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政府不應該被認為是冷酷的 為什麽鞋子和磚頭有時候會比數字更有用
我們可以相信誰
如果你僅僅依賴媒體來形成你的世界觀的話，這就好比你僅僅看著我的腳的照片來形成對我的看法。雖然我的腳是我的一部分，卻是我整體上比較醜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我的胳膊就沒有那麽醜，我的長相也並不難看。所以僅僅看到我的腳，是不能代表看到了我的全貌的。
那麽我們能從媒體以外的什麽地方獲得信息呢？我們可以相信誰呢？我們需要相信專家嗎？畢竟專家們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來研究一個特定的細分領域。對於這一問題，你要特別小心。
單一視角本能
我們非常喜歡簡單的想法。我們欣賞洞見真相的時刻。我們也享受真正理解到真相的喜悅。當我們擁有了一個簡單的想法，並且發現它可以解釋很多事情的時候，我們會非常開心，覺得這個世界變得簡單了。所有的問題都有單一的原因，我們隻需要解決這個原因，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所有的問題都有單一的解決方案，我們隻需要采取這樣的方案就可以了。這樣的話，所有的事情都變得簡單了，但是這裏有一個小問題，那就是我們徹頭徹尾地誤解了這個世界。人們總是傾向於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有單一的原因和單一的解決方案，我把這稱為人類的單一視角本能。
比如說有一個簡單的想法認為自由市場經濟是好的，那麽大家就會認為所有的經濟問題都來自一個共同的原因：政府幹預。我們隻需要消除政府幹預，減稅並放鬆監管，那麽就可以釋放自由市場的力量，解決一切經濟問題。
相類似地，有另一個簡單的想法，認為平等是最重要的事。那麽我們就會簡單地認為所有問題的根源都是由不平等帶來的，我們需要反對不平等，而所有問題的解決辦法就是重新平等地分配資源。
如果我們都用這種方式思考的話，那麽我們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我們無需深入了解事情的本質或者真相，就可以下結論或者形成自己的觀點。這樣我們就可以為自己的大腦節省大量的時間。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理解這個世界的真相的話，這麽做是無用的。如果你總是執著於或迷信於某種特定的想法，那麽你就會自動忽略不符合你想法的信息。這不是一種能夠幫助你認識真相的方法。
相反，你應該持續地測試自己的想法的不足之處。對你自己有限的經驗采取謙卑的態度，積極獲取最新的信息。對你專業領域之外的知識要保持好奇心。要多和擁有不同意見的人交流，把這些不同意見看作幫助你真正理解這個世界的有用的資源，而不是僅僅和那些和你有共同觀點的人一起交流。我對這個世界曾經有過很多錯誤的理解。有些時候是現實使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但更多時候我是通過和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交流發現自己的錯誤的。
為什麽人們總是習慣於用單一視角去理解這個世界呢？我發現了兩個主要的原因：其一是政治的意識形態，這一點我在後麵會繼續介紹；其二是專業局限性。
專業人士：專家們和社會活動家們
我喜歡和專家們討論問題，我也非常依賴他們的專業看法來幫助我認識這個世界。比如說，當我知道所有的專家都一致認為世界人口將在100億和120億之間停止增長的時候，我相信這個數據。再比如說，當我知道曆史學家、人類統計學家和古人類學家都一致認為，在1800年之前婦女平均會生育5個以上的孩子，但是其中隻有兩個會活下來的時候，我也相信這個數據。再比如說，當我得知經濟學家們對於經濟增長的成因持有不同的觀點並彼此爭論的時候，他們的觀點也是非常有用的。這提醒我必須非常謹慎，並且促使我思考：對於這個問題，可能並沒有一個簡單的、單一的解釋方法。
我喜歡專家，但是他們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首先非常明顯的是，專家們都隻對自己熟悉的特定領域擁有專業知識，盡管他們往往不承認這一點。這很容易理解，我們都希望自己有淵博的知識，而且對他人有用。我們也都希望自己所擁有的特定知識可以使自己高人一等。
但是，請允許我說，但是……
很多非常有頭腦、喜歡科學思維的人士，在回答我們的問題時，都得到了很差的分數。
那些受到了高等教育的人，比如說《自然》雜誌的讀者們，對於我們提出的事實問題，回答得也很差，很多時候甚至比普通民眾還要差。
很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回答這些事實問題的正確率也並不比其他人高。
我曾經非常榮幸地參加了第64屆林道諾貝爾獎得主大會，並且為一群極具天賦的物理學家、化學家以及諾貝爾獎得主來做演講。他們都在自己熟悉的領域是頂尖的專家，然而關於兒童疫苗注射率這個問題，他們的正確率比普通人還要低，僅有8%的人選擇了正確答案。從那以後我就再也不相信專家們能夠在他們擅長的領域之外有任何權威性了。
擁有高智商，數學很好，受過高等教育，甚至得過諾貝爾獎，這些都不能確保你能更正確地認識世界。有些時候，所謂的專家甚至在他們自己專長的領域也不夠專業。我曾經在各種不同的社會活動家團體中做演講，因為我相信，要想推動世界的進步，這些社會活動家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最近我參與了一場關於女權運動的演講。我非常支持女權運動。在這次會議中，全世界有292名非常勇敢的女權主義者來到斯德哥爾摩，為爭取更多的婦女教育權利而奮鬥。但是她們當中竟然隻有8%的人知道，在全世界，30歲的婦女平均受到的教育隻比30歲的男人少一年。
我並不是說女孩的教育在各方麵都做得很好。在收入水平第一級的極少數國家，很多女孩仍然不能接受小學教育，在女孩和婦女們接受初中教育或者高等教育這件事上，都存在很大的問題。但是事實上，在收入水平第二、第三和第四級的國家生活著60億人，那裏的女孩幾乎和男孩享受了同等的學校教育。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這是所有的女權主義者應當知道，並且為之歡呼慶祝的事情。
我可以舉出其他的例子。我所說的不僅僅是針對女權主義者。幾乎我遇到的所有社會活動家，都會有意或無意地誇大他們所致力於解決的問題。
事實問題11：
在1996年，老虎、大熊貓和黑犀牛被列為瀕危動物，那麽請問到今天這三種動物中的哪些還是瀕危動物？
□ A.全部都是
□ B.其中的一種
□ C.全部都不是
人類曾經在這個星球上濫用自然資源，很多動物的棲息地遭到了破壞，很多動物遭到獵殺以至於滅絕，這是很清楚的事實。但是致力於保護瀕危動物以及動物棲息地的社會活動家，總是會犯我剛剛描述過的那種錯誤：他們拚命地想讓人們關注這些瀕危動物，而他們自己卻忘記了發生的進步。
去解決一個嚴肅的問題，我們需要有一個嚴謹的數據庫。我強烈建議大家去用一下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紅名單(Red List)，在這個網站裏你可以看到所有瀕危物種的信息。這個網站是由全球的一群高水準的學者組建的，他們追蹤世界上不同野生動物的數量並協作起來監控變化趨勢。你猜如何？如果我去查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的網站或者紅名單的話，我可以看到，除了在個別地區或者某些細分物種，大熊貓、老虎和黑犀牛的數量在過去的許多年間是持續增長的。那些在斯德哥爾摩的大街小巷張貼保護熊貓貼畫的人的努力得到了回報。然而，即便在瑞典的公眾之中，也隻有6%的人知道他們的努力已經取得了效果。
我們已經在人權、動物保護、婦女教育、天氣變化、災難防範以及其他的一些領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然而社會活動家們為了吸引人們的注意，總是在告訴我們事情在變得更壞。我們應該感謝那些社會活動家帶來了社會的進步，但是我在想，如果他們能夠不犯這種單一視角的錯誤的話，如果他們能夠認識這個世界所產生的進步並且願意把這個社會的進步告訴所有人的話，他們也許能獲得更多的成就。人們知道了所取得的進步，就會受到很大的激勵，而反複地強調問題的存在，卻不會給人們帶來任何激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拯救兒童運動、組織人權運動和環保運動的人，他們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錯失了這樣激勵公眾的良機。
錘子和釘子
你也許聽過這樣一句諺語：你給你的孩子一把錘子，他就會把所有的東西都看作釘子。
當你擁有某種專長的時候，你總是希望能夠有機會使用它，有些時候一個專家總是試圖使用他們所擅長的知識，然而他們所擅長的知識和技能卻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你會看到擅長數學的人永遠都會對數字很執著，氣候變化主義者則到處宣揚太陽能的重要性。而醫生們則總會宣揚醫藥治療的重要性，雖然他們明知道預防往往是更重要的。
知識有時候會成為專家的障礙，使他們看不到真正的解決方案。所有的解決方案，對於解決特定的問題都是很管用的，但是沒有任何一種方案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多視角來觀察這個世界。
數據並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我並不熱愛數據。雖然我喜歡研究大量的數據，但是我並不熱愛數據本身。數據是有它自己的局限性的。僅僅在數據能夠幫助我理解數字背後的現實的時候，我才會喜歡使用數據。比如在我所研究的領域，我就需要大量的數據來檢驗我的假設。然而我所有的基本假設都來自與人們的交談、傾聽以及觀察。雖然沒有數字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這個世界，但是我們仍然應該對僅僅通過數據推導得出來的結論保持一定的懷疑和警惕性。
在1994年到2004年，莫桑比克的總理都是帕斯庫亞爾·莫昆比，他在2002年訪問了斯德哥爾摩，並且告訴我他的國家正在經曆偉大的經濟進步。我問他是怎麽知道這一點的。因為我知道在莫桑比克，經濟的統計數據往往是不夠準確的。難道他是看人均GDP的數據得出這一結論的嗎？
他回答說：“我會看這些數據，但是這些數據並不是太準確，所以我自己會觀察每年5月1日參加遊行的人。這個遊行是我們國家的傳統。我就觀察這些參加遊行的人的腳，看他們穿什麽樣的鞋。我知道這個遊行對所有莫桑比克的人民來說，都是最最重要的節日，所有人都會在這一天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和鞋。在這一天，沒有人能夠向朋友去借一雙鞋來穿，因為他的朋友這時候也需要。所以我就觀察他們的腳，我看他們是光著腳還是穿著破鞋，還是穿著很好的漂亮的鞋。我把我每年觀察的結果做對比。
“另外我也會在全國旅行，看那些建築。如果建築工地上已經長滿了荒草，那就是一件很壞的事情。但是如果建築工地上有人持續添磚加瓦，我就知道人們現在口袋裏有錢，可以進行投資，而不是每天都把錢花光。”
一個英明的首相會看數據，但是不僅僅依賴於數據。
而且有一些人類進步的最重要的方麵，是無法用數字來衡量和表達的。我們可以用數字來描述人們在疾病中遭受的苦難，我們也可以用數字來衡量人們物質生活的進步，但是經濟增長的終極目標是個人自由以及文化。而這些是無法用數字表達的。試圖僅僅用數字來衡量人類的進步是一個很奇怪的主意。數字永遠不能夠反映人類生活的全貌。
沒有數字，我們不可能理解這個世界，但是這個世界也不可能僅僅通過數字來理解。
藥品並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醫療專家們往往會非常固執地相信藥品，甚至某一種藥。
在20世紀50年代，一位丹麥的公共健康醫生，哈夫丹·馬勒博士，對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了一種消除肺結核的方法。他的計劃是用一批攜帶著X光機的小型貨車在印度的村莊裏邊到處轉悠，給所有的人拍X光片，一旦發現有肺結核患者，就給他吃藥來治療他的肺結核。但是這個計劃失敗了，是因為當地的人對此非常不理解，而且很憤怒，他們麵臨著更多更緊急的醫療問題，然而卻有一大批醫生和護士，不但不幫他們解決骨折、腹瀉或者生孩子這些問題，反而要給每一個人拍X光片去治療一種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疾病。
這個項目的失敗表明：與其試圖去根治一種或者幾種特別的疾病，還不如致力於提高整個社會的醫療健康水平。
在醫療健康行業的另外一端，大型製藥公司的利潤已經開始下滑。它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在非常努力地試圖開發出革命性的、能夠延長壽命的藥品。我曾經試圖說服它們相信下一個影響世界人口平均壽命的突破口將來自商業模式，而不是醫藥技術。這些大型的製藥公司並沒有能夠進入收入水平在第二級和第三級國家的市場。在那裏，數以億計的人並不需要什麽革命性的新藥，而隻需要以合理的價格買到已經成熟使用的、有療效的藥。如果這些大型製藥企業能夠調整它們的價格，為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消費者服務，那麽它們就可以利用已有的產品來獲取更多的利潤。
專門研究難產的專家們很理解錘子和釘子的故事。他們深深地知道，要想挽救那些死於難產的貧困的母親，最重要的並不是訓練更多的護士來做剖宮產手術，也不是訓練更多的醫生來進行大出血治療，而是提供快速的交通手段，使得她們能夠在第一時間被送到醫院去。如果這些孕婦不能及時到達醫院，醫院就起不到作用。如果沒有救護車，或者沒有能夠讓救護車通行的道路的話，光有醫院又有什麽用呢？同樣地，教育工作者們非常清楚，電燈的作用要遠遠大於更多的教科書和更多的老師，因為電燈使得學生們可以在太陽落山之後做家庭作業。
性病專家的單一視角本能
我曾經和許多性病專家進行交流，他們的本職工作就是在一些貧窮的國家收集各種關於性傳播疾病的數據。這些性病專家都非常勇敢，他們麵對各種性病患者，敢於把自己的手指放到患者的任何部位。他們也從來不介意向這些性病患者詢問各種關於他們性行為的問題。我非常想知道這些患者得性病是否和他們的收入水平有關係。所以我希望他們在和患者進行訪談的時候能夠詢問一下他們的收入水平。他們非常驚奇地看著我說：“什麽？你想向人們詢問他們的收入嗎？那可是個極端私密的問題啊!”他們敢於把自己的手指放到患者身體的任何一個部位，他們也敢於問患者關於他們性行為的各種隱私問題，卻不願意去問他們收入的問題。
幾年之後，我得到了一個機會，和世界銀行中組織全球收入調查的團隊見了麵。我希望這些專家在進行問卷調查的時候能夠加入一些關於性行為的問題。我很想弄明白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性行為模式之間是否有聯係。這些專家的反應幾乎和那些性病專家的反應是一樣的。盡管他們願意去調查人們關於收入的方方麵麵，包括黑市交易等極其私密的問題，但是卻絕不會提關於**的任何問題。
這些專家似乎永遠都隻會從自己的單一視角來看問題，從來都隻是畫地為牢給自己添加諸多限製。
意識形態主義者
人民的共同信仰，也就是意識形態，可以使我們建造現代社會。意識形態使得我們擁有了民主自由和公共衛生保險。
但是意識形態主義者也和那些專家以及社會活動家一樣，他們的思維往往被單一視角所固化，而且有時會造成更加有害的結果。
如果我們認真研究古巴和美國人的現實生活狀態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專注於單一視角的意識形態主義者們往往會得出荒謬的結論。他們總是相信單一的解決方案，例如自由市場或平等這些意識形態是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萬靈藥，而不是去客觀地觀察不同的意識形態下產生的現實結果。
古巴：窮國中最健康的國家
1993年，我在古巴度過了一段時間，專注於調查研究一場影響了4萬人的傳染病。我有幾次和古巴當時的總統卡斯特羅見麵的機會，也有和很多古巴衛生部的專業人士一起工作的機會。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非常敬業。他們努力在當時非常壓抑且欠缺靈活性的體係中工作。由於我曾經在莫桑比克這樣曾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工作過，所以當我去古巴的時候，我並沒有對他們的體製抱有任何浪漫的幻想。
我可以告訴你我在古巴看到的無數不靠譜的事情。比如當地的私釀酒是放在閃著熒光的電視顯像管中，然後加入水、糖和帶糞便的嬰兒尿布來發酵。比如當地的酒店，從來就沒打算迎接任何客人，也沒有任何食物。我們隻能開車到附近的老人的家裏去吃他們標準口糧中剩下來的很少的食物。比如我的古巴同事們，如果給他們在美國的親戚寄了明信片，他們的孩子就會被學校開除。再比如，我的研究成果必須當麵向卡斯特羅總統做匯報，才能得到批準。然而這些都不是我想要告訴你們的，我隻是想告訴你們，我為什麽會去古巴，以及我在那裏究竟發現了什麽。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從1991年末開始，在古巴一個種植煙草的叫比那爾德裏奧的省份，很多貧窮的農民得了一種奇怪的病。他們逐漸變成色盲，並且發展出四肢麻木這一類的神經係統問題。古巴當地的傳染病專家曾經研究了這個問題，但是沒有得到答案，所以向國際社會尋求幫助。而當時蘇聯剛剛解體，古巴無法從蘇聯得到任何幫助。在當時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專門研究過貧窮農民的神經性傳染病的專家中，他們選擇了我。一位名叫康吉塔·胡爾哥的古巴政治局委員在機場迎接了我，卡斯特羅總統在我到達古巴的第一天也接見了我。當時他帶著全副武裝的衛兵，把我全身上下檢查了個遍。他繞著我轉圈時，他腳上的黑色運動鞋在水泥地上吱吱作響。
我花了三個月調查研究這種傳染病的病因。我的初步結論是這種病並不是由於患者們從黑市買到了有毒的食物而造成的(當時有謠言說黑市的食物有毒，是這種病的病因)，也並不是由於細菌導致的新陳代謝係統問題，而是由當時的宏觀經濟問題帶來的普遍的營養不良造成的。在蘇聯解體之前，每年都會有大量的蘇聯貨船向古巴運送土豆，以換取雪茄和糖。而在1991年末，蘇聯解體了，他們滿載土豆的貨船並沒有來到古巴，這造成了古巴全國的食品短缺。古巴政府不得不實行嚴格的食物配給製度。成年人把僅有的一點有營養的食物分給了孩子、孕婦和老人。他們自己隻能吃少量的糖和大米。我盡可能小心謹慎地把我的研究結果向古巴政府做了報告，因為我知道，我的研究結果說明古巴的計劃經濟已經失敗了，他們不能夠給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夠的食物。古巴政府官員向我表示感謝，然後把我送走。
一年以後，古巴政府邀請我回到哈瓦那去給衛生部做一場演講，介紹古巴人民的健康狀態在全球中的排名位置。當時古巴政府在委內瑞拉政府的幫助下已經度過了食品短缺的危機。
我在演講中展示了古巴的健康狀態，以及在全球所有國家中的排名位置。盡管古巴的人均收入隻有美國人的1/10，但是他們的嬰兒成活率卻和美國人幾乎一樣。古巴的衛生部部長在我演講結束之後，非常興奮地跳上講台向台下的觀眾總結發言說：“我們古巴是所有窮國中健康水平最高的!”台下響起了一片掌聲，我的演講就此結束了。
然而台下的觀眾中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這一觀點。在我去洗手間的路上，一個年輕人輕輕地抓住了我的手臂，把我拉到一個僻靜的角落，告訴我他負責做健康數據的統計。他把嘴巴湊到我的耳朵旁邊，小聲地說：“你的數據都是正確的，但衛生部部長的結論卻是錯誤的。我們不是窮國中健康水平最高的國家，而是同等健康水平的國家中最窮的。”
說完，他放開我的手臂，笑著走開了。當然，他是對的。古巴的衛生部部長隻是從他自己的單一視角給出了一個結論，但是卻有另外一種解讀事實的方法。為什麽要滿足於成為窮國中健康水平最高的國家呢？難道古巴人不配變得像其他健康國家的人一樣富有、自由嗎？
美國：富裕國家中健康水平最差的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古巴是所有貧窮國家中健康水平最高的，那麽與之相反的就是美國，美國是所有富裕國家中健康水平最低的。
意識形態主義者們從他們自己的單一視角出發，通常會要求你對比古巴和美國。他們會堅持說，如果你認為美國比古巴更好，你就應該反對古巴所做的一切，你就應該支持自由市場經濟。我聲明，如果讓我選擇的話，我當然會優先選擇在美國生活，而不是在古巴。但是我並不認為這種單一視角和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是正確的。如果要比較的話，我不認為美國應該和收入水平還處在第三級的古巴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做對比，而應該和其他收入水平在第四級的資本主義國家做對比。如果美國的政治家們希望做出實事求是的決策的話，他們不應該僅僅從意識形態出發，而應該從現實的數據出發。如果讓我選擇在哪裏生活的話，我不會根據意識形態進行選擇，而會基於這個國家究竟給它的人民帶來了什麽而做選擇。
美國的人均健康開支比其他收入水平在第四級的資本主義國家高了兩倍還要多，然而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卻比其他這些國家短了三年。美國在人均衛生開支上名列世界第一，其平均預期壽命卻隻排第四十位。
與其和那些社會主義國家做對比，美國人還不如研究一下為什麽他們不能在同等的健康支出成本下，獲得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健康水平。答案並不複雜，這僅僅是因為美國缺少其他收入水平在第四級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擁有的基本公共衛生保險。在美國現有的健康係統中，富有的人消耗了大量的醫療資源，占用了大量醫生的時間，使得總體醫療成本居高不下，而其他的窮人則負擔不起基本的醫療服務，這導致窮人的平均壽命降低了。醫生們花費了太多的時間給富人們做無謂的健康服務，而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去拯救普羅大眾的生命或為他們治療疾病。這是醫療資源的一種重大的浪費。
為客觀起見，我需要聲明，還有一些富裕的國家，它們的預期壽命和美國一樣低。比如一些海灣國家，像阿曼、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聯酋以及科威特。但這些國家的情況是非常不同的。它們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因為石油資源而變得富有。它們的國民在那時普遍很貧窮，並且沒有文化。它們的醫療衛生係統僅僅在過去的20年間才建立起來。與美國不同的是，這些國家並沒有受到任何政策性的限製，所以我毫不懷疑，在幾年之後，這些國家的預期壽命將會超過美國。也許到了那個時候，美國就會願意向這些國家以及其他的西方國家學習了。
古巴的共產主義係統代表了一種單一視角的風險：他們認為一個中央政府可以解決人民的所有問題，這個理念看似理性，實則奇怪。我可以理解，當人們看到古巴的貧窮、缺少自由和效率等現狀之後，會認為政府永遠都不應該參與到社會規劃中來。
然而美國的健康係統也飽受單一視角思維方式的困擾：他們以為自由市場可以解決國家的所有問題。所以我也可以理解，當人們看到美國健康醫療係統的不公平現狀之後，會認為所有的公共服務都不應該采用自由市場競爭的方式。
在大家討論自由市場或是政府幹預的話題的時候，答案不應該是絕對的是或者否，而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真正的答案不應該是非黑即白，而是應該在監管和自由之間取得一種平衡。
甚至民主也不是萬能的解決方案
我知道這樣說很冒險，但是我仍然要說出我的觀點。我強烈地相信自由民主是管理一個國家最好的方式。像我一樣抱有同樣信仰的人，通常認為民主會自然而然地帶來其他美好的結果，比如和平、社會進步、健康水平的提高以及經濟增長，但是事實卻並非如此。
大多數獲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和社會進步的國家並非民主國家。韓國的收入水平從第一級進步到第三級的速度，遠遠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要快。而這些進步都是在韓國軍政府獨裁統治時期完成的。在2012—2016年全世界經濟進步最快的十個國家中，有九個民主化程度都很低。
任何人如果想強調民主是經濟增長和健康水平提高的必要條件的話，都無法在現實中找到足夠的依據。所以我認為與其把民主當作一種取得進步的手段，還不如把民主當作國家奮鬥的目標。
沒有任何一種單一的手段或者指標能夠必然地帶來其他各個方麵的進步。無論是人均GDP、嬰兒生存率，或者個人自由，甚至民主，通通不是萬靈藥。沒有任何一種單一的指標可以衡量一個國家的進步。現實永遠是複雜的。
沒有數字，我們無法了解這個世界，但是僅僅依靠數字，我們也無法了解這個世界。沒有國家能夠在無政府狀態下持續，然而政府也不可能解決一個國家的所有問題。無論是自由市場或者政府幹預，都不會成為永遠正確的答案。也不會有任何一種萬能的解決方案可以自然而然地帶動社會的所有方麵進步。永遠不會有非黑即白的答案，我們永遠需要因地製宜的選擇。
實事求是的方法
要做到實事求是，就是要認識到單一視角會限製你的想象力。並且時刻牢記獲取最佳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從多個不同的角度來觀察問題，得到一個更全麵的了解，從而製訂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要想控製單一視角的本能，必須有一個工具箱，而不僅僅是一把錘子。
·檢查你的想法。不要僅僅專注於那些能夠證明你的想法的正確案例，而要多與那些持有不同意見的人討論。發現自己想法的不足之處。
·有限的經驗。不要認為你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之外有什麽真知灼見。對自己未知的領域要保持謙遜。同時也要注意到專家也有他們的局限性。
·錘子和釘子。當你會熟練地使用某一種工具的時候，你總會盡可能多地使用它。等你花了太多的時間專注於分析某一個問題的時候，有可能會誇大這個問題以及解決方案的重要性。請牢記，沒有任何一個工具是萬能的。如果你總是習慣於使用錘子的話，那麽請多和那些習慣使用改錐、扳手和卷尺的人打交道。多聽聽來自不同領域的人的意見。
·關注數字，但不僅僅關注數字。沒有數字，我們無法理解世界，但是僅有數字，我們仍然無法理解世界。請專注於發現數字背後的真實世界。
·當心簡單的想法和簡單的解決方案。人類曆史上從來就不缺乏充滿了烏托邦式的簡單想法的空想家，而最終他們都帶來了可怕的結果。我們應當認識到事物的複雜性，學會兼收並蓄以及妥協。我們應當在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基礎上來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