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民族中的青年学生对政治麻木不仁，对时事不事关心，那么这个民族不但难以实现现代化，恐怕也难以生存和延续。一个民族的真正希望在于青年，在于学生，因此怎样才能唤起青年学生的觉醒，调动青年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爱国心，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高度重视的大事。
但是，从学生方面而言，优点和缺点共存，优势与劣势同在。热情、好动，无不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奋发精神，这无疑都是值得永远保持的优良品质。不过，正是有了这种特出的优势，也必须坦率地承认，往往容易被那些怀有某些特殊政治目的的人所利用。因此，青年学生在保持发扬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应时时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自身，明确自己的真正责任与历史使命，在保持高度爱国热情的前提下，确立一种现代的秩序意识。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秩序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即使是在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权利和尊严的斗争中也应具有一定的秩序。而且，由于学生自身的散漫性和冲动性特征，因而，虽然容易唤醒他们的爱国热情，但实际上往往许多后来的行为就不是学生领袖或社会权威人士所能左右得了的，更不要说令行禁止了。所以，学生的爱国热情如果不能在理性和秩序中得到节制，最后吃亏的依然只能是学生自己。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学生的爱国**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无疑应当充分肯定，但是如果仅从总结学生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立场来反思，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后来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学生的最初愿望，甚至有许多方面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最基本和最起码的要求。据五四运动亲历者和组织者许德珩的回忆：“四月底，巴黎和会决定了要把德国强占我们的山东‘权利’，判给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继承。同时还拒绝了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五月一日，我们得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个学生代表，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昂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三日晚上的会，北大全体学生都到了，各学校也到了许多代表，礼堂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这算是北京全体学生大团结的一个会议。会开到很紧急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拿出一把菜刀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321
这种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但也不难想象在这样一种冲动的氛围中，学生的行动必然缺乏有力的领导和周密的计划。另据五四亲历者杨晦的回忆：“五月三日，各校代表和北大学生在北大的三院礼堂开大会，当时群情激昂，发言踊跃，有一位同学咬破了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表示决心。在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曹、章、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白）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决定提前于明天五月四日举行示威游行，并给卖国贼送白旗。……第二天，北大学生每个人手里都有旗子了。找到卖国贼怎么样呢？也有人想到那里跟卖国贼干一场的；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斗争经验，想得很单纯，只打算把旗送去，像留日学生对章宗祥那样，搞他们一下就算完事。”322
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往往并不能起主导作用。在人们的潜意识层面实际上是渴望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只是勇于自己亲手去做的人毕竟太少，只要有人去做，大多数人并不会反对和阻拦。“五四那天，究竟因为筹备阻止的时间过于匆促，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参加示威游行队伍的，也只有城里几个学校，郊外的像清华学校等都赶不及参加。当主席团在天安门前开露天大会决定游行程序时，只说先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陆、章三卖国贼，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等公使馆，表示国民外交的声势，并没有决议到曹、陆、章等住宅去的，但当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以后，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愤的时候，这响亮的口号得到了群众一致拥护。”323
当群情激愤达到难以克制的程度，任何理性的原则都抛诸脑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欲阻止这种行动，也往往不得要领而失败。“大队在东交民巷被阻，自一点半钟起至三点半钟止，足足停立了两个钟头之久。最后就有大家决定改道向曹汝霖家里走去。这时候负总指挥的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大队经过东长安街往赵家楼的时候，沿途都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卖国贼陆某、徐某、段某和其他骂政府的话。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324在失去个性存在的人群中，一切**、一切意识、一切行为都化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到了这种时候，运动的实际进程不但运动的领导者无法把握，所有人也不知道往后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到了这个时候，学生运动的领袖已无能为力，往后的发展只能听凭感觉。而感觉当此情绪异常激动之时往往是不准确的，因而事情的结局便极可能与运动的发起者的主观愿望相反。“学生既在使馆界口鹄立两个小时之久，而市民之加入者亦甚众，当时群众义愤填膺，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于是议定先寻曹氏，次寻章、陆。曹所住之赵家楼在石大人胡同内某小胡同，距石大人胡同东口约有二里之遥，群众入彼口时即放声呐喊杀骂国贼曹汝霖，声震天地，居民皆立门首以观。及抵曹氏宅附近，见有某姓小洋房，误以为曹宅，群众白旗掷其屋上，既而警吏某亟白其冤谓：离此不远有宽敞之大绿门乃真曹氏之宅也。”325以如此盲动的举止，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
据当事人后来回忆：“当到曹宅前面的时候，大多数学生都从墙外把所持的旗帜抛入墙内，正预备着散队回校时，而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跳进去的几个同学从内面把那紧闭重锁的后门打开。后门打开之后，如鲫如鳞的群众就一拥而入。对着后门立着的一块木屏，被一个人猛力地踢倒在地，发出轰然一声。……因为他们到处搜不出那确实被大家证明在内开会未曾逃出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只得烧了他们借以从容商量作恶的巢穴，以泄一时的忿怒。……忽然在东院房间的木桶里走一个身着西装面像日本人的人，被一个同学赶上去用一根旗杆劈头一击，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于是动手打他的人就往后走出，而一时‘曹汝霖已经被大家打死了’的喊声就传遍了内外，胆怯的学生就乘机回校避祸去了。……哪里知道那佯作身死的人已乘机逃到外面一间皮蛋店里去躲藏好了。后来却被另一批搜寻曹、章的人在一间皮蛋店里面的一间黑屋的**又把曾经被打装死的人搜寻出来，大家就拉住他的两只脚从那间黑暗屋里倒着拖到皮蛋店的门口，同声问他是什么人，他总是绝对地不作声，大家耐不过，就各用那手中所持长不满尺的小旗杆向他的面孔上横打乱敲，而那些手中没有武器的学生就只得权借皮蛋作武器向被打的人的头上打中几十百把个皮蛋，于是死不作声的被打的头上只见满面的鲜血和那塞满了耳目口鼻的皮蛋汁了。”326
像这样泄一时之愤，痛快则固然痛快，但它不仅无助于爱国运动，而且极容易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和舆论的焦点，到头来吃亏的还只是学生自己。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还不仅仅在于学生被逮捕，而实际上对此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消极影响，至少使刚刚有些起色的文化繁荣又一度衰歇，使中国的政治黑暗更加日甚一日。或许正如鲁迅所揭示的那样：“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地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〇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327这难道不令人感到惋惜吗？
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否认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爱国举动，只是在9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怎样爱国才能更经济、更可靠、更有效，青年学生的责任与历史使命究竟何在？
当五四运动二十九周年的时候，胡适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限于当时的时代氛围，人们不大容易听得进去，今天回味起来，似乎不无启发意义。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当时并不是政治运动。”“那时，我们觉得要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潮，就必须在非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基础。所以我们那时的主张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很多人确实做到二十年不谈政治，我个人就是在五四运动的二十一年后才做外交官的。我们当时极力的避开政治，但是政治不能避开我们，反之却来追我们，以致五四运动慢慢成了带有政治性的运动。各党派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后来政治性就格外加强了。这也许是好的，也许是坏的，我个人不愿评论。但文化的意义，就慢慢地削弱了。我个人觉得，这个政治化的运动未免太早，因为力量实在不够。二十九年以来，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及思想的基础上，从文化方面去努力，现在还要从各方面去努力。”328
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历程，它不仅需要持续稳定的国内秩序和和平的外部环境，而且需要民族成员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韧性，一代一代地进行下去。青年是民族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的责任与历史使命不仅要爱国，而且要有真本事、真本领来建设祖国，青年要善于保存实力，要善于把力量贡献到祖国更需要的地方。诚如已有人所总结的那样，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从这里面发生出来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是一件；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是一件；引起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是三件；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是四件；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是五件。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不过，“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由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学生时代的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来作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不幸生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常态社会中人应该有的福气。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的事。因为是不得已，故他的发生不可以原谅的。因为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的。”“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这是人人共知的。但我们看来，用罢课作武器，还有精神上的很大损失。”329
这些话，青年学生们听来或许逆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国家政治生活日趋清明，日趋上轨道，人们便不能不承认这些逆耳的话可能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虽说镇压学生运动的决没有好下场，但历史毕竟也已反复证明：“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