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理義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與諸同誌書論校書之難》）
我們可借他論校書的話來總論國學；我們也可以說：
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它一個本來麵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的是非。不還它們的本來麵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它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們的本來麵目，我們決不配評判它們的是非。
這還是專為經學、哲學說法。在文學的方麵，也有同樣的需要。廟堂的文學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學也應該研究。在曆史的眼光裏，今日民間小兒女唱的歌謠，和《詩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間流傳的小說，和高文典冊有同等的位置，吳敬梓、曹霑和關漢卿、馬東籬和杜甫、韓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學方麵：也應該把《三百篇》還給西周、東周之間的無名詩人，把《古樂府》還給漢魏六朝的無名詩人，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的小說還給明、清。每一個時代，還它那個時代的特長的文學，然後評判它們的文學的價值。不認明每一個時代的特殊文學，則多誣古人而多誤今人。
近來頗有人注意戲曲和小說了；但他們的注意仍不能脫離古董家的習氣。他們隻看得起宋人的小說，而不知道在曆史的眼光裏，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傳》和一部精刻的殘本《五代史平話》有同樣的價值，正如《道藏》裏極荒謬的道教經典和《尚書》、《周易》有同等的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