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重襲楚莊王之意，沿用古訓，不取異說，故雲然耳。人言為信，三體石經信作，從千不從人，千人之言必可信。十口相傳謂之古，意義正同。千之古音如人，則信、二字皆會意而兼形聲矣。轉注假借，異說最多。餘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兼以音義言之。考之與老，義既匪二，音複相近，此所謂轉注也。未造字時，先有語言，方音有殊，名義則一。其音或雙聲相轉，或疊韻相移，則為更製一字，字形雖異而音義大同。雖二字，實本一字，此轉注之義也。“本無其字，依聲托事”者，謂造長短之長，不造長幼之長。造命令之令，不造縣令之令。縣令發令於眾，長者長於幼小，號令之令，長人之長，即托於命令、長短之字以行也。自段氏以同聲通用釋假借，其義乃泛。信如其說，古人製拚音之字足矣，何必如此繁瑣哉？且文字之用，本以治萬民、察百官，廣同音通用之道，勢必糾錯紛紜，不可究詰，百官乃不得治，萬民乃不得察，適足增治絲之棼耳。
揆其初意，蓋以經典相承，文有音訛，不敢指斥其非，故造同音通用之說飾之。自漢以來久有此說，而不可以解六書之假借。餘謂假借雲者，意相引申，音相切合，義雖稍變，不為更製一字。如令、長之類，托其事於命令之令、長短之長，引申其義，不別為一字，然後文字不至過繁，此與轉注之例，相為正負，乃文字繁省之大法也。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造文字者倉頡也，正文字者史籀也。史籀《大篆》十五篇，至叔重時，僅存九篇。古文沿襲多訛亂，不盡可以六書解，籀文則字字可以六書解。今三體石經之古文，為叔重書所不收者，亦有可以六書解者，然不甚多，若大篆幾無字不可以六書解。蓋文字沿用既久，勢必日趨謬誤。是正文字者，後有李斯，前有史籀。古文筆畫既少，結體亦不方正，大篆改之，為之增加筆畫。筆畫重疊，則不易混淆，此史籀之苦心，石鼓文在，可證也。孔子、左氏，後於史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