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我作为嘉宾参加了一场活动，活动主题是“人生的至暗时刻”。
主持人简短开场，他提问什么是至暗时刻。台下踊跃回答，话筒传来传去，我印象深刻的有好几位。
一位女士款款起身，她说：“我远离家乡，吃过很多苦，在一线城市终于打拼出一片天地。但每当我打开故人们的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位同学只是因为嫁得好便得到我千般努力才能获得的优越生活，她赢得太轻松，我想不通，那是我的至暗时刻。”
另一位男士二十五六岁，看打扮是“码农”。他表示，自己曾连续加班三十六个小时，回到租住的房子，却意外弄丢了钥匙。他没有力气去配钥匙，蜷在房门前睡着了。醒来时见邻居们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而他灰头土脸，像流浪汉，他觉得那是他的至暗时刻。
一个中年男人说，单位年底将大裁员，超过三十五岁的员工都危险，而他四十了。“这种惴惴不安等待靴子落地的时候，是我的至暗时刻。”
他们的发言令在场的人感同身受，频频点头。不久，话筒交到我手里。
观众席中，一位梳长辫的小姑娘忽然站起来，她满面愁云，眉头紧锁，她问：“对不起，我可以说说我的故事吗？现在就是我的至暗时刻。”
她忧郁的样子让我动容。我下台，把话筒递给她。
“我今年大二，前不久，一时糊涂，考试作弊，被学校开除了。我错了，我想折磨自己报复下处罚我的人，又怕父母伤心，我不知该怎么办，现在就是我的至暗时刻。”她再强调一遍，大眼睛里盛着渴望、焦灼和眼泪，“我怎么才能走出来？”
我看着她，她和其他观众看着我，我讲了两个故事，关于至暗时刻。
第一个故事短，关于为什么要走出至暗时刻，是已故明星上官云珠的。
作家陈丹燕的作品《上海的红颜遗事》中提到了上官云珠，在特殊的年代，受了委屈，她选择走上绝路。
一天凌晨，上官云珠从楼上跳下来，她没有直接落地，而是掉进一个菜农的菜筐里。那菜筐由铁丝编成，里面装满小棠菜。因为是凌晨，菜农要去菜市场送菜，他走累了，正好走到上官云珠家楼下，把菜筐放在一边，坐下来歇脚。没想到，上官云珠从天而降。据菜农回忆，上官云珠刚掉进菜筐时，意识清醒，语言有逻辑。她能清楚地说出自己是谁、住在哪里。她的血把菜和菜筐全染红了。稍后，她被一辆黄鱼车拉走，送去医院救护，可没到医院，她便死在车上。
菜农继续背着那筐被鲜血染红的菜徒步走去菜市场。他把菜交到菜贩子手中，菜贩子用橡皮水管把菜和菜筐冲洗干净。没多久，早市营业，一筐菜全卖出去了。买菜的人拎着各式菜篮子，听摆摊的小贩说着八卦，他们交头接耳，口口相传：“知道吗？大明星自杀了，是跳楼。”他们回到家，将小棠菜洗洗、切切、炒炒，装盘，搬上餐桌，吃着、喝着、聊着刚才听到的八卦，而上官云珠此时已香消玉殒。
“每当想到这个片段，我的眼前总浮现两个画面，”我凝视着长辫子姑娘，“一幅是橡皮水管冲菜，小贩卖菜，人们做菜、吃菜；另一幅是上官云珠在铁丝筐里挣扎，血流了一地，她被抬上黄鱼车，再挣扎着看往医院的方向。”
长辫子姑娘不知我要表达什么。
我解释道：“人为什么一定要走出至暗时刻？一定要挺住。因为即便你受了天大的委屈，你死了、消失了，不过是你个人、家人的损失，也只会给你的家人带来伤悲。对其他人来说，你的委屈，只是小棠菜上的血，洗洗就没了，你再大名鼎鼎，你采取极端行动也只会变成别人饭桌上的谈资。”
她若有所思。
第二个故事长，关于怎么走出至暗时刻，是我自己的。
十年前，我的房子惹上一场纠纷，房产证被撤销，首付打了水漂，贷款还要继续还，我莫名欠下巨债。和我打官司的人急于搬进来，可官司在进行，他不能如意。于是，一个深夜，我接到了恐吓电话。
对方粗着嗓子，盛气凌人，话中满满的敌意。他威胁我：“你一个外地人在北京，老公还经常出差，我住在哪里，你不清楚，你住在哪里，我很清楚，你怕不怕？”
我当然怕。诚如他所说，我老公又出差了。我一个人在家，只在客厅开了一盏小灯，光聚在沙发的一角，我坐在角上，握着座机话筒，牙齿打战。我靠仅存的理智挣扎着，在对方自报家门时按下了手机的录音键。等他阴森森地说出最后一句“你看着办”时，我腾地从沙发上弹起，抓起衣服，打开门，奔下楼梯，冲出小区。
我是去报警。
打110电话已经不能抵消我的恐惧，我必须坐在派出所，面对警察，和他一起听录音，才能减缓我的恐惧。
此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北方冬天的户外黑、冷，狂风呼呼地刮，道路两旁的树秃着，只剩枯的枝丫指向天空。
这个点儿，公共交通工具都停了。我住在五环外，路两边只有几盏半明不暗的路灯。那时，还没有各种网约车软件。我等了一会儿，拦不到出租车，只有重型货车经过，掀起一片尘土。一辆黑车停在我面前，我别无选择。
十分钟后，我抵达最近的派出所。我找到值班警察，牙齿继续打战。我外放了恐吓电话的录音，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哽咽着讲述事情的原委。警察办公室有暖气，但我的双手依旧冰凉。
那位警察看起来比我大不了两岁，脸白而窄，人瘦且高。他听完我的遭遇，目光流露同情。他表示，警力有限，二十四小时保护我不现实，只能随时发生情况，我随时来报，目前他能为我做的是给恐吓我的人一个警告。随后，他按我提供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对方本来还想抵赖，当警察说他掌握了电话录音，“依照××条例……”，对方的态度明显软下来。
“你先回去吧。”警察说。
“好的。”我裹紧白色羽绒服，拢拢领口，精气神儿仿佛全被抽离。
“你怎么来的？”警察随口问。
“打了辆黑车。”我随口答。
我走出派出所，发现那辆黑车没有等我。我回头，见派出所孤零零地立在宽阔马路的一侧，它是四周唯一的光源。摆在我面前最实际的困难是，我怎么回家。午夜的钟声敲响了，如果说我刚才在小区门口打到车的概率是百分之一，现在则是负一，风更大了，夜更黑了，树木枯的枝丫像要把天撕破。
来自恐吓电话的恐惧还未消除，黑暗里、荒凉中，我不知何去何从，更深的恐惧袭来。面对眼前的一条黑路，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流出，想想恶魔抽签般碰上的官司，想想山一般的巨债，这黑路就是我的路——绝路。
事实上，连这条黑路、我注视的方向，我都不能确定究竟是不是通往我家的。我硬着头皮往前走了几步。有乌鸦叫，听起来更像是不祥之兆。忽然，一盏大灯从我背后照亮，我整个人被光击中，瞬间全身麻木，疲倦、仓皇、紧张，没有比那更难的时刻了。
“谁？”几秒后，我抱着必死的心一鼓作气，扭头大喝道。却发现是辆警车，开车的是接待我的警察。
他把头从车窗中探出，灯光照耀下，他的脸白得发亮，他喊了我一声：“上来吧，我送你回去！”
十分钟后，我到了小区门口。路上，我和那位警察有没有说话、说了什么，今天，我全部忘记了。我只记得自己拖着笨重的双腿迈完六层楼近一百个台阶，拧转钥匙，打开家门再关上，把后背贴在门上，闭上眼。过了好半天，我才能均匀呼吸。
等我睁开眼，对着客厅没关的小灯，它和十几分钟前在我身后突然照亮的警车前灯重合，两束光并成一束光时，我意识到，我在，我的家在，人间的道在，基本的正义秩序在，那些我相信的东西都在，我就没什么好怕的。没有比那更镇定的时刻了。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我坐在灯下紧锁十指，一件件捋我要应对的纷纷扰扰。
等天空现鱼肚白，我站起身，打开电视，想用嘈杂的声音驱除寂寞。电视里正在播放《艺术人生》，主播正在采访嘉宾，嘉宾正在痛诉过往一个难过的坎儿。在主播的引导下，嘉宾有时叹息，有时抹泪，观众的情绪跟着他的情绪起伏波动着。可是，没有人真的为他担心，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嘉宾能坐在这儿接受采访，坎儿早已过去。
回忆往事，那个嘉宾显得那么大度、慈悲、清醒、条理分明、有行动力。我被深深吸引，继而受到启发。稍后，我把电视关成静音，我模仿屏幕中人，一会儿坐在沙发左侧，一会儿又坐到右侧。我采访我，我是主播，我也是嘉宾，我想象已是十年后，我问自己：“当年，你经历惊魂一夜，是怎么走出来的？”我再回答自己：“我先是去报警，然后回来整理心情和思路，我的官司之后是如何如何打的，我被影响的生活是如何如何回归正常的，我怎样努力赚钱解决我的经济困难的……”
此前，我像只鸵鸟，对于官司、纠纷，不去管，不去想，任凭命运的波浪将我往前推；此后，我主动积极地找律师、换律师，求助媒体，研究合同，学习法条，和原告谈判，一轮轮博弈，一遍遍算账……
过程中，支撑我的便是这种场景模拟。我梦想有一场真正的采访，在事情结束多年后，能在众人面前敞开心扉，展示强大。采访中，我一再强调在绝路前发现生路的顿悟——两盏灯给我的信念，我一再修正的“如何如何”“怎样怎样”的方案。后来，我真的在现实中一一兑现，有了结果，结果并不算坏。
“到今天，整整十年——”我停顿一下，有些哽咽，我的目光始终在长辫子姑娘身上，“此刻，便是我曾梦想的采访、交流。当年我若不能走出，今天不可能在这里传递经验。我的经验是，人在走向绝路那一刻，如果意识到，除了绝路，还有别的选择、别的路，绝路就不再是绝路，人也就不怕至暗时刻。”
“别的选择？”长辫子姑娘喃喃。
“你真的没有别的路吗？”我问，“接受开除，刨除情绪因素和丢脸的考虑，你还拿着高中学历。那些原本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或者，几年前，你根本没考上大学，你现在在做什么？”
“如果我没考上，只是高中毕业，大概会直接找工作，或者复读、重新高考。”长辫子姑娘答。
“直接找工作，能找什么样的工作？”
“超市收银员、小公司的文员，倘若那样，我也会业余读函授，一步步拿到本科学历。”
“重新高考，你的胜算有多大？”我追问。
“到复读班认认真真读一年，相信还能考上。”长辫子姑娘露出坚毅的表情，“可是，我还是觉得学校不该因为我犯一次错就判我‘死刑’。”她咬着牙。
“是的，你当然可以选择不接受学校的判决。事实上，听你的描述，我也认为学校的处理有问题。不接受，那就和学校打官司，打到你拿到认为合理的结果，打到你输也输得心服口服为止。”我建议。
“对。”长辫子姑娘点头，“我就是不服。”
“现在，你至少还有三个选择：一是接受，去找工作；二是接受，重新高考；三是不接受，和学校打官司。当然，你还有第四个选择，家境小康，还能出国读书。”
“我先回去和父母商量，再找律师，和学校正式谈谈。”长辫子姑娘说。
“想想吧，日后你发达了，被开除这事儿只是一段花边、传记里的一则旧闻；日后你在别的地方求学成功，说不定还能回到曾经的学校任教，和开除你的人叫板，这才是真的报复。”我用了激将法。
长辫子姑娘扯扯嘴角，竟想笑，她坐下去了，刚才发言的几位陆续站起来。
第一位女士说：“对，至暗时刻也好，情绪黑洞也罢，我试着和做全职太太的同学较量。有一次，我听她说，她居然羡慕我的生活，羡慕我有班上，说我的工作有价值。她向我抱怨全职太太的生活在光鲜背后一地鸡毛时，我感觉好多了。”
第二位码农回忆：“那天，我坐在家门口像流浪汉，很难过。但我睡饱了，有力气起来，出门配钥匙，回去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照旧还是条好汉。嘿，我总比无家可归、真的流浪街头强。”
第三位害怕被裁的中年男人表示：“其实被裁又怎样？以我的学历和资历，市场再不好，我虽然未必能找到如意的工作，但找一份一般性的工作养家糊口还是没问题的。”
满堂喝彩，许多人鼓掌，长辫子姑娘在他们中央，脸上的愁云淡了些，眉头开了些。
上官云珠带着污血的脸、我在一片黑暗中惊惶的脸、警察在车窗里露出的白得发亮的脸，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对着长辫子姑娘的脸，我希望，蓦然回首，她在绝路外，在光照下，还能发现别的路，毕竟每个人都在深夜中迷惘过，以为走不出去，事实证明，都有另一条或几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