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誄：古人刻石，不以碑名。秦皇刻石，嶧山、泰山、琅琊、芝罘、碣石、會稽諸處，皆真稱“刻石”，不稱“碑”。廟之有碑，本以麗牲。墓之有碑，本以下棺。作碑文者，東漢始盛。今漢碑存者百餘通，皆屬文言。往往世係之下，綴以考語，所治何學，又加考語，每曆一官，輒加考語，無直敘其事者。故曰“披文以相質也”。不若是，將與行狀、家傳無別。魏晉不許立碑，北朝碑文，體製近於漢碑，中唐以前之碑，體製亦未變也。獨孤及、梁肅始為散文，然猶不直敘也。韓昌黎作《南海神廟碑》，純依漢碑之體，作《曹成王碑》，用字瑰奇，以此作碑則可，作傳即不可。桐城諸賢不知此，以昌黎之碑為獨創，不知本襲舊例也（昌黎猶知文體，宋以後漸不然）。
宋人作碑，一如家傳，唯首尾異耳。此實非碑之正體。觀夫蔡中郎為人作碑，一人作二三篇，以其本是文言，故屬辭可以變化，若為質言，豈有一人之事跡，可作二三篇述之耶？至漢碑有稱“誄曰”者，知碑與誄本不必分，然大體亦有區別。碑雖主於文飾，仍以事實為重。誄則但須纏綿淒愴而已。後世作誄者少，潘安仁《馬汧督誄》，乃是披文相質之作。碑與誄故是同類。後世祭文，則與誄同源。
銘箴：碑亦有銘。此所謂銘，則器物之銘也。崔子玉《座右銘》，多作格言，乃《太公家教》之類，取其義，不取其文耳。張孟陽《劍閣銘》雲：“敢告梁益。”是箴體也。所謂博約溫潤者，語不宜太繁，又不宜太露。然則《劍閣銘》是銘之正軌也。箴之由來已久。官箴王闕，本以刺上，後世作箴，皆依《虞箴》為法，揚子雲、崔亭伯官箴、州箴，合四十餘篇。所與銘異者，有頓挫之句，以直言為極，故曰“頓挫而清壯”也。張茂先《女史箴》，筆路漸異，尚能合法，至昌黎《五箴》，則失其步趨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