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和魯迅所講的文化問題，實際上都是皇權專製製度的產物。人們長期生活在極端專製統治下和宗法網絡中造成了個性不成熟。既是個體存在，又是社會動物，人是亦“群”亦“己”，“群”“己”之間應該有個恰當的平衡。皇權專製抹殺個體存在，使得人們失去自我；宗法網絡對其成員又保護又控製，人們性格萎縮，個性更得不到發展。在這種製度下，一般民眾很難發育成為社會意義上的“成人”，到處盡是長不大的童，他們把麵子視為尊嚴，把“窩裏鬥”視為樂趣，在下位受壓憤然，到了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也許比原來婆婆還惡，“氣人有，笑人無”……柏楊講了一個故事說，某位朋友是支持蔣政府的，有一次到他家來玩，臨走時說“你整天罵政府，反政府，日子過得這麽好，而我們這些擁護政府的作家，生活卻過得這麽困難”。這段話活畫出這個“朋友”的靈魂：一是忌妒他人的勝過自己；二是認為作家都是政府養的，他“擁護政府”就應該取得最大的利益；三是用心險惡，要借 “政府”之手削平差距。這是正常人所應有的心態？
柏楊說：“雖然經曆了太多的災難，看盡了太多的荒謬和醜陋，但也遇到了太多美好的事情，和太多美好的友情。”（《我們要活得有尊嚴·改變世界》）如果說前者促使他思考中國文化黑暗麵的話，那麽他遇到的“太多的美好”則使他銘感終身，並把它們廣為傳揚，告訴我們，人應該怎麽“活得有尊嚴”。九年監獄生活使柏楊遭受了許多苦難，但也使他感受了人情的美好的一麵。柏楊的冤獄發生不久，消息就傳到海外，得到許多民間組織和個人的關注與援救。在島內，柏楊還有一批忠實的讀者，這些相識的，不相識的匯聚成為一股幫助和援救柏楊的隊伍。特別是美籍華人孫觀漢，他是位原子物理學家，在新竹清華大學幫助建設原子反應堆，當知道柏楊冤獄後，九年如一日為之奔走。柏楊深情地談到孫觀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