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神奇的洗衣機和掙錢的機器人
讓我們揍我們的祖母吧
有一次我在卡羅林斯卡學院講課，談到那些大的製藥企業幾乎不對貧困人群所專有的疾病做任何研究，包括瘧疾、睡眠疾病等。
一位坐在前排的學生義憤填膺地喊道：“我們應該揍他們!”
“是嗎？”我說，“我正要去諾華(諾華是一家總部設在瑞士的大型製藥企業)做一個演講，如果你能告訴我，我究竟該揍誰以及打了他我們可以獲得什麽回報的話，我倒願意試一試。我究竟應該揍誰呢？是在那裏工作的每一個人嗎？”
“不不不，”他說，“隻揍他們的老板。”
“哦，好啊，他們的老板是丹尼爾·瓦塞拉，我認識他。那麽如果我遇到他的話，我是不是應該打他的臉？我打了他之後事情就會變好了嗎？他就會變成一個好的老板，然後認識到他應該改變公司的研發方向嗎？”
這時坐在後排的一個學生回答道：“不，你應該揍他們的董事會成員。”
“是嗎？這個建議倒是很有趣，我在下午會給他們的董事會做演講，所以我應該在上午見到丹尼爾的時候保持冷靜，而在下午的時候去揍他們的每一個董事會成員，對嗎？我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能夠揍到他們每一個人，現場也有保安，所以我能打到3到4個人。但是我為什麽應該這樣做呢？你認為這樣就會使得董事會成員改變他們的研發方向嗎？”
“不，”第三個同學發言了，“諾華是一家上市公司，並不是他們的老板或者董事會成員在決定研發方向，而是他們的股東。如果董事會改變了研發方向，他們的股東就會重新選出一個新的董事會。”
“非常正確，”我說，“是他們的股東希望這個公司把研發經費投入有錢人才有的疾病上。隻有這樣，他們的股票才能夠獲得好的回報。”
所以他們的員工、老板以及董事會都沒有錯。
“那麽現在問題來了。”我看著學生們說，“誰是這些大型製藥企業的股東呢？”
一個學生聳聳肩回答道：“是那些有錢人唄。”
“不對。這些大型製藥企業的股票都是非常穩健的股票。當股票市場上下波動或者原油價格跌宕起伏的時候，製藥企業的股票通常都會保持穩定。很多其他行業的公司會隨著經濟周期的波動而漲跌。但是患者們永遠需要得到治療，所以製藥公司的股票可以長期提供穩定的回報，那麽到底誰是這些業績穩定的公司的股東呢？”
這群年輕的學生看著我，臉上寫滿了困惑。
“是那些退休基金。”
學生們都沉默了。
“所以這次我去諾華製藥廠的時候不需要揍任何人，因為我不會見到他們的股東，但是你們卻會見到這家企業的股東。這個周末，等你們回家去看望你們的祖母的時候，你應該揍她才對。如果你非要找出罪魁禍首的話，那麽就應當找那些老年人，因為是他們對穩定的股票的貪婪需求導致了這一切。
“你記得去年夏天當你出去旅行的時候，你的祖母給了你一些零花錢嗎？那麽你應該把這個零花錢還給她，她應該把這筆錢還給諾華，並且要求他們將錢投資到窮人疾病的研究中。也許你已經把這筆錢花掉了，那麽你應該揍你自己才對。”
歸咎他人的本能
當壞事情發生的時候，人們總是試圖找到一個清晰而簡單的理由去責怪其他人，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歸咎於人的本能。有一次，當我在一個酒店洗澡的時候，我把熱水開關的把手開到了最大的位置，但是水並沒有變熱。過了一會兒，滾燙的水湧出，我被燙了一下。在那一瞬間，我很憤怒，我覺得一定是水管工做了錯誤的工作，或者酒店的經理沒有做好冷熱水的管理，或者是因為隔壁的客人用了太多的冷水。這就是我歸咎於人的本能。但是事實上，這些人都是無辜的，沒有人有意想給我造成傷害。除了我自己，也並沒有別人的疏忽大意給我造成傷害。我本應該逐步地調大熱水的開關，並且耐心地等待一下。
當有壞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似乎總是很自然想到，一定是有其他人故意做壞事。我們總是傾向於相信有人利用權力或者手段，才能夠使得事情發生，否則的話，這個世界就會讓人感到不可預測、令人困惑和非常可怕。
歸咎他人的本能使我們誇大了個人或某個團體的重要性。這種本能總是驅使我們去找到一個被責怪的對象，而使我們忽略了對這個世界的真相的理解。當我們過分執著於指責他人的時候，我們就會迷失自己的重點，同時喪失了學習能力。像前麵的例子，當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究竟該揍誰的時候，我們就會停止思考問題產生的真正原因。這就大大地降低了我們真正解決問題或者預防問題的能力。
比如一起空難發生了，如果大家都忙於指責飛行員由於打瞌睡而造成了這起空難，就不會花費精力去研究造成這起空難的真正原因，也無法找到未來能夠成功預防空難的解決方案。如果我們止步於指責打瞌睡的飛行員，而不是做更進一步的研究的話，我們就不會獲得任何進步。對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問題而言，我們不能停止於找到替罪羊，而應該觀察理解產生問題的整個係統。
當事情向好的方向發展的時候，這種本能往往也會被激發出來。我們通常會認為是某個人、某個團體或某個簡單的原因，造成了這一好的結果，而忽略了背後複雜的真相。
如果你真的想改變這個世界的話，那麽你必須真正地理解這個世界，僅僅跟隨你那歸咎於人的本能是不能得到任何幫助的。
指責他人的遊戲
對他人的指責往往能夠揭示我們自己的思維模式。當我們在尋找替罪羊的時候，其實反映的是我們內心早已存在的思維模式。讓我們看看我們經常習慣於責備的幾個人群：無良的商人、說謊的記者以及外國人。
無良的商人
我總是希望自己能夠盡量客觀地分析和思考問題，但是盡管如此，我也經常被自己的本能所淹沒。可能是因為我看了太多動畫片，受到了唐老鴨那富有又貪婪的舅舅的影響，使我傾向於認為商人總是貪婪的。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也會像我的那些學生一樣，簡單地把缺乏藥品的問題歸咎於大型製藥廠的貪婪。很多年前，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要求我去對一起合同招標(安哥拉的瘧疾疫苗項目)進行調查的時候，我就本能地對投標的企業產生了懷疑。招標合同的數字很奇怪，這使我懷疑裏麵肯定有什麽貓膩，肯定是投標的企業耍了花樣，想來欺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但是我一定會把它們揪出來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采用招標的方式進行醫藥采購。中標的大藥廠可以獲得十年的采購合同。由於采購期限長且采購規模大，這使得教科文組織的采購合同對很多大藥廠都非常有吸引力，它們寧願為此降低價格來獲得這樣長期的合同。然而在這個案例中，有一家很小的名叫利沃製藥廠的家族企業，其總部位於瑞士阿爾卑斯山附近的盧加諾地區，他們給出的報價非常低，甚至低於製造這種藥物的原材料價格。
我的工作就是去具體調查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先飛到了瑞士的蘇黎世，然後轉搭一架小型飛機到達了盧加諾的小機場。我以為這家製藥廠會派一輛很小的車來接我，沒想到他們卻派出了豪華轎車，並且把我安置在了當地一家超豪華的酒店。我被酒店的豪華程度震驚，以至於我在給太太阿格尼塔打電話的時候壓抑不住興奮的心情對她說：“房間裏的床單都是絲綢的!”
第二天早晨，我被帶去參觀工廠。我和工廠經理握手，然後就直奔主題。我問他：“你們是從匈牙利的布達佩斯采購原材料，把它們加工成藥片後包裝到藥瓶裏麵，接著把藥瓶打包裝到盒子裏麵，再把盒子整體裝進集裝箱，最後用集裝箱運到熱那亞。你們怎麽能做到用比原材料成本還要低的價格完成這一切呢？難道你們從匈牙利采購的原材料價格比別人低嗎？”
工廠經理告訴我：“我們的采購價格和其他人是一樣的。”
我問他：“你們派了一輛豪華轎車來接我，那麽你們怎麽賺錢呢？”
他笑了，對我說：“我們是這樣做的：幾年前，我們就認為工業機器人將要徹底改變這個行業，所以我們經過自主研發，建立了自己的新型工廠，全部用機器人來進行藥品的包裝製造。同行業的那些大藥廠，它們的自動化水平和我們相比而言，簡直就像手工作坊一樣。所以當我們下訂單給布達佩斯采購原材料之後，星期一早上6點原材料就通過火車運到了我們這裏的車站。到星期三下午，安哥拉整整一年所需要用的藥品量已經被生產出來準備裝船了。在星期四的早晨，它們就會抵達熱那亞的港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采購專員將會檢查這批藥品的質量，然後簽收，並且在當天付款到我們在瑞士蘇黎世銀行的賬戶。”
“但你們的銷售價格可是低於原材料的成本啊!”我打斷他說道。
“你說得對，但是別忘了我們的供應商給了我們30天的賬期，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隻用了四天就向我們付款，那麽我們就可以利用資金在途的這26天時間來賺取利息。”
原來如此，我無言以對了，我從來沒想到過會有這樣一種做法。
當我很直接地認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好人，而製藥廠是壞人的時候，我的思維就停止在這一點，而不再去深究其他的可能性。我對中小型企業的創造能力一無所知。而事實上，它們也是好人，隻是它們壓低生產成本的能力不為我們所知罷了。
說謊的記者們
無論是對政治家還是對知識分子來說，指責記者們不說實話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時尚。在前幾章中，我似乎也在做類似的事情。
與其簡單地指責記者不說實話，我們還不如仔細地反思一下，為什麽媒體一定要給我們反映一個扭曲的世界？是記者們刻意為之嗎？還是有其他更深層次的原因？
(在這裏我不打算討論那些刻意製造假新聞的事件，因為那和我們想要說的主題無關，而且我也不認為是那些假新聞造成了我們扭曲的世界觀，因為我們並不是剛剛開始對世界產生錯誤的認識，而是一直以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都是錯誤的。)
2013年，我們在網上向全球公布各種測試題目的結果。那些結論很快就成為BBC和CNN的頭條報道。這兩家媒體頻道把我們的測試題在它們的網站上向公眾公布，這樣所有的人都可以自己做測試，並且他們得到了數以千計的留言，試圖解釋為什麽人們的測試結果如此差。
其中有一條評論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打賭媒體人一定通不過這項測試。
我們為這個想法感到興奮，然後決定來測試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調查公司告訴我們，要想對記者群體做這樣專門的測試是不可能的，畢竟沒有任何一個媒體的老板願意讓他們接受這樣的測試。當然，我非常理解這一點，沒有人希望他們自己的權威被質疑，更何況如果測試的結果證實這些專家記者知道的並不比大猩猩更多的話，這將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情。
然而我的性格就是如此，人們越是告訴我什麽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就越想去試一試。我的日程表中正好排進了兩個媒體界的會議，所以我帶著我們的投票設備去參加了會議。由於我的演講時間隻有20分鍾，所以我不能問所有的問題，但是我選擇了一些問題來問參會的記者們。下麵就是測試的結果。我也對一個專門拍攝紀錄片的製作人群體進行了測試，包括英國廣播公司(BBC)、公共廣播公司(PBS)、《國家地理》雜誌和探索頻道等知名的媒體。
看起來這些記者和電影製作人並不比一般的大眾知道得多，而且他們的答案也並不比大猩猩更好。
如果這個測試結果反映了新聞記者和紀錄片製片人的普遍現象的話，我就沒有任何理由認為記者中的其他群體會比接受過測試的群體水平更高，或者能夠在測試中取得更好的成績。這樣一來，我們就不能說記者們是有意誤導我們，或者對我們撒謊。當他們在悲傷的鋼琴曲的背景音樂下，用嚴肅沉重的語氣向我們介紹人口危機、自然災害或者兩極分化的世界的時候，他們自己對此是深信不疑的。他們本身並沒有任何惡意，也沒有想故意誤導我們，所以責怪他們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他們隻不過和我們大家一樣，都對這個世界產生了誤解而已。
記者群體的測試結果是災難性的，其糟糕程度就好像一場空難一樣。但是簡單地指責這些記者和在空難中簡單地歸咎於打瞌睡的飛行員是一樣毫無意義的。相反地，我們應該去尋找答案，究竟為什麽記者們會有這樣一個扭曲的世界觀？(答案是因為他們也是常人，他們也有著誇大事實的本能。)以及哪些係統性的因素會促使他們去推廣這樣扭曲的世界觀和過分誇大的新聞？(至少一部分的答案是，他們必須和其他的媒體競爭讀者的注意力。)
當我們徹底理解了這點之後，我們就會認識到，要想讓媒體改變他們報道世界的方式從而向我們反映一個真實的世界，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如你不可能在柏林隨手拍幾張快照就用它們來給你做導航係統，幫助你在整個城市漫遊一樣，你也不可能指望媒體來給你提供實事求是的世界觀。
難民
2015年，有4000名難民在試圖用橡皮艇偷渡到歐洲的過程中，在地中海溺水而亡。很多兒童的屍體照片被發布了出來，這激起了人們的恐懼和同情。這是多麽大的悲劇呀。當我們在享受著收入水平第四級的舒適生活的時候，我們不禁開始思考，這種事怎麽能夠發生呢？我們應該責怪誰呢？
我們很快找到了替罪羊，就是那些貪婪和殘忍的偷渡販子。他們騙了這些絕望的家庭，讓他們用每人1000歐元的代價，買了船票，登上了致命的橡皮艇。當我們看到歐洲的救援艇從開放海域救出落水的人的時候，我們就停止了進一步的思考。
但是究竟為什麽這些難民不能坐飛機去歐洲呢？他們為什麽不能乘坐每天往返於利比亞和土耳其的渡輪來到歐洲呢？他們為什麽要把自己寶貴的生命交給這些偷渡販子並登上危險的橡皮艇呢？畢竟所有的歐洲國家都簽署了日內瓦公約，從敘利亞這種戰亂的國家逃來的難民是可以在歐洲享受庇護的。我帶著這個問題去詢問了記者朋友們和其他相關人士。然而他們所有人給我的答案都很不靠譜。
也許他們買不起機票？但是我們明明知道他們每人都花了1000歐元去登上橡皮艇。我上網查了一下，有大量的土耳其到瑞典或者利比亞到倫敦的機票，價格甚至低於50歐元。
也許他們無法到達機場？這也不是真的。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到達了土耳其或者黎巴嫩，而且可以很容易地到達機場。事實是，他們買得起機票，他們的飛機也有很多座位，但是在登機的櫃台，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阻止了他們，不允許他們上飛機。為什麽呢？因為歐洲議會從2001年起就決定打擊非法移民。這項決議規定任何航空公司或者渡輪公司，如果他們送來了入境手續不全的非法移民的話，他們必須負擔把這個人遣送回國的所有費用。當然這項決議也明確地表示並不適用於那些受日內瓦公約保護的逃到歐洲的難民，而僅僅適用於非法移民。然而這種規定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在航空公司的登機櫃台，工作人員僅僅有45秒的時間來判斷麵前的人究竟是非法移民還是難民，這種事兒即使是大使館也要花8個月才能做出判斷。這明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對所有的航空公司和渡輪公司而言，最現實的方法就是拒絕沒有簽證的人登機或登船。然而對於難民來說，要想獲得一張去歐洲的簽證，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土耳其和利比亞的歐洲大使館，並沒有足夠的資源來處理這些簽證申請。從敘利亞來的難民們，雖然理論上擁有到達歐洲並獲得庇護的權利，但事實上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坐飛機或者渡輪到達歐洲，而偷渡則變成了唯一的選擇。
那麽他們為什麽非要坐橡皮艇這麽危險的交通工具呢？這也是由於歐盟的政策。因為歐盟的政策規定，所有偷渡來歐洲的船隻一經發現將全部被沒收。所以這些渡海的工具隻能用一次。而偷渡販子們不可能負擔得起安全的船隻。像1943年那樣，從丹麥運送了7220名猶太難民到瑞典的捕魚船，對於這些偷渡販子來說是不可能負擔得起的。
歐洲的政府簽署了日內瓦公約，賦予了飽經戰亂的國家的難民尋求庇護的權利，但是我們的移民政策卻使得日內瓦公約的實現成了問題，這客觀上造就了偷渡的市場。這並不是什麽秘密。人們如果不是因為思維受到了阻礙的話，很容易就會發現這一點。
我們總是有一種歸咎他人的本能，卻很少反省自身。我認為聰明善良的人通常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很難發現是我們自己的移民政策導致了這些難民的喪生。
外國人
你還記得在前麵第五章我們提到的那位印度官員嗎？他理直氣壯地反駁了西方世界對印度和中國造成了氣候變暖的指責。我用那個案例向大家說明了人均指標的重要性。但同時它也體現了當我們傾向於歸咎他人的時候就會停止思考事情真正的原因，也不會對問題進行係統性的全麵分析。
在西方世界，很多人都會想當然地認為印度和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快速經濟發展造成了氣候改變，以及他們的人民應當降低生活水平以解決這個問題。我記得有一次，我在溫哥華科技大學做了一場關於全球趨勢的演講。當時一位女同學帶著絕望的語氣說：“他們不應當這樣生活，我們不能允許他們繼續保持這樣的發展，他們的大氣排放將會殺死這顆星球。”我經常聽到類似的言論，就好像西方人手裏拿著個遙控器，可以控製其他國家幾十億人的生命一樣。我環顧四周，發現她周圍的同學並沒有什麽反應，他們都對她的觀點表示同意。
大氣層中積累的二氧化碳氣體都是在過去的50年間由那些收入水平進入第四級的國家排放的。加拿大的人均二氧化碳氣體排放量仍然是中國的兩倍、印度的八倍。事實上，你知道每年燃燒掉的化石燃料中有多少是由全球最富裕的10億人燃燒的嗎？超過一半。然後全球次一等富裕的10億人，燒掉了剩餘化石燃料的一半。以此類推，世界上最貧窮的10億人用掉的化石燃料，隻占全球的百分之一。
地球上最貧窮的10億人口，要奮鬥20年的時間才能夠從收入水平的第一級進入第二級。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貢獻將增加兩個百分點。要想進步到收入水平第三級和第四級，他們需要再奮鬥幾十年。
看到這些真實的數據，我們就會發現，我們西方人是多麽輕易地就會把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轉嫁給別人。我們經常會說“他們不可能像我們一樣生活”，然而正確的說法則應該是“我們不能夠像我們現在這樣生活”。
外國的疾病
人體最大的器官就是皮膚。在現代的特效藥被發明出來之前，最恐怖的一種皮膚病就是梅毒。一開始患者隻是覺得皮膚很癢，然後這種皮膚病就會逐漸向內部侵蝕肌肉和骨骼，直到人體的骨架。這種可怕的疾病在不同的國家被稱作不同的名字。在俄羅斯，它被稱作波蘭病；在波蘭，它被稱作德國病；在德國，它被稱作法國病；在法國，它被稱作意大利病；在意大利，他們稱之為法國病。
尋找替罪羊似乎是人類一種根深蒂固的天性，因此我們很難想象瑞典人會把這種病稱作瑞典病，或者俄羅斯人把這種病稱作俄羅斯病。我們永遠都需要去責怪其他人。如果我們發現一個外國人得了這種病，那麽我們就會很愉快地責怪他們整個國家，並給這種病起一個外國名字。而我們做出這些指責，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證據。
指責和邀功
這種歸咎他人的本能使得我們過分誇大了個人的影響。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政治領袖們和企業領導者們經常為自己邀功，吹噓自己做出了多麽多麽大的貢獻。
人們通常認為教皇對全世界10億基督教徒起著巨大的影響，並且他對人們的**方式起到了很大的影響。事實卻是，盡管連續幾任的教皇都嚴厲譴責避孕措施的使用，而統計數據卻表明，在基督教為主的國家中有60%的人會采用避孕措施，而在其他國家中，58%的人會采用避孕措施，換句話講，沒有什麽區別。教皇是這個世界上最突出的道德領袖。但是這些擁有強大政治權力和道德權威的領袖，似乎也無法影響到千家萬戶的臥室。
在琳達修女的門背麵
在最貧窮的非洲農村地區，仍然是很多修女在做著日常的健康醫療工作。在非洲，我和這些聰明能幹並且非常務實的婦女成了好朋友和工作夥伴。
琳達修女是我在坦桑尼亞工作時認識的，她非常敬業，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總是穿著一襲黑衣，每天都祈禱三次。她辦公室的門永遠是敞開的，隻有當她給患者做健康谘詢的時候，才會把門關上。在這扇門的外麵，是一幅教皇的畫像。有一天，我和她走進她的辦公室，開始討論一個敏感的話題。琳達修女站了起來，把門關上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辦公室門的背麵。門背後掛著數百個**的袋子。當琳達修女轉過身看見我臉上驚訝的表情的時候，她笑了。她對我說：“這裏的家庭需要這些**去防止艾滋病，也要防止懷孕。”然後我們繼續我們的討論。
關於墮胎的問題，情況是不一樣的。直到今天，在全世界的範圍內，仍然有很多婦女成為禁止墮胎政策的受害者。當墮胎被認定為非法的時候，它並不能阻止墮胎，而隻是把人們驅趕向了更加危險的墮胎方式，並且增加了婦女的死亡率。
真正的英雄
我在前麵的文章中曾經說，我們不應當將壞的結果歸咎於某一個人，而應該檢查整個係統。我認為有兩個係統是我們應該感謝的，它們是人類成功背後的無名英雄。比起那些風光無限的政治領袖，它們雖然默默無聞，卻對人類進步起到了巨大的貢獻。我們應當為它們遊行慶祝，這兩位無名英雄就是組織機構和科學技術。
組織機構
在人類的曆史上，除了極少數長期受戰亂困擾的國家，其他幾乎所有的國家，無論它們有英明的領袖還是平庸的領導，都毫無例外地取得了進步。這使我們不得不思考領導人的作用究竟有多麽重要。答案恐怕是並不重要。是廣大的人民建造了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的進步。
有時當我在清晨打開水龍頭，熱水自動流出，這一切對我而言，就像魔法一樣，我不得不默默地讚美那些製造了這個奇跡的工人：那些水管工。我總是隨時隨地充滿了莫名的感激。我要感謝那些城市的環衛工人、護士、教師、律師、警察、消防隊員、電氣工程師、會計師和服務員，是他們構建了整個人類社會，是他們創造了人類社會的組織機構。我們人類社會取得的進步都應當歸功於這些無名英雄。
2014年，我去利比裏亞幫助那裏的人們對抗埃博拉病毒，那時我很害怕埃博拉病毒不能夠及時得到控製，有可能會散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有可能會造成10億人以上的死亡，有可能成為人類曆史上造成最大傷害的一種傳染病。然而我們最終戰勝了埃博拉病毒。我們能夠取勝，並不是因為有某一位領袖人物的英明領導，也不是因為某個組織(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孤軍奮戰，而是因為所有政府工作人員以及當地健康工作者的勤奮工作。他們組織了一場又一場的社會活動，教育大家要改變土葬的習慣，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搶救垂危的病人，他們竭盡全力去找到並隔離那些曾經和埃博拉患者接觸過的人。這是極其辛苦、危險，而且又細致的工作。這些充滿了勇氣和耐心的普通工作人員，創造了一個有效協作的人類社會，並成功地拯救了整個世界。
科學技術
工業革命拯救了數以十億計的生命。這並非因為工業革命產生了很多偉大的領袖，而是因為它創造出了像化學清潔劑之類能夠在自動洗衣機中消毒的產品，從而大大地改進了人類生活的衛生條件。
我在四歲那年才第一次看見我的母親開始使用洗衣機。那一天對我的母親而言是一個偉大的節日，她和我的父親努力攢了好幾年的錢才能夠買得起一台洗衣機。我的奶奶也被隆重地邀請去參觀了新的洗衣機，她甚至比我的母親更加激動。因為她一輩子都是在用木柴燒火，用手洗衣物。現在她隻需要站在一邊看著電力驅動著一切，完成所有的工作。她很興奮地坐在一個椅子上，親眼看著洗衣機完成了洗衣物的全部工作。對她而言，洗衣機簡直就是一個奇跡。
這對我的母親和我也同樣是個奇跡。洗衣機就像一個充滿了魔法的機器。因為在那天，我的媽媽第一次對我說：“漢斯，我們已經把衣物裝到了洗衣機裏麵，現在洗衣機會做所有的工作，我們可以去圖書館了。”這台擁有魔法似的洗衣機裝進去的是衣物，而流出來的是我們可以去圖書館的自由時間。我要感謝工業化的進程，也要感謝鋼鐵廠，感謝發電站，感謝那些化學生產的工廠。是它們給了我們更多讀書的時間。
在當今的世界，有超過20億人可以買得起洗衣機，從而給了這些家庭的母親讀書的時間。因為在絕大多數的家庭中，總是母親們來做洗衣物的工作。
事實問題12：
全世界有多少人能夠使用電？
□ A.20%
□ B.50%
□ C.80%
電力已經成為人類的基本需要，這意味著絕大多數人類，包括收入水平在第二級、第三級和第四級的人，都已經能夠使用電了。然而隻有1/4的人答對了這個答案。就像其他很多問題一樣，最樂觀的答案就是最正確的答案。80%的人類已經可以使用電。對於有些人而言，電力可能是不穩定的，而且經常會停電，但是整個世界正在進步。家家戶戶都在享受著日新月異的進步。
所以我們應當正視現實，理解那50億仍然用雙手洗衣的人的真正需求。如果我們期望他們自願地降低經濟發展速度，那簡直是徹底的胡思亂想。他們和你們一樣，想要洗衣機、電燈、體麵的下水係統、儲存食物的冰箱，還有眼鏡、胰島素以及便利的交通工具。
除非你願意放棄所有這些東西，重新開始用手洗你的牛仔褲和你的床單，否則你沒有任何權利要求別人去這樣生活，難道不是嗎？僅僅寄希望於找到替罪羊來責備，並且希望他們來為氣候變暖承擔責任是於事無補的，倒不如我們認真研究一個現實可行的方案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我們必須集中精力研究新技術，使得地球上未來的110億人都能夠共同奮鬥而進入收入水平的第四級。
我們應當責備誰呢
世界上的大藥廠都缺乏針對窮人特有疾病的研究，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無法責備藥廠的老板、董事長或者股東。即使我們譴責他們，也將於事無補。
同樣地，我們也不應當責備媒體對我們撒謊(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並沒有故意撒謊)或者給我們一個扭曲的世界觀(大多數情況下，事實如此，但他們並非有意為之)。我們也不應當指責專家們過度專注於自己的工作領域而把事情搞砸了(這雖然有時會發生，但專家們的初衷一般都是好的)。事實上，我們不應當為任何事責怪任何一個個人或團體。原因是當我們找到了替罪羊的時候，我們就停止思考了。而事實往往非常複雜，往往存在係統性的原因。如果你真的希望改變這個世界的話，你必須深刻地理解它的運行規律，而不是簡單地考慮究竟該責怪誰。
實事求是的方法
要做到實事求是，就是當人們開始找替罪羊的時候，你應該認識到這是錯誤的，並且能夠記起，簡單地歸咎他人隻會使你把握不住問題的真正要點，並且無法集中注意力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要想控製歸咎他人的本能，你應該停止尋找替罪羊。
·尋找原因，而不是尋找壞人。當壞事情發生的時候不要試圖去責怪任何個人或群體。首先接受沒有人刻意為之這個事實。然後努力去理解這一事情發生背後的係統性原因。
·尋找係統，而不是尋找英雄。當有人號稱自己做了什麽偉大的業績的時候，問問自己，如果沒有這個人，是否這件事情仍然可以發生？通常是整個係統的有效運行使得好的事情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