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姥家在隐贤，隐贤是安徽寿县的一个小镇。传说，唐代有位大儒姓董，隐居于此，此地故名“隐贤”。“隐贤”之前的名字叫“百炉”，曹操曾在这儿练兵，支起火炉铸造兵器，“百”是虚数，形容极多。
几年前，一次闲聊中，我妈说，她还见过那些炉子。
我大惊：“古迹保护得这么好？”
我爸打断我妈的话：“你见的那些炉子不是曹操的，是后来人造的。”
我妈和我爸毕业于同一所小学——隐贤小学。我大舅和我爸同班。我爷爷是最早一批邮电工作者，他四处架电话线、建电话局，到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几年，我爸上小学那几年，他们在隐贤。
那几年，我奶奶把她妹妹嫁进隐贤一户姓张的人家，从此，他们即便离开，因为有我姨奶奶这门亲戚，也割不断和隐贤的联系。
我妈便是我姨奶奶托人说给我爸的。见了面，我爸才知道，我妈是同学的妹妹，小时候他还去我姥姥家偷过枣。
我妈是隐贤当地人。现在她回去，遇到老人，还有人喊她小名“大丫子”，更多的人喊她“梁继魁大闺女”——梁继魁是我姥爷。
我姥爷不识字，却是天生的商人。他从长工做起，在隐贤开了自己的爆竹厂、香厂。他脾气不好，当长工时，因为东家的饭菜中肉少而摔过筷子。当他成了小范围内的人生赢家，他常说，人有脾气才能成事，我妈因为脾气最暴躁，成为他六个儿女中最受宠的。
据我妈回忆，我姥爷开厂时，梁家过得最富足。
作为最受宠的女儿，“别人都想有一件的确良衬衫，而我有两件”，我妈自豪了四十年。
20世纪60年代末，我姥爷的爆竹厂、香厂彻底去除私有。历次运动，无不波及他。他坚信他有卷土重来再做生意那天，他的儿女可不信。家里最穷的时候，我妈和我大舅把一扇门卸了，去集市上卖，卖完，他俩才有学费上学。
只是乡里乡亲，做事情不会做绝，爆竹厂、香厂不再姓梁，我妈的职业生涯从爆竹厂做会计开始，我小舅也在香厂工作过。
20世纪70年代初，爆竹厂爆炸，死伤无数，是隐贤建镇以来最大的群体创伤事故。那天是节前加班赶制春节用的烟花爆竹，我妈最好的朋友被活活烧死。隐贤卫生所里，满目疮痍，伤残者倒在地上一片，嗷嗷叫成一片。
直到我上高中，我妈发烧说胡话，还念着那个朋友的名字。爆炸那晚，会计不用加班，我妈在几十里外的安丰镇看电影。一声巨响传来，她跑出去看，隐贤的半边天都是红的。
几乎没有一个年轻人愿意一辈子待在隐贤。
1979年，我妈嫁给我爸，离开了隐贤。
在此之前，我大舅招工去了寿县。
接着，我三姨也去了寿县，和我大舅做同事。
再接着，我小姨由我三叔介绍，嫁给我三叔的哥们儿，和我家几站地之隔，我们都在合肥。
同一时期，我小舅去了珠海，又在上海待了十年。
留在老家的只有我二姨，她负责照顾我姥姥。
我姥爷已于1980年1月8日去世。据说，当时我两个月大，我妈带着我从合肥赶回去见我姥爷最后一面。他看到我时，只能点头，说不出话。
我对我姥爷的全部印象都在姥姥家挂在墙上的遗像中，以及过年串亲戚时有人介绍我是“梁继魁家大外孙女”。
从1980年到2007年，我结婚前，每两年，我回隐贤过一次年。一方面，因为交通不便，隐贤与外界有三十里地不通车，进出隐贤全靠步行，从合肥出发，非一天一夜不能抵达。有一年下雪，地上全是冰，为了赶回去，我们遇到一场不大不小的车祸。另一方面，因为家里房子小，全家人聚齐，万万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地儿睡。于是，我妈六个兄弟姐妹排了班，轮着回老家。
老屋翻新前，轮到我家回，也没有我睡的床。还好，我有姨奶奶。无数个夜晚，我在姥姥家放完烟花，吃完饭，打完牌，由我爸陪着，穿过幽暗的小巷，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踩着雪或泥，走到一扇两边都是砖墙的木门前。我爸握着圆形的门把拍拍门：“姨！姨！”须臾，便听见姨奶奶或姨爷爷穿着拖鞋“扑簌簌”小跑过来的脚步声。
除了姨奶奶家，我对隐贤的记忆还有许多长街。
隐贤和所有古镇一样，有大块青石条铺就的石板路，无数人无数年的脚步使每一块石板都没有棱角，石板两边的店铺均是板门，开门时要一块一块地卸，关门时要一块一块地合。
大河。河水泛黄，河面开阔。河对岸是另一个隐贤，叫西隐贤。
堤坝。大坝高三到五米，河与大坝间是绵软的沙滩。夏天，汛期来临，水能淹没大坝。我只在冬天去隐贤，那时潮水早就退了，在沙滩上还能捡到贝壳。
古庙。不知为何，除了常见的菩萨，古庙里还供着“泰山奶奶”碧霞元君，每次回隐贤，我必去抽签。
各种外号。镇南有个老赖，外号“橡皮脸”，顾名思义，他欠债不还，脸皮如橡皮。
各种传奇。比如，我姥姥的亲妹妹爱唱戏，20世纪60年代为了唱戏，抛夫弃女，离开隐贤，去淮南、六安唱。又比如，我一个远房表姨失恋后在附近另一座庙出家，为求收留，她站在庙中央，任瓢泼大雨浇淋全身。那时，乡镇高中生少，愿意出家的更少。几年后，因为学历高，表姨被寺庙送去佛学院培训，从此平步青云，现在在皖南一个佛教圣地主持一座尼姑庵。
各种灵异事件。我曾在一个绝没有风的下午在镇西一间绝对没有人的房子前驻足，门从里面关上。我二姨告诉我，可能是里面的人不想见到外人。“里面不是没有人吗？”我问。“吊死过一个。”我二姨说。
甘蔗，特别甜。
菜，尤其是乌菜，特别脆。
鸡蛋打出的蛋花都比城里的黄些。
咸菜，每家每桌摆出来的十碗中有八碗，咸到人的嘴发麻。
以上，大多由我姥姥告诉我。
我姥姥活着时爱吃麻花，喜欢听我说普通话，对一件东西最大价值的衡量是“怕要两百块吧？”。她常扎着一块蓝色头巾，穿同色对襟大褂，在门口坐着小板凳，和路过的每个人聊天。她给人起外号，惟妙惟肖，她常提起两个闺蜜——“话妈妈”和“四方奶奶”，“话妈妈”话太多，“四方奶奶”脸是方的。
隐贤的所有人所有故事都在我姥姥肚子里，她的世界只有隐贤。
我每次回去，我姥姥都欢天喜地；我每次走，她都要抹眼泪。
我姥姥走了，我二姨不用留在隐贤，她的孩子、我三姨的孩子都在合肥工作，我小舅也从上海搬到了合肥。我大舅在我姥姥之后去世，现在他们剩下的五个兄弟姐妹晚年竟都在合肥会师，住得很近，几乎在同一个小区。
他们不用再按一三五、二四六的出生顺序轮着回去过年。在我姥姥去世后一两年，他们只在清明时回隐贤上坟。一两年后，每个人都意识到“不对”，不是“对错”的“对”，是“对味儿”的“对”，他们决定，每年开车从合肥搬运年货回隐贤，过完年再走，一如过去那些年。
“不只是为了过年”，“肯定不是为了回隐贤”。我妈及她的兄弟姐妹都振振有词。
对于回隐贤过年，他们的理由如下——
小朋友们能放烟花。
菜好，蛋好，肉新鲜，多买点带回合肥。
能开四桌麻将。
能去庙里求签。表姨还在，去另一个庙能吃上好的素斋。
能坐船。
有沙滩。
有真正古老而非加工过的古街。
有能喊得出他们每个人小名的老邻居和亲戚。
院子大，可以拍全家福。
香厂还在。
…………
今天，他们在老屋吃饭，在大坝放烟花，在河边散步，在沙滩捡贝壳，在枣树旁拍照。
客厅墙上挂着我姥爷的像，还有我姥姥的。
添丁进口了，房间仍然不够住，我的表兄弟姐妹们晚上住宾馆，白天回老屋打麻将。
门头贴着横批，门板贴着对联，一年住一次的老屋像天天有人住。
年轻时，他们没有人想一辈子待在隐贤。现在，他们没有人像离开过隐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