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言，古人不分，《尚書》直言（見《七略》），而讀應《爾雅》（見《漢書？藝文誌》）。其所分者，非白話、文言之別，乃修飾與不修飾耳。《尚書》二十九篇，口說者皆詰屈聱牙，敘事則不然。《堯典》、《顧命》，文理明白，《盤庚》、《康誥》、《酒誥》、《洛誥》、《召誥》之類，則艱澀難讀。
古者右史記言，左史記事。敘事之篇，史官從容潤飾，時間寬裕，頗加斟酌；口說之辭，記於匆卒，一言既出，駟不及舌，記錄者往往急不及擇，無斟酌潤飾之功。且作篆之遲，遲於真草，言速記遲，難免截去語助，此異於敘事者也。商周口語，不甚修飾，至春秋戰國則不然。
春秋所錄辭命之文，與戰國時蘇秦、張儀、魯仲連之語，甚見順適。所謂“出辭氣斯遠鄙倍”者，不去語助，自然文從字順矣。蘇、張言文合一，出口成章。當時遊說之士，殆無不然。
至漢，《漢書》載中山靖王入朝，聞樂涕泣，口對之辭，宛然賦體。可見言語修飾，雅擅辭令，於漢猶然。是以漢時有譏人不識字者，未聞有譏人文理不通者。赤眉之樊崇，蜀將之王平，識字無多，而文理仍通。
自晉以後，言文漸分，《世說新語》所載“阿堵”、“寧馨”，即當時白話，然所載尚無大異於文言，唯特殊者有異耳。隋末士人，尚能出口成章，當時謂之書語。文帝受周之禪，與舊友榮建緒商共享富貴，榮不可，去之，後入朝，帝問：“悔否？”榮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文帝曰：“我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為不遜。”（見《隋書？榮毗傳》）文帝不讀書，故雲“不解書語”。李密與宇文化及戰時，其對化及之詞，頗似一篇檄文，化及聞而默然，良久乃曰：“共爾作相殺事，何須作書語耶？”（見《隋書？李密傳》）可見士人口語，即為文章，隋唐尚然，其後乃漸衰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