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說。餘弟子黃季剛初亦以阮說為是，在北京時，與桐城姚仲實爭，姚自以老耄，不肯置辯，或語季剛：訶斥桐城，非姚所懼，詆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後白話盛行，兩派之爭，泯於無形。由今觀之，駢、散二者，本難偏廢。頭緒紛繁者當用駢，敘事者止宜用散，議論者，駢散各有所宜。不知當時何以各執一偏，如此其固也！
鄒陽，縱橫家也。觀其上書（《鄒陽》七篇，《漢誌》入縱橫家。《史記》，鄒陽與魯仲連同傳。周、孔之作不論，論漢人之作，相如、子雲之文非有為而作，故特數鄒陽），行文以駢。而文氣之盛，異於後之四六。是故謂“駢體氣弱”，未為篤論。
宋子京《筆記》謂，作史不應用駢語。劉子玄亦雲：“史文用駢，似簫笛雜鼙鼓，脂粉飾壯士。”此謂敘事不宜用駢也。不僅宋子京、劉子玄如此，六朝人作史，亦無用駢語者。《唐詔令》皆用駢體，而歐陽永叔撰《新唐書》，一切削去，此則泰過。夫詔令以駢而不可錄，罪人供狀，詞旨鄙俚，莫此為基，何為而可錄耶？後人不願為散體者，謂散體短於說理，不知《崇有》、《神滅》之作，亦匪易為。
若夫桐城派導源震川（堯峰亦然），陽湖略變其法，而大旨則同。震川之文，好搖曳生姿，一言可了者，故作冗長之語。曾滌笙譏之曰：“神乎味乎，徒辭費耳。”此謂震川未脫八股氣息也。至於散之譏駢，謂近俳優，此亦未當。玉谿而後，雕繪滿眼，弊固然矣。若《文選》所錄，固無襞積臃腫之病也。今以口說衡之，曆舉數事，不得不駢，單述一理，非散不可。二者並用，乃達神旨。以故，駢散之爭，實屬無謂。若立意為駢，或有心作散，比於削趾適履，可無須爾。
駢、散合一之說，汪容甫倡之，李申耄和之。然晉人為文，如天馬行空，絕無依傍，隨筆寫去，使人難分段落。今觀容甫之文，句句鍛煉，何嚐有天馬行空之致，容甫譏嗬望溪，而湘綺並誚汪、方。湘綺之文，才高於汪，取法魏晉，兼宗兩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