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做事的效率主要取決於我們做事時的專注程度。
我們怎能期待管理者和監護人，
培養出不食人間煙火的神靈？
他們必須是愛好音樂的人，
易於激動，又十分敏感。
陸地的景色和美麗的藍天，
還有人們的交往。
但，對於他本民族的文化內核而言，
將把過去熔鑄進未來，
而今後他自身的命運將徹底改變。
“雄心”這個詞在今天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底蘊。當整個世界的人們都在瘋狂追權逐利時，文化修正了成功理論的內涵。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常常成為權力的囚徒。一個博聞強識的記憶就可以使人成為活曆書；一種擊敗對手獲取勝利的論辯天才，就足以造就一個雄辯家；而獲得金錢的雕蟲小技，又將使人成為守財奴，即成為金錢的奴隸。文化往往借助於對抗居於統治地位的權力，或是借助於富有吸引力的社會地位的力量，來削弱人們對權力的這種狂熱。因為，在許多人眼裏，權力是成功的見證人。
人們奮鬥的任何業績都不能隻歸功於大自然的慈悲和恩賜，而是奮鬥者們付出巨大的犧牲和代價換來的；這些業績也就成為奮鬥者所付出的犧牲和代價的聊以**的補償，或是成功後的自豪。然而，這種犧牲和代價是巨大的。打個比方，假如他想要獲得一隻小拇指，他就要使自己付出胳膊和大腿作為代價。而任何在某個領域過度集中的權力通常都要以在毗鄰領域內的缺陷作為補償。
我們做事的效率主要取決於我們做事時的專注程度。一個知名人士降臨我們這個世界後，在他存在的場合下，大自然通常帶著偏見賦予他過重的負擔，旨在“勞”成大業者的“筋骨”，這就意味著要犧牲他工作能力的另一半。
據說一個人同時能寫不止一本書；而每個人都有一個缺點，這就是總要乞求“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以名垂青史。內科醫生聖克多魯斯花費他畢生的精力在一架天平上，這架天平的功能就是為他稱量食物。我曾經見過一個人，他認為英語國家的首要禍害源自對音樂會的嗜好。不久前，一個共濟會員開始致力於解釋這個國家，解釋華盛頓將軍的成功，他認為，華盛頓將軍成功的首要原因是他得到共濟會的幫助。
但是，比在隻有一根弦的豎琴上彈奏樂曲還要糟糕的是，大自然通過在自身的有機係統中給予個人自身價值高度的自負來庇護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是社會的瘟疫。有各種各樣的利己主義：隱晦的利己主義和明朗的利己主義，神聖的利己主義和濫用的利己主義，粗糙的利己主義和精致的利己主義。它們就如同降臨到所有體質健康者身上的疾患，必將損害這些健康的有機體。
就被內科醫生稱之為“舞蹈病”的瘟熱而言，其患者時常會出現在一個地方轉圈或持續不斷地慢慢旋轉自己身體的症狀。難道這就是利己主義這種痼疾的形而上學的變種？這種病人沿著一個圓形轉身靠的是他自身的天賦。這實際上是陷入了對轉身行為的欣賞，以至於將自己封閉起來，失去了與外部世界的聯係。這是所有人頭腦中共有的一種傾向。它的一種否定形式是渴望得到人們的同情。
這些患者們習慣於讓他們的痛苦招搖過市，他們經常從自己的傷口上撕下包紮的藥布，以暴露他們可以示人的痛苦和罪過，於是，便喚起了你對他們的憐憫和同情。他們喜歡這種病態，因為，肉體上的痛苦將使他們從旁觀者那裏獲得可觀的利益，正如我們經常看到孩子們那樣，當他們發現自己身無分文時，一旦有大人走過來，他們就咳嗽個不停，直到哽咽，以引起大人們的注意，從而獲得幫助。
這種溫熱病是對哲學家、藝術家和發明家等所謂天才的一種鞭笞。同樣，再著名的巫師也將無力使自己的言行超然世外，而隻能直麵現實，無論它多麽複雜棘手。請注意這種人，他們通常說：“我是處於生病的前夜。”
鑒於這種習慣經常誘發人們對它的幽默感，而且，通過對病人實施審慎的治療，使他停止在更狹窄的自我主義的小天地裏自言自語，並將他們從上帝那充滿歡樂但又易出錯的男女信徒的世界裏排除出去，這是一種快速的懲罰。
在這方麵，宗教文學有許多著名事例，而如果我們查閱一下我們自己手中的詩人、批評家、慈善家和哲學家的名錄，就會發現他們大多染有這種水腫和橡皮病。這是我們應該提出、討論的問題。
這種利己主義如此普遍地存在於許多知名人士的身上，以至於我們必須推測大自然中可能存在某種強大的必要性，那就是不能讓塵世間任何凡人的人生完滿無缺，這是一種有益的推測和嚐試；正如同我們在性吸引中所看到的場景那樣。物種的保護就是一種這樣的必要性，無論是當它麵臨私欲極度膨脹的貪婪的危害，還是當它冒長久犯罪的危險和失去正常秩序的威脅，大自然都會慷慨地為其提供保護。所以，利己主義就是深深地植根於這種基本的必要性的，也正是憑著這種必要性，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存在價值。
這種個性不僅不與文化相悖，而且是文化的基礎。每一種自然價值都是它自身權利的存在形式，而我們麵授的學生一定會從他自身的文化修養中獲得無往不勝的天資，憑借這種天資去讀各種各樣的書籍，去從事藝術活動，去掌握各種技能技巧，優雅地參與社交活動，但又不懾服和迷失其中。他無非是個修養好、追求目標高的人。而文化終歸不但不會傷害這樣的人，連上帝也不允許傷害這樣的人！相反，倒可以通過訓練消除人生成長道路上的所有障礙及其混合體，最終，除了純粹的權力，沒有留下任何東西。
我們的學生必須有一種氣派和目標，那就是努力爭取成為他自己專業領域內的專家。但是，一旦實現了這樣的目標，他就應該把它置之一邊，繼續前進，爭取實現更高的追求。他必須有一種寬容精神，有一種自由地思考問題和不受約束地考察每個事物的權力。
然而，這種私人愛好和個性往往被誇大，以至於如果人們要找一個合作夥伴，而這個夥伴研究考察任何事物都不是由於個人情感和自我認同，而是出於他人的緣故，你就會發現真正能令他們滿意的人是極其罕見的；而絕大部分人飽受冷淡乏味和毫無興趣的折磨，隻要他們的目標與他們個人的愛好不相關聯，矛盾就將爆發。雖然他們在這些人麵前經常談論自己的目標，但在私下裏，他們時刻反思自我。他們的虛榮為這些令你欽佩的人設下了一些陷阱。
但是，當一個人發現他自己的經曆中所具有的對人類生活情趣的局限性之後，他就會保持與他的家人交流情感，或者與一些夥伴交往。這些夥伴或許以豐富的個性特征馳名鄉裏，但正是這些多樣化個性幫助他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在波士頓，人生問題被稱作是幼稚的小兒科式的問題。你親眼見過阿爾斯頓先生、坎寧博士、亞當姆斯先生、維伯斯特先生和格林納弗先生的尊容嗎？你親耳聆聽過埃活瑞特、加裏森、泰勒神父和西奧多·帕克的演說嗎？你與馬修斯·特賓維爾、薩米特賴維爾以及拉克夫魯皮斯親**談過嗎？如果是這樣，你就可以死而無憾了。
在紐約，這個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轉換為另外一種稍微成熟一些的問題：你親眼目睹過一些律師、商人和經紀人嗎？或者兩三位學者，兩三位資本家，兩三位報社編輯嗎？紐約宛如一個被人們吸食過的大橙子，當我們已經充分展示自己那一打本土的或外來的個性時，所有的交流和效率都走到了它的盡頭，而正是這些本土的或外來的個性標識了我們美國人的存在。我們從不期望任何一個美國人成為另一國人，也不期望任何一個美國人缺乏生氣和熱情地模仿那些英雄的形象。
生活之路並不總是那麽平坦寬闊。作為十年後再次在一家俱樂部或公司共事的文化精英，如果某種洞察力和沉穩品質能夠使他們易於做到心胸坦**，於是那種精神錯亂般的懺悔便出現了！
我們為之付出巨大犧牲的事業，從關稅法到民主製，從輝格黨黨章到廢奴運動，從節欲主義到社會主義，所有這一切都將表明，它們本身就似痛苦之根和暴怒之源；而我們的智慧作為一出頑皮的惡作劇，就像那些作為獵物被追捕的鳥兒一樣，從機遇、真理和詩歌中表現的可愛的社會中被輕輕地抹去，永遠地消失；而隻有當他現在成為令人厭煩的人和神經麻木的人，捕獵者才會放鬆它的魔爪，人類冷靜的洞察力才會蘇醒。
文化來自某種大智慧的建議，它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有他的親近關係領域，通過這個領域，他就能夠調節來自任何專家聲音的粗暴幹預——這種聲音以他的標準來衡量，雖單調乏味卻居於強勢話語的地位，並幫助他人與他自己對抗。文化恰好可以補救這種粗暴幹預的副作用，推動社會關係的平衡，使智者與普通人平等地和諧相處，在全社會重塑人的同情心，並警告那些離群索居者和厭惡現實生活的人，他們的行為是危險的。
正當一個人騎馬、乘船、看劇、吃飯、看書時，你向他請教問題，或無論他何時出現，你總是關切地將談話轉向他以受溺愛而著稱的小孩，這種做法與其說是對他的恭維，不如說是對他的詆毀。
在我們祖先的古斯堪的那維亞的天國裏，雷神托爾的房子有五百四十層，而將來人類的房子可能真有五百四十層。這種設想的最傑出之處是便於調整，易於轉換，通過社會的許多連接點，拓寬對比度和各極的端點。文化扼殺他的誇張言詞，以及關於他的村莊和城市的幻想。當我們上街，在一個富有良好意境和氛圍的寬闊廣場上與人們相會，必須把我們的寵物放在家裏。在人類所有活動中，沒有一種行為值得以放棄或喪失誠實守信作為代價。這是我們為那些被稱作高雅藝術和哲學的富於想象力的商品所付出的令人痛苦的代價。
在古斯堪的那維亞傳說中，所有法第爾人在發誓之前都不喝密爾泉（又稱智慧泉）的水。然而，有一種空談家，假如他們的談話不符合他的傲慢態度，他便無力解決自己麵臨的難題，更不善於隱瞞由高高在上的人的冒犯所引發的憤怒，在這裏，他正是以自己的個性影響著我們。
對於學者來說，這是一個事件，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幻想，在他的共同體中他是十分善良的。將他煩躁的心態從束縛中解救出來，用有益於健康的甘露清洗他的皮膚，這就意味著你將他在密爾泉邊發誓時丟棄的東西歸還給他。如果你是自己行為的犧牲品，誰還會關心你在做什麽呢！我們可以幫你從歌劇、地理指南、化學分析、曆史和詭辯中解脫出來。
天才的男人更傾向於投身事業和追求榮譽。他的頭腦可以抵達人類智慧的頂點，並成為健康的人，歡樂而充滿智慧。大自然並不顧及人的個性。當她已經指出要負載什麽的時候，她就肩負起這些責任。
跋涉於沼澤和海邊是某些鳥類的生活習性，那裏是它們的目的地，它們如此精確地完全適應這種環境，以至於它們仿佛被監禁在這些地方，從不越雷池半步。每一種動物離開它的棲息地就將陷入饑餓狀態。對於生理學家而言，每個男人和女人，無非是一個放大的器官。士兵、鎖匠、銀行職員和舞蹈家不能互換其職能。所以，我們都是適應性的犧牲品。
適應性是生物利己主義的解毒劑，作為已經獲得了的對世界的認識，對人的價值的理解，對社會各階級的了解，對行家、名人的看法以及對高度機智的哲學智慧、藝術天賦和宗教虔誠的認同，對每個人均有**力；甚至包括書本，旅遊，偏僻之地，人們也非常感興趣。
即使是最頑固不化的懷疑論者，在親眼目睹馬匹被馴服，獵犬被訓練，或者是他親自參觀了動物園或“忙碌的跳蚤們”展覽後，也將不再否認教育的有效性。柏拉圖說：“男孩是所有野獸當中最凶殘的一種。”以同樣的精神，古老的英國詩人蓋斯科因說：“男孩不出生比不受教育更好。”城市滋養著一種演說和行為方式，窮鄉僻壤造就一種另類生活時尚，大海培養漁民們另一種生活方式，軍營是造就另類生活的第四個領域。
我們知道，值得人們信賴的軍隊可能就是由嚴格的紀律造就的；通過這種係統化的紀律，所有的人都可以被培養成為英雄。蘭尼斯元帥曾經對一個法國軍官說：“知道嗎？上校，除了膽小鬼，沒有人會吹噓他從不曾害怕過。”一個巨大的鼓勵是以前我已經做過這件事。而在人類所有行為當中，這些能力將是強大而普遍的。羅伯特·歐文說：“給我一隻虎，我也能將它教育好。”既然改良是自然的法則，我們要相信教育的力量。另一方麵，膽小是對無法治愈的自卑感的承認。
缺乏改良的能力正是道德失調的表現。總是有那麽一些人，他們不能理解比喻的修辭手法或任何引申的意義，也不能理解任何幽默的價值；但是，仍然有那麽一些文學家，即使過了七八十年後，當初聆聽的智慧的聲音仍然響在耳畔。
讓我們使教育工作變得更加英勇無畏，更富於超前預防性。政治是一種善後工作，是一種消極的路徑。我們往往是事後諸葛亮。罪惡已經發生，法律已被通過，而我們才開始高瞻遠矚地阻止立法的動議。我們遲早有一天要用教育取代政治。被我們稱為我們社會之根的改革，諸如對奴隸製、戰爭、賭博和酗灑等等的改革，是唯一的對症良藥。我們必須在更高的起點上起步，這就是從教育起步。
我們教給初學者的那些方法和工具，他們能夠利用它們使自身受益，仿佛你使他們的生命延長了十年、五十年或一百年。而我想，在三四十年後，這種文化提供給每個健康靈魂的那部分良好觀念本身得說：“我們能做到的是，通過我們所欲求的武器消除人們的絕望情緒。”
但是，我們所受的許多訓練很可能無果而終，這也是不可回避的現實；畢竟所有的成功都隻是眾多探索和嚐試中偶然而又稀少的部分；我們所付出的辛勞和痛苦的很大部分將付諸東流。大自然常常坐收漁翁之利，而我們雖然不能忽略我們理論體係的任何微小的細節，仍難於確定它到底有多大的用處，而與它同樣好的理論絕不會從一個不同的理論體係中自然形成。
書籍作為人類智慧最好的記錄載體，必須進入我們這個關於文化的概念。迄今為止，人類曆史上曾經有過的最智慧的頭腦，諸如伯裏克利、柏拉圖、尤利烏斯·凱撒、莎士比亞、歌德和彌爾頓，都是善於閱讀的，他們都受過良好教育，並且都智慧過人，從不輕視任何書籍。他們的觀點是有分量的，因為他們有辦法知道相反的觀點。
偉人必須是一個好的讀者。好的批評是很少的，通常也是很珍貴的。值得慶幸的是，我經常遇到一些人，他們認為莎士比亞是超過所有其他作家的傑出的超級作家。我喜歡那些喜愛柏拉圖作品的人，因為，這種愛與自我誇耀有本質的區別。
但是，隻有當一個人對它們有所準備的時候，書本才是有益的。而實際上，他經常是遲遲沒有做好準備的。你把你的孩子送給男教師，但教育他的這位男教師不過是個男學生。你送他去拉丁語班，但要付出許多學費，包括他在通往學校路邊的商店櫥窗中花的錢。你喜歡學校那嚴格的紀律和悠長的假期；而他卻從他所學的次要學科中得到最好的啟示，那就是拒絕任何夥伴，除非是他自己選擇的。
然而，這個男孩是對的，你的理論忽視了他的體育和技巧訓練，除非是他自己選擇的。他憎恨語法和詩韻，卻喜歡槍支、釣魚竿、馬匹和小船。然而，這個男孩是對的，你的理論忽視了他的成長。射箭、板球、射擊、垂釣、騎馬和劃船等等，都是很好的教育內容，是他自由發展的天地；諸如此類的還有跳舞、服裝、街頭閑談等；給他提供唯獨男孩才擁有的資源，使他具有高尚而富有獨創性的品質（素質）。
所有這些對他成長所起的作用絕不亞於書本的作用。他學習對弈、摔跤、跳舞和戲劇演出。他的爸爸觀察到其他男孩在同一時間裏學代數和幾何，這個男孩已經從代數和幾何中學到比這種可憐的遊戲更多的東西。最初幾周他的確是對摔跤和下棋著迷；但正如你曾經曆過的，當他伴隨著多年遊戲生活長大的時候，他就發現自己是多麽地空虛、孤苦伶仃和沮喪。從那時候，其他的事情發生了，他擁有了自己人生經曆中預期的地位。這些次要能力和技藝，如跳舞，不過是躋身上流社會的通行證，他們作為專家使這些年輕人能明智地評價在這方麵的許多事情，否則，他將表現出學究式傾向。
蘭多說過：“我從我蹩腳的跳舞中所遭遇的不幸，要超過我一生中所有不幸和痛苦的總和。”考慮到通常情況下男孩子是可教的（因為我們並不打算把他塑造成為小流氓），足球、板球、射箭、遊泳、滑冰、登山、擊劍和騎馬等都是力量方麵的課程，也是他們學習的主要內容；尤其是騎術，對此，參議員赫特·切爾伯裏說：“一個身騎良駒的好騎手，世界所能成就他的比他自身的能力多得多。”此外，槍支、垂釣、小船和馬匹，所有使用它們的人構成秘密的共濟會成員。他們仿佛集中於一個俱樂部。
這些藝術也有負麵價值。青年人利用它們主要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為了讓社會知道他們這一代究竟是什麽樣的人，也是為了不給自己留下任何後悔的機會。我們頭腦中充滿著迷信觀念。每個階級都把它的目光盯在它沒有得到的利益上，有教養的人就關注粗暴野蠻的社會力量的教化問題，民主主義者就關注民主製度的誕生和成長。
大學教育的益處之一是向人們顯示了教化效用。我曾經結識一位生活在一個很前衛化城市裏的先鋒派人士，他曾一度把精力全部放在接受大學教育上，但他最終還是失去了這個機會，因此，他時刻都能感受到自己與其他兄弟們的不平等，而這兄弟已不知道到什麽地方去開拓自己的事業了。與許多專業人士相比，他的那點優勢根本無法抵消他想象中的這種缺點。棒球、騎術、酒會和台球帶給一個窮男孩一些美好和浪漫，這些是他們所不曾享受過的；如果可能的話，哪怕是花十倍的錢能允許他自由進入一兩次而不犯錯誤，那也是值得的。
我不是旅行提倡者，但我觀察到，許多男人跑到別國是因為他們在自己國家生活得不好，而一些人又回到自己的祖國是因為這些新的地方被他們看得一錢不值。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人而言，隻有消遣性的旅行。你是那種沒有什麽必須完成的任務將自己關閉在家裏的人嗎？我說過的一些異常糊塗人的關於旅行方麵的話已經在被引用，但我的意思是公正做事。我認為在我們的人民中有一種焦躁不安的情緒，他們沒有認識到做人要有一種骨氣（品德）。
所有受教育的美國人，遲早要去歐洲；這可能是因為歐洲是他們的精神家園，作為這個國家的習慣，它可能是催人思考的。一位著名的年輕女教師說過：“一個女孩子的教育觀念是，無論什麽文憑一定要去歐洲拿。”
我們能從國民的大腦中拔出歐洲這條絛蟲嗎？一個人很關注他未來的命運如何。他不能在國內完成自己的事業，到國外去也無濟於事。他到那裏去的唯一目的是在更大人潮中隱藏自己。你難道認為你在國內沒有發現的東西在那兒就能發現嗎？其實，所有國家的東西都是一樣的。你能想象出有這樣的國家：在那裏，人們不用奶鍋加熱牛奶，不包紮嬰兒，不燒柴禾，不烤魚吃嗎？在任何一個地方是真實的東西，在所有的地方也就都是真實的。讓他去願意去的地方吧，他隻會發現應作為他的美麗和財富的東西實際上是一個負擔。當然，對一些人而言，旅行可能是有用的。博物學家、發現家和航海家就是誕生於旅行。一些人傾向於做導遊服務員、交流人員（互派人員）、航海家、傳教士和信使，就如同其他人傾向於做農民和工人一樣。假如人類具有娛樂性和社會性特征，而大自然旨在生產有腿腳和翅膀的創造物，作為旅行的必備器官，我們就必須追隨她的蹤跡，完成她經營的事業，這將帶來大量的財富，且是一股取之不盡的財富之源。但我們不要過於學究化，要允許旅行充分發揮它應有的影響。
有個男孩在農莊長大，此間他從未離開過農村。據說在農村沒有這種機會，在那種環境中的男人把鐵路上的工作或城市裏的苦活看作是機遇。從前，佛蒙特州和康涅狄格州等窮鄉僻壤的男孩們總是將他們所擁有的知識，歸功於他們到各地做各種小生意的旅行。現在，加利福尼亞州和太平洋沿岸是這個階級的大學校園，就如同古代的弗吉尼亞一樣。
“去得到某種機會”是他們的口頭禪。而“去認識世界”這個短語和“去旅行”，在許多人的利益觀念和權益觀念中，是同義詞。毫無疑問，對於人的感覺而言，旅行提供利益。他有機會接觸盡可能多的語言，結交大量的朋友，創造許多藝術作品，完成許多筆外貿交易，他是一個有機會多次做許多事情的人。外國是他借以評價自己的參照物。
一個經常旅行的人總是推薦自己國家的書和名著——我們是帶著某個公司的特點到歐洲去的；因此，在現代社會中，每個人都要有六七個老師，而他們當中的一兩個人碰巧經常是生活在世界另一麵的人。
而且，既然我們內心的蒼穹依然繁星密布，既然需要一種動力、轉向和良藥去阻止停滯，推動發展，因此，大自然的每一種構造物都有它的至點和極限。如同藥物療法一樣，旅行也是最好的療法之一。一個人親眼目睹了減緩病痛對其他人將會產生的影響，並沉思碰傷、癌症和破傷風等意外事件，他會因傑克遜博士的善良表現而喜悅，所以，一個人望著巴黎、那不勒斯或倫敦，說：“如果我必須駕車去找自己的家，那麽，在人類的旅程中這是極其豐富的娛樂和消遣，是精心籌劃和積極爭取的結果。”
與國內旅行的益處相似，鐵路的價值在於將城鎮生活和鄉村生活的利益連在一起，使我們可以享受城市和鄉村兩種生活。一個人應該生活在大城鎮中，或是其附近，以使他的天才得到應有的發展和發揮，因為，鄉村將強烈拒斥城鎮所帶來的一切可接受的和有價值的智慧。在城市裏，對所有公民的吸引力全部在於堅信遲早要征服所有的反感情緒，並在一年中的某天，將最荒唐可笑的隱士從他隱藏的高牆中拖入塵世。在城鎮，他會看到或享受遊泳學校、體育館、舞蹈家、射擊場、戲劇、影劇院和全景畫，還有藥店、自然博物館、精品藝術長廊、巡回的國際演講家、外國旅行者、圖書館及其附屬俱樂部。
在鄉村，他能發現離群索居潛心讀書的人、強壯的勞動力、廉價的生活成本以及古老的鞋子、可供遊戲的沼澤、具有地質學意義的山丘和令人流連忘返的果園。奧布裏寫道：“我聽托馬斯·霍布斯說，在德比郡厄爾地區的房屋，是很好的圖書館，有足夠的藏書供他使用，他的莊園裏的這個圖書館收藏了他認為適合購買的全部書籍。但對有效的對話是一個極大的不便，而且，雖然他設想他能像支配自己的思想一樣支配別人的思想，但他最終還是發現，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長期以來，在這個國家裏，為了進行有效的對話，一個人的理解力和創造力可使苔蘚縮小，就如同果園中陳舊的柵欄一樣。
城市給我們帶來衝突。據說，倫敦和紐約懲罰說廢話的人。我們教育的絕大部分是富於同情心和社會化的。那些由見多識廣、社會地位高的人培養大的男孩和女孩們，在他們的舉止行為中表現出相當好的風度。富勒說過：“納賽公國的威廉從西班牙國王那兒學得一門課程，每次上課，他都摘下帽子。”你不能讓一個有教養的人脫離這樣的社會。他們在道德上保持著較高的水準，尤其是婦女，社會要求大量有教養的婦女——讀書的女人，習慣於悠閑而精致的生活，習慣於戴著眼鏡，欣賞圖畫、雕塑和詩歌，習慣於高雅的上流社會生活。商業機構的老板、著名律師或政治家被帶入與來自全國各地的男人組成的軍隊的聯係中，而那些人也是社會進步的驅動力。
此外，我們必須記住擁有數百萬人口的社會的極大可能性。倫敦提供給今天人們想象力的最佳誘餌是，在發生如此巨大變化的人口和環境方麵，人們相信對於一個具有羅曼蒂克的人來說，內心存在著一種和諧，而那些詩人、神秘主義者和英雄則希望直接麵對他們的對手。
我希望城市能教給他們更好的課程——一種沉默的方法。虛榮是英國年輕人突出的弱點，他們的話語間帶有較低的商業腔調，不能盡量避免使用自我誇耀之詞，但那些穿著樸素的人們從不做任何承諾，隻管踏踏實實做事，使用單音詞講話（這樣講起話來言簡意賅），言之有物。他們用最低的名份稱呼他們的雇員，並且從最令人討厭的語言中獲得他們最銳利的武器。他們的談話往往與天氣和新聞密切相關，當然，他們也允許自己進入令人驚歎的思想宮殿，並不封閉自己，能夠持久地學習和進行哲學思考。
試想，那些隱姓埋名的偉大人物被忽視的秘聞軼事是如何激發人們的想象力，就如同人們聆聽一位國王微服私訪的演義故事一般。在世界曆史上，這類軼事很多。如拿破侖就喜歡穿著樸素地出席金碧輝煌的招待會；還有像伯恩斯、斯伯特、貝多芬、威靈頓、高斯或任何具有先驗力量和智慧的人，他們沒有被任何人所忽視；再如伊巴濃美，他曾說過“誰能不說話呢？但我永遠傾聽別人講話”；最後說高斯，他在與陌生人交往時，更喜歡談論輕鬆的微不足道的話題，使用通俗語言，寧可穿破衣服也不穿好衣服，這使他顯得比他本人的真實狀況更不相符，更富有城府。
由此看來，舊帽子和舊式厚大衣更富有魅力。我曾聽說，整個國家的許多資金都投在優質絨麵呢的生產上，服裝的生產也會受到一些限製，但人們卻不去批評自己。舊式厚大衣像美酒，它並不束縛你的嘴，而人們隻是趕時髦。有一首詩寫道：
走得遠遠的但要謹慎，
因為你，發現那將確定不變，
你表現得越貧窮，越低賤，
你就越容易穿出格調。
與此相似，米爾尼斯在他的《卑微的行業》中以另一種方式寫道：“依我之見，人們總是追求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在我麵前，他們從不帶任何麵具掩飾自己。”
很奇怪，我們的人民總是表現出精神亢奮的樣子。大概正如一句老話所言：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一位機靈的外國人談到美國人時認為：“無論他們說什麽，總是帶有一些演講的味道。”然而，在書本記載中，傑出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特點之一是習慣於自我貶低。
請相信，在人口稠密的國家，上百萬衣著華麗的人們中間，精致的衣服會變得沒有差別，而你卻發現一些幽默和詼諧的人。在一個由美國人舉辦的晚會上，一個舉止和形象毫無特點、長著一張紅麵團似的臉的人，向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展示了關於個人才智、學識和個人家庭等各方麵的信息——直到你認為他已經置身於大人物中間。
我記得一個陰雨天的早晨，在巴勒的摩城，街道被鮮紅的雨水遮蔽了，其實這是人們穿的鮮豔的衣服被雨水淋過之後也“裝飾”了地麵。英國人喜歡不加裝飾的感覺。在那裏，大人物的車馬及隨從均十分樸素。而華麗的裝束意味著新的和危險的財富。像約翰·皮姆讚頌“先生”的稱呼一樣，威廉·皮特先生認為在歐洲，“先生”這個頭銜是與國王相對稱的好稱呼。在反法戰爭爆發前，那些坐在破舊、簡陋、陰暗會議室裏的國會下院議員們，激發了自己統治整個世界的野心。
當我們想把城市作為一切最好事情的中心時，城市通過放大微不足道的小事降低我們的身份。鄉下人發現城鎮裏有餐館和理發店，但他已經看不見壯麗的地平線、山川和平原，而這些東西使他保持了冷靜或高昂的情緒。他已經進入了一個易變的和膚淺的群體之中，這夥人的生活就是為了表現和屈從公眾的觀點。可鄙的騷亂事件和各種災害使生活水平每況愈下。你說上帝必須尊重那些明確擁有自己生活目標的生命，但在城市，他們會因為這一無關緊要的煩惱（騷亂）背叛你。
我們必須在所有特性和行動方麵具備較高的素質，否則，將一錢不值。我必須有孩子，我必須做幾件大事，我一定要經曆某種社會形勢和曆史，因為，我的思想和言論要有主體和基礎。但是，為了賦予這些附屬物以價值，我必須把它們理解為自己的部分，或者寧可將其理解為引人注目的財富，這對人民比對我個人更有益。我們在學者們身上看到這個抽象過程，並視其為當然的過程；當我們評價有見識的人時，正是因為這些素質增加了其魅力。
同愷撒一樣，拿破侖是睿智的人，他能不帶主觀感情地考察每一個對象。他雖然是一個極端利己主義者，但能夠在可行的標準上評價遊戲、建築物和事物的特色，並給予公正的結論。
即使我們發現某人在悟性和技巧方麵的才能，這個人僅被我們看作是政治或貿易方麵的名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主觀看法；諸如此類的還有，莊園主費爾法克斯被看作是對古文物研究充滿熱情的人，法國君主卡謹在數學方麵超群的天才，一個在世的銀行家在財富方麵的成功，一個新聞記者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鳥類學研究上。所以，如果在阿肯色或得克薩斯枯燥無味的曠野上旅行，我們應評價旁邊座位上那個正在讀賀拉斯、馬擔雅爾、卡爾德隆作品的人，我們希望與他接近。
當我們說文化開啟審美意識，讓我們的審美意識覺醒時，我們所能修改的隻有個別字眼，而信條是不可能更改的。僅僅為蠅頭小利而活著的人與乞丐無異，雖然他可以是社會這架大機器上的一個螺釘，但絕不能說他已經實現了自我。我每天都得容忍人們對於美麗概念的追問。他們不懂得魅力意味著每個主體在每時每刻都是能美化的，更不懂得產生魅力的行為方式——自我克製精神和善意的舉動。寧靜和歡樂是紳士的標誌——寧靜就是能量。希臘的戰事平靜了那些無論如何都沉迷於暴力行動的英雄們依然保持寧靜的衝態，正如我們說尼亞加拉瀑布的下落是看不出速度的一樣，其中都暗藏著殺機。歡樂智慧的結果是文化的進步，也是成功的滿足，因為，它顯示自然和智慧的目標已經達到。
當我們把更高的天賦應用於日常的活動，沮喪和不愉快就讓位於輕鬆自如的和愜意的活動。值得注意的是，天文學意義上的超長時間和超大空間會導致高尚的精神和對死亡的冷漠態度。美麗景色的感染，高大山巒的威儀可以撫慰我們惱怒的心緒，提升我們的友誼。而圓頂高聳，內部裝飾富麗堂皇的大教堂無疑對人們的生活方式有著類似的影響。我聽說在一個寬敞大廳的高懸的天花板下，倉促的人經常由於自己的粗心而遺失東西。欣賞雕塑和繪畫會讓我們形成沉穩行事的性格，消除我們緊張的心態。
但是，文化總的說來必須從雄辯、政治、貿易和實用藝術等經驗性技藝的更高程度的融會貫通中得到加強和提高。一種高尚的思想和權力經過特殊的排列和調整，其影響和效力就可以從他們內部的總體意義中迸發出來。在一個天賜的機緣中，親眼目睹了某件重大事件的史家，決不會無視這個事實，而是將高瞻遠矚地參與這些事務，雖然他講不出什麽富有哲理的話，但他卻擁有使人傾倒和畏懼的力量，他有足夠的能力區分法律代理人和財務代理人處理事務方式的差別。一個居於華盛頓政黨首領的人，讀了報紙上的一個謠言，並猜測到地方上的政治家們都有深悉每次報告的正誤之道，因此，所有這類活動的結局看起來都足以令人滿意。
古希臘物理學家阿基米德一眼就可以看穿康涅狄格機器的工作原理，並對其性能作出評價。而另一個更聰明而智慧的人——他不僅了解柏拉圖，而且了解聖約翰——可以向他表明，他完全有能力處理那些交由最高權威來處理的事務。柏拉圖說伯裏克利有能力總結和吸取阿那克哥拉的教訓。伯克出身於一個更高階層的家庭，他會影響全人類處理事務的方式。富蘭克林、亞當斯、傑斐遜和華盛頓等美國開國元勳們都是強調保障人權的，在美國獨立之前，他們就經常聚集在一家小酒館裏爭論現代立法問題。
但是，文化有更深刻的內涵，不僅對識字不多的人是如此，就是對專家而言也是如此。對勇敢者來說，這些都是深刻的教訓。我們必須認識自己那些帶著醜陋麵具的朋友。人一生中的最大不幸往往就源自我們的朋友們。
我們希望靠死記硬背的傳統方式來學習哲學，但這種方法無異於嘲弄英雄。先哲曾說，我們應該秉持羞恥心、貧窮和作為懲罰的孤寂。這是至理箴言。我們應該像平靜的流水一樣去努力征服洶湧咆哮的急流，因為急流能教給我們更多值得吸取的教訓。當一個國家陷入動**時，個人的生活質量自然就沒有保障了。革命並不可怕，一場革命至多束縛你五年。在麵對自己的敵手時任何時候都不要太軟弱。但可以嚐試麵對那些平民百姓對你的那種冷漠的蔑視。在這個世界上，追求自我實現的人必須得品嚐百味人生，他必須容得下內心的仇恨——從不記恨任何人，他既無朋友，亦無敵人，僅僅根據能力來評價人。
瞄準高目標的他必須夢想一個易於抵達的家園和掌握正確處事的方法。上天有時庇護外表難看，名聲狼藉的人，就如同芒刺保護果實一樣。假如存在任何為你準備的偉大事業，它絕不會在你的呼喚中到來，當然也不會以簡單、時髦的形式到來，你不能坐等天上掉餡餅。
流行和時髦是屬於花花公子和玩偶家族的。波莫裏說過：“陡峭山崖和崎嶇小路是為上帝準備的。”按照前人的觀點，他是一個鄙視陽光的偉大人物，他總是對社會抱著指責的態度。他們寧可讓船為躲避潮汐和風浪盡可能晚些啟航，但在這船尚未揭開覆蓋物和解開纜繩之時，他的夥伴就伴隨著飛舞的彩帶和齊鳴的禮炮駛入了港灣。世界上任何商品都需要出價購買，而隻有友善不必帶著目的和妄自尊大去獲得什麽名份。
高斯的媽媽指責貝蒂不注意著裝，衣著過於隨便，貝蒂回答道：“在我們貧窮的法蘭克福，如果我們不能隨意地想做什麽就做什麽，那麽，我們將永遠一事無成。”作為一種在通常人們看來是輕率的地方觀念，信守這個觀念的年輕人竟能率真地評價自己，是如此地實事求是，真不可思議。
實際上，我們這個世界中的男男女女，他們生活的時間越長，就必須要學會容忍更多司空見慣的事情；每一個勇敢的心靈必須帶著寶貴的貞潔來對待我們的社會，絕不允許老成世故，讓庸俗實用的社會風氣來支配我們。
伯克說過：“所有那些關於嚴肅和節製的教育幾乎都將過分提高人類社會的成本。”誰希望嚴肅呢？誰希望拒絕名望和禮貌而成為貧窮、低賤和不禮貌的代表呢？而那些敢於這麽做的人，又有誰能保持脾氣的溫和以及精神的歡樂呢？高尚的道德並非帶來愉快，但最終人們會看到它卓越的社會調節功能。
在這裏，我要說的是，文化的起源不可能太早。在與學者們的交談中，我注意到，每當談到大自然的童年歲月，他們就陷入了迷茫，他們唯一能做的是以自己的價值觀去虛構各種宗教文學和世界的無限性。我還發現，作為被研究和評價對象的子孫後代，他們研究鑒別祖先們活動的機會與日俱增，而現在成長起來的人們，由於有年齡的優勢和出生時代的優勢，更有條件成為這一領域的最好學者。
我認為，對一個學者而言，經過他們的深入研究，他們將知道，一個體貼的男人將確定一個世俗的改良目標，通過這種改良，人類將變得溫柔，得到矯正，實現升華；而這個人將回避在娛樂方麵的每一筆支出，這將危及這個社會和世俗的財富積聚。
迄今發現的化石標本向我們表明，大自然中的生命經曆了由初始的簡單形式到越來越複雜的形式的發展曆程，而且，地球對它們的棲息生存適應到什麽程度，生命就將進化到什麽程度——當高級生命出現，低級生命就將逐漸消亡。
當今世界極少有哪個人種可以被稱作是已完成進化的人。我們的身上依然殘留著先前的低等四足哺乳動物所特有的某些組織器官。我們稱這眾多的生靈為人，但他們事實上還沒有成為真正的人，其中的一半仍匍匐於大地之上，不斷攫取各種生存條件以獲得自由。人類需要各種能將其帶入忘我境界的音樂。假如愛，投入地愛，就帶著淚水和歡笑去愛；假如求索，就帶著苦難和執著去求索；假如發生戰爭，就帶著大炮去作戰；假如信仰宗教，就帶著慈悲仁愛之心麵對生活；假如從事貿易，就得有足夠交易的金錢；假如搞藝術，就要創作出代表作；假如致力於科學研究活動，就帶著**穿越廣闊的時空，這能使他麻木的神經再度跳動。讓蟲繭穿破繭壁，讓新生命降臨，並獲得自由——我們開辟生活之路，高唱勝利的讚歌。
四足哺乳動物的時代已經逝去，大腦和心髒時代到來了。當我們已知的有害形式不再被組織起來，這個理性的時代就將到來。人類的文化不花費任何東西，但源於所有的事物，改變所有的事物。它能夠化障礙為手段和工具，化全部敵人為我們的力量。
假如某個人想要通過考察人體組織器官特性的變化和功能改善所暗示的東西，來了解一個民族的未來，而這種變化和改善也推動整個人類的優化，那麽，我敢斷言，所有這些變化和改善都發生在經曆了洪荒時期的混沌未分和痛苦的煉獄之後。隻有到了這個時候，複仇女神才能化為智慧女神，邪惡力量才能化為正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