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脫胎於中國傳統社會的士大夫，他們雖然生在當今世界，但其致思方式和價值取向與傳統社會的士大夫並無根本區別。
在中國傳統社會，知識分子有著不同的名稱，但最通行的則為“儒生”“士”或“士大夫”。儒生的涵蓋麵較狹，而士在不同的時代也有著不同的涵義和性格。士的最初涵義，或許如許慎《說文解字》所闡釋的那樣：“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十。”段玉裁注引申發揮為：“凡能事其事者稱士。”《白虎通義》也說：“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很顯然，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士，是指那些“知數知書”，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識服務於某一利益集團或階級的人，他們的地位類似於古希臘社會中的平民階級，在一定範圍內享有一定的思想言論自由，也不必為其最基本的生存條件而犯愁。
中國知識分子有著許多良好的傳統，他們甘於清貧，“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孔顏樂處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向往的生命境界。但在政治上，在人格上，中國知識分子向來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抱負，有不成功便成仁的人格理想。因而，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知識分子的根本區別，在於西方知識分子一般以自己的專業知識服務於社會，而中國知識分子輕視專業知識，最看重的是“修齊治平”的學問。他們強調以經世致用的精神從事學術工作，總以為自己所事之學係天下之安危、社會之消長，故往往借學術攻擊政治，攻擊現實。這在一定範圍內或許可行，一旦超過這個範圍，則勢必導致統治者的鎮壓，形成新的黑暗時期，使中國社會似乎一直處在循環往複的曆史過程中，而不見明顯的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