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鸿一般的生命作品(全3册)

第82章 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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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杂谈

我是一个国文教师,我的国文教师生活的开始可以说也就是我的写作生活的开始。这就决定了我的作风,若是我也可说是有作风的话。我的写作大体上属于朴实清新一路。一方面自己的才力只能作到这地步,一方面也是国文教师的环境教我走这一路。我是个偏于理智的人,在大学里学的原是哲学。我的写作大部分是理智的活动,情感和想象的成分都不多。虽然幼年就爱好文学,也倾慕过《聊斋志异》和林译小说,但总不能深入文学里。开始写作的时候,自己知道对于小说没希望,尝试的很少。那时却爱写诗。不过自己的情感和想象都只是世俗的,一点儿也不能超群绝伦。我只是一个老实人。或一个乡下人,如有些人所说的。——外国文学的修养差,该也是一个缘故。可是我做到一件事,就是不放松文字。我的情感和想象虽然贫弱,却总尽力教文字将它们尽量表达,不留遗憾。我注意每个词的意义,每一句的安排和音节,每一段的长短和衔接处,想多少可以补救一些自己的贫弱的地方。已故的刘大白先生曾对人说我的小诗太费力,实在是确切的评语。但这正是一个国文教师的本来面目。

后来丢开诗,只写些散文;散文对于自己似乎比较合宜些,所以写得也多些。所谓散文便是英语里的“常谈”,原是对“正论”而言;一般人又称为小品文,好似对大品文而言,但没有大品文这名称。散文虽然也叙事、写景、发议论,却以抒情为主。这和诗有相通的地方,又不需要小说的谨严的结构,写起来似乎自由些。但在我还是费力。有时费力太过,反使人不容易懂。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有一处说到“无可无不可”,有“无论是升的沉的”一句话。升的“无可无不可”指《论语》里孔子的话,所谓“时中”的态度。沉的指一般人口头禅的“无可无不可”,只是“随便”、“马虎”的意思。有许多人不懂这“升的沉的”。也许那句话太简了,因而就太晦了。可是太简固然容易晦,繁了却也腻人。我有一篇《扬州的夏日》(在《你我》里),篇末说那些在城外吃茶的人回城去,有些穿上长衫,有些只将长衫搭在胳膊上。一个朋友说穿上长衫是常情,用不着特别叙出。他的话有道理。但这并不由于我的疏忽;这是我才力短,不会选择。我的写作有时不免牵于事实,不能自由运用事实,这是一例。

我的《背影》、《儿女》、《给亡妇》三篇,注意的人也许多些。《背影》和《给亡妇》都不曾怎样费力写出。《背影》里引了父亲来信中一句话。那封信曾使我流泪不止。亡妇一生受了多少委屈,想起来总觉得对不起她。写《给亡妇》那篇是在一个晚上,中间还停笔挥泪一回。情感的痕迹太深刻了,虽然在情感平静的时候写作,还有些不由自主似的。当时只靠平日训练过的一支笔发挥下去,几乎用不上力量来。但是《儿女》,还有早年的《笑的历史》,却是费了力琢磨成的。就是《给亡妇》,一方面也是一个有意的尝试。那时我不赞成所谓欧化的语调,想试着避免那种语调。我想尽量用口语,向着言文一致的方向走。《给亡妇》用了对称的口气,一半便是为此。有一位爱好所谓欧化语调的朋友看出了这一层,预言我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我也渐渐觉得口语不够用。我们的生活在欧化(我愿意称为现代化),我们的语言文字适应着,也在现代化,其实是自然的趋势。所以我又回到老调子。所谓老调子是受《点滴》等书和鲁迅先生的影响。当时写作的青年很少不受这种影响的。后来徐志摩先生,再后来梁宗岱先生、刘西渭先生等,直接受取外国文学的影响,算是异军突起,可是人很少。话说回来,上文说到的三篇文里,似乎只有《背影》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也不尽然。《背影》里若是不会闹什么错儿,我想还是平日的训练的缘故。我不大信任“自然流露”,因为我究竟是个国文教师。

国文教师做久了,生活越来越狭窄,所谓“身边琐事”的散文,我慢慢儿也写不出了。恰好谢谢清华大学,让我休假上欧洲去了一年。回国后写成了《欧游杂记》和一些《伦敦杂记》。那时真是“身边琐事”的小品文已经腻了,而且有人攻击。我也觉得身边琐事确是没有多大意思,写作这些杂记时便专从客观方面着笔,尽力让自己站在文外。但是客观的描叙得有充分的、详确的知识作根据,才能有新的贡献。自己走马看花所见到的欧洲,加上游览指南里的一点儿记载,实在太贫乏了,所以写出来只是寒尘。不过客观的写作却渐渐成了我的唯一的出路。这时候散文进步了。何其芳先生的创作,卞之琳先生的翻译,写那些精细的情感,开辟了新境界。我常和朋友说笑,我的散文早过了时了。既没有创新的力量,我只得老老实实向客观的描叙的路走去。我读过瑞恰慈教授几部书,很合脾胃,增加了对于语文意义的趣味。从前曾写过几篇论说的短文,朋友们似乎都不大许可。这大概是经验和知识还不够的缘故。但是自己总不甘心,还想尝试一下。于是动手写《语文影》。第一篇登在《中央日报》昆明版的《平明》上,闹了点错儿,挨了一场骂。可是我还是写下去。更想写一些论世情的短文,叫做《世情书》。试了一篇,觉得力量还差得多,简直不能自圆其说似的,只得暂且搁下。我是想写些“正论”或“大品文”,但是小品文的玩世的幽默趣味害我“正”不住我的笔,也得再修养几年。十六年前曾写过一篇《正义》(见《我们的七月》),虽然幼稚,倒还像“正义”,可惜没有继续训练下去。现在大约只能先试些《语文影》。这和《世情书》都以客观的分析为主,而客观的分析语文意义,在国文教师的我该会合宜些。

我的写作的经验有两点也许可以奉献给青年的写作者。一是不放松文字,注意到每一词句,我觉得无论大小,都该从这里入手。控制文字是一种愉快,也是一种本领。据说陀斯妥也夫斯基很不讲究文字,却也成为大小说家。但是他若讲究文字,岂不更美?再说像陀斯妥也夫斯基那样大才力,古今中外又有多少人?为一般写作者打算,还是不放松文字的好。现在写作的青年似乎不大在乎文字。无论他们的理由怎样好听,吃亏的恐怕还是他们自己,不是别人。二是不一定创作,“五四”以来,写作的青年似乎都将创作当做唯一的出路。不管才力如何,他们都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戏剧。这中间必有多数人白费了气力,闹得连普通的白话文也写不好。这也是时代如此,当时白话文只用来写论文,写文学作品,应用的范围比较窄。论文需要特殊的知识和经验,青年人办不了,自然便拥挤到创作的路上。这几年白话文应用的范围慢慢儿广起来了,报纸上可以见出。“写作”这个词代替了“创作”流行着,正显示这个趋势。写作的青年能够创作固然很好,不能创作,便该赶紧另找出路。现在已经能够看到的最大的出路,便是新闻的写作。新闻事业前途未可限量,一定需要很多的人手。现在已经有青年记者协会,足见写作的青年已找出这条路。从社会福利上看,新闻的写作价值决不在文艺的写作之下,只要是认真写作的话。

短长书

书业的朋友谈起好销的书,总说翻译的长篇小说第一,创作的长篇小说第二;短篇小说和散文,似乎顾主很少,加上戏剧也重多幕剧,诗也提倡长诗(虽然诗的销路并不佳),都可见近年读书的风气。这些都只是文学书。这两三年出版的书,文学书占第一位,已有人讨论(见《大公报》);文学书里,读者偏爱长篇小说,翻译的和创作的,这一层好像还少有人讨论。本文想略述鄙见。

有人说这是因为钱多,有人说这是因为书少。钱多,购买力强,买得起大部头的书;而买这些书的并不一定去读,他们也许只为了装饰,就像从前人买《二十四史》陈列在书架上一样。书少,短篇一读即尽,不过瘾,不如长篇可以消磨时日。这两种解释都有几分真理,但显然不充分,何以都只愿花在长篇小说上?再说买这类书的多半是青年,也有些中年。他们还在就学或服务,一般的没有定居;在那一间半间的屋子里还能发生装饰或炫耀的兴趣的,大概不太多。他们买这类书,大概是为了读。至于书少,诚然。但也不一定因此就专爱读起长篇小说来,况且短篇集也可以很长,也可以消磨时日,为什么却少人过问呢?

主要的原因怕是喜欢故事。故事没有理论的艰深,也不会惹起麻烦,却有趣味,长篇故事里悲欢离合,层折错综,更容易引起浓厚的趣味,这种对于趣味的要求,其实是一种消遣心理。至于翻译的长篇故事更受欢迎,恐怕多少是电影的影响。电影普遍对于男女青年的影响有多大,一般人都觉得出;现在青年的步法、歌声,以至于趣味和思想,或多或少都在电影化。抗战以来看电影的更是满坑满谷,这就普遍化了故事的趣味(话剧的发达,也和电影有关,这里不能详论)。我们这个民族本不注重说故事,第一次从印度学习,就是从翻译的佛典学习(闻一多先生说);现在是从西洋学习。学生暂时自然还赶不上老师,所以一般读者喜爱翻译的长篇小说,更甚于创作者。当然,现在的译笔注重流畅而不注重风格,使读者不致劳苦,而现在的一般读者从电影的对话里也渐渐习惯了西洋人怎样造句和措辞,才能达到这地步。

现在中国文学里,小说最为发达,进步最快,原已暗示读者对于故事的爱好。但这个倾向直到近年来读者群的扩大才显明可见。读者群的扩大,指的是学生之外加上了青年和中年的公务人员和商人。这些人在小学或中学时代的读物里接触了现代中国文学,所以会有这种爱好。读者群的扩大不免暂时降低文学的标准,减少严肃性而增加消遣作用。现代中国文学开始的时候,强调严肃性,指斥消遣态度,这是对的。当时注重短篇小说,后来注重小品散文,多少也是为了训练读者吟味那严肃的意义,欣赏那经济的技巧。这些是文学的基本条件。但将欣赏和消遣分作两橛,使文学的读者老得正襟危坐着,也未免苦点儿。长篇小说的流行,却让一般读者只去欣赏故事或情节,忽略意义和技巧,而得到娱乐;娱乐就是消遣作用,但这不足忧,普及与提高本相因依。普及之后尽可渐渐提高,趣味跟知识都是可以进步的。况且现在中国文学原只占据了偏小的一角,普及起来才能与公众生活密切联系,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取旧的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而代之。

文学不妨见仁见智,完美的作品尽可以让严肃的看成严肃,消遣的看成消遣,而无害于它的本来的价值。这本来的价值却不但得靠严肃的研究,并且得靠消遣的研究,才能抉发出来。这是书评家和批评家的职责,而所谓书评和批评包括介绍而言,我们现时缺乏书评(有些只是戏台里喝彩,只是广告,不能算数),更缺乏完美的公正的批评。前者跟着战区的恢复,出版的增进,应该就可以发达起来,后者似乎还需较长时期的学习与培养。有了好的书评家和批评家,才能提高读者群的趣味,促进文学平衡的发展;那时不论短长书,该都有能欣赏的公众。但就现阶段而论,前文所说的倾向却是必然的,并且也是健康的。

中学生与文艺

一、“中学生往往特别爱好文艺”,我想是因为他们要接触,并在精神上参加,广大的人生——人生的苦乐。他们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感到自己生活圈子的狭小,阅读文艺是扩大这个圈子的一条路。而在学时期大概可以不必自谋衣食,他们也有闲暇去阅读和爱好文艺。

二、“热心阅读”文艺,不见得就理解文艺,诚然。不过这没有什么弊病,并且多阅读也可以增进理解。“动手写”文艺,就是写不好,似乎也没有什么弊病。只有理解不能透彻,写又写不好,却“立志把文艺作为终身事业”,那确是自误,并且也是社会的损失。但是青年人自知之明不足,择业往往错误,不止在文艺方面如此。这得靠贤明的父母兄姊和师友指点劝告。自己多碰钉子,当然也会觉悟,只是怕到那时已经晚了些。

三、理解文艺得从作品入手。同时也得阅读理论书籍,来帮助理解作品。自己摸索,也可以入门;但是得着理论的帮助可以快些。这种理论书该是鸟瞰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史论或故事体的文学史或多举例分析的作法和讲解等。

四、文艺增进对于人生的理解,指示人生的道路,教读者渐渐悟得做人的道理。这就是教育上的价值。文艺又是精选的语言,读者可以学习怎样运用语言来表现和批评人生。国文科是语文教学,目的在培养和增进了解、欣赏与表现的能力,文艺是主要的教材。

五、“今日的中学生”该多读现代作品(包括翻译),但是不必限于新写实主义的。古典作品,语体的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也该读。文言以读唐宋以来的作品为主;古书最好翻成语体给他们读。

六、这里只就自己读过、现在想到的近代作品和理论书推荐几种,如下:

1.作品

鲁迅自选集《呐喊》。这里是“老中国人的谱”和鲁迅先生反封建的工作。

茅盾自选集《春蚕》。这里是外来的经济压迫下挣扎着的中国,以及现代中国人的种种面影。

冯雪峰:《乡风与市风》,本书阐明历史在战斗中一个意思,精深警辟,但须细心阅读才能理会。

屠格涅夫:《父与子》(巴金译),这可以比较中国的中年代和青年代的生活态度。《罗亭》(陆蠡译),这显示知识分子只能说漂亮话,没有实践的勇气。

2.理论

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章锡琛译),这是鸟瞰的文学概论。书中将文学作为“一个社会的现象”。

托尔斯泰:《艺术论》(耿济之译),托氏主张艺术是传染情感的,要使大多数人民懂。

伊可维支:《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江思译),本书阐明“唯物史观在文学上的应用”。

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梁氏站在古典主义的立场看新文学运动,认为是浪漫的,而且是外国的影响。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本书在创作方面推尊鲁迅先生,在理论方面推尊宋阳先生。

约翰·麦西:《世界文学史话》(胡仲持译),这也是鸟瞰的著作。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本书特别注重平民文学的发展,叙述也明白晓畅。

朱光潜:《谈文学》,书中有可商之处,如《论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一篇。但是大体上可以说是对初学者切实的指导。

夏丏尊、叶绍钧:《文心》,本书流行已久,对于阅读和写作都有切实而详尽的帮助,尤其对于写作。

叶绍钧、朱自清:《精读指导举隅》,这是详细的讲解,注重怎样分析语文的意义。恕我“戏台里喝彩”,推荐了自己的书。

七、阅读作品,不可只注重故事,匆匆读过,应该随时停下来思考研究,并且得用心记住。读时可以随时和读过的理论印证。读文艺理论也该仔细,不可只记住些公式;读时也该随时和读过的作品印证。

八、转移这一类中学生的兴趣,主要的还是先介绍合式的作品给他们阅读。不妨先介绍那些包含着有趣味的故事的,也不妨先让他们消遣的读着,慢慢再认真起来。

九、中学生作文课,该以广义的应用文为主,因为作文课主要是技能的训练,艺术自当居次位。但是学生自己愿意多练习文艺写作,自然也可以在课外练习,并请教师指导。

十、文艺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一部门,并且是主要的一部门,因为文艺是语文教学的主要教材。因为是语文教学的一部门,所以文艺教学应该注重词句段落的组织和安排,意义的分析;单照概括的文艺原理或批评原理来讲论作品的大意,是不够的。文艺教学跟文艺批评不尽同,教学不该放松字句。

十一、中学生办文艺小刊物,练习写作,似乎也是好事。只是不可以耽误别种功课。有人以为还是“多读些书好”,也许因为有些学生只顾写,不读书,也不观察,材料有限,越写越贫乏,写来写去只是那一点儿。这确是一条绝路。但是这是写作的态度不对,办文艺小刊物的并不一定到这地步。

十二、中学生如果只爱文艺,阅读的是它,练习的是它,却又没有敏锐的辨别力,就很容易滥用文艺的笔调。他们不能清楚的辨别文艺和普通文字(就是广义的应用文)的不同,他们只会那一套。因此写起普通文字来,浮文多,要紧话少,而那几句要紧话又说不透彻。这就不能应用。所以我在第九条答案里说“中学生作文课该以广义的应用文为主”。这广义的应用文应该以报章文做标准。讲读的教材里也该多选近乎这种标准的文章。但是这广义的应用文如果能恰到好处的含有些文学趣味,那自然是更有效果的。

论雅俗共赏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的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

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馀”。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馀”。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馀”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

“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俗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了。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著。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论百读不厌

前些日子参加了一个讨论会,讨论赵树理先生的《李有才板话》。座中一位青年提出了一件事实:他读了这本书觉得好,可是不想重读一遍。大家费了一些时候讨论这件事实。有人表示意见,说不想重读一遍,未必减少这本书的好,未必减少它的价值。但是时间匆促,大家没有达到明确的结论。一方面似乎大家也都没有重读过这本书,并且似乎从没有想到重读它。然而问题不但关于这一本书,而是关于一切文艺作品。为什么一些作品有人“百读不厌”,另一些却有人不想读第二遍?是作品的不同吗?是读的人不同吗?如果是作品不同,“百读不厌”是不是作品评价的一个标准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索一番。

苏东坡有《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开头两句是: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百读不厌”这个成语就出在这里。“旧书”指的是经典,所以要“熟读深思”。《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注:

人有从(董遇)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意自见。

经典文字简短,意思深长,要多读,熟读,仔细玩味,才能了解和体会。所谓“意自见”、“子自知”,着重自然而然,这是不能着急的。这诗句原是安慰和勉励那考试失败的安惇秀才的话,劝他回家再去安心读书,说“旧书”不嫌多读,越读越玩味越有意思。固然经典值得“百回读”,但是这里着重的还在那读书的人。简化成“百读不厌”这个成语,却就着重在读的书或作品了。这成语常跟另一成语“爱不释手”配合着,在读的时候“爱不释手”,读过了以后“百读不厌”。这是一种赞词和评语,传统上确乎是一个评价的标准。当然,“百读”只是“重读”、“多读”、“屡读”的意思,并不一定一遍接着一遍地读下去。

经典给人知识,教给人怎样做人,其中有许多语言的、历史的、修养的课题,有许多注解,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考证,读上百遍,也未必能够处处贯通,教人多读是有道理的。但是后来所谓“百读不厌”,往往不指经典而指一些诗,一些文,以及一些小说;这些作品读起来津津有味,重读,屡读也不腻味,所以说“不厌”;“不厌”不但是“不讨厌”,并且是“不厌倦”。诗文和小说都是文艺作品,这里面也有一些语言的和历史的课题,诗文也有些注解和考证;小说方面呢,即直到近代才有人注意这些课题,于是也有了种种考证。但是过去一般读者只注意诗文的注解,不大留心那些课题,对于小说更其如此。他们集中在本文的吟诵或浏览上。这些人吟诵诗文是为了欣赏,甚至于只为了消遣,浏览或阅读小说更只是为了消遣,他们要求的是趣味,是快感。这跟诵读经典不一样。诵读经典是为了知识,为了教训,得认真,严肃,正襟危坐的读,不像读诗文和小说可以马马虎虎的,随随便便的,在**,在火车轮船上都成。这么着可还能够教人“百读不厌”,那些诗文和小说到底是靠了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诗文主要是靠了声调,小说主要是靠了情节。过去一般读者大概都会吟诵,他们吟诵诗文,从那吟诵的声调或吟诵的音乐得到趣味或快感,意义的关系很少;只要懂得字面儿,全篇的意义弄不清楚也不要紧的。梁启超先生说过李义山的一些诗,虽然不懂得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读起来还是很有趣味(大意)。这种趣味大概一部分在那些字面儿的影像上,一部分就在那七言律诗的音乐上。字面儿的影像引起人们奇丽的感觉;这种影像所表示的往往是珍奇、华丽的景物,平常人是不容易接触到的,所谓“七宝楼台”之类。民间文艺里常常见到的“牙床”等等,也正是这种作用。民间流行的小调以音乐为主,而不注重词句,欣赏也偏重在音乐上,跟吟诵诗文也正相同。感觉的享受似乎是直接的,本能的,即使是字面儿的影像所引起的感觉,也还多少有这种情形,至于小调和吟诵,更显然直接诉诸听觉,难怪容易唤起普遍的趣味和快感。至于意义的欣赏,得靠综合诸感觉的想象力,这个得有长期的教养才成。然而就像教养很深的梁启超先生,有时也还让感觉领着走,足见感觉的力量之大。

小说的“百读不厌”,主要是靠了故事或情节。人们在儿童时代就爱听故事,尤其爱奇怪的故事。成人也还是爱故事,不过那情节得复杂些。这些故事大概总是神仙、武侠、才子、佳人,经过种种悲欢离合,而以大团圆终场。悲欢离合总得不同寻常,那大团圆才足奇。小说本来起于民间,起于农民和小市民之间。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小市民是受着重重压迫的,他们没有多少自由,却有做白日梦的自由。他们寄托他们的希望于超现实的神仙,神仙化的武侠,以及望之若神仙的上层社会的才子佳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会变成了这样的人物。这自然是不能实现的奇迹,可是能够给他们安慰、趣味和快感。他们要大团圆,正因为他们一辈子是难得大团圆的,奇情也正是常情啊。他们同情故事中的人物,“设身处地”的“替古人担忧”,这也因为事奇人奇的缘故。过去的小说似乎始终没有完全移交到士大夫手里。士大夫读小说,只是看闲书,就是作小说,也只是游戏文章,总而言之,消遣而已。他们得化装为小市民来欣赏,来写作;在他们看,小说奇于事实,只是一种玩艺儿,所以不能认真、严肃,只是消遣而已。

封建社会渐渐垮了,五四时代出现了个人,出现了自我,同时成立了新文学。新文学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文学也给人知识,也教给人怎样做人,不是做别人的,而是做自己的人。可是这时候写作新文学和阅读新文学的,只是那变了质的下降的士和变了质的上升的农民和小市民混合成的知识阶级,别的人是不愿来或不能来参加的。而新文学跟过去的诗文和小说不同之处,就在它是认真的负着使命。早期的反封建也罢,后来的反帝国主义也罢,写实的也罢,浪漫的和感伤的也罢,文学作品总是一本正经的在表现着并且批评着生活。这么着文学扬弃了消遣的气氛,回到了严肃——古代贵族的文学如《诗经》,倒本来是严肃的。这负着严肃的使命的文学,自然不再注重“传奇”,不再注重趣味和快感,读起来也得正襟危坐,跟读经典差不多,不能再那么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但是究竟是形象化的,诉诸情感的,跟经典以冰冷的抽象的理智的教训为主不同,又是现代的白话,没有那些语言的和历史的问题,所以还能够吸引许多读者自动去读。不过教人“百读不厌”甚至教人想去重读一遍的作品,的确是很少了。

新诗或白话诗,和白话文,都脱离了那多多少少带着人工的、音乐的声调,而用着接近说话的声调。喜欢古诗、律诗和骈文、古文的失望了,他们尤其反对这不能吟诵的白话新诗;因为诗出于歌,一直不曾跟音乐完全分家,他们是不愿扬弃这个传统的。然而诗终于转到意义中心的阶段了。古代的音乐是一种说话,所谓“乐语”。后来的音乐独立发展,变成“好听”为主了。现在的诗即负上自觉的使命,它得说出人人心中所欲言而不能言的,自然就不注重音乐而注重意义了。——一方面音乐大概也在渐渐注重意义,回到说话吧?——字面儿的影像还是用得着,不过一般的看起来,影像本身,不论是鲜明的,朦胧的,可以独立的诉诸感觉的,是不够吸引人了;影像如果必需得用,就要配合全诗的各部分完成那中心的意义,说出那要说的话。在这动乱时代,人们着急要说话,因为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小说也不注重故事或情节了,它的使命比诗更见分明。它可以不靠描写,只靠对话,说出所要说的。这里面神仙、武侠、才子、佳人,都不大出现了,偶然出现,也得打扮成平常人;是的,这时代的小说人物,主要的是些平常人了,这是平民世纪啊。至于文,长篇议论文发展了工具性,让人们更如意的也更精密的说出他们的话,但是这已经成为诉诸理性的了。诉诸情感的是那发展在后的小品散文,就是那标榜“生活的艺术”,抒写“身边琐事”的。这倒是回到趣味中心,企图着教人“百读不厌”的,确乎也风行过一时。然而时代太紧张了,不容许人们那么悠闲;大家嫌小品文近乎所谓“软性”,丢下了它去找那“硬性”的东西。

文艺作品的读者变了质了,作品本身也变了质了,意义和使命压下了趣味,认识和行动压下了快感。这也许就是所谓“硬”的解释。“硬性”的作品得一本正经的读,自然就不容易让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于是“百读不厌”就不成其为评价的标准了,至少不成其为主要的标准了。但是文艺是欣赏的对象,它究竟是形象化的,诉诸情感的,怎么“硬”也不能“硬”到和论文或公式一样。诗虽然不必再讲那带几分机械性的声调,却不能不讲节奏,说话不也有轻重高低快慢吗?节奏合式,才能集中,才能够高度集中。文也有文的节奏,配合着意义使意义集中。小说是不注重故事或情节了,但也总得有些契机来表现生活和批评它;这些契机得费心思去选择和配合,才能够将那要说的话,要传达的意义,完整的说出来,传达出来。集中了的完整了的意义,才见出情感,才让人乐意接受,“欣赏”就是“乐意接受”的意思。能够这样让人欣赏的作品是好的,是否“百读不厌”,可以不论。在这种情形之下,笔者同意:《李有才板话》即使没有人想重读一遍,也不减少它的价值,它的好。

但是在我们的现代文艺里,让人“百读不厌”的作品也有的。例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茅盾先生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笔者都读过不止一回,想来读过不止一回的人该不少吧。在笔者本人,大概是《阿Q正传》里的幽默和三部曲里的几个女性吸引住了我。这几个作品的好已经定论,他们的意义和使命大家也都熟悉,这里说的只是它们让笔者“百读不厌”的因素。《阿Q正传》主要的作用不在幽默,那三部曲的主要作用也不在铸造几个女性,但是这些却可能产生让人“百读不厌”的趣味。这种趣味虽然不是必要的,却也可以增加作品的力量。不过这里的幽默决不是油滑的,无聊的,也决不是为幽默而幽默,而女性也决不就是色情,这个界限是得弄清楚的。抗战期中,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读者大大的增加了。增加的多半是小市民的读者,他们要求消遣,要求趣味和快感。扩大了的读众,有着这样的要求也是很自然的。长篇小说的流行就是这个要求的反应,因为篇幅长,故事就长,情节就多,趣味也就丰富了。这可以促进长篇小说的发展,倒是很好的。可是有些作者却因为这样的要求,忘记了自己的边界,放纵到色情上,以及粗劣的笑料上,去吸引读众,这只是迎合低级趣味。而读者贪读这一类低级的软性的作品,也只是沉溺,说不上“百读不厌”。“百读不厌”究竟是个赞词或评语,虽然以趣味为主,总要是纯正的趣味才说得上的。

论书生的酸气

读书人又称书生。这固然是个可以骄傲的名字,如说“一介书生”,“书生本色”,都含有清高的意味。但是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所以书生也是嘲讽的对象。人们常说“书呆子”、“迂夫子”、“腐儒”、“学究”等,都是嘲讽书生的。“呆”是不明利害,“迂”是绕大弯儿,“腐”是顽固守旧,“学究”是指一孔之见。总之,都是知古不知今,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所以在现实生活里老是吃亏、误事、闹笑话。总之,书生的被嘲笑是在他们对于书的过分的执着上;过分的执着书,书就成了话柄了。

但是还有“寒酸”一个话语,也是形容书生的。“寒”是“寒素”,对“膏粱”而言。是魏晋南北朝分别门第的用语。“寒门”或“寒人”并不限于书生,武人也在里头;“寒士”才指书生。这“寒”指生活情形,指家世出身,并不关涉到书;单这个字也不含嘲讽的意味。加上“酸”字成为连语,就不同了,好像一副可怜相活现在眼前似的。“寒酸”似乎原作“酸寒”。韩愈《荐士》诗,“酸寒溧阳尉”,指的是孟郊。后来说“郊寒岛瘦”,孟郊和贾岛都是失意的人,作的也是失意诗。“寒”和“瘦”映衬起来,够可怜相的,但是韩愈说“酸寒”,似乎“酸”比“寒”重。可怜别人说“酸寒”,可怜自己也说“酸寒”,所以苏轼有“故人留饮慰酸寒”的诗句。陆游有“书生老瘦转酸寒”的诗句。“老瘦”固然可怜相,感激“故人留饮”也不免有点儿。范成大说“酸”是“书生气味”,但是他要“洗尽书生气味酸”,那大概是所谓“大丈夫不受人怜”罢?

为什么“酸”是“书生气味”呢?怎么样才是“酸”呢?话柄似乎还是在书上。我想这个“酸”原是指读书的声调说的。晋以来的清谈很注重说话的声调和读书的声调。说话注重音调和辞气,以朗畅为好。读书注重声调,从《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殷仲堪的话可见;他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说到舌头,可见注重发音,注重发音也就是注重声调。《任诞》篇又记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熟读《离骚》”该也是高声朗诵,更可见当时风气。《豪爽》篇记“王司州(胡之)在谢公(安)坐,咏《离骚》、《九歌》‘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正是这种名士气的好例。读古人的书注重声调,读自己的诗自然更注重声调。《文学》篇记着袁宏的故事:

袁虎(宏小名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从此袁宏名誉大盛,可见朗诵关系之大。此外《世说新语》里记着“吟啸”,“啸咏”,“讽咏”,“讽诵”的还很多,大概也都是在朗诵古人的或自己的作品罢。

这里最可注意的是所谓“洛下书生咏”或简称“洛生咏”。《晋书·谢安传》说:

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世说新语·轻诋》篇却记着: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

刘孝标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婢声’。”所谓“重浊”,似乎就是过分悲凉的意思。当时诵读的声调似乎以悲凉为主。王孝伯说“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胡之在谢安坐上咏的也是《离骚》、《九歌》,都是《楚辞》。当时诵读《楚辞》,大概还知道用楚声楚调,乐府曲调里也正有楚调。而楚声楚调向来是以悲凉为主的。当时的诵读大概受到和尚的梵诵或梵唱的影响很大,梵诵或梵唱主要的是长吟,就是所谓“咏”。《楚辞》本多长句,楚声楚调配合那长吟的梵调,相得益彰,更可以“咏”出悲凉的“情致”来。袁宏的咏史诗现存两首,第一首开始就是“周昌梗概臣”一句,“梗概”就是“慷慨”,“感慨”;“慷慨悲歌”也是一种“书生本色”。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举的五言诗名句,钟嵘《诗品·序》里所举的五言诗名句和名篇,差不多都是些“慷慨悲歌”。《晋书》里还有一个故事。晋朝曹摅的《感旧》诗有“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两句。后来殷浩被废为老百姓,送他的心爱的外甥回朝,朗诵这两句,引起了身世之感,不觉泪下。这是悲凉的朗诵的确例。但是自己若是并无真实的悲哀,只去学时髦,捏着鼻子学那悲哀的“老婢声”的“洛生咏”,那就过了分,那也就是赵宋以来所谓“酸”了。

唐朝韩愈有《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开头是:

纤云四卷天无河,

清风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声影绝,

一杯相属君当歌。

接着说:

君歌声酸辞且苦,

不能听终泪如雨。

接着就是那“酸”而“苦”的歌辞:

洞庭连天九疑高,

蛟龙出没猩鼯号。

十生九死到官所,

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药,

海气湿蛰熏腥臊。

昨者州前槌大鼓,

嗣皇继圣登夔皋。

赦书一日行万里,

罪从大辟皆除死。

迁者追回流者还,

涤瑕**垢朝清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

坎坷只得移荆蛮。

判司卑官不堪说,

未名捶楚尘埃间。

同时辈流多上道,

天路幽险难追攀!

张功曹是张署,和韩愈同被贬到边远的南方,顺宗即位。只奉命调到近一些的江陵做个小官儿,还不得回到长安去,因此有了这一番冤苦的话。这是张署的话,也是韩愈的话。但是诗里却接着说:

君歌且休听我歌,

我歌今与君殊科。

韩愈自己的歌只有三句:

一年明月今宵多,

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饮奈明何!

他说认命算了,还是喝酒赏月罢。这种达观其实只是苦情的伪装而已。前一段“歌”虽然辞苦声酸,倒是货真价实,并无过分之处,由那“声酸”知道吟诗的确有一种悲凉的声调,而所谓“歌”其实只是讽咏。大概汉朝以来不像春秋时代一样,士大夫已经不会唱歌,他们大多数是书生出身,就用讽咏或吟诵来代替唱歌。他们——尤其是失意的书生——的苦情就发泄在这种吟诵或朗诵里。

战国以来,唱歌似乎就以悲哀为主,这反映着动乱的时代。《列子·汤问》篇记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又引秦青的话,说韩娥在齐国雍门地方“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后来又“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善跃抃舞,弗能自禁”。这里说韩娥虽然能唱悲哀的歌,也能唱快乐的歌,但是和秦青自己独擅悲歌的故事合看,就知道还是悲歌为主。再加上齐国杞梁殖的妻子哭倒了城的故事,就是现在还在流行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悲歌更为动人,是显然的。书生吟诵,声酸辞苦,正和悲歌一脉相传。但是声酸必须辞苦,辞苦又必须情苦;若是并无苦情,只有苦辞,甚至连苦辞也没有,只有那供人酸鼻的声调,那就过了分,不但不能动人,反要遭人嘲弄了。书生往往自命不凡,得意的自然有,却只是少数,失意的可太多了。所以总是叹老嗟卑,长歌当哭,哭丧着脸一副可怜相。朱子在《楚辞辨证》里说汉人那些模仿的作品“诗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就是所谓“无病呻吟”。后来的叹老嗟卑也正是无病呻吟。有病呻吟是紧张的,可以得人同情,甚至叫人酸鼻,无病呻吟,病是装的,假的,呻吟也是装的,假的,假装可以酸鼻的呻吟,酸而不苦像是丑角扮戏,自然只能逗人笑了。

苏东坡有《赠诗僧道通》的诗:

雄豪而妙苦而腴,

只有琴聪与蜜殊。

语带烟霞从古少,

气含蔬笋到公无。……

查慎行注引叶梦得《石林诗话》说:

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趣,往往掇拾摹仿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体,格律尤俗,谓之“酸馅气”。子瞻……尝语人云,“颇解‘蔬笋’语否?为无‘酸馅气’也。”闻者无不失笑。

东坡说道通的诗没有“蔬笋”气,也就没有“酸馅气”,和尚修苦行,吃素,没有油水,可能比书生更“寒”更“瘦”;一味反映这种生活的诗,好像酸了的菜馒头的馅儿,干酸,吃不得,闻也闻不得,东坡好像是说,苦不妨苦,只要“苦而腴”,有点儿油水,就不至于那么扑鼻酸了。这酸气的“酸”还是从“声酸”来的。而所谓“书生气味酸”该就是指的这种“酸馅气”。和尚虽苦,出家人原可“超然自得”,却要学吟诗,就染上书生的酸气了。书生失意的固然多,可是叹老嗟卑的未必真的穷苦就无聊,无聊就作成他们的“无病呻吟”了。宋初西昆体的领袖杨亿讥笑杜甫是“村夫子”,大概就是嫌他叹老嗟卑的太多。但是杜甫“窃比稷与契”,嗟叹的其实是天下之大,决不止于自己的鸡虫得失。杨亿是个得意的人,未免忘其所以,才说出这样不公道的话。可是像陈师道的诗,叹老嗟卑,吟来吟去,只关一己,的确叫人腻味。这就落了套子,落了套子就不免有些“无病呻吟”,也就是有些“酸”了。

道学的兴起表示书生的地位加高,责任加重,他们更其自命不凡了,自嗟自叹也更多了。就是眼光如豆的真正的“村夫子”或“三家村学究”,也要哼哼唧唧的在人面前卖弄那背得的几句死书,来嗟叹一切,好搭起自己的读书人的空架子。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似乎是个更破落的读书人,然而“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人家说他偷书,他却争辩着,“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孩子们看着他的茴香豆的碟子。

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下腰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破落到这个地步,却还只能“满口之乎者也”,和现实的人民隔得老远的,“酸”到这地步真是可笑又可怜了。“书生本色”虽然有时是可敬的,然而他的酸气总是可笑又可怜的。最足以表现这种酸气的典型,似乎是戏台上的文小生,尤其是昆曲里的文小生,那哼哼唧唧、扭扭捏捏、摇摇摆摆的调调儿,真够“酸”的!这种典型自然不免夸张些,可是许差不离儿罢。

向来说“寒酸”、“穷酸”,似乎酸气老聚在失意的书生身上。得意之后,见多识广,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废”,那时就会不再执着在书上,至少不至于过分的执着在书上,那“酸气味”是可以多多少少“洗”掉的。而失意的书生也并非都有酸气。他们可以看得开些,所谓达观,但是达观也不易,往往只是伪装。他们可以看远大些,“梗概而多气”是雄风豪气,不是酸气。至于近代的知识分子,让时代逼得不能读死书或死读书,因此也就不再执着那些古书。文言渐渐改了白话,吟诵用不上了;代替吟诵的是又分又合的朗诵和唱歌。最重要的是他们看清楚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们虽然还有些闲,可是要“常得无事”却也不易。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早些时还不免带着感伤的气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也算是酸气,虽然念诵的不是古书而是洋书。可是这几年时代逼得更紧了,大家只得抹干了鼻涕眼泪走上前去。这才真是“洗尽书生气味酸”了。

“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有一天,我和一位新同事闲谈。我偶然问道:“你第一次上课,讲些什么?”他笑着答我,“我古今中外了一点钟!”他这样说明事实,且示谦逊之意。我从来不曾想到“古今中外”一个兼词可以作动词用,并且可以加上“了”字表时间的过去;骤然听了,很觉新鲜,正如吃刚上市的广东蚕豆。隔了几日,我用同样的问题问另一位新同事。他却说道:“海阔天空!海阔天空!”我原晓得“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的联语,——是在一位同学家的厅堂里常常看见的——但这样的用法,却又是第一次听到!我真高兴,得着两个新鲜的意思,让我对于生活的方法,能触类旁通地思索一回。

黄远生在《东方杂志》上曾写过一篇《国民之公毒》,说中国人思想笼统的弊病。他举小说里的例,文的必是琴棋书画无所不晓,武的必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我想,他若举《野叟曝言》里的文素臣,《九尾龟》里的章秋谷,当更适宜,因为这两个都是文武全才!好一个文武“全”才!这“全”字儿竟成了“国民之公毒”!我们自古就有那“博学无所成名”的“大成至圣先师”,又有“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传统的教训,还有那“谈天雕龙”的邹衍之流,所以流风余韵,扇播至今;大家变本加厉,以为凡是大好老必“上知天文,下识地理”,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这大好老的另一面。“笼统”固然是“全”,“钩通”“调和”也正是“全”呀!“全”来“全”去,“全”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你瞧西洋人便聪明多了,他们悄悄地将“全知”“全能”送给上帝,决不想自居“全”名;所以处处“算帐”,刀刀见血,一点儿不含糊!——他们不懂得那八面玲珑的劲儿!

但是王尔德也说过一句话,貌似我们的公毒而实非;他要“吃尽地球花园里的果子”!他要享乐,他要尽量地享乐!他什么都不管!可是他是“人”,不像文素臣、章秋谷辈是妖怪;他是呆子,不像钩通中西者流是滑头。总之,他是反传统的。他的话虽不免夸大,但不如中国传统思想之甚;因为只说地而不说天。况且他只是“要”而不是“能”,和文素臣辈又是有别;“要”在人情之中,“能”便出人情之外了!“全知”,“全能”,或者真只有上帝一个;但“全”的要求是谁都有权利的——有此要求,才成其为“人生”!——还有易卜生“全或无”的“全”,那却是一把锋利的钢刀;因为是另一方面的,不具论。

但王尔德的要求专属于感觉的世界,我总以为太单调了。人生如万花筒,因时地的殊异,变化不穷,我们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参加,才有真趣可言;古人所谓“胸襟”,“襟怀”,“襟度”,略近乎此。但“多方面”只是概括的要求:究竟能有若干方面,却因人的才力而异——我们只希望多多益善而已!这与传统的“求全”不同,“便是暗中摸索,也可知道吧”。这种胸襟——用此二字所能有的最广义——若要具体地形容,我想最好不过是采用我那两位新同事所说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我将这两个兼词用在积极的意义上,或者更对得起它们些。——“古今中外”原是骂人的话,初见于《新青年》上,是钱玄同(?)先生造作的。后来周作人先生有一篇杂感,却用它的积极的意义,大概是论知识上的宽容的;但这是两三年前的事了,我于那篇文的内容已模糊了。

法朗士在他的《灵魂之探险》里说:

人之永不能跳出己身以外,实一真理,而亦即吾人最大苦恼之一。苟能用一八方观察之苍蝇视线,观览宇宙,或能用一粗鲁而简单之猿猴的脑筋,领悟自然,虽仅一瞬,吾人何所惜而不为?乃于此而竟不能焉。……吾人被锢于一身之内,不啻被锢于永远监禁之中。(据杨袁昌英女士译文,见《太平洋》四卷四号)

蔼理斯在他的《感想录》中《自己中心》一则里也说:

我们显然都从自己中心的观点去看宇宙,看重我们自己所演的脚色。(见《语丝》第十三期)

这两种“说数”,我们可总称为“我执”——却与佛法里的“我执”不同。一个人有他的身心,与众人各异;而身心所从来,又有遗传,时代,周围,教育等等,尤其五花八门,千差万别。这些合而织成一个“我”,正如密密的魔术的网一样;虽是无形,而实在是清清楚楚,不易或竟不可逾越的界。于是好的劣的,乖的蠢的,村的俏的,长的短的,肥的瘦的,各有各的样儿,都来了,都来了。“把戏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正因各人变各人的把戏,才有了这大千世界呀。说到各人只会变自己的一套把戏,而且只自以为巧妙,自然有些“可怜而可气”;“谓天盖高”,“谓地盖厚”,区区的“我”,真是何等区区呢!但是——哎呀,且住!亏得尚有“巧妙不同”一句注脚,还可上下其手一番;这“不同”二字正是灵丹妙药,千万不可忽略过去!我们的“我执”,是由命运所决定,其实无法挽回;只有一层,“我”决不是由一架机器铸出来的,决不是从一副印板刷下来的,这其间有种种的不同,上文已约略又约略地拈出了——现在再要拈出一种不同:“我”之广狭是悬殊的!“我执”谁也免不了,也无须免得了,但所执有大有小,有深有浅,这其间却大有文章;所谓上下其手,正指此一关而言。

你想“顶天立地”是一套把戏,是一个“我”,“局天蹐地”,或说“局促如辕下驹”,如井底蛙,如磨坊里的驴子,也是一套把戏,也是一个“我”!这两者之间,相差有多少远呢?说得简截些,一是天,一是地;说得噜苏些,一是九霄,一是九渊;说得新鲜些,一是太阳,一是地球!世界上有些人读破万卷书,有些人游遍万里地,乃至达尔文之创进化说,恩斯坦之创相对原理;但也有些人伏处穷山僻壤,一生只关在家里,亲族邻里之外,不曾见过人,自己方言之外,不曾听过话——天球,地球,固然与他们无干,英国,德国,皇帝,总统,金镑,银洋,也与他们丝毫无涉!他们之所以异于磨坊的驴子者,真是“几希”!也只是蒙着眼,整天儿在屋里绕弯儿,日行千里,足不出户而已。你可以说,这两种人也只是一样,横直跳不出如来佛——“自己!”——的掌心;他们都坐在“自己”的监里,盘算着“自己”的重要呢!是的,但你知道这两种人决不会一样!你我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孙悟空也跳不出他老人家的掌心;但你我能翻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么?若说不能,这就不一样了!“不能”尽管“不能”,“不同”仍旧“不同”呀。你想天地是怎样怎样的广大,怎样怎样的悠久!若用数字计算起来,只怕你画一整天的圈儿,也未必能将数目里所有的圈儿都画完哩!在这样的天地的全局里,地球已若一微尘,人更数不上了,只好算微尘之微尘吧!人是这样小,无怪乎只能在“自己”里绕圈儿。但是能知道“自己”的小,便是大了;最要紧是在小中求大!长子里的矮子到了矮子中,便是长子了,这便是小中之大。我们要做矮子中的长子,我们要尽其所能地扩大我们自己!我们还是变自己的把戏,但不仅自以为巧妙,还须自以为“比别人”巧妙;我们不但可在内地开一班小杂货铺,我们要到上海去开先施公司!

“我”有两方面,深的和广的。“自己中心”可说是深的一面;哲学家说的“自知”(“Knowestthyself”),道德学家说的“自私”——“利己”,也都可算入这一面。如何使得我的身子好?如何使得我的脑子好?我懂得些什么?我喜爱些什么?我做出些什么?我要些什么?怎样得到我所要的?怎样使我成为他们之中一个最重要的脚色?这一大串儿的疑问号,总可将深的“我”的面貌的轮廓说给你了;你再“自个儿”去内省一番,就有八九分数了。但你马上也就会发见,这深深的“我”并非独自个儿待着,它还有个亲亲儿的,热热儿的伴儿哩。它俩你搂着我,我搂着你;不知谁给它们缚上了两只脚儿!就像三足竞走一样,它俩这样永远地难解难分!你若要开玩笑,就说它俩“狼狈为奸”,它俩亦无法自辩的。——可又来!究竟这伴儿是谁呢?这就是那广的“我”呀!我不是说过么?知道世界之大,才知道自己之小!所以“自知”必先要“知他”。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以旁证此理。原来“我”即在世界中;世界是一张无大不大的大网,“我”只是一个极微极微的结子;一发尚且会牵动全身,全网难道倒不能牵动一个细小的结子么?实际上,“我”是“极天下之赜”的!“自知”而不先“知他”,只是聚在方隅,老死不相往来的办法;只是“不可以语冰”的“夏虫”,井底蛙,磨坊里的驴子之流而已。能够“知他”,才真有“自知之明”;正如铁扇公主的扇子一样,要能放才能收呀。所知愈多,所接愈广;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呀。俗语说:“把你烧成了灰,我都认得你!”我们正要这样想:先将这个“我”一拳打碎了,碎得成了灰,然后随风扬举,或飘茵席之上,或堕溷厕之中,或落在老鹰的背上,或跳在珊瑚树的梢上,或藏在爱人的鬓边,或沾在关云长的胡子里,……然后再收灰入掌,抟灰成形,自然便须眉毕现,光采照人,不似初时“浑沌初开”的情景了!所以深的“我”即在广的“我”中;而无深的“我”,广的“我”亦无从立脚;这是不做矮子,也不吹牛的道地老实话,所谓有限的无穷也。

在有限中求无穷,便是我们所能有的自由。这或者是“野马以被骑乘的自由为更多”的自由,或者是和“猪有飞的自由一样”;但自由总和不自由不同,管他是白的,是黑的!说“猪有飞的自由”,在半世纪前,正和说“人有飞的自由”一样。但半世纪后的我们,已可见着自由飞着的人了,虽然还是要在飞机或飞艇里。你或者冷笑着说,有所待而然!有所待而然!至多仍旧是“被骑乘的自由”罢了!但这算什么呢?鸟也要靠翼翅的呀!况且还有将来呢,还有将来的将来呢!就如上文所引法朗士的话:“倘若我们能够一刹那间用了苍蝇的多面的眼睛去观察天地……”目下诚然是做不到的,但竟有人去企图了!我曾见过一册日本文的书,——记得是《童谣の缀方》,卷首有一幅彩图,下面题着《苍蝇眼中的世界》(大意)。图中所有,极其光怪陆离;虽明知苍蝇眼中未必即是如此,而颇信其如此——自己仿佛飘飘然也成了一匹小小的苍蝇,陶醉在那奇异的世界中了!这样前去,谁能说法朗士的“倘若”永不会变成“果然”呢!——“语丝”拉得太长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们只是要变比别人巧妙的把戏,只是要到上海去开先施公司;这便是我们所能有的自由。“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种或者稍嫌旧式的了;那么,来个新的,“看世界面上”,我们来做个“世界民”吧——“世界民”(Cosmopolitan)者,据我的字典里说,是“无定居之人”,又有“弥漫全世界”,“世界一家”等义;虽是极简单的解释,我想也就够用,恕不再翻那笨重的大字典了。

我“海阔天空”或“古今中外”了九张稿纸;尽绕着圈儿,你或者有些“头痛”吧?“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你将疑心开宗明义第一节所说的“生活的方法”,我竟不曾“思索”过,只冤着你,“青山隐隐水迢迢”地逗着你玩儿!不!别着急,这就来了也。既说“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又要说什么“方法”,实在有些儿像左手望外推,右手又赶着望里拉,岂不可笑!但古语说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我正可老着脸借此解嘲;况且一落言诠,总有边际,你又何苦斤斤较量呢?况且“方法”虽小,其中也未尝无大;这也是所谓“有限的无穷”也。说到“无穷”,真使我为难!方法也正是千头万绪,比“一部十七史”更难得多多;虽说“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但究竟从何处下手,却着实费我踌躇!——有了!我且学着那李逵,从黑松林里跳了出来,挥动板斧,随手劈他一番便了!我就是这个主意!李逵决非吴用;当然不足语于丝丝入扣的谨严的论理的!但我所说的方法,原非斗胆为大家开方案,只是将我所喜欢用的东西,献给大家看看而已。这只是我的“到自由之路”,自然只是从我的趣味中寻出来的;而在大宇长宙之中,无量数的“我”之内,区区的我,真是何等区区呢?而且我“本人”既在企图自己的放大,则他日之趣味,是否即今日之趣味,也殊未可知。所以此文也只是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但倘若看了之后,能自己去思索一番,想出真个巧妙的方法,去做个“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的人,那时我虽觉着自己更是狭窄,非另打主意不可,然而总很高兴了;我将仰天大笑,到草帽从头上落下为止。

其实关于所谓“方法”,我已露过些口风了:“我们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参加,才有真趣可言。”

我现在做着教书匠。我做了五年教书匠了,真个腻得慌!黑板总是那样黑,粉笔总是那样白,我总是那样的我!成天儿浑淘淘的,有时对于自己的活着,也会惊诧。我想我们这条生命原像一湾流水,可以随意变成种种的花样;现在却筑起了堰,截断它的流,使它怎能不变成浑淘淘呢?所以一个人老做一种职业,老只觉着是“一种”职业,那真是一条死路!说来可笑,我是常常在想改业的;正如未来派剧本说的“换个丈夫吧”,我也不时地提着自己,“换个行当吧!”我不想做官,但很想知道官是怎样做的。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官场现形记》所形容的究竟太可笑了!况且现在又换了世界!《努力周刊》的记者在王内阁时代曾引汤尔和——当时的教育总长——的话:“你们所论的未尝无理;但我到政府里去看看,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大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可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于是想做个秘书,去看看官到底是怎样做的?因秘书而想到文书科科员:我想一个人赚了大钱,成了资本家,不知究竟是怎样活着的?最要紧,他是怎样想的?我们只晓得他有汽车,有高大的洋房,有姨太太,那是不够的。——由资本家而至于小伙计,他们又怎样度他们的岁月?银行的行员尽爱买马票,当铺的朝奉尽爱在夏天打赤膊——其余的,其余的我便有些茫茫了!我们初到上海,总要到大世界去一回。但上海有个五光十色的商世界,我们怎可不去逛逛呢?我于是想做个什么公司里的文书科科员,尝些商味儿。上海不但有个商世界,还有个新闻世界。我又想做个新闻记者,可以多看些希奇古怪的人,希奇古怪的事。此外我想做的事还多!戴着龌龊的便帽,穿着蓝布衫裤的工人,拖着黄泥腿,衔着旱烟管的农人,扛着枪的军人,我都想做做他们的生活看。可是谈何容易;我不是上帝,究竟是没有把握的!这些都是非分的妄想,岂不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样!——话虽如此;“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嘲的办法。况且退一万步讲,能够这样想想,也未尝没有淡淡的味儿,和“加力克”香烟一样的味儿。况且我们的上帝万一真个吝惜他的机会,我也想过了:我从今日今时起,努力要在“黑白生涯”中找寻些味儿,不像往日随随便便地上课下课,想来也是可以的!意大利Amicis的《爱的教育》里说有一位先生,在一个小学校里做了六十年的先生;年老退职之后,还时时追忆从前的事情:一闭了眼,就像有许多的孩子,许多的班级在眼前;偶然听到小孩的书声,便悲伤起来,说:“我已没有学校没有孩子了!”可见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但我一面羡慕这位可爱的先生,一面总还打不断那些妄想;我的心不是一条清静的荫道,而是十字街头呀!

我的妄想还可以减价;自己从不能做“诸色人等”,却可以结交“诸色人等”的朋友。从他们的生活里,我也可以分甘共苦,多领略些人味儿;虽然到底不如亲自出马的好。《爱的教育》里说:“只在一阶级中交际的人,恰和只读一册书籍的学生一样。”真是“有理呀有理”!现在的青年,都喜欢结识几个女朋友;一面固由于性的吸引,一面也正是要润泽这干枯而单调的生活。我的一位先生曾经和我们说:他有一位朋友,新从外国回到北京;待了一个多月,总觉有一件事使他心里不舒畅,却又说不出是什么事。后来有一天,不知怎样,竟被他发见了:原来北京的街上太缺乏女人!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干燥无味!但单是女朋友,我觉得还是不够;我又常想结识些小孩子,做我的小朋友。有人说和孩子们作伴,和孩子们共同生活,会使自己也变成一个孩子,一个大孩子;所以小学教师是不容易老的。这话颇有趣,使我相信。我去年上半年和一位有着童心的朋友,曾约了附近一所小学校的学生,开过几回同乐会;大家说笑话,讲故事,拍七,吃糖果,看画片,都很高兴的。后来暑假期到了,他们还抄了我们的地址,说要和我们通信呢。不但学龄儿童可以做我的朋友,便是幼稚园里的也可以的,而且更加有趣哩。且请看这一段:

终于,母亲逃出了庭间了。小孩们追到栏栅旁,脸当住了栅缝,把小手伸出,纷纷地递出面包呀,苹果片呀,牛油块等东西来。一齐叫说:“再会,再会!明天再来,再请过来!”(见《爱的教育》译本第七卷内《幼儿院》)

倘若我有这样的小朋友,我情愿天天去呀!此外,农人,工人,也要相与些才好。我现在住在乡下,常和邻近的农人谈天,又曾和他们喝过酒,觉得另有些趣味。我又晓得在北京,上海的我的朋友的朋友,每天总找几个工人去谈天;我且不管他们谈的什么,只觉每天换几个人谈谈,是很使人新鲜的。若再能交结几个外国朋友,那是更别致了。从前上海中华世界语学会教人学世界语,说可以和各国人通信;后来有人非议他们,说世界语的价值岂就是如此的!非议诚然不错。但与各国人通信,到底是一件有趣的事呀!——还有一件,自己的妻和子女,若在别一方面作为朋友看时,也可得着新的启示的。不信么?试试看!

若你以为阶级的障壁不容易打破,人心的隔膜不容易揭开;你于是皱着眉,咂着嘴,说:“要这样地交朋友,真是千难万难!”是的;但是——你太小看自己了,那里就这样地不济事!也罢,我还有一套便宜些的变给你瞧瞧;这就叫做“知人”呀。交不着朋友是没法的,但晓得些别人的“闲事”,总可以的;只须不尽着去自扫门前雪,而能多管些一般人所谓“闲事”,就行了。我所谓“多管闲事”,其实只是“参加”的别名。譬如前次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我以为是要去参加的;或者帮助他们,或者只看看那激昂的实况,都无不可。总之,多少知道了他们,使自己与他们间多少有了关系,这就得了。又如我的学生和报馆打官司,我便要到法庭里去听审;这样就可知道法官和被告是怎样的人了。又如吴稚晖先生,我本不认识的;但听过他的讲演,读过他的书,我便能约略晓得他了。——读书真是巧算盘!不但可以知今人,且可以知古人;不但可以知中国人,且可以知洋人。同样的巧算盘便是看报!看报可以遇着许多新鲜的问题,引起新鲜的思索。譬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究竟是利用呢,还是联合作战呢?孙中山先生若死在“段执政”自己夸诩的“革命”之前,曹锟当国的时候,一班大人,老爷,绅士乃至平民,会不会(姑不说“敢不敢”)这样“热诚地”追悼呢?黄色的班禅在京在沪,为什么也会受着那样“热诚的”欢迎呢?英国退还庚子赔款,始而说“用于教育的目的”,继而说“用于相互有益之目的”,——于是有该国的各工业联合会建议,痛斥中国教育之无效,主张用此款筑路——继而又说用于中等教育;真令人目迷五色,到底他们什么葫芦里卖什么药呢?德国新总统为什么会举出兴登堡将军,后事又如何呢?还有,“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新性道德”究竟是一是二呢?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到底是不是提倡东方道德呢?——这一大篇帐都是从报上“过”过来的,毫不希奇;但可以证明,看报的确是最便宜的办法,可以知道许多许多的把戏。

旅行也是刷新自己的一贴清凉剂。我曾做过一个设计:四川有三峡的幽峭,有栈道的蜿蜒,有峨嵋的雄伟,我是最向慕的!广东我也想去得长久了。乘了香港的上山电车,可以“上天”;而广州的市政,长堤,珠江的繁华,也使我心痒痒的!由此而北,蒙古的风沙,的牛羊,的天幕,又在招邀着我!至于红墙黄土的北平,六朝烟水气的南京,先施公司的上海,我总算领略过了。这样游了中国以后,便跨出国门:到日本看她的樱花,看她的富士;到俄国看列宁的墓,看第三国际的开会;到德国访康德的故居,听《月光曲》的演奏;到美国瞻仰巍巍的自由神和世界第一的大望远镜。再到南美洲去看看那莽莽的大平原,到南非洲去看看那茫茫的大沙漠,到南洋群岛去看看那郁郁的大森林——于是浩然归国;若有机缘,再到北极去探一回险,看看冰天雪海,到底如何,那更妙了!梁绍文说得有理:

我们不赞成别人整世的关在一个地方而不出来和世界别一部分相接触,倘若如此,简直将数万里的地球缩小到数英里,关在那数英里的圈子内就算过了一生,这未免太不值得!所以我们主张:能够遍游全世界,将世界上的事事物物都放在脑筋里的炽炉中锻炼一过,然后才能成为一种正确的经验,才算有世界的眼光。(《南洋旅行漫记》上册二五三页)

但在一钱不名的穷措大如我辈者,这种设计恐终于只是“过屠门而大嚼”而已;又怎样办呢?我说正可学胡,梁二先生开国学书目的办法,不妨随时酌量核减;只看能力如何。便是真个不名一钱,也非全无法想。听说日本的谁,因无钱旅行,便在室中绕着圈儿,口里只是叫着,某站到啦,某埠到啦;这样也便过了瘾。这正和孩子们搀瞎子一样:一个蒙了眼做瞎子,一个在前面用竹棒引着他,在室中绕行;这引路的尽喊着到某处啦,到某处啦的口号,彼此便都满足。正是,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这种人却决非磨坊里的驴子;他们的足虽不出户,他们的心尽会日行千里的!

说到心的旅行,我想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的: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罗素论“哲学的价值”,也说:

保存宇宙内的思辨(玄想)之兴趣,……总是哲学事业的一部。

或者它的最要之价值,就是它所潜思的对象之伟大,结果,便解脱了偏狭的和个人的目的。

哲学的生活是幽静的,自由的。

本能利益的私世界是一个小的世界,搁在一个大而有力的世界中间,迟早必把我们私的世界,磨成粉碎。

我们若不扩大自己的利益,汇涵那外面的整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兵卒困在炮台里边,知道敌人不准逃跑,投降是不可避免的一样。

哲学的潜思就是逃脱的一种法门。(摘抄黄凌霜译《哲学问题》第十五章)

所谓神思,所谓玄想之兴味,所谓潜思,我以为只是三位一体,只是大规模的心的旅行。心的旅行决不以现有的地球为限!到火星去的不是很多么?到太阳去的不也有么?到太阳系外,和我们隔着三十万光年的星上去的不也有么?这三十万光年,是美国南加州威尔逊山绝顶上,口径百时之最大反射望远镜所能观测的世界之最远距离。“换言之,现在吾人一目之下所望见之世界,不仅现在之世界而已,三十余万年之大过去以来,所有年代均同时见之。历史家尝谓吾人由书籍而知过去,直忘却吾人能直接而见过去耳。”吾人固然能直接而见过去,由书籍而见过去,还能由岩石地层等而见过去,由骨殖化石等而见过去。目下我们所能见的过去,真是悠久,真是伟大!将现在和它相比,真是大海里一根针而已!姑举一例:德国的谁假定地球的历史为二十四点钟,而人类有历史的时期仅为十分钟;人类有历史已五千年了,一千年只等于二分钟而已!一百年只等于十二秒钟而已!十年只等于一又十分之二秒而已!这还是就区区的地球而论呢。若和全宇宙的历史(人能知道么?)相较量,那简直是不配!又怎样办呢?但毫不要紧!心尽可以旅行到未曾凝结的星云里,到大爬虫的中生代,到类人猿的脑筋里;心究竟是有些儿自由的。不过旅行要有向导;我觉《最近物理学概观》,《科学大纲》,《古生物学》,《人的研究》等书都很能胜任的。

心的旅行又不以表面的物质世界为限!它用实实在在的一支钢笔,在实实在在的白瑞典纸簿上一张张写着日记;它马上就能看出钢笔与白纸只是若干若干的微点,叫做电子的——各电子间有许多的空隙,比各电子的总积还大。这正像一张“有结而无线的网”,只是这么空空的;其实说不上什么“一支”与“一张张”的!这么看时,心便旅行到物质的内院,电子的世界了。而老的物质世界只有三根台柱子(三次元),现在新的却添上了一根(四次元);心也要去逛逛的。心的旅行并且不以物质世界为限!精神世界是它的老家,不用说是常常光顾的。意识的河流里,它是常常驶着一只小船的。但这个年头儿,世界是越过越多了。用了坐标轴作地基,竖起方程式的柱子,架上方程式的梁,盖上几何形体的瓦,围上几何形体的墙,这是数学的世界。将各种“性质的共相”(如“白”“头”等概念)分门别类地陈列在一个极大的弯弯曲曲,层层叠叠的场上;在它们之间,再点缀着各种“关系的共相”(如“大”“类似”“等于”等概念)。这是论理的世界。将善人善事的模型和恶人恶事的分门别类陈列着的,是道德的世界。但所谓“模型”,却和城隍庙所塑“二十四孝”的像与十王殿的像绝不相同。模型又称规范,如“正义”,“仁爱”,“奸邪”等是——只是善恶的度量衡也;道德世界里,全摆着大大小小的这种度量衡。还是艺术的世界,东边是音乐的旋律,西边是跳舞的曲线,南边是绘画的形色,北边是诗歌的情韵。——心若是好奇的,它必像唐三藏经过三十六国一样,一一经过这些国土的。

更进一步说,心的旅行也不以存在的世界为限!上帝的乐园,它是要去的;阎罗的十殿,它也是要去的。爱神的弓箭,它是要看看的;孙行者的金箍棒,它也要看看的。总之,神话的世界,它要穿上梦的鞋去走一趟。它从神话的世界回来时,便道又可游玩童话的世界。在那里有苍蝇目中的天地,有永远不去的春天;在那里鸟能唱歌,水也能唱歌,风也能唱歌;在那里有着靴的猫,有在背心里掏出表来的兔子;在那里有水晶的宫殿,带着小白翼子的天使。童话的世界的那边,还有许多邻国,叫做乌托邦,它也可迂道一往观的。姑举一二给你看看。你知道吴稚晖先生是崇拜物质文明的,他的乌托邦自然也是物质文明的。他说,将来大同世界实现时,街上都该铺大红缎子。他在春晖中学校讲演时,曾指着“电灯开关”说:

科学发达了,我们讲完的时候,啤啼叭哒几声,要到房里去的就到了房里,要到宁波的就到了宁波,要到杭州的就到了杭州:这也算不来什么奇事。(见《春晖》二十九期)

呀!啤啼叭哒几声,心已到了铺着大红缎子的街上了!——若容我借了法朗士的话来说,这些正是“灵魂的冒险”呀。

上面说的都是“大头天话”,现在要说些小玩意儿,新新耳目,所谓能放能收也。我曾说书籍可作心的旅行的向导,现在就谈读书吧。周作人先生说他目下只想无事时喝点茶,读点新书。喝茶我是无可无不可,读新书却很高兴!读新书有如幼时看西洋景,一页一页都有活鲜鲜的意思;又如到一个新地方,见一个新朋友。读新出版的杂志,也正是如此,或者更闹热些。读新书如吃时鲜鲥鱼,读新杂志如到惠罗公司去看新到的货色。我还喜欢读冷僻的书。冷僻的书因为冷僻的缘故,在我觉着和新书一样;仿佛旁人都不熟悉,只我有此眼福,便高兴了。我之所以喜欢搜阅各种笔记,就是这个缘故。尺牍,日记等,也是我所爱读的;因为原是随随便便,老老实实地写来,不露咬牙切齿的样子,便更加亲切,不知不觉将人招了入内。同样的理由,我爱读野史和逸事;在它们里,我见着活泼泼的真实的人。——它们所记,虽只一言一动之微,却包蕴着全个的性格;最要紧的,包蕴着与众不同的趣味。旧有的《世说新语》,新出的《欧美逸话》,都曾给我满足。我又爱读游记;这也是穷措大替代旅行之一法,从前的雅人叫做“卧游”的便是。从游记里,至少可以“知道”些异域的风土人情;好一些,还可以培养些异域的情调。前年在温州师范学校图书馆中,翻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的目录,里面全(?)是游记,虽然已是过时货,却颇引起我的向往之诚。“这许多好东西哟!”尽这般地想着;但终于没有勇气去借来细看,真是很可恨的!后来《徐霞客游记》石印出版,我的朋友买了一部,我又欲读不能!近顷《南洋旅行漫记》和《山野掇拾》出来了,我便赶紧买得,复仇似地读完,这才舒服了。我因为好奇,看报看杂志,也有特别的脾气。看报我总是先看封面广告的。一面是要找些新书,一面是要找些新闻;广告里的新闻,虽然是不正式的,或者算不得新闻,也未可知,但都是第一身第二身的,有时比第三身的正文还值得注意呢。譬如那回中华制糖公司董事的互讦,我看得真是热闹煞了!又如“印送安士全书”的广告,“读报至此,请念三声阿弥陀佛”的广告,真是“好聪明的糊涂法子”!看杂志我是先查补白,好寻着些轻松而隽永的东西:或名人的趣语,或当世的珍闻,零金碎玉,更见异彩!——请看“二千年前玉门关外一封情书”,“时新旦角戏”等标题,便知分晓。

我不是曾恭维看报么?假如要参加种种趣味的聚会,那也非看报不可。譬如前一两星期,报上登着世界短跑家要在上海试跑;我若在上海,一定要去看看跑是如何短法?又如本月十六日上海北四川路有洋狗展览会,说有四百头之多;想到那高低不齐的个儿,松密互映,纯驳争辉的毛片,或嘤嘤或呜呜或汪汪的吠声,我也极愿意去的。又我记得在《上海七日刊》(?)上见过一幅法国儿童同乐会的摄影。摄影中济济一堂的满是儿童——这其间自然还有些抱着的母亲,领着的父亲,但不过二三人,容我用了四舍五入法,将他们略去吧。那前面的几个,丰腴圆润的庞儿,覆额的短发,精赤的小腿,我现在还记着呢。最可笑的,高高的房子,塞满了这些儿童,还空着大半截,大半截;若塞满了我们,空气一定是没有那么舒服的,便宜了空气了!这种聚会不用说是极使我高兴的!只是我便在上海,也未必能去;说来可恨恨!这里却要引起我别的感慨,我不说了。此外如音乐会,绘画展览会,我都乐于赴会的。四年前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曾到上海市政厅去听“中西音乐大会”;那几支广东小调唱得真入神,靡靡是靡靡到了极点,令人欢喜赞叹!而歌者隐身幕内,不露一丝色相,尤动人无穷之思!绘画展览会,我在北京,上海也曾看过几回。但都像走马看花似的,不能自知冷暖——我真是太外行了,只好慢慢来吧。我却最爱看跳舞。五六年前的正月初三的夜里,我看了一个意大利女子的跳舞:黄昏的电灯光映着她**的微红的两臂,和游泳衣似的粉红的舞装;那腰真软得可怜,和麦粉搓成的一般。她两手擎着小小的钹,钹孔里拖着深红布的提头;她舞时两臂不住地向各方扇动,两足不住地来往跳跃,钹声便不住地清脆地响着——她舞得如飞一样,全身的曲线真是瞬息万变,转转不穷,如闪电吐舌,如星星眨眼;使人眩目心摇,不能自主。我看过了,恍然若失!从此我便喜欢跳舞。前年暑假时,我到上海,刚碰着卡尔登影戏院开演跳舞片的末一晚,我没有能去一看。次日写信去“特烦”,却如泥牛入海;至今引为憾事!我在北京读书时,又颇爱听旧戏;因为究竟是“外江”人,更爱听旦角戏,尤爱听尚小云的戏,——但你别疑猜,我却不曾用这支笔去捧过谁。我并不懂戏词,甚至连情节也不甚仔细,只爱那宛转凄凉的音调和楚楚可怜的情韵。我在理论上也左袒新戏,但那时的北京实在没有可称为新戏的新戏给我看;我的心也就渐渐冷了。南归以后,新戏固然和北京是“一丘之貉”,旧戏也就每况愈下,毫无足观。我也看过一回机关戏,但只足以广见闻,无深长的趣味可言。直到去年,上海戏剧协社演《少奶奶的扇子》,朋友们都说颇有些意思——在所曾寓目的新戏中,这是得未曾有的。又实验剧社演《葡萄仙子》,也极负时誉;黎明晖女士所唱“可怜的秋香”一句,真是脍炙人口——便是不曾看过这戏的我,听人说了此句,也会有“一种薄醉似的感觉,超乎平常所谓舒适以上”。——《少奶奶的扇子》,我也还无一面之缘——真非到上海去开先施公司不可!上海的朋友们又常向我称述影戏;但我之于影戏,还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呢!也只好慢慢来吧。说起先施公司,我总想起惠罗公司。我常在报纸的后幅看见他家的广告,满幅画着新货色的图样,真是日本书店里所谓“**状”了。我想若常去看看新货色,也是一乐。最好能让我自由地鉴赏地看一回;心爱的也不一定买来,只须多多地,重重地看上几眼,便可权当占有了——朋友有新东西的时候,我常常把玩不肯释手,便是这个主意。

若目下不能到上海去开先施公司,或到上海而无本钱去开先施公司,则还有个经济的办法,我现在正用着呢。不过这种办法,便是开先施公司,也可同时采用的;因为我们原希望“多多益善”呀。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没有绘画展览会;但我和人家借了左一册右一册的摄影集,画片集,也可使我的眼睛饱餐一顿。我看见“群羊”,在那淡远的旷原中,披着乳一样白,丝一样软的羽衣的小东西,真和浮在浅浅的梦里的仙女一般。我看见“夕云”,地上是疏疏的树木,偃蹇欹侧作势,仿佛和天上的乱云负固似的;那云是层层叠叠的,错错落落的,斑斑驳驳的,使我觉得天是这样厚,这样厚的!我看见“五月雨”,是那般蒙蒙密密的一片,三个模糊的日本女子,正各张着有一道白圈儿的纸伞,在台阶上走着,走上一个什么坛去呢;那边还有两个人,却只剩了影儿!我看见“现在与未来”;这是一个人坐着,左手托着一个骷髅,两眼凝视着,右手正支颐默想着。这还是摄影呢,画片更是美不胜收了!弥爱的《晚祷》是世界的名作,不用说了。意大利Gino的名画《跳舞》,满是跃着的腿儿,牵着的臂儿,并着的脸儿;红的,黄的,白的,蓝的,黑的,一片片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