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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们给老徐取过一个外号，叫“城里人”。
有一回傍晚放学，在某个车流量比较大的省道十字路口，我们全班在体育委员**澎湃的“1——2——3”号令下，男生在前，女生在后，集体眼瞎，无视红灯标志，嗷嗷直叫，像一群被火烧了屁股的土匪，拼命蹬着自行车朝马路对面冲。
顿时，主干道上刹车声喇叭声叫骂声此起彼伏。原本正常行驶的机动车有的停车让道，有的挣扎着与我们擦身而过。
这一幕，被老徐抓个正着。
那天，她顶着张不再年轻但彪悍至极的脸杀气腾腾在马路对面追上我们，仿佛拥有宇宙超能量的女奥特曼从天而降，自行车一扔，双脚落地，大喝一声：“都给我站住！”
然后，就在马路边，青天落日之下，无数吃瓜群众的围观之中，老徐进行了一场女子单打。她是施力方，我们是受力方。拍肩捶背拧耳朵，力道随机，男女平等，无一幸免。团揍我们的同时，还免费赠送一浪高过一浪的人格问候。
“一群没规矩的小赤佬！”
“小棺材，正儿八经过个马路都不会！回家问问你们爹娘需不需要你们赶着去投胎？”
“气死我了！我一个城里人，怎么会教育出这种没素质的学生！”
彼时，我们刚刚小升初进入中学没几天，外表像个人，灵魂深处还都是未进化的猴子。老徐是我们班主任。
因为计划生育，每家猴子数量都有限，最多一两只，平常娇生惯养。挨了打骂，很多同学想哭。可是一看老徐年纪一大把，腰身丰腴，个子还不高，骑个骨架掉漆的粉色自行车，却穿了身白色套裙，踩着有几厘米跟的黑色尖头皮鞋。一糟老太太愣是把自己整得跟个大龄空姐似的。打就打了，骂也骂了，居然还矫情兮兮地说什么“我一个城里人”……
年轻人笑点浅，泪点也不深。睫毛都没湿，水分就汽化了。皮相厚点的，当场就喷出了鼻涕泡泡。
后来时间悠悠而过，现役师生之间的诡异感情慢慢稳固。我们发现，老徐对“城里人”这三个字有着超乎寻常的执念。
课堂上抓住有人吃泡泡糖，她各种批评谴责，最后十之八九会以一句“我一个城里人，怎么会教出这么没素质的学生”结束。
发现有人没按时完成作业，同上。
抓住我们模仿某位外地老师的口音站在讲台上胡说八道……仍然同上。
一开始听她滑稽兮兮说自己一个城里人咋样咋样的，我们都感觉好笑。笑多了，不孝劣徒们的感官和心灵都很疲乏，就开始迷茫。
我们不知道老徐家住哪里，户口本上到底是不是所谓的城里人。可要说她不是“城里人”，她又时不时在口头上强调这个身份。
也没有专家给城里人和乡下人划过明确的分界线。我们隐约觉得，像隔壁班那位长得仙里仙气，一开口三分温柔七分傲娇，学生犯错拿把小尺敲敲手心的班主任应该是正宗城里人。人家不仅长得比老徐年轻有档次，做派也比老徐高端大气。
就拿学校每周五下午最后两节自由活动课来说。隔壁班班主任不是带领孩子们参观宠物园，就是领着去山脚下挖泥烧手工陶，或者溜达博物馆。蹩脚点的，也能到太湖边去吹吹风。她衣袂飘飘倚栏而立，给学生们讲讲西施和范蠡，各种浪漫有情调。
我们班——这回老徐找学校食堂借个电饭锅，教我们煮茶叶蛋；下回又找食堂借根擀面杖，撸起袖子指挥我们学习包饺子。偶尔一次校外活动，地点准是农科队。不是让我们帮农民伯伯种黄瓜，就是让我们帮忙收大白菜。回来的时候人手一根人家赠送的新鲜带泥大胖萝卜。
我曾留过心，老徐站在青菜丛中奔放大笑的时候，那气质比接待我们的农民伯伯还要土些。
可怜我们当时小小年纪，就已经学会——看破，不说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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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也是缘分深厚，我们班有幸做了老徐若干年园丁生涯中最后一届学生。
那三年，学校考虑她即将退休，没有分配繁重的跨班教学任务。她只教我们一个班的语文和音乐。
我现在抓着即将呼啸而过的青春尾巴，用一颗成年人的心，再去回首少年时老徐上过的课，还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年，隔壁班音乐老师端坐钢琴前，带领全班“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或者“星星点灯”的时候，我们班张着几十张大嘴巴，在老徐铿锵有力的指挥下，师生团结一致“送红军”。从“一送”唱到“十送”。而且往往连送好多遍，送到心力交瘁，送到下课铃响才罢休。
整三年，老徐一门心思教我们唱红歌。我们想学孙悟空造反，她总有五指山来镇压。于是我们班所有的音乐课，不是在“送红军”，就是在“洪湖水浪打浪”，实在不行，我们也得来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有一年中秋晚会，别的班都是唱唱流行歌跳跳小天鹅或者演小品说相声。
轮到我们班，人手一把黄色硬纸板糊成的大刀，为花好月圆的佳节献了一首惊天动地的《大刀进行曲》。唱到最后一句“杀”的时候，老徐要求我们集体单手举刀做出劈空气的动作。那天学校礼堂里的笑声，至今想起仍有魔性。
我问了几个当年一起举大刀的同学。他们的后遗症和心理阴影跟我一致：现在不管在哪儿，只要听到红歌乐曲，马上条件反射，张口就想往下接。
音乐课上得这样令人终身难忘，以老徐的实力，语文课自然也有办法让我们刻骨铭心。
记得上到“杨白劳和黄世仁”那一课时，隔壁班老师特意搬来台DVD，给他们放《白毛女》。看完白毛女，他们趁机占用下面的体育课把当年的爱情大片《泰坦尼克》给一起看了。
我们班就像一群饿了几千年的人，这会儿突然嗅到隔壁在吃红烧肉，两眼绿光，魂不守舍。老徐来了，大掌一挥：咱班今天演小品。一组全是黄世仁，二组全是喜儿，三组全是杨白劳……人人有份，个个都有上台表现的机会。
表演我们不反对。可是，好歹分一下男女角色是不是？当年我就是喜儿那组的。我上台，被迫无奈，冲一个又瘦又矮的女生喊了声“爹”。她是杨白劳那组的。
虽然我们贵为老徐最后一届学生，然而，她在那三年跟我们相处的过程中，丁是丁卯是卯，并不走亲民良善路线。
她要求我们每天写日记，每天都要交给她看。我们烦躁，哪有那么多事值得用笔记下来？可是没办法，师命不敢违。于是我们就瞎编。今天说回家帮妈妈扫地了，明天说帮奶奶煮饭了，后天扶老爷爷过马路。天下好事都被我们做尽，实在没东西可编的时候，晴朗的天空飘来一片云，我们都能闭着眼扯上几百字。傍晚到太湖边散个步，下笔的时候为了凑点儿字数，恨不得往死里感慨：太湖美啊美啊真的好美啊！
当年我们班有好些人，一到上课就控制不住兽性大发。有的像冬眠的熊，上课铃一响就想圈着胳膊睡觉。有的是白娘子化身，一听老师讲课就控制不住要像蛇一样扭来扭去。还有一边偷吃东西一边开小会的，老鼠一样叽叽喳喳。
老徐采取的管制方法很简单，只要有任课老师反映，或者被她亲自抓到——犯一次规抄五遍课文，两次十遍，以此类推。抄到手软，抄到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就看你服不服？
我当时很服气的。上课从不敢乱动，最多两只脚在下面轻轻踩一踩、抖一抖。有一回不小心抖得节奏快了点，幅度也没控制好，被老徐抓到。她站在讲台上含沙射影：有些人表面看起来举止端庄丝毫不慌，其实心里装了一台缝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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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中学的时候，因为改革开放和政府招商引资的缘故，我们家乡的流动人口日渐增多。
大人出门谋生，有的会将孩子放在老家托付给亲人照看，也有的会带在身边。
那时候小孩子上学远远没有现在复杂。不要房产证不查户口不讲学区，只要你去报名，填个表，交点儿借读费，多数公立学校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
马小薇是读初二的时候从外地转到我们班来的。听说她爸爸当年开个拖拉机来苏寻工做。某天半夜，在路上遇到一个汽车半路抛锚的台商。可能那时候叫拖车远不如现在方便，所以台商请求马小薇的爸爸帮忙。拖拉机拴根绳，顺利地把台商的轿车给拖到了指定地点。后来，台商投资成功，指缝随便漏几下——马小薇的爸爸他乡遇贵人，几年下来房子铺子都有了。
这本来应该是个励志或者跟运气有关的正能量故事。可是马先生演着演着，就篡改了情节，活成了陈世美抛弃糟糠妻的桥段。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氏夫妻生有一儿一女，马先生把儿子视若珍宝，心情不佳时逮着老婆和女儿随便撒气。
马小薇先是经常脸上挂着彩，身上穿着撕坏的衣服来上课。
接着，她来上课的时候，课本总是撕得跟狗啃一样七零八落，交上来的作业本居然经常带着脚印。
再然后，她开始旷课。不请假，直接玩失踪。
对此，老徐骑着她的二轮粉色小宝马，不止一次下班之后去马家家访。
一开始，她的家访之路还算顺畅。马氏夫妻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政策，对待老师还算客气。慢慢的，他们人就在家里活动着，但老徐敲门，就是不开。
有一天，我和几个男生放学后留在操场上打篮球，比平常晚了大概半个小时回家。我们回家必经马小薇家门口。几个男生一手握着车把，一手拿着芝麻包往嘴里送，悠哉悠哉骑着山地车在路上逛，大老远就看到马家门口围了一圈人。
刚一走近，我们就看到老徐矮矮胖胖的身影。她跟高大的马先生撕扯在一起。那比例，就好比一只树袋熊在PK一只河马。
我们惊得眼大如斗，也不知是个什么情况。当时想法只有一个：老徐真可怜！而我们绝对不可以让她那么可怜！
我不太记得那天手里的芝麻包是着急一口吞掉了，还是慌张之下随手扔掉了，反正我们几个全都冲上去挂在马先生身上。
那时年龄小，既不懂格斗套路，也不曾拿大人练过手。几个人就用最笨的方法，上前对马先生掰胳膊抱腿，靠着人多力量大，把他放倒，压在地上。趁机在他身上又是揪又是掐，头发也拽了好几把。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因为犯事儿进派出所。因为老徐在，我们几个情绪稳定。但内心还是有点拘谨，上身不敢乱动，下身不敢踩缝纫机，乖得厉害。就是一直拖到八九点钟没吃晚饭，肚子有点饿。
老徐在那里叽里呱啦长篇大论跟警察叔叔解释打架原因：她家访，马先生碰巧在家打马小薇，还动手撕马小薇的语文书。为了证明她说的都是真的，老徐当场打电话请人从学校拿来了马小薇那些踩满脚印的作业本作呈堂证据。
警察叔叔又要对我们进行例行问话。老徐眼珠子一转，说：“他们今天挨了打，到现在晚饭都没吃，哪还有力气讲话。”
一墙之隔的马先生听到这话，从窗口对我们狠狠瞪了一眼：“妈的，明明是你们打的老子，现在说成你们挨了打。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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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警察叔叔给我们拿来盒饭。3块钱一份那种，里面有块大排骨，挺香的。
晚一点的时候，学校领导和老徐的先生来接我们。马先生被关了24小时。之后他写了保证书，向警察同志保证不再打女儿，不再影响马小薇上学，才重获人身自由。
不过，马先生真是个人渣。他后来食言，由明坏变成暗贱。他把马小薇打到身上全是伤，但凡露出来的皮肤却完好无缺。马小薇告诉老徐，老徐一怒之下，把马先生给告了！
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亲眼见人打官司。老徐意气风发，坐在办公室给马先生打电话：“我们法庭见！我一个城里人，还能怕你？我一个城里人，有的是办法对付你这种刁民！我一个城里人……”
那天她大概激动坏了，一口气说了好多个“城里人”。那口气，像极了现在古装剧里皇后娘娘睥睨众生的那一句“本宫”。
当年的官司老徐最终没打成。她教书育人一辈子，弟子遍布各行各业，包括公检法。有几个弟子私底下工装笔挺到马先生工作的单位走了一趟，随便一场谈话，就把他给真正地唬住了。
不知道马氏夫妻后来有没有离婚，但马小薇总算能安心读书了。后来中考的时候，她报考我们当地的卫校。据说毕业后做了护士。这是后话。
就说当时吧，老徐的得意弟子们把马先生给镇压住的时候，老徐可开心了。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她又强调了好几遍，她是个有素质、有文化、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城里人！
我们其实不懂，“城里人”这三个字到底有什么好？那会子，我们这一代的父辈都早就不以种田为生了，我们的洋楼也比市区的商品房高大宽敞。城里人到底还有啥优势？费解。
唉，她爱说就说吧。哪个小孩在成长过程中不患上点儿间歇性选择性耳聋什么的。
就在老徐热烈赞美自己是个城里人的第二天，我们全校秋游。只要不上课不写作业，别说出去玩，就是用大巴车把我们拉到马路去随便兜几圈再送回来，我们也是很乐意的。
大家早早背着一书包吃的喝的，来到学校，坐等时针跳到八点，准时出发。
老徐大概是7点50的时候出现的。人未到，脆香的油炸食品味就已经扑鼻。果然，她一手提一只硕大的马甲袋出现在我们面前。
“来来来，今天学校食堂的油条剩下几十根。我特意给你们带了，每人一根！刚出锅的，我用性命保证，它们条条外焦里嫩香甜可口！”
我们这是要出去旅游哎！老太太！
学校食堂早餐是不对学生开放的，专供老师。大概老师们面对外出也很兴奋，一兴奋就不去食堂吃早餐，所以油条就剩下了。
可是老徐，你不是城里人吗？这点儿小便宜贪得让我们感觉好丢脸！
别的班，排着队，挨个从导游手里接过一顶遮阳帽，开开心心上车了。
我们班，老徐和导游并列在车门口。我们每人领一顶遮阳帽的同时，还得在老徐殷殷期盼的目光中，用两根手指头小心翼翼从她那儿捏一根黄澄澄的大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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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驹过隙。一晃好多年过去了。
毕业后好多年，有同学约着一起去看老徐。我们到的时候，老徐的亲娘，一位107岁的老人惊讶不已。她说：“你们不是昨天才来过？今天怎么又来？都不忙吗？”
我们当中，不仅昨天没人来过，之前的好些年，都没人来过。就算同在一个城市，现代人也有互不打扰的怪脾气。
奔八的老徐站在旁边解释：“她小脑萎缩，看不好了！记忆时好时坏。我现在常年陪她在家，一天都没离开过。她过几天就跟隔壁娘娘诉个苦，说我十年没回来看她了。一个礼拜至少三次，大早起床看到我，眉飞色舞，问我是不是坐夜班车刚回来。”
老徐腰背没弯，腿脚也利索，看起来并不像个将近耄耋之年的老人。她很快切好一盘水果端上来，又忙着泡茶。我们想帮忙，她都不同意。
如今我已经不用再怕她罚我抄课文了，于是特意像平时哄我妈开心那样环抱她的双肩问：“你以前老说自己是城里人，真的假的？”
“当然真的！”老徐回答：“我们家不仅是城里人，新中国成立前还是大户。我爸爸做过团长的，我几个叔叔也都做过军官。他们都死在战场上了！”
“我从小没有爸爸，也没有兄弟姐妹帮衬一把。有人欺负我的时候，我就胡编乱造。有时候说我有个当官的干妈，有时候说我亲舅发大财了，什么瞎话都敢说。后来不晓得啥原因，一激动就喜欢说我自己是城里人！”
当年我们猜测无数次的“城里人”，居然根本没有原因！
“我这辈子，一直在努力做一个让我自己喜欢的人！以前许多事处理得可能不大好，你们原谅我。多来跑跑。我们家院子里**每年都开得很好，明年开春我多移几盆。你们过来拿！”临走的时候，老徐这样嘱咐。
我们上车，离开。直到转弯，她仍旧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