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興，蕭何入關，收秦圖籍，故能知天下形勢。否則，高祖起自草莽，何由知之？唯蘇秦居洛陽，必嚐見地圖，故每述一國境界，悉中事情，然後言其財賦之多寡，兵力之強弱，元元本本，了然無遺。其說趙肅侯也，謂“臣請以天下之地圖按之”，夫以草澤匹夫，而深知國情如此，宜乎六國之君不敢不服其說矣。後世口說漸少，唯戰爭時或有之。留侯之借箸、武侯之求救於孫權，皆所謂“譎誑”者。
後杜牧之作《燕將錄》，載諢忠為燕牧劉濟使，說魏牧田季安，又元和十四年說劉濟子忠，皆慷慨立談，類於蘇秦。頗疑牧之所文飾，非當時實事。昌黎作《董晉行狀》，述晉對李懷光語，亦口若懸河。晉服官無聞，此亦疑昌黎所文飾也。然則蘇秦而後，口說可信者，唯留侯、諸葛二事。要皆“煒曄譎誑”，不盡出於忠信，以此知士衡之說為不可易也。
綜上所論，知士衡所舉十條，語語諦當，可作準繩。至其所未及者。祭文準誄，傳狀準史（今人如欲作傳，不必他求，隻依《史》、《漢》可矣。行狀與傳，大體相同，唯首尾為異。且行狀所以議諡，明以來議諡不據行狀，則行狀無所用之，不作可也）。序記之屬，古人所輕。官修書庫，序錄提要，蓋非一人所能為。若私家著述，於古隻有自序，他人作之，亦當提挈綱首，不可徒為膚泛。“記”唯遊記可作，《水經注》、馬第伯《封禪儀記》，皆足取法。宋人遊記敘山水者，多就瑣碎之處著筆，而不言大勢，實無足取。餘謂《文賦》十類之外，補此數條已足。姚氏《古文辭類纂》分十三類，大旨不謬。然所見甚近，以唐宋直接周秦諸子、《史》、《漢》，置東漢、六朝於不論，一若文至西漢即斬焉中絕，昌黎之出，真似石破天驚者也。天下安有是事耶（桐城派所說源流不明，不知昌黎亦有師承）？餘所論者，似較姚氏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