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滌笙自辦團練，以平洪楊之亂，國勢既變，湘軍亦儼然一世之雄，故其文風骨遒上，得陽剛之氣為多。雖繼起無人，然並世有王湘綺，亦可雲近於陽剛矣。湘綺與滌笙路徑不同，滌笙自桐城入而不為八家所囿，湘綺與滌笙路徑不同，滌笙自桐城入而不為八家所囿，湘綺雖不明言依附七子，其路徑實與七子相同，其所為詩，宛然七子作也。
唯明人見小欲速，文章之士，不講其他學問。昌黎雲：“作文宜略識字。”七子不能，故雖高談秦漢，終不能逮。湘綺可謂識字者矣，故其文優於七子也。由上所論，曆代文章之盛衰，本之國勢及風俗，其彰彰可見者也。
文之變遷，不必依駢散為論，然綜觀尚武之世，作者多散文，尚文之世，作者多駢文。秦漢尚武，故為散文，駢句罕見。東漢崇儒術，漸有駢句。魏晉南朝，純乎尚文，故駢儷盛行。唐代尚武，散體複興（唐人散體，非始於韓柳。韓柳之前，有獨孤及、梁肅、蕭穎士、元結輩，其文漸趨於散。唯魄力不厚。至昌黎乃漸厚耳。譬之山嶺脈絡，來至獨孤、蕭、梁，至韓柳乃結成高峰也）。宋不尚武，太其文通行四六。
作散文者，僅歐曾王蘇數人而已（姚姬傳雲：論文章，雖朱子亦未為是。大抵南宋之文，為後世場屋之祖。呂東萊、陳止齋、葉水心，學問雖勝，文則不工。《東萊博議》純乎場屋之文。陳止齋、葉水心之作，當時所謂“對策八麵鋒”，亦僅可應試而已）。餘波及於明清。桐城一派，上接秦漢、下承韓、柳固不足，以繼北宋之軌則有餘，勝於南宋之作遠矣。
唐宋以來之散文，導源於獨孤及、蕭穎士輩，是固然矣。然其前猶可推溯，人皆不措意耳。《文中子》書，雖不可信，要不失為初唐人手筆。其書述其季弟王績（字無功，號東皋子），作《五鬥先生傳》（見《事君篇》），其文今不可見。以意度之，殆擬陶淵明之《五柳先生傳》。其可見者，《醉鄉記》、《負苓傳》，皆散漫而不用力，於陶氏為近，不可不推為唐代散文之發端。又馬、周所作章奏，摹擬賈太傳《治安策》，於散體中為有骨力。唐人視周為策士一流，不與文學之士同科，實亦散文之濫觴也。大凡文品與當時國勢不符者，文雖工而人不之重。燕許廟堂之文，當時重之，而陸宣公論事明白之作，見重於後世者，當時反不推崇。蕭穎士之文，平易自然。元結始為譎怪，獨孤及、梁肅變其本而加之厲。至昌黎，始明言“詞必己出”，凡古人已用之語，必摒棄不取，而別鑄新詞。昌黎然、柳州亦然，皇甫湜、孫樵，無不皆然。風氣既成，宜乎宣公《奏議》之不見崇矣。然造詞之風，實非始於昌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