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以來，論文皆以氣為主。氣之盛衰，不可強為。大抵見理清、感情重，自然氣盛。周秦之作，未有不深於理者，故篇篇有氣。論感情，亦古人重於後人。《顏氏家訓》謂：“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梁武帝送弟王子侯出為東郡，雲：“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惻愴。”數行淚下。非獨愛別離如此，即杯酒失意，白刃相仇，亦唯深於感情者為然。何者？愛深者恨亦深，二者成正比例也。今以《詩經》觀之，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皆可謂甚矣。
至於《楚辭》，《離騷》之忠怨，《國殤》之嚴殺，皆各盡其致。漢人敘戰爭者，如《項羽本紀》、《李陵列傳》，有如目睹，非徒其事跡之奇也，乃其文亦極描寫之能事矣。此在後世文人為之，雖有意描寫，亦不能幾及。何也？其情不至也。大抵抒情之作，往往宜於小說。然自唐以降，小說家但能敘鬼怪，而不能敘戰爭攻殺。此由實情所無，想象亦有所不逮。唯有男女之情，今古不變，後世小說，類能道之。然人之愛情，豈僅限於男女？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無不有愛情焉。而後世小說之能事，則盡於述男女而已。
漢人之文，後世以為高，然說理之作實寡。魏晉漸有說理之作，但不能上比周秦。今人真欲上擬周秦兩漢，恐貽舉鼎絕臏之誚。明七子李空同輩，高談秦漢，其實邯鄲學步耳。後七子如李滄溟文，非其至者，而詩尚佳，王鳳洲文勝於滄溟，頗能敘戰爭及奇偉之跡，此亦由於情感激發爾。如楊椒山之事，人人憤慨，故鳳洲所作行狀，有聲有色。顧持較《史》、《漢》，猶不能及。以《史》、《漢》文出無心，鳳洲則有意摹擬，著力與不著力，自有間也。
抒情、說理之作如此，其非抒情亦非說理如《七發》之類者亦然（《七發》亦賦類）。《七發》氣勢浩瀚，無堆垛之跡，擬作者《七啟》、《七命》，即大有徑庭。相如、子雲之賦，往往用同偏旁數字堆垛以成一句，然堆垛而不覺其重。何也？有氣行乎其間，自然骨力開張也。降及東漢，氣骨即有不逮。然《兩都》、《兩京》以及《三都》，猶粗具規模，後此則無能為之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