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32歲的梅蘭妮·克萊因在布達佩斯首度邂逅了精神分析。她讀了弗洛伊德討論夢的小冊子《論夢》，這成了她畢生誌趣——精神分析——的起點。就在同一時期，費倫齊也展開了對克萊因的分析，她之所以踏出這一步，似乎部分是為了治療方麵的理由，但也可以說精神分析打從一開始就攫獲了她的想象。它不僅滿足了她巨大的知識好奇心，也滿足了她一直以來對於人的興趣：她希望為了人工作、與人一起工作（原本她計劃要攻讀醫學）。1919年，她於匈牙利精神分析學會宣讀她的第一篇論文。如此充滿創造性的表現開端，不僅持續到1960年她去世為止，她的作品也造成精神分析理論與實務上的重大變革。
她的論文被收集在《克萊因全集》（The Writing of Melanie Klein）第一卷和第四卷。她另外還寫了《兒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與《兒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兩本書，也就是其著作集的第二、三卷。
在《愛、罪疚與修複》中，包含了她從1921年到1945年的論文，呈現她從一開始在作品和思想方麵的發展，如何導向她形成主要理論概念的論述，也就是所謂的憂鬱心理位置（1935—1940）。
梅蘭妮·克萊因的精神分析工作始於兒童。她是兒童分析的開路先鋒，發展出分析兒童的方法，甚至可運用於非常年幼的小孩，卻不曾偏離精神分析技法的基本原則。由於兒童的自然表達形式是遊戲，她提供他們一些小玩具，把兒童的遊戲看成是他們內在生活的象征表達，可以和成人的自由聯想相比擬。她詮釋兒童的遊戲和行為，以及他們的口語溝通。相較於當時其他的工作者，她一開始就采取了嚴謹的精神分析態度，避免精神分析的過程有任何涉及教育及其他方麵的幹擾。而且，她的出發點就是想要詮釋兒童所呈現的一切，不論他們的感受是正向還是負向的。在當時，一般人認為兒童不可能像成人一樣對精神分析師發展出移情，因為兒童還依附著他們的原初客體，也就是他們的父母。克萊因卻發現兒童確實會形成移情，有正向也有負向的移情。她也發現，如果精神分析的場景與態度維持得很好，兒童的移情與成人的移情並沒有兩樣。她堅決主張並證實移情的基礎在於兒童將內在世界及其內在意象（imagos）投射到分析師身上，而不是將他們對於雙親的感受直接轉移給分析師。克萊因論點的特色，讓我們充分相信它具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效度，也讓我們相信，每一個兒童就像成人一樣，不論有多少的阻抗和防衛，都擁有對於真理的渴望和了解。而兒童對她簡單、直接的方法也確實反應良好。
時至今日，我們很難了解在當時對兒童采取這樣的做法，究竟有多麽勇敢和充滿革命氣息。她的作品引發了各方的震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論戰。在《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3）、《早期分析的心理學原則》（The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Early Analysis, 1926）、《兒童分析論文集》（Symposium on Child-Analysis, 1927）這些論文當中，她描述了相關的技術和理由，以及她的某些發現。這些論文同時也處理了當時各種論戰的主要論點。她的種種結論所依據的主要精神分析素材，也都包含在她當時所寫的《兒童精神分析》中。
新工具和新技法導引出新發現。弗洛伊德的兒童發展學說，除了對小漢斯的分析是透過督導小漢斯的父親完成之外，主要的依據還是來自於他對成人的分析。克萊因的作品證實了弗洛伊德對嬰兒性欲、攻擊欲、超我的角色以及俄狄浦斯情結的發現。但由於她直接與兒童一起工作，而促成了許多新發現，並且從某些細節方麵補足了弗洛伊德隻是大致勾勒出來的前性器期（pre-genital stages）。這些發現，最終導致她的觀點與弗洛伊德的觀點有所歧異。從一投入工作開始，她就被兒童豐富的幻想生活和內在世界所震撼，這個世界裏包含了非常好和非常駭人的形象；她也看到了兒童被壞形象的存在所引發的焦慮，以及被精神病式的焦慮所困。這樣的內在世界，可以說是某些先前曆史的後果。一個小孩早在兩歲半的時候就已經有了錯綜複雜的曆史，這會顯示在移情當中。弗洛伊德發現，小孩的動力仍在成人身上運作，而克萊因在兒童和成人身上發現嬰孩。所以她的結論是，小嬰孩從一開始就同時在真實與幻想中形成了強烈的客體關係。她並不認為嬰兒是被動的，隻受環境所左右，隻能夠響應環境的影響。她認為嬰兒充滿了欲望與幻想，與外在的真實經常處於互動當中。由於嬰兒的幻想充斥於早期關係中，這些關係於是被內化而形成人格的基礎。她認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超我和俄狄浦斯情結，乃是早期發展的最後成果，也就是比先前更為原初的種種結構所衍生而出的後期階段。
克萊因認為焦慮同時是發展的推動者和潛在的抑製者。對於母親身體的求知衝動所引發的焦慮，會讓兒童將這種焦慮移轉到外在世界，並賦予象征意義。但如果這種焦慮太過強烈，也可能反過來導向抑製狀態。在此領域中一篇極具指標性的論文，便是出自克萊因之作——《象征形成在自我發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1930）。這是精神分析對自閉症兒童處遇的第一篇報告，在這篇報告中，她描述了一種對於象征作用近乎完全遏止的狀態，隨著這種狀態的運作，也就剝奪了對世界的任何興趣。克萊因在這個領域的著作，對於認知、理智的發展和抑製提出了嶄新的觀點。
梅蘭妮·克萊因起初試著嚴謹地以弗洛伊德的用語來表達她的發現，但是與弗氏觀點上的某些差異，也幾乎從發韌之處就顯露無遺。她觀察到俄狄浦斯情結和超我的存在要比弗洛伊德所曾認定的更早，同時，她也不斷強調俄狄浦斯情結極度受到早期發展的製約。另一方麵，她對女性性欲的觀點也不同於弗洛伊德。她發現小女孩和小男孩都覺察到女性的性器官及其潛力。而她認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性蕾期（phallic stage），主要是一種防衛結構。克萊因對在兒童身上攻擊欲所扮演之角色的強調，要遠遠超過當時所認定的程度。譬如，她在第一篇會議論文《兒童力比多發展中學校的角色》（The R?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1923）中，認為象征作用及其抑製基本上是原欲的作用，然而在處理分析材料的時候，她卻描述了她對攻擊欲的高度關切。在1930年的論文當中，攻擊欲的角色及隨之而來的焦慮成為她關注的重心。她對於攻擊欲的觀點，與弗洛伊德在1920年之後的作品中的觀點相映成趣，呼應了弗氏對死之本能和原欲與毀滅力量間之基本矛盾的看法。這種愛與恨之間的基本矛盾，在克萊因的作品當中顯得愈來愈重要。
克萊因對於幻想生活的無所不在及重要地位的發現，導致她拓展了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幻想概念。由於幻想是透過象征的方式表現出來，所以潛意識幻想與象征作用之間的糾結密不可分。她對於象征作用的看法與弗洛伊德和恩斯特·瓊斯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克萊因1930年發表的論文當中，如其標題所示，她認為象征並非像弗洛伊德所認定是被給定的，象征乃是透過焦慮的刺激在動態中形成，因此，象征有可能變成畸零形態或是受抑製。
愈來愈顯而易見的是，克萊因的發現無法完全以弗洛伊德的學說來涵蓋，它需要某些嶄新的核心概念。在《論躁鬱狀態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35）以及《哀悼及其與躁鬱狀態的關係》（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40）兩篇論文裏，克萊因引入了全新的概念，也就是憂鬱心理位置。
克萊因在她的臨床工作中一貫以焦慮為其線索。她認為兒童同時受到兩種焦慮的牽製，一種是被害焦慮（persecutory anxieties），源自於壞的內在形象的存在，另外一種焦慮則源自於罪疚感和害怕失落。但一直要到1935年，她才開始清楚地區分這兩種焦慮——被害焦慮和憂鬱焦慮。她也一直強調生命的第一年對於後來發展的重要性。她最後得到的結論是，被害焦慮和憂鬱焦慮這兩種基本的焦慮，在發展上都源自於生命第一年的兩個階段。嬰兒在第一個階段為被害焦慮所宰製，這個階段也就是後來妄想症固著下來的階段（就像亞伯拉罕所論述的）。在發展上第二個關鍵階段，發生在嬰兒認出母親是一個完整的人之時。此時嬰兒與母親的關係不再隻是早期階段的部分身體關係，而是與整個人發生關係，因而嬰兒也會發現壞的形象與好的形象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也就是母親。這會讓嬰兒覺察到自己對這樣一個形象的愛恨交織情感。隨著如此的覺察、明了，嬰兒馬上會對攻擊這位所愛的人產生罪疚感，以及害怕在毀滅性的攻擊之下將會失去她。在幻想當中，嬰兒感覺到所愛與所恨的母親將被摧毀、將要失落，這帶來了罪疚、苦惱與失落感。這些感受漸漸會取代早期的被害感（persecution），引發出愛與修複的傾向。
克萊因寧願說這是不同的位置，而非階段使然，因為位置這個詞指涉到整個組織（organization）的作用、自我的狀態、客體關係的性質，以及幻想與防衛。在憂鬱心理位置當中所發生的改變具有非常微妙的意涵，它為生命帶來了一種新的麵貌與姿態。它標誌了對於精神現實覺察的肇端，並且也明確區分開精神病與非精神病的作用狀態。克萊因晚期的著作對這些相關的意涵投注了相當的心力。著手引入心理位置這個概念，也標誌了克萊因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她開始引用一種嶄新的後設心理學架構。
梅蘭妮·克萊因的作品肇始於兒童，也開啟了別開生麵的遠景。由於精神官能症與精神病都源自於兒童時期，對於兒童時期的所有發現當然也就與成人的心理學認識密不可分。克萊因也愈來愈傾向於在她的著作中引用成人病患的素材。她對於原始心智的發現，以及對於宰製著這些原始心智的精神病焦慮、防衛機製的發現，打開了一條理解嚴重心理疾病的嶄新道路。心理位置此概念以及隨之而來的修複衝動，也提供了我們認識正常的心理發展、升華與創造性的創新觀點。
漢娜·西格爾於倫敦，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