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於啟蒙心態的民主與科學不可能創造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因為它的假定性前提甚為明顯，那就是舉世皆醉我獨醒。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典型的唯心史觀，相信隻有自己才能普渡眾生，解救人類。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則不然。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可能不具有少數人所擁有的知識，但他們無疑具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而且他們也必然擁有自己的代言人。五四啟蒙運動所遭遇的反擊，與其說來自舊營壘中的少數知識分子，不如說來自社會成員中絕大多數人的習慣勢力的反抗。
馬克思在分析民主政治得以發生發展的社會原因時，明確強調民主政治是與商品經濟相伴而來，在商品經濟沒有獲得充分發展的時候，小農經濟處在對地主的人身依附之中且承受著後者的超經濟強製的時候，他們之間的交往根本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商品經濟則不然。所謂商品交換純粹是各商品所有者之間的等價交換，民主政治所包含的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隻有在這種交換中才有可能成為現實。345換言之，在商品經濟尚未獲得充分發展的條件下，強行實行民主政治，其結果不僅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而且極容易地破壞了民主的名聲和信譽。
民主政治對中國來說顯然是泊來品。雖然“民主”一詞在中國古典文獻中出現得很早，二千多年前的《尚書》《左傳》等書中就有所謂“簡代夏作民主”“天惟時求民主”“其語偷不似民主”等，然其內涵不僅沒有西方近代“民主”的意味，346而且剛好和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民主”的含義相反，不是強調自由、平等的原則的人民作主，而是意味著曠地老子為民之主。
為民之主的觀念今日看來甚不合現代社會，但在中國傳統社會條件下自有其發生發展和長期存在的內在依據，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為中國社會的發展與穩定作出過積極貢獻。隻是到了近代，由於外國資本主義試圖以武力征服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先進的中國人在民族危難日甚一日的時候，開始反省中國舊有的傳統和體製。在與西方政體進行比較的時候，猛然發現“君民不隔不如夷”，347並使中國人逐漸確立在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也應借鑒西方政體中更合乎人道的民主政治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