四大州劇院裏獨一無二的“皇後”，是全世界觀眾最喜愛的一位女演員。可是後來，在她71歲那一年破產了，所有的錢都損失了，而她的醫生、巴黎的波基教授還告訴她必須把腿鋸掉。
事情是這樣的：她在橫渡大西洋的時候遇到暴風雨，滑倒在甲板上，腿受了重傷，染上了靜脈炎和腿**。那種劇烈的痛苦，使醫生覺得她的腿必須鋸掉。這位醫生有點兒怕去把這個消息告訴脾氣很壞的莎拉。因為他認為這個可怕的消息一定會使莎拉大為惱火。
可他錯了，莎拉隻是看了他一陣子，然後很平靜地說：“如果真的非這樣不可的話，也隻好這樣了，這就是命運。”當她被推進手術室的時候，她的兒子站在一邊哭泣。她卻朝他揮了揮手，麵帶微笑地說：“不要走開，我馬上就會回來的。”
在去手術室的路上，莎拉一直在背她演出過的一場戲中的一句台詞。有人問她這樣是不是為了給自己鼓氣，她卻說：“不是，我是想讓醫生和護士們高興，他們的壓力可大得很呢！”當手術完成，恢複健康之後，莎拉又繼續環遊世界，她的觀眾又為她著迷了7年。愛爾西·麥克密克在《讀者文摘》的一篇文章裏說：“當我們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之後，我們就可以節省精力，創造更豐富的生活。”任何人都不會有足夠的情感和精力來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實，同時又創造新的生活。你隻能在兩者之間選其一：你可以在生活中發生的不可避免的暴風雨之下彎腰曲身，或者你可以抗拒它們而被摧毀。
我在密蘇裏州自己的農場上就看過這樣的情景。當時，我在農場種了幾十棵樹，起先它們長得非常快，後來一陣冰雹下來，每一根細小的樹枝上都堆滿了一層厚重的冰。這些樹枝在重壓下並沒有順從地彎下來，卻很驕傲地硬挺著，最後在沉重的壓力下折斷了——然後不得不被毀掉。
它們不像北方的樹木那樣聰明。我曾經在加拿大看到過長達好幾百英裏的常青樹林，從來沒有看見一棵柏樹或是一株鬆樹被冰或冰雹壓垮。這些常青樹知道怎麽去順從，怎麽彎垂下它們的枝條，怎麽適應那些不可避免的情況。日本的柔道大師教他們的學生“要像楊柳一樣的柔順，不要像橡樹一樣的直挺”。
你知道汽車的輪胎為什麽能在路上支持那麽久，忍受得了那麽多的顛簸嗎？最初，有的人想要製造一種輪胎，能夠抗拒路上的顛簸，結果輪胎不久就被顛簸成了碎塊。後來他們做出一種輪胎，可以吸收以上所碰到的各種壓力，這樣的輪胎可以“接受一切”。如果我們在多難的人生旅途上，也能承受所有的挫折和顛簸的話，我們就能夠活得更長久，並能享受更順利的旅程。
如果我們不順服，而是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各種挫折，那我們會碰到什麽樣的事情呢？答案非常簡單：我們就會產生一連串內在的矛盾——憂慮、緊張，並且急躁而神經質。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拋棄現實世界的各種不快，退縮到一個我們自己織造而成的夢幻世界中，那麽我們就會精神錯亂心神失調了。
戰時，成千上萬心懷恐懼的士兵隻有兩種選擇：要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要麽在壓力之下精神崩潰。讓我們舉個例子，說的是威廉·卡賽流斯的事。下麵就是他在紐約成人教育班上所說的一個得獎的故事：
“我加入海岸防衛隊之後不久，就被派到大西洋這邊最可怕的一個單位。他們讓我管炸藥。想想看，我不過是一個賣小餅幹的店員，現在居然成了管炸藥的人！光是想到站在這千萬噸的TNT頂上，就會讓我嚇得連骨髓都凍住了。我隻接受了兩天的訓練，而我所學到的那些知識更讓我內心充滿了恐懼。”
我永遠也忘不了我第一次奉命執行任務的情形。那天又黑又冷，還彌漫著濃霧，我奉命到新澤西州的卡文角露碼頭。我負責船上的第五號艙，和五個碼頭工人一起工作。他們身強力壯，可是對炸藥卻一無所知。他們正將重兩千到四千磅的炸彈往船上裝，每一個炸彈都包含一噸TNT，足夠把那條舊船炸得粉碎。
我們用兩條鐵索把炸彈吊到船上，我不停地對自己說：萬一有一條鐵索滑溜了，或者是斷了，噢，我的天呀！我可真是害怕極了。我渾身顫抖，嘴裏發幹，兩條腿發軟，心跳得幾乎從胸中蹦出來。可是我不能跑開，那樣做就是逃亡，不但我會丟臉，我的父母也會跟著丟臉，而且我可能因為逃亡而被槍斃。我不能跑，隻能留下來。我一直看著那些碼頭工人毫不在乎地把炸彈搬來搬去，心裏總是想著船隨時都會被炸掉。
“在我擔驚受怕、戰戰兢兢了一個多小時之後，我終於開始運用自己的常識。我跟自己好好地談了談，我說：‘你聽著，就算你被炸死了，又怎麽樣？你反正也沒有什麽感覺了。這種死法倒痛快得很，總比死於癌症要好得多吧。不要做傻瓜，你不可能永遠地活著，這件工作不能不做，否則就要被槍斃，與其這樣，你還不如做得開心些。’”
“我這樣對自己說了好長時間，然後覺得輕鬆了些。最後，我克服了憂慮和恐懼，讓自己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情況。我永遠也忘不了這段經曆。現在，每當我要為一些不可能改變的事實而憂慮的時候，我就會聳聳肩膀說：‘忘了吧。’”
“對不可避免的事，輕鬆地去承受。”這句話是在耶穌基督出生前399年說的。然而在今天這個充滿憂慮的世界，人們比以往更需要這句話：“對不可避免的事，輕鬆地去承受吧。”
改變憂慮的習慣的第四條規則：
“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實。”
讓憂慮“到此為止”
你是否想知道如何在華爾街賺錢？當然，恐怕至少有100萬人想知道這一點。如果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這本書恐怕就要賣一萬美元一本了。不過，這裏卻有一個很好的想法，而且很多成功的人都加以應用。講這個故事的人叫查爾斯·羅伯茨，他是一位投資顧問。
我剛從得克薩斯州來到紐約的時候，身上隻有兩萬美元，是我朋友托付我到股票市場上來投資用的。我原以為，我對股票市場懂得很多，可是後來我賠得分文不剩。不錯！在某些生意上我賺了幾筆，可結果全部都賠光了。
如果我隻把自己的錢都賠光了，我倒不會怎麽在乎。可是我認為把我朋友們的錢賠光了，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雖然他們都有足夠的錢。在我們的投資出現這種不幸的結果之後，我實在是很害怕再見到他們，但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對這件事情不僅看得很開，而且還樂觀到不可思議的地步。“我開始仔細研究我所犯過的錯誤。之後我下定決心，在我再度進入股票市場以前，一定要先弄明白股票市場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於是，我找到一位最成功的預測專家波頓·卡瑟斯，和他交上了朋友。我相信我從他那裏能學到很多東西，因為他多年以來一直是個非常成功的人，我知道能做出這樣一番事業的人，不可能全靠機遇和運氣。”
他先問了我幾個問題，問我以前是怎麽做的。然後告訴我一個股票交易中最重要的原則。他說：‘我在市場上所買的每一宗股票。都有一個到此為止、不能再賠的最低標準。比方說，我買的是每股50美元的股票，我馬上規定不能再賠的最低標準是45美元。’這也就是說，萬一股票跌價，跌到比買進價低5美元的時候，就立刻賣出去。這樣就可以把損失隻限定在5美元。
如果你當初買得很聰明的話，’這位大師繼續說道，‘你的賺頭可能平均在10美元、25美元，甚至是50美元。因此，在把你的損失限定在5美元以後，即使你半數以上的判斷錯誤，也能讓你賺很多的錢。’
“我很快就學會了這一辦法，從此便一直使用，這個辦法替我的顧客和我挽回了不知幾千幾萬塊錢。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這所謂‘到此為止’的底限原則，也可以用於股票市場之外的地方。我開始在財務以外的憂慮問題上，給自己也訂下‘到此為止’的界限，我在每一種煩惱和不快的事情上，都加了一個‘到此為止’的限製，結果真是太妙了。”
“舉個例子吧：我經常和一個很不守時的朋友共進午餐。他以前總是在我的午餐時間過去大半後才趕來。而現在我告訴他說：以後等你‘到此為止’的限製是10分鍾，要是你在10分鍾以後才趕到，那我們的午餐就算告吹——你來也找不到我了。”
我真希望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就學會了將這種“到此為止”的限製用在我的每一個方麵——我的缺乏耐心、我的脾氣、我的自我適應的欲望、我的悔恨以及所有精神與情感的壓力上。為什麽我以前沒有想到要抓住每一個可能會摧毀我思想平靜的情況呢？為什麽不會對自己說：“這件事情隻值得擔這麽一點點心——沒必要去操更多的心……”
不過，我至少覺得自己在一件事上做得還不差，而且那是一次很嚴重的情況——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危機——當時我幾乎眼看著我的夢想、我對未來的計劃，以及多年來的工作付諸流水。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在我30歲剛出頭的時候，我決定終生以寫小說為職業，想做個弗蘭克·瑞斯洛、傑克·倫敦或哈代第二。當時我充滿了信心，在歐洲住了兩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那段日子裏，用美元在歐洲生活，開銷算是很小的。我在那兒過了兩年，從事我的創作。
我把那本書題名為《大風雪》，這個題目取得實在太好了，因為所有出版家對它的態度都冷得像呼嘯而刮的大風雪一樣。當經紀人告訴我這部作品不值一文，說我沒有寫小說的天分和才能的時候，我的心跳幾乎停止了。
我茫然失措地離開他的辦公室，哪怕他當時用棍子當頭敲我，也不會讓我更感到吃驚，我簡直是呆住了。我發現自己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必須作出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我該怎麽辦呢？我該往哪一個方向轉呢？幾個星期以後，我才從茫然中醒來。
在當時，我從來沒有聽過“給你的憂慮訂下‘到此為止’的限製”的說法，可是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所做的正是這件事。我把費盡心血寫那部小說的兩年時間看作是一次可貴的經曆，然後從那裏繼續前進。我回到組織和教授成人教育班的老本行，有空的時候寫一些傳記和非小說類的書。
我是不是很高興自己作出了這樣的決定呢？現在每當我想起那件事情，我就得意地想在街上跳舞。我可以很坦誠地說，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哪一天或哪一個小時後悔我沒有成為哈代第二。
100年前的一個夜晚，一隻鳥在華登湖畔的樹林裏鳴叫的時候，梭羅用鵝毛筆蘸著自製墨水，在他的日記裏寫道：“一件事物的代價，也就是我稱之為生活的總值，需要當場交換，或在最後付出。”
換個方式來說：如果我們以生活的一部分來付出代價，而且付得太多的話，那我們就是這個世界上的傻子。這也正是吉爾伯和蘇裏文的悲哀：他們知道如何創作出快樂的歌詞和曲子，卻完全不知道如何尋找生活中的快樂。
他們寫過許多世人非常喜歡的輕歌劇，可是他們卻沒有辦法控製他們的脾氣。他們有一次竟然為了一塊地毯的價錢而爭吵了好多年：蘇裏文為他們的劇院買了一塊新地毯，可是當吉爾伯看到賬單時，非常惱火。這件事後來甚至鬧上了公堂，從此兩個人到死都沒有再交談過。
蘇裏文為新歌劇寫完曲子之後，就把它寄給吉爾伯，而吉爾伯填上歌詞之後，再把它寄回給蘇裏文。有一次，他們不得不同時上台謝幕，於是他們站在舞台的兩邊，分別麵朝著不同的方向鞠躬，這樣才不至於看見對方。他們不懂得在出現矛盾和不快的時候，訂下一個“到此為止”的最低限度，而林肯卻做到了這一點。
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有一次，林肯的幾位朋友攻擊他的一些敵人，林肯說：“你們對私人恩怨的感受比我更多，也許我這種感覺太少吧。可是我向來以為這樣很不值得。一個人實在沒有必要把時間花在爭吵上。要是那個人不再攻擊我，我也不會再記他的仇。”
我真希望我的伊迪絲姑媽也能有林肯這樣寬以待人的胸襟。她和姑父法蘭克住在一棟被抵押出去的農莊上。那裏的土質很惡劣，灌溉條件也差，收成自然不好。他們的日子很艱難，每一個小錢都得省著用。
可是伊迪絲姑媽卻喜歡買一些窗簾和其他的小飾物來裝飾家裏，她曾向密蘇裏州馬利維裏的一家小雜貨店賒購這些東西。姑父法蘭克很擔心他們的債務無法還清，而且他是個很注重個人信譽的人，不願意欠債，因此他私下裏告訴雜貨店老板，不讓他太太再賒賬買他的東西。
當她聽說這件事之後，大發怒火——那時離現在差不多過去了50年了，可是她仍在大發脾氣。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聽她說這件事情。我最後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已經快80歲了。我對她說：“伊迪絲姑媽，法蘭克姑父這種做法的確不對，可是你沒有覺得，自從那件事發生之後，你差不多埋怨了半個世紀，這難道比他所做的事情還要壞嗎？”伊迪絲姑媽對她這些不愉快的記憶所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她付出的是她自己內心的平靜。
富蘭克林小時候，犯了一次70年來一直難以釋懷的錯誤。7歲的時候，他喜歡上了一支哨子，於是他興奮地跑進玩具店，把他所有的零錢放在櫃台上，也不問問價錢就把那支哨子買了下來。
“然後我回到家裏，”70年後他寫信告訴他的朋友說，“吹著哨子在整個屋子裏轉著，對我買的這支哨子非常得意。”可是等到他的哥哥姐姐發現他買哨子多付了錢之後，大家都來取笑他。而他正像他後來所說的：“我懊惱地痛哭了一場。”很多年之後，富蘭克林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做了美國駐法國的大使。他還記得因為他買哨子多付了錢，使他得到的痛苦多過了哨子所給他的快樂。
富蘭克林在這個教訓裏學到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當我長大以後，”他說，“我見識到許多人類的行為，我認為我碰到很多人買哨子都付了太多的錢。簡而言之，我認為，人類的苦難部分產生於他們對事物價值做了錯誤的估計，也就是他們買哨子多付了錢。”
吉爾伯和蘇裏文對他們的哨子多付了錢，我的姑媽伊迪絲也一樣，我自己在很多情況下同樣如此。還有不朽的托爾斯泰，也就是《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這兩部世界最偉大的小說的作者。根據大英百科全書的記載，在托爾斯泰生命最後的20年裏，“可能是全世界最受人尊敬的人”。在他逝世前20年，崇拜他的人不斷地去他家裏，希望能見到他一麵，能聽聽他的聲音，或者哪怕隻摸一摸他的衣服邊。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有人想在本上記下來，就像那是一句“聖諭”一樣。
可是在生活上，托爾斯泰在70歲的時候，還不及富蘭克林在7歲的時候聰明，他簡直一點兒腦筋也沒有。我為什麽要如此說呢？下麵就是我這麽評價他的原因：托爾斯泰娶了一個他衷心喜歡的女孩子。事實上，他們在一起的時候非常的開心，所以他們常常跪下來向上帝祈禱，希望上帝能讓他們繼續過這種神仙伴侶的生活。
然而，托爾斯泰娶的這個女孩子天性善妒，她常常把自己打扮成鄉下姑娘，到處打探他的行動，甚至偷偷地溜進樹林裏去監視他。他們之間發生了許多非常可怕的爭吵，她甚至嫉妒她自己的親生女兒，曾經用槍把她女兒的照片打穿了一個洞。她會在地板上撒潑打滾兒，拿著一瓶鴉片，威脅說要自殺，以至於嚇得她的孩子們縮在屋子的角落裏，嚇得尖聲大叫。
那麽托爾斯泰麵對這樣的情況又是怎麽做的呢？如果他暴跳如雷，把家具打得粉碎的話，我倒不想怪他，因為他有理由這樣去做。可是他所做的遠遠比這個要壞多了，他全部記在一本私人日記裏！在那裏麵，他將一切都歸咎於他的太太——這就是他的“哨子”。
他想讓他的下一代能夠原諒他，於是把所有的錯誤都推到了他太太身上。而他太太又用什麽辦法來對付他這種做法的呢？這還用問嗎？很明顯，她當然是撕毀並燒掉了他的日記。她自己也寫了一本日記，把錯誤都推在托爾斯泰身上。她甚至還動手寫了一本小說，書名為《誰的錯》。在這本小說裏，她把托爾斯泰描寫成一個家庭破壞者，而她自己則分明成了一名烈士。
所有事情的結果又是怎樣的呢？為什麽這兩個人會把他們唯一的家變成托爾斯泰稱之為？“一座瘋人院”的地方呢？很顯然，有這樣幾個理由，其中之一就是他們極想引起別人的注意。不錯，他們所最擔心的就是別人的意見。我們會不會在乎應該怪誰呢？不會的，我們隻會注意我們自己的問題，而不會浪費一分鍾去想托爾斯泰的私家事。
這兩個無聊的人為他們的“哨子”付出了多麽大的代價。50年的光陰都住在一個可怕的地獄裏，隻因為他們兩個人沒有一個願意說“不要再吵了”。因為兩個人都沒有足夠的價值判斷力，並能夠說：“讓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馬上告一段落，我們是在浪費生命，讓我們現在就說‘夠了’吧。”
不錯，我相信“具備正確的價值觀念”是獲得心理平靜的最大的秘密之一。而我也相信，隻要我們能夠定出一種個人的標準，我們的憂慮有一半可以迅速消除——就是和我們的生活比較起來，什麽樣的事情才值得。
改變憂慮習慣的第五條規則：
任何時候，當我們想掏錢購買的東西和生活比起來不算好的話，讓我們先停下來，問自己下麵三個問題：
一、我現在擔心的問題，和我自己到底有哪些關係？
二、在這件令我憂慮的事情上，我應該如何確定“到此為止”的最低限度，然後把它整個忘掉？
三、我到底應該為這支“哨子”付多少錢？我是否已經付出了超過它價值的錢呢？
不要去鋸木屑
就在我寫這句話的時候，我可以通過窗戶看見窗外院子裏一些留在大石板和石頭上的恐龍足跡。它們是我掏錢從耶魯大學皮氏博物館買來的。我還保留了一封皮氏博物館館長寫給我的信，說這些足跡早在1億8000萬年前就有了。我想即使是一個白癡，也不會想返回到1億8000萬年前去改變這些足跡。
而一個人的憂慮就正如這種想法一樣愚蠢，因為就算是180秒鍾以前所發生的事情，我們也不可能再回去糾正它，可是我們卻有很多人正在做類似的事情。說得更確切一點，我們可以想辦法來改變發生在180秒鍾以前的事情所產生的影響，但我們卻絕對不可能去改變當時所發生的事情。
唯一可以使過去的錯誤產生價值的方法，就是平靜地分析我們過去的錯誤，並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然後再忘記錯誤。我知道這句話是很有道理，但我是不是一直有勇氣、有思想去這樣實踐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先讓我告訴你我在幾年前的一次奇妙經曆吧，當時我竟讓30多美元從我手指縫裏溜過，沒有得到一分錢的利潤。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我開辦了一個規模很大的成人教育輔導班，在很多城市裏都有分部，我花了許多錢用來做組織和宣傳。我當時因為忙於教課，所以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管理財務問題，而且我當時過於天真，不知道應該找一個很好的業務經理來支配各項支出。最後，過了將近一年，我發現了一個既清楚明白又很驚人的事實：雖然我們的收入不錯，卻沒有賺到一點利潤。在發現這點之後，我本應該立即著手去做兩件事情：
第一，我應該有那個腦筋，去向黑人科學家喬治·華盛頓·卡佛爾學習，他存款的銀行倒閉了——他五萬美元的存款，他畢生的積蓄**然無存。當別人問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已經破產了的時候，他回答說：“是的，我聽說過了。”然後繼續教書。他把這筆損失從他的腦子裏抹去，以後再也沒有提起過。
我應該做的第二件事是，分析自己所犯的錯誤，然後從中吸取教訓。
可是坦白地說，這兩件事我一樣也沒有做。相反，我卻開始發愁。一連好幾個月我都恍恍惚惚的，睡不安穩，體重減輕了很多，不但沒有從這次大錯誤裏得到教訓，反而接著犯了一個隻是規模小了一點的同樣的錯誤。
對我來說，要承認以前這種愚蠢的行為，實在是很窘迫的事。可是我很早就發現一個道理：“教20個人怎麽做，比自己一個人去做，要容易得多。”我真希望我也能夠到紐約的喬治·華盛頓高級中學去當保羅·布蘭德威爾的學生。這位老師曾教過住在紐約市布朗士區的亞倫·桑德斯。桑德斯先生告訴我，教他生理衛生課的老師保羅·布蘭德威爾博士，給他上了人生當中最有價值的一課。
亞倫·桑德斯告訴我說：“當時我隻有十幾歲，可是我那時候經常為很多事情發愁。我常常為自己犯過的各種錯誤而自責，交完考試卷以後，我常常會在半夜裏睡不著，咬著我的指甲，擔心我無法及格。我總是在想我所做過的那些事情，希望當初沒有那樣做；我總是在想我所說過的那些話，希望我當時能把那些話說得更好一些。”
有一天早上，我們全班走進實驗室上實驗課。我們的老師保羅·布蘭德威爾博士將一瓶牛奶放在桌子邊上。我們都坐下來，望著那瓶牛奶，心想這和他所教的生理衛生課有什麽關係。這時，保羅·布蘭德威爾博士突然站了起來，一掌把那瓶牛奶打碎在水槽裏。然後，他大聲叫道：不要為已經打翻的牛奶哭泣。
“然後他讓我們所有的人都到水槽邊去，好好地看看那瓶打碎的牛奶。‘好好地看一看，’他告訴我們，‘因為我要你們這一輩子都記住這一課，這瓶牛奶已經沒有了——你們可以看到它都漏光了，無論你怎麽著急，怎麽抱怨，都沒有辦法再救回一滴。隻要先用一點思想，先加以預防，那瓶牛奶就可以保住。可是現在一切都太遲了——我們現在所能做到的，隻是把它忘掉，丟開這件事情，隻注意下一件事。’”
“這次小小的表演，在我忘了我所學到的幾何和拉丁文以後很久，我對這一課都還記得。事實上，這件事在實際生活中所教給我的，比我在高中讀了那麽多年所學到的任何東西都好。它教會我這樣一個道理：隻要可能的話，就不要打翻牛奶，萬一牛奶打翻，整個漏光的時候，就要徹底把這件事情給忘掉。”
有些讀者大概會覺得，費這麽大精力講那麽一句老話，“不要為打翻了的牛奶哭泣”，未免有點兒小題大做。我知道這句話非常普通，也可以說是很陳舊。然而這樣的老生常談卻包含了人類多少年來所積聚的經驗智慧，這也正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經過了世世代代才得以傳下來的。
如果你能讀完各個時代偉大學者所寫的有關憂慮的圖書，你也不會看到比“船到橋頭自然直”和“不要為打翻的牛奶哭泣”這類更基本、也更有用的了。隻要我們能應用這兩句老話，不去輕視它，我們根本就用不著讀這本書了。然而，如果不能加以利用，知識就不能成為力量。
本書的目的並不是想告訴你什麽新的知識，而是要提醒你那些你已經知道的事，並且鼓勵你把已經學到的知識應用到實踐當中。
我一直很佩服已故的佛雷德·福勒·夏德，他有一種能把老的事情用又新又吸引人的方法說出來的天分。他是費城一家報社的編輯。有一次他曾為大學畢業班講演，他問道：“有多少人曾經鋸過木頭？請舉手。”結果大部分的學生都舉手表示曾經鋸過。然後他又問道：“有多少人曾經鋸過木屑？”沒有一個人舉手。
“當然，你們不可能鋸木屑，”夏德先生說道，“因為那些都是已經鋸下來的。過去的事也是如此，當你開始為那些已經做完的和過去的事憂慮的時候，你不過是在鋸一些木屑。”
棒球老將康尼·麥克81歲高齡的時候，我問他有沒有為輸了的比賽憂慮過。“噢，有的。我以前常這樣，”康尼·麥克告訴我說，“可是多年以前我就不幹這種傻事了。我發現這樣做對我完全沒有好處，磨完的粉子不能再磨，因為水已經把它們衝到底下去了。”
不錯，磨完的細粉不能再磨，鋸木頭所剩下來的木屑也無法再鋸了。不過，你還能消除你臉上的皺紋和胃裏的潰瘍。在去年感恩節的時候，我和傑克·鄧普賽共進晚餐。當我們吃火雞和桔醬時，他給我講了他把重量級拳王的頭銜輸給金·騰尼的那一場比賽。當然，這對於他的自尊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
他告訴我說：“在比賽的過程中，我突然發現我竟然變成了一個老頭子……當第十回合結束的時候，我總算沒有倒下去，但也隻是沒有倒下去而已。我的臉腫了起來，而且有多處傷痕，雙眼幾乎無法睜開……我隻看見裁判員舉起金·騰尼的手，宣布他為獲勝者——我已經不再是世界拳王了。我在雨中往回走，穿過人群，回到我自己的房間。就在我往回走的時候，有些人想來握住我的手，另一些人眼睛裏則飽含著淚水。”“一年之後，我和騰尼又打了一場比賽，可是我一點兒機會也沒有，我就這樣永遠完了。要讓我完全不去為這件事情發愁實在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對自己說：‘我不想生活在過去裏，我不會為打翻了的牛奶哭泣，我要承受這一次打擊，不讓它把我打倒。’”
而這一點也正是傑克·鄧普賽所做到的事。他是怎麽做的呢？他隻是一再對他自己說“我不再為過去而憂慮”嗎？不是！這樣做隻會迫使他想起他過去的那些憂慮。他的方法是勇於承受一切，忘掉他的失敗，然後集中精力為未來製定計劃。
他的做法是開始重新經營百老匯的鄧普賽餐廳以及大北方旅店；安排和宣傳拳擊比賽，舉行各種拳賽展覽會。他讓自己忙著做一些富於建設性的事情，這樣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和心思去為過去而擔憂。“我過去10年來的生活，”傑克·鄧普賽說，“比我當世界拳王的時候要好了很多。”
鄧普賽先生告訴我，他沒有讀過很多書，不過他卻正在不自覺地照著莎士比亞的話行事：“聰明人永遠不會坐在那裏，為他們的錯誤和損失而悲傷；相反，他們會很高興地想辦法去彌補。”我閱讀曆史和傳記，並觀察一般人是如何度過艱難的環境時，我一直既覺得吃驚，又羨慕那些能夠忘記他們的憂慮和不幸並繼續過快樂生活的人。我曾經到辛辛監獄去看過，那裏最讓我吃驚的是，囚犯們看起來和平常人都是一樣的快樂。
我當即把我的看法告訴了劉易士·路易斯——當時辛辛監獄的監獄長。他告訴我，這些囚犯剛到辛辛監獄的時候，都心懷怨恨而且脾氣暴躁，可是經過幾個月之後，他們當中比較聰明一點的人都能忘掉他們的不幸，安定下來承受他們的監獄生活，並盡量讓自己過的好一些。路易斯監獄長告訴我，有一個辛辛監獄的犯人，一個在花園裏工作的人——在監獄圍牆裏一邊種菜種花的時候，還能一邊唱歌。
所以，為什麽要浪費眼淚呢？當然，犯了過錯和疏忽都是我們的不對，可是這又怎麽樣呢？誰沒有犯過錯？就連名聞世界的拿破侖，在他所有重要的戰役中也輸過三分之一。也許我們的平均紀錄並不會壞過拿破侖，誰知道呢？何況即使調動所有國王的人馬，也不能挽回過去的失誤。
改變憂慮習慣的第六條規則：
“不要試著去鋸木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