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哀悼與抑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中指出，哀悼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現實考驗（testing of reality）。他表示，“我們需要在哀悼中花時間仔細進行現實考驗的工作。當這項工作完成時，自我便能成功地讓它的原欲脫離已失落的客體。”（S.E. 14, p.252）同樣地，“原欲加諸在客體上的每個記憶與期望都會被帶出來，給予高度貫注，借此完成脫離。為何進行現實考驗時的妥協會如此痛苦，實在難以能量的角度來做解釋。而我們居然將這種痛苦所帶來的不愉快，視為理所當然，實在令人驚訝。”（p.245）他也在另一段中寫道：“我們甚至不知道進行哀悼工作時所借助的能量流動路徑。但是以下推論或許有助於了解這個現象：每個顯示原欲跟已失落之客體的依附之記憶和預期，都會遭遇客體已經不複存在的現實之判決。而自我在此時就會跟過去一樣，疑惑自己會不會遭遇同樣的命運。但由於自己還活著而衍生出自戀滿足（narcissistic satisfaction），便能說服自我切斷跟已失落之客體的連結。我們或許可以假設，這樣切斷的工作如此耗時漸進，等到工作終於完成時，所需要的能量也已經耗盡。”（p.255）
我認為，正常哀悼裏的現實考驗跟我們早期的心理曆程，有緊密的關聯。我的論點是，兒童會經曆跟成人的哀悼類似的心理狀態，或者說，成人在生命後期每次經曆哀傷時，童年早期的哀悼就會重來一遍。我認為，兒童克服哀悼狀態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現實考驗；而就如弗洛伊德強調的，這項曆程也是哀悼工作的一部分。
我在當時說過，嬰兒經曆的憂鬱感覺在斷奶之前、之間和之後，會到達高峰期。我將嬰兒的這種心理狀態稱之為“憂鬱心理位置”，並提出這是一種“原生狀態”（statu nascendi）的憂鬱。受到哀悼的客體是母親的**，以及**和乳汁在嬰兒心裏代表的一切，也就是愛、美好與安全。嬰兒會覺得失去了這一切，而之所以失去，都是因為自己對母親**無節製的貪婪、摧毀幻想和摧毀衝動。對於即將麵臨失落（這次是失去父母雙方）的許多痛苦，則來自於俄狄浦斯情境。俄狄浦斯情境很早就會出現，與斷奶的挫折息息相關，因此從一開始，就會由口腔欲望和恐懼所主宰。在幻想中攻擊所愛的客體，並因此害怕失去客體，這類循環也會延伸擴及幼兒對兄弟姐妹愛恨交織的關係上。幼兒會因為在幻想中攻擊在母親體內的兄弟姐妹，而產生罪疚感跟失落感。根據我的經驗，害怕失去“好”客體的哀傷與擔憂，就是憂鬱心理位置，也就是導致俄狄浦斯情境的衝突，以及兒童與他人之愛恨交織關係的主要原因。在正常的發展裏，這些哀悼與恐懼的感覺會以各種方式克服。
兒童在最初與母親，以及之後很快與父親和他人產生關係時，也同時開始了內化的曆程。這點我已經在我的著作裏一再強調。嬰兒吞並了父母之後，會具體地感受到深刻的潛意識幻想，覺得他們是他體內活生生的人。因此他們在他心裏，就是如我所稱的，“內在的”（internal）或“內部的”（inner）客體。於是兒童在潛意識心智裏建立起一個內在世界，這個世界反映他從別人和外在世界獲得的實際經驗與印象，但又被他自己的幻想和衝動所修改。如果那個世界裏的人與人之間，以及他們跟自我之間，能和平相處，內在的和諧、安全與整合就會隨之而來。
在與母親的關係中，嬰兒感受到的許多愉悅，充分證明了他所愛的客體——不論是“內在”或“外在”的——沒有受傷，也沒有變成試圖複仇的人。快樂經驗增加了愛與信任，減少了恐懼，幫助嬰兒一步步克服他的憂鬱和失落感（哀悼），也讓他能借由外界現實考驗他的內在現實。借由被愛，以及與他人關係中所獲得的快樂與安慰，他愈來愈信任自己與他人的好。而當他對外在世界可能毀滅的矛盾情緒和極度恐懼減少時，他也會愈來愈認為他心中的“好”客體，跟自己的自我能同時被拯救與保存。
對幼小兒童而言，不愉快的經驗和欠缺愉快的經驗，尤其是欠缺與所愛他人快樂和密切的接觸，會增加矛盾情緒，減少信任和希望，並強化他對內在毀滅和外在迫害的恐懼，進而產生焦慮。除此之外，它們還會減緩甚至永久遏止兒童追求長期內在安全感的良性曆程。
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所有新的經驗都必須符合當時主導的精神現實所提供的模式。但相反地，兒童的精神現實同時也會被他逐漸增加的、與外在現實相關的知識所影響。而隨著他的知識逐步增加，他也愈來愈能堅定地建立他內在的“好的”客體，同時他的自我也會利用這些知識，來克服憂鬱心理位置。
現在讓我們更進一步仔細地來討論這項發展進行的方式和心理機製。
在嬰兒身上，內射與投射的曆程都由互相強化的攻擊和焦慮所主導，也因此引發被可怕的客體迫害的恐懼。除了這樣的恐懼之外，嬰兒還會害怕失去所愛的客體，便產生了憂鬱心理位置。我初次提出憂鬱心理位置這個概念時，曾提出假設認為嬰兒內射整個所愛的客體後，會擔憂哀傷客體被摧毀（被“壞的”客體和本我摧毀），而這些痛苦的感受與恐懼，加上偏執的恐懼和防衛機製，就構成了憂鬱心理位置。也因此有了兩組不同的恐懼、感受和防衛機製，而它們盡管各不相同，卻又密切相關。在我看來，為了要在理論上清晰分析起見，這兩者是可以各自獨立出來的。第一組是被害的感受和幻想，主要特征是害怕自我遭到外在迫害者的摧毀。對抗這類恐懼的防衛機製主要是借由暴力的、秘密的或狡猾的方式摧毀迫害者。關於這類恐懼和防衛機製，我已經在其他地方詳細討論過。構成憂鬱心理位置的第二組感受，我之前也曾描述過，但沒有提出專用詞匯。現在我建議，用一個來自日常生活語言的簡單詞匯，例如，對所愛客體的“渴慕”，來描述害怕失去所愛客體，以及渴望重新找回對方等這類哀傷擔憂的感覺。簡而言之，“壞的”客體的迫害，和與之對抗的特定防衛機製，加上對所愛的（“好的”）客體的渴慕，就構成了憂鬱心理位置。
“……在最初的階段中，迫害客體與好客體（**）在孩子心中被遠遠地分開，隨著內射了完整的真實客體，它們彼此接近時，自我便一再訴諸分裂的機製——這機製對於客體關係的發展是如此重要，也就是分裂其意象為被愛的與被恨的，即好的與危險的。
“也許有人會認為，事實上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對於客體關係的愛恨交織，即與完整且真實的客體之關係。在意象的分裂中形成的愛恨交織，讓幼兒能更信任其真實客體及內化的客體——更愛它們，並更能實現兒童複原所愛客體的幻想。同時，偏執焦慮與防衛則被導向“壞”客體；自我從真實的“好”客體所獲得的支持，因逃離機製而增加了，這樣的機製在其外在與內在的好客體之間輪替著。（理想化）
躁動防衛機製與強迫式心理機製在運作時密切相關，因此會導致自我害怕強迫式心理機製的修複企圖也同樣失敗了。控製客體的欲望、征服或羞辱客體的施虐滿足、打敗客體的勝利感，都可能強烈地出現在修複的行動中（以思想、活動或升華進行的行動），以至於這項行動剛開始時的“善意”循環被打斷。本來要修複的客體再度變成迫害者，而被害恐懼再度複活。這些恐懼會增強偏執防衛機製（毀滅客體）及躁動防衛機製（控製客體，或讓客體動彈不得等）。進行中的修複行動因此受到幹擾，甚至中止，其受影響程度視這些機製而定。由於修複行動失敗，自我於是必須一再地訴諸強迫和躁動的防衛機製。
在正常發展過程中，當愛與憎恨之間取得相當的平衡，而客體的各個層麵也比較統一整合時，這些相互矛盾又密切關聯的方法也就能達到某種平衡，其強度也會減弱。在這方麵，我想特別強調跟鄙視及全能感息息相關的勝利感，它也是躁動心理位置的一個重要元素。我們知道，當兒童強烈渴望達到與成人相同的成就時，競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除了競爭以外，這些渴望中還摻雜了恐懼，以及希望“長大脫離”自己的缺陷（最終能克服自己的毀滅性，征服自己壞的內在客體，進而能夠控製它們），更是刺激他想達成各種成就的主要誘因。在我的經驗裏，舉凡希望逆轉兒童父母的關係、有力量掌控父母及打敗他們等想法，在某種程度都跟希望獲得成功有關。兒童幻想有一天他會變得強壯、高大、變成大人、有力量、有錢，有能力，而父母則會變成無助的兒童，或在其他幻想裏變得很老、很虛弱、窮困潦倒。但在這類幻想裏戰勝父母所引發的罪疚感，經常會妨礙個體在各方麵的努力。有些人會覺得自己不能成功，因為對他們而言，成功表示一定會羞辱甚至傷害到其他人，尤其是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們企圖達成某個目標的做法可能具有高度建設性的本質，但是裏麵暗示的勝利和隨之而來的傷害與損害，在個體心裏可能會壓過這些目標，而阻止這些目標實現。在個體內心深處，他戰勝的人就等同於他所愛的客體，因此他想要修複所愛個體的企圖會再度失敗，罪疚感也會無法消除。戰勝客體，對主體而言必然暗示客體也想戰勝他，因此會導致他的不信任和被害感。隨之而來的可能是憂鬱，或者躁動防衛機製增強，而對客體采取更暴力的控製。既然他無法與客體和解，也無法恢複或修複客體，因此被對方迫害的感覺再度占上風。這一切都會大幅影響嬰兒期的憂鬱心理位置，也會決定自我是否能成功克服這個心理位置。幼兒的自我因為控製、羞辱和折磨內在客體，而獲得勝利感。這種勝利感是躁動心理位置中的毀滅層麵，會幹擾主體彌補和重建和諧平靜的內在世界，因此也會阻礙早期的哀悼。
為了了解這些發展曆程，我們可以思考從輕躁的人身上觀察到的一些特征。輕躁的人對於人、原則或事件，經常會傾向於誇大的評價：過度欣賞（理想化）或鄙視（貶低）。伴隨而來的是他會從大範圍、大數量的角度去思考所有事物，同時抱持極度的全能感，借此抵抗自己最大的恐懼，也就是害怕失去唯一不可替代的客體——他心底深處仍舊在哀悼的母親。他習慣於貶低細節和小數目，經常對細節漫不經心，鄙視認真負責等，這都與強迫式心理機製中的一絲不苟、專注微小細節（弗洛伊德）等，形成強烈對比。
然而，這種鄙視，在某種程度上也來自於否認。他必須否認自己想要全麵而巨細靡遺地修複的衝動，因為他必須否認自己想修複的動機，也就是否認他對客體的傷害，和因此而來的哀傷與罪疚。
回頭來談早期發展的路徑，我們可以說，情感、智能與精神成長曆程中的每一步，都會被自我用來作為克服憂鬱心理位置的工具。兒童不斷成長的技能、天分和藝術能力，都讓他在精神現實上愈來愈相信自己具有建設性的能力，也讓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控製及掌握他的敵意衝動，和他的“壞”內在客體。來自各種源頭的焦慮因此得以釋放，導致攻擊性降低，進而減少他對“壞的”外在與內在客體的懷疑。個體於是對人有較強的信任，自我得到強化，而能進一步統一它的許多意象——外在、內在、愛的、恨的，並借由愛來降低憎恨，而邁向整體的整合。
當兒童借由考驗外在現實，不斷獲得多種證據和反證，而更相信及信任自己愛的能力、修複的能力，以及自己好的內在世界的整合與安全，他的躁動全能感就會減少，修複衝動的強迫特質也會降低，整體而言這就表示他安然度過了嬰兒期精神官能症。
現在我們必須將嬰兒期憂鬱心理位置，與正常的哀悼連結起來。我認為，哀悼者在實際上失去所愛時，會因為潛意識裏幻想自己同時失去了內在的“好”客體，而更感到痛苦。他會感覺自己內在的“壞”客體占了上風，而他的內在世界麵臨分崩瓦解的危險。我們知道，失去所愛的人會讓哀悼者產生衝動，想在自我中恢複失去的客體（弗洛伊德與亞伯拉罕）。但是我認為，他不但會將失去的人融入自己的內在（重新吞並），還會恢複（reinstate）他在發展之初，就已經內化到內在世界的好客體（終極而言就是他所愛的父母）。每次個體感受到失去一個所愛的人時，就會同時覺得這些客體也被傷害，被毀滅了。此時，早期的憂鬱心理位置，以及隨之而來的，由**受挫情境（breast situation），也就是俄狄浦斯情境和其他所有源頭衍生的焦慮、罪疚、失落感與哀悼感等，都重新啟動了。在所有情緒當中，害怕遭到恐怖的父母剝奪與懲罰，也就是被害感，會在心底深處再度被喚醒。
例如，一個女人麵對孩子的過世，除了哀悼與痛苦之外，她早期認為“壞”母親會對她報複剝奪的恐懼，也會重新啟動並獲得確認。因為她曾在自己早期的攻擊幻想中奪走母親的嬰兒，因此她害怕遭到懲罰，而這也強化了她對母親的愛恨交織，導致她對他人的憎恨和不信任。在哀悼狀態下，情緒或被害感的強化會帶來更多痛苦，因為它會增加愛恨交織和不信任感，而阻礙本來在這時候可能有幫助的友善關係。
在正常的哀悼裏，早期的精神病式焦慮會被重新啟動。哀悼者事實上是生病了，但卻因為這種心理狀態非常普遍，而被認為很自然，也不會稱之為疾病（基於類似的道理，在近幾年之前，正常兒童的嬰兒期精神官能症也不被認為是精神官能症）。更精確地說，我的結論是：主體在哀悼時，會經曆較輕微的、暫時性的躁鬱狀態，然後加以克服，這也重複了兒童在正常的早期發展中的曆程，雖然兩者是處於不同的外在環境，並有不同的表現。
對哀悼者而言，最大的危險來自於他將對死者的憎恨轉向自己。這種憎恨在哀悼情境下的表現之一，就是感受到戰勝死者的勝利感。我在本文的前麵提到過勝利感是嬰兒發展中躁動心理位置的一部分。每次有愛的人死去，嬰兒希望父母和兄弟姐妹死亡的願望，其實就實現了，因為死者必定在某種程度上代表某一個最初的重要形象，也因此承受與該形象有關的一些情感。因此他的死亡，盡管在其他方麵可能帶來極大的打擊，但在某種程度上仍會讓主體感覺像獲得勝利，引發他的勝利感，也引發更多的罪疚感。
在這點上，我的觀點與弗洛伊德不同。他說：“首先，正常的哀悼會克服客體的失落，而當哀悼持續時，則會耗盡自我的所有能量。那麽，就能量狀況而言，為何在完成哀悼之後，卻沒有暗示顯現出勝利的階段？我發現我們很難簡單明了地回答這個異議。”（S.E. 14, p.255）根據我的經驗，即使是在正常的哀悼裏，勝利感也會無可避免地出現，而且可能影響哀悼工作，或者相當程度導致哀悼者感受困難與痛苦。對死者的憎恨會以多種方式顯現，而憎恨在哀悼者心裏占上風時，不但會使死去的人變成迫害者，還會動搖哀悼者的信念，讓他無法再相信內在的好客體。無法相信內在的好客體帶來最痛苦的影響便是幹擾理想化的曆程，而理想化曆程卻是心理發展中一項很重要的中介步驟。對於幼兒來說，理想化的母親可以抵抗報複的或死去的母親，和抵抗所有壞的客體，因此代表了安全和生命本身。如我們所知，哀悼者可以借由回憶死者的善良與美好特質，獲得很大的安慰，其中部分原因就是他能暫時理想化所愛的客體，而感到安心。
為說明正常的哀悼者如何重建與外在世界的關聯，我陳述一個案例。A太太的年輕兒子在學校裏突然意外死亡，對她造成重大的打擊。在她兒子過世後的頭幾天裏，她一直埋首整理信件，留下他的信，並丟掉其他所有信件。這表示她是潛意識地試圖在心裏修複他，將他安全地保存在那裏，同時丟棄她覺得對此漠然，甚至是懷抱敵意的其他一切——也就是“壞”的客體、危險的排泄物與不好的情緒等。
有些哀悼中的人會整理房子，重新擺放家具。這些行為來自強迫式心理機製，也就是嬰兒抵抗嬰兒期憂鬱心理位置的防衛機製之一。
在兒子死後頭一周，她哭得不多，而淚水帶給她的安慰也不像之後那麽多。她覺得麻木，整個人封閉起來，身體狀態也近乎崩潰。但是見到一、兩個親近的人，仍能帶給她一些安慰。在這個階段，通常每天都會做夢的A太太，因為潛意識深刻否認她實際的失落，而完全停止做夢。但在這一周結束時，她做了這個夢：
她看到兩個人，一個母親跟一個兒子。母親穿著一件黑洋裝。做夢者知道這個男孩子已經死了，或即將死去。她沒有感覺到哀傷，但是對這兩個人有一絲敵意。
對這個夢的聯想帶出了一段重要的記憶。在A太太還很小的時候，她哥哥因為學業表現不佳，必須請跟他同齡的同學（我稱他為B同學）指導功課。B同學的母親來找A太太的母親，安排指導課業的事，而A太太回憶起這件事時，情緒很強烈。她記得B同學的母親表現得高高在上，而她母親在B太太眼中則顯得很氣餒的樣子。她自己覺得，仿佛有令人害怕的恥辱降臨在她原本很崇拜而愛慕的哥哥身上，以及整個家庭裏。這個比她年長幾歲的哥哥，本來在她眼中擁有充分的知識、技巧和力量——是集合所有優點的化身。但是她發現他對學校課業的無能之後，這個理想就粉碎了。然而，她之所以對這件事有這麽強烈而持續的感覺，始終覺得這是無可挽回的不幸，最大原因是這似乎實現了她想傷害哥哥的希望，進而引發她潛意識中的罪疚感。她哥哥對這件事顯然也很懊惱，清楚表現出厭惡憎恨B同學。當時A太太強烈認同哥哥這些厭惡的情緒。A太太在夢裏看到的那兩個人是B同學跟他母親，而在夢中她知道那個男孩子死掉，則是表達出A太太小時候希望他死掉。但是在此同時，她也在夢中希望實踐她被潛抑得很深的一個願望，也就是她希望借著哥哥的死，來懲罰和剝奪她母親。因此我們可以看出，A太太雖然非常崇拜愛慕哥哥，但也一直在各方麵嫉妒他，包括嫉妒他比較有知識，嫉妒他在心智上和生理上比她優越，以及嫉妒他擁有陰莖等。她也嫉妒她摯愛的母親擁有這樣的兒子，因此希望哥哥死掉。所以她在夢裏的一個想法是：“某個母親的兒子死了，或將死去。應該死掉的是這個傷害了我母親跟哥哥的、討厭女人的兒子。”但是在更深的層麵，希望她哥哥死掉的願望也重新啟動了，所以她夢裏的另一個想法是：“死的是我母親的兒子，不是我的兒子。”（事實上，她母親及她哥哥都已經過世了）這引出了另一個互相衝突的感受——對她母親的同情跟對自己的哀傷。她覺得：“這樣的死亡一次就夠了。我母親失去了她兒子，不應該再失去孫子。”她哥哥去世時，她除了深感傷痛以外，潛意識裏也覺得打敗了他。這種打敗他的勝利感來自於她小時候對他的嫉妒，但同時也引起相對的罪疚感。她把她對哥哥的一些感受，帶到對兒子的感情裏。她愛她兒子時，也等於在愛她哥哥。在此同時，她對哥哥的一些矛盾情緒雖然已經被她強烈的母性情緒修正，但仍轉移到她兒子身上。她在哀悼哥哥時，除了哀傷以外，還伴隨著勝利感和罪疚感，而這些感受也進入了她現在的哀悼中，顯現在這個夢裏。
我們現在來討論這項分析素材顯現的各種防衛機製的交互作用。當個體失去親人時，躁動心理位置便會受到強化，其中又以否認機製特別活躍，所以A太太在潛意識裏強烈否認兒子已經過世。當她無法再繼續如此強烈否認，又還無法麵對痛苦和哀傷時，勝利感，也就是躁動心理位置的另一個元素，便受到強化。如分析中的聯想所顯示，這個思緒的內容似乎是：“一個男孩子死掉，不一定帶來的都是痛苦，有時候甚至會帶來滿足。現在我就報複了這個傷害我哥哥的討厭男孩。”唯有經曆艱苦的分析工作，才可能顯現出她感受到打敗哥哥的勝利感，以及這勝利感在此時被重新喚起及強化。但這項勝利是來自於能控製內化的母親和哥哥，以及打敗他們。在這個階段，對內在客體的控製被強化了，於是她自己的不幸和哀傷也被置換到她內化的母親身上。她的否認機製再度開始運作。她否認自己的精神現實，否認自己與內在母親其實是同一人，是一起在受苦。否認對內在母親產生同情與愛，反而強化對內化客體的報複與勝利感，這其中部分的原因是這些內化客體因為她自己的報複感覺，而變成了迫害的形象（persecuting figures）。
這個夢裏隻有一個很小的征兆，表示A太太在潛意識中愈來愈認知失去兒子的是她自己（顯示否認正在減少）。在做這個夢的前一天，她穿了一件有白色領子的黑色洋裝。而夢中的那個女人穿著的黑洋裝，領口處也有一圈白色的東西。
做了上述那個夢的兩天後，她再度做夢：
她跟她的兒子一起飛著，然後她兒子不見了。她覺得這代表他死了——他溺死了。她覺得自己好像也會溺死——但是這時她奮力一搏，脫離了危險，回到活著的世界。
聯想顯示，她在夢裏決定不跟她兒子一起死，而要活下來。即使是在夢裏，她似乎也覺得活著是好的，死是不好的。在這個夢裏，她的潛意識比兩天前的那個夢，更能接受她已經失去兒子的事實。哀傷與罪疚感變得比較接近。勝利感表麵上似乎消失了，但分析顯示，其實它隻是減弱而已。她對自己還活著感到滿足，相對地，兒子則已經死了，這點仍顯示出她的勝利感。已經浮現的罪疚感部分原因就來自這種勝利感。
我不由得在這裏想到弗洛伊德在《哀悼與抑鬱》文中所說的一段話：“每個顯示原欲與失落客體鏈接的記憶和預期，都會遭遇客體已經不複存在的現實判決。而自我在此時就會跟過去一樣，疑惑自己會不會跟客體有同樣的命運。但由於自己還活著而衍生出來的自戀滿足，便能說服自我切斷跟已死亡的客體的連結。”（S.E. 14, p.255）弗洛伊德似乎認為勝利感元素不會出現在正常哀悼中，但我認為，這種“自戀滿足”其實就包含了較溫和的勝利感元素。
進入哀悼第二周後，A太太發現觀看風景優美的鄉下房子，以及希望擁有這樣一棟房子，可以帶給她一些慰藉。但是這些許慰藉很快就會被突如其來的哀傷絕望打斷。她現在經常哭，因流淚獲得紓解。她之所以能從看這些房子得到慰藉，是因為她能借由這項興趣在幻想中重建她的內在世界，也是因為她會借由知道其他人的房子和好的客體仍舊存在，而感到滿足。根本上而言，這代表她在內在與外在世界重新創造自己的好父母，將他們結合在一起，讓他們快樂而有創造性。在她心裏，她借此補償了父母，彌補自己在幻想中殺死了他們小孩的罪過，也避免了他們的憤怒。因此她不再那麽恐懼自己兒子的死，是她父母為了報複而加之於她的懲罰，也不再那麽強烈地覺得她兒子是借由死來打擊她，懲罰她。當這樣的怨恨和恐懼減輕後，哀傷才能完全宣泄出來。之前懷疑和恐懼感的強化，增強了她被內在客體迫害和掌控的感覺，也使她更強烈地想反過來掌控他們。這些都表現在她內在關係和感覺的僵化（hardening）上——也就是她躁動防衛機製的增加（在第一個夢中顯現出來）。如果哀悼者能相信自己和他人的“好”，因此減少恐懼，而降低這些防衛機製，就能完全臣服於自己的感覺，並用哭泣宣泄對實際失落的哀傷。
跟感覺的宣泄密切相關的投射與射出（ejecting）曆程，似乎在某些哀傷的階段會被一種廣泛的躁動控製所抑製，而在這種控製放鬆時，才能再度比較自由地運作。哀悼者不但經由哭泣表達自己的感受、減輕緊張，更因為在潛意識裏淚水等同於排泄物，因此他也借由哭泣排出他“壞的”感覺和“壞的”客體，而能從哭泣中獲得更大的紓解。當內在世界有較大的自由，就表示內化的客體不再被自我牢牢控製，而能有較大的自由，也就是容許客體本身有更大的感覺上的自由。在哀悼者的心裏，他內在的客體也同感哀傷。在他心裏，他們分享他的哀傷，就像真實的好父母會做的一樣。詩人說：“天地同悲。”我相信，在這裏“天地”就代表了內在的好母親。但是內在客體之間是否能同理與分享哀傷，同樣與外在客體息息相關。如我之前所說，當A太太較能信任實際的人事物，並且得到外界幫助時，就比較能放鬆對自己內在世界的躁動控製。因此當內射（以及投射）更自由地運作時，主體也能從外界得到更多的“好”與愛，在內心感受到更多善與愛。在哀悼的早期，A太太在某種程度上覺得她的失落是她試圖報仇的父母加諸她身上的懲罰，但現在她已經能在幻想中感受到她（早已去世）父母的同情，以及他們試圖支持她、幫助她。她感覺他們也承受了嚴重的失落，跟她同樣哀傷，就像他們如果還在世會有的感受一樣。在她的內在世界裏，嚴苛與懷疑已經降低，哀傷隨之增加。她流下的眼淚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她內在父母流下的眼淚，而她也想安慰他們，就像他們在她的幻想裏也會安慰她一樣。
如果主體逐漸重獲內在世界的安全感，就會開始容許自己的感覺和內在客體重生，重新創造的曆程於是展開，希望重新出現。
如我們在前麵所見，這樣的變化來自於構成憂鬱心理位置的兩組感覺的特定轉變：被害感減少，以及完全感受到對失落客體的渴慕。換句話說，就是怨恨消退，而愛被釋放。被害感在本質上必定是由怨恨而滋長，又反過來滋長怨恨。更進一步而言，被“壞”客體迫害和監視的感覺，必定使主體覺得需要持續地監視這些客體，而導致主體更依賴躁動防衛機製。這些防衛機製，由於主要都用於抵抗被害感（而非抵抗對所愛客體的戀慕），因此具有相當強烈的施虐與強烈的性質。當迫害降低時，對客體的敵意依賴，以及相伴的怨恨，也就降低了，而躁動防衛機製也就放鬆了。主體會渴慕失落的所愛客體，所以也會對他依賴，但這種依賴會激發主體去修複和保存客體。這種依賴是以愛為基礎，所以有創造性，但以迫害與怨恨為基礎的依賴不但貧瘠，甚至更有破壞性。
因此當主體徹底感受哀傷，絕望升到最高點時，對客體的愛也最是高漲，哀悼者也會更強烈感覺內在和外在的生命終究都會延續下去，而失去的所愛客體可以保存在心裏。在這個哀悼階段，痛苦能帶來創造力。我們知道各種痛苦經驗都可能激發升華，甚至引發某些人新的天賦，讓他們在挫折和磨難的壓力下，開始畫畫、寫作或從事其他創造性活動。有些人會在其他方麵變得有創造力，例如更能欣賞人事物、與別人相處時更寬容，或是變得更有智慧。我認為，人便是經由類似我們前麵所探討的哀悼曆程各階段，才能得到這樣的收獲。也就是說，不快樂經驗引起的任何痛苦，不論是什麽性質，都跟哀悼有共通點。它會重新啟動嬰兒期的憂鬱心理位置。遭遇和克服任何類型的逆境所需的心理工作，都跟哀悼有相似處。
哀悼曆程中的任何進展似乎都會加深個人與內在客體的關係；使個人感受在失去客體後又重獲客體的快樂（“天堂失落又重得”）；增加對客體的信任與愛，因為客體被證實畢竟還是善良而有幫助的。這跟年幼的孩子慢慢建立自己與外在客體的關係，非常類似。因為幼兒對客體的信任，不但來自於快樂的經驗，也來自於發現自己在克服挫折和不愉快的經驗後，還能保存好的客體（在外在與內在世界裏）。在哀悼工作裏，躁動防衛放鬆，生命於內在世界重生，內在關係變得更為深化，這個階段非常類似於嬰兒在早期發展中逐漸獨立於外在和內在客體的階段。
我們回到A太太的例子上。她能夠因觀看漂亮的房子而獲得慰藉，是因為她逐漸覺得可以重新創造自己的兒子與父母。生命在她的心裏和外在世界裏重新開始。這時候她又能做夢，並在潛意識中開始麵對自己的失落。她現在比較想見朋友了，但是一次隻能見一個人，隻能見很短的時間。然而，這種獲得較大慰藉的感覺，仍不時被痛苦的時刻打斷（哀悼曆程跟幼兒發展一樣，主體內在的安全感不是以直線方式增加，而是一波波不斷後退又前進）。例如，在哀悼幾周後，A太太跟一個朋友在熟悉的街道散步，想要重新建立舊有的情感連結。但她突然意識到街上的人多到讓她難以承受，房子都顯得怪異，而陽光則像是人造的一般虛假。她不得不躲到一間安靜的餐廳裏。但在餐廳裏，她又覺得仿佛天花板就要塌下來，而四周的人都變得模糊不清。她自己的房子突然變成全世界唯一安全的地方。分析明確地顯示出，周圍那群人駭人的漠然態度，其實是在反映她自己的內在客體。在她心裏，這些內在客體已經變成許多“壞的”迫害客體。她覺得外在世界是人造的、虛假不實，是因為她暫時無法再相信內在世界的“好”。
許多哀悼者在重建與外在世界的聯係時，進展之所以很小、很緩慢，是因為他們必須跟內在的混亂搏鬥。基於同樣的道理，嬰兒在客體世界中發展信任時，一開始也隻能跟少數幾個他愛的人建立聯係。嬰兒客體關係發展的逐步而緩慢，無疑是有許多原因的，例如他的智能未成熟等，但是我認為他內在世界的混亂狀態也是原因之一。
幼兒憂鬱心理位置，與正常的哀悼的差別之一是，當幼兒失去對他而言代表“好”、幫助和保護客體的**或奶瓶時，即使母親在麵前，他也會感到哀傷。但是對大人而言，是因為實際上失去了真實的人，才會感到哀傷。但是因為他已經在生命早期，在自己心裏建立了“好的”母親，所以能借此抵禦令人難以承受的失落。然而，年幼的孩童最害怕的是同時失去外在與內在的母親，因為他還沒有在心瑞安穩地建立起內在的母親。在這樣的掙紮中，與實際母親的關係會帶來莫大的幫助。同樣地，如果哀悼者有他愛的，能與他分擔哀傷的人，而且他能接收他們的同情，就比較能恢複內在世界的和諧，也比較容易減輕恐懼和痛苦。
我在前麵描述了我在哀悼工作和憂鬱狀態中觀察到的一些曆程，接下來，我想將我的論點與弗洛伊德跟亞伯拉罕的研究加以比較。
亞伯拉罕參照弗洛伊德的理論，並在研究抑鬱症背後古老心理曆程的本質後，認為正常哀悼中也會有同樣的這些心理曆程。他的結論是，正常的個人能在哀悼時，成功地在自我裏麵重建失去的所愛對象，而抑鬱症患者則無法做到這點。亞伯拉罕也描述了影響哀悼工作成功或失敗的一些基本要素。
但根據我的經驗，我認為雖然正常哀悼的重要特征是個人能在內心重新建立失落的所愛客體，但這並不是他第一次這麽做。他是在哀悼過程中，重新恢複（reinstate）這個客體，和他覺得他所愛並失去的其他所有內在客體。所以他其實是在重新發現他童年時就已經獲得的東西。
如我們所知，個人在早期發展時就已經在自我中建立了自己的父母（如我們所知，弗洛伊德是在了解抑鬱症和正常哀悼中的內射曆程時，發現了正常發展過程中超我的存在）。但是關於超我的本質和個人發展超我的曆史，我的結論則不同於弗洛伊德。我過去就經常指出，從生命之初就開始的內射與投射的曆程，讓我們在心裏建立了所愛與所恨的客體。這些客體被分別認為是“好的”跟“壞的”，彼此間互相關聯，也跟自我互相關聯。也就是說，他們構成了一個內在世界。這群內化的客體被組織起來，並伴隨著自我的構成，而在心智的較高層次形成超我。因此，弗洛伊德認為超我是一種現象，是建立在自我中實際父母的聲音與影響。但根據我的發現，我認為超我是一個複雜的客體世界，而個人是在深層潛意識裏感覺這個世界是具體存在他體內，因此我跟一些同事稱此為“內化的客體”和“內在世界”。多得難以計數的客體被自我包含進來形成了內在世界，這些客體一部分來自於兒童在發展過程的各階段裏，出現在兒童潛意識中許多不同層麵（不論好壞）的父母（和其他人）。此外，這些客體也是由許多實際的人，在不斷變化的外在經驗和幻想經驗中，被個人持續內化的結果。所有這些在內在世界裏的客體彼此之間，以及其跟自我之間，都有無限複雜的關係。
我在此將超我組織的描述應用於哀悼的曆程，並與弗洛伊德的論述做個對比，就能更清晰地說明我論述這項曆程時的特點。我認為，在正常哀悼中，個人重新內射並重新恢複的，除了實際上失去的客體以外，也包括他覺得“好的”內在客體，也就是他所愛的父母。當失落實際發生時，他的內在世界，也就是這個他從小就開始建立的世界，也在幻想中同時被摧毀了。而個人必須重新建立這個內在世界，才能成功完成哀悼工作。
分析師必須了解這個複雜的內在世界，才能找出並化解過去未知的各種早期焦慮情境。因此這樣的認知對相關理論和治療，應該有難以估計的重要性。我也相信，唯有將這些早期的焦慮情境納入考慮，才可能更徹底了解哀悼問題。
我要在此說明跟哀悼有關，而且我發現也與躁鬱狀態密切相關的一項焦慮情境。我指的是，個人會對內化父母進行毀滅性的**感到焦慮，並會覺得內化的父母和自我都不斷受到暴力毀滅的威脅。以下我將摘錄一位病人D的幾個夢。D是一位四十歲出頭的男性，有強烈的偏執和憂鬱特質。我不會在此描述該案例的整體細節，隻會集中於說明病人母親的死，如何在病人心中激起這些特定的恐懼和幻想。在我討論的時候，病人的母親已經病重一段時間，並且陷入半昏迷狀態。
有一天在分析時，D以怨恨刻薄的口氣談到他母親，指控她一直讓他父親不快樂。他也談到他母親的家族裏曾有一個人自殺，還有一個人發瘋。他說他母親已經好一段時間“一塌糊塗”。他也兩度用“一塌糊塗”這個詞形容自己，然後說：“我知道你要把我逼瘋，然後把我關起來。”他講到一頭動物被關在籠子裏。我詮釋說，他覺得他發瘋的親戚和他一塌糊塗的母親都在他裏麵。此外他恐懼被關到籠子裏，多少暗示他在心底深處恐懼把這些人包含在自己體內，使自己也發瘋。然後他告訴我他前一晚的夢：
他看到一頭公牛躺在農場院子裏。這頭公牛還沒有真的死掉，看起來很危險，令人毛骨悚然。他站在公牛的一邊，他母親站在另一邊。他逃到房子裏去，但覺得自己不應該拋下母親單獨麵對危險。但他隱約地希望她能逃走。
我的病人對這個夢產生的第一個聯想，是關於當天早上把他吵醒，讓他很不高興的那隻黑鸝鳥，這讓他自己都很驚訝。接著他講到他出生地美國的水牛。他一直都對水牛很有興趣，看到時也會被它們吸引。此刻他說有人會射殺水牛，拿它們來當作食物，但是水牛已經快要絕種，應該受到保護。然後他說了一個故事，說有一個男人因為怕被站在旁邊的公牛踩死，被迫在地上躺了好幾個小時，動彈不得。他也聯想到一個朋友農場裏，一頭真正的公牛。他最近才看過那頭牛，而他覺得那頭牛讓人不寒而栗。這座農場在他的聯想中代表他自己的家。他許多童年時光都是在他父親擁有的一座農場裏度過。在這當中，他還聯想到花的種子從鄉村散播出來，在城市的花園裏落地生根。當天晚上D見到那座農場的主人，強烈勸他要小心控製那頭公牛（之前D就聽說過那頭公牛不久前破壞了農場上的一些建築）。病人就在同一天晚上，接到母親過世的消息。
我接下來對病人指出這頭公牛攻擊他母親是帶有性意涵，並將此連結到他對於那天早上被鳥吵醒的惱怒（他對關於公牛的夢所做的第一個聯想）。我提醒他說，在他的聯想裏，鳥經常代表人，而這些鳥發出的噪音——其實他已經很習慣這種聲音——對他而言則代表他父母有危險性的**。當天早上這種聲音之所以如此讓人無法忍受，是因為那個公牛的夢，也是因為他對母親的病危感到嚴重焦慮。對他而言，他母親的死代表被他內心的公牛摧毀，因為他已經開始哀悼，所以把她內化在這樣危險的情境裏。
我也指出這個夢中較代表希望的層麵，例如他覺得母親或許可以自己逃離公牛，他事實上很喜歡黑鸝鳥和其他鳥類等。我也指出這些素材裏呈現的修複和重新創造的傾向，例如他父親（水牛）應該受到保護，也就是免於受到病人本身的貪婪傷害。我也提醒他，他想把他喜愛的鄉村的花朵種子散播到城市裏，這代表他跟他父親創造出新的嬰兒，作為對他母親的彌補——這些活生生的嬰兒也可以讓她的生命延續下去。
在經過這些詮釋之後，他終於能告訴我，他母親前一晚就過世了。他接著出乎尋常地承認，他完全了解我對他詮釋的內化曆程。他說他接到母親過世的消息後，覺得惡心想吐，但即使是在當時，他也覺得沒有生理因素可以引起這個反應。現在他覺得這似乎確認了我的詮釋，顯示他確實內化了他與垂死父母對抗的整個想象情境。
在這次分析時間裏，他流露出強烈的憎恨、焦慮和緊張，但幾乎沒有任何哀傷。但是在我詮釋之後，分析時間快結束時，他的情緒軟化下來，某些哀傷顯現出來，他也感受到了些許慰藉。
在母親喪禮過後的那天晚上，D夢見X（對他而言形同父親的人），以及另一個人（代表我）想要幫他，但是他卻必須對抗我們才能活下去，就如他說的：“死神要取我性命。”在這次分析時間裏，他再度怨恨地說精神分析會讓他崩潰瓦解。我對他詮釋說，他覺得給予幫助的外在父母，同時也是跟他對抗的，試圖將他瓦解，會攻擊並摧毀他的父母，也就是他內心那頭半死的公牛和垂死的母親。他也覺得我本身跟精神分析就代表他體內的危險人物與事件。他告訴我，在他母親的喪禮上，他曾一度懷疑他父親是否也死了，這也證實了在他心裏，他內化的父親瀕臨垂死或已經死去（他的父親在現實裏仍然活著）。
在這次分析時間快要結束，他的憎恨和焦慮也降低之後，他再度變得比較合作。他提到說，他前一天從他父親房子的窗戶望向花園，覺得很寂寞，並在此時看到草叢裏有一隻鰹鳥，覺得很討厭。他認為這隻討厭的、愛破壞的鳥可能會擾亂別的鳥，下蛋在別人的鳥巢裏。然後他聯想到他在不久前，曾看到許多束野花被丟在地上——可能是小孩子摘下來之後亂丟。我再度詮釋說他的憎恨和苛刻是他防衛機製的一部分，用來抵抗哀傷、孤單和罪疚感。那隻會帶來破壞的鳥，還有那些搞破壞的小孩，就跟以前常有的例子一樣，都代表他自己，因為他覺得自己摧毀了父母的家與幸福，還殺害了他母親肚子裏的孩子，進而殺了他母親。在這方麵，他的罪惡感來自於他曾在幻想中直接攻擊母親的身體。而在那個公牛的夢裏，他的罪惡感則來自於他將父親變成一隻危險的公牛，實現他的施虐願望，並間接攻擊了他母親。
D在母親喪禮過後的第三天晚上，又做了一個夢：
他看到一輛巴士不受控製地朝他衝來——顯然沒有人駕駛。巴士朝一間小屋衝去。他看不到那小屋怎麽了，但他知道它“肯定會燒起來”。然後兩個人從他後麵出現，打開了小屋的屋頂，往裏麵看進去。D說他“看不出來這樣做有什麽意義”，但是他們似乎認為這樣會有幫助。
這個夢顯示他恐懼父親借由他自己同時也希望的同性戀行為，將他閹割。此外，這個夢也表達了跟公牛的夢相同的內在情境——他母親在他心裏的死亡，以及他自己的死亡。那間小屋代表他母親的身體、他自己，還有他心底的母親。在他心裏，巴士摧毀小屋象征的危險**不但發生在他母親身上，也發生在他身上，最重要的是，發生在他心底的母親身上，這也是最主要的焦慮來源。
從他後麵出現（他當時指著我的椅子），並打開屋頂的兩個人，表示他自己跟我兩個人看進他的裏麵和他的心底（精神分析）。這兩個人也代表我是他父母結合的“壞”角色，包含了危險的父親，因此他懷疑看進小屋裏麵（分析）能帶給他什麽幫助。不受控製的巴士也代表他自己跟他母親進行危險的**，並表達他對自己的“壞”**的恐懼與罪疚。在他母親還沒過世，但已經開始重病時，他發生一次意外，開車撞上路邊一根杆子，還好沒有嚴重後果。這似乎是潛意識的自殺企圖，是他想要摧毀內在的“壞”父母。這場意外也代表他的父母在他內心進行的危險**，因此是一場內在災難的行動化（acting out）與外化。
父母經由“壞的”**結合的幻想，或者說，是隨之而來的各種情緒的累積，包括欲望、恐懼、罪疚感等，相當程度地幹擾了他跟父母雙方的關係，並在他的疾病和他整體的發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對父母實際**所引發的情緒做分析，尤其是經由分析這些內化的情境，病人才能真正感受對母親的哀悼。但是他從小到大一直在抵擋由嬰兒期的憂鬱感覺而衍生出來的，關於失去母親的憂鬱和哀傷，也一直否認自己對母親深刻的愛，所以潛意識裏，他一直在強化自己的憎恨和被害感，以免要忍受失去深愛的母親的恐懼。當他對自己的破壞性不再如此焦慮，對自己修複和保存母親的能力也更有信心後，被害感隨之減輕，而對母親的愛也逐漸浮現上來。但是同時他也愈來愈感受到對母親的哀悼與渴盼，這是他從小就一直潛抑否認的。當他哀傷而絕望地經曆這段哀悼曆程時，他對母親深埋的愛也愈來愈明顯，他跟父母的關係也發生了改變。有一次，他提到一段愉快的童年回憶，並且說出“我親愛的老爸老媽”——這是他從來沒用過的說法。
我在本文及前一篇論文中，都討論到個人無法成功克服嬰兒期憂鬱心理位置的深層原因。這種失敗可能會導致憂鬱症、躁症或妄想症。我在上述論文中便指出自我可能使用幾種方式，以企圖逃避憂鬱心理位置可能帶來的痛苦，包括投奔內在的好客體（可能導致嚴重的精神病），或投奔外在的好客體（可能導致精神官能症）。但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基於強迫、躁動和偏執防衛機製，而產生的方法。每種方法的使用比例雖然會有個別差異，但在我的經驗裏，都有同一目的，要讓個人能逃避憂鬱心理位置帶來的痛苦（如我先前指出，這些方法在正常發展中也都扮演一定角色）。對無法感受哀悼的人進行分析時，就可清楚看到這點。他們覺得自己無法拯救所愛的客體，並在內心安穩地恢複他們，因此會比之前更強烈地抗拒他們，否認對他們的愛。這表示他們整體的情緒都可能被抑製，但有些人則隻有愛的感覺被壓製，憎恨反而被增強。在此同時，自我還會利用各種方式處理被害恐懼（憎恨愈被強化，被害恐懼就會愈強烈）。舉例來說，內在的“壞”客體被以躁動的方式征服，無法動彈，並同時被否認，又被強烈投射到外在世界裏。有些無法感受哀悼的人可能必須嚴厲地限製自己的情感生活，使自己整體個性變得貧乏，才能避免爆發躁鬱症或妄想症。
這類型的人是否能維持某種程度的心理平衡，經常取決於這些方法如何交互作用，以及個人是否能在其他層麵，仍然保有他們否認的、對失去客體的愛。與那些在他們心裏不會太接近失去客體的人維持關係，或對一些事物和活動保有興趣，可能都會吸收一些屬於正失去之客體的愛。雖然這些人際關係和升華都會有一些躁動和偏執特質，但確實能提供一些慰藉，並減輕罪疚感，因為經由這些關係與活動，被拒絕及因此被摧毀的所愛客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獲得恢複而保有。
如果我們的病人經由精神分析，而減少對破壞與迫害的內在父母的焦慮，憎恨便會隨之減少，進而使焦慮進一步降低。此時病人就能修改他們與父母的關係——不論父母是否在世——並在某種程度內恢複他們，即使實際上有怨恨的理由。當病人有這樣較高的寬容後，就可能在心裏、在“壞的”內在客體之外，較安穩地建立“好的”父母形象，或者更進一步因為信任“好的”客體，而減緩對“壞的”客體的恐懼。這表示他們將能充分感受情緒——哀傷、罪疚、哀悼，以及愛和信任——而度過哀悼曆程，之後還能加以克服，最終並做到小時候未能做到的，克服嬰兒期的憂鬱心理位置。
總結來說，在正常的哀悼、異常的哀悼，以及躁鬱狀態中，嬰兒期憂鬱心理位置都會重新啟動。包含在這個專用詞匯下的複雜情感、幻想與焦慮，其本質就足以支持我的論點，也就是兒童在早期發展時會經曆短暫的躁鬱狀態及哀悼狀態，並經由嬰兒期精神官能症加以修正。在度過嬰兒期精神官能症之後，嬰兒期憂鬱心理位置就會隨之被克服。
異常哀悼及躁鬱狀態，與正常哀悼之間的根本差異是：躁鬱症患者與無法完成哀悼工作的人，雖然彼此的防衛機製可能截然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無法在童年早期，在內在世界建立內在的“好的”客體，並覺得安全。他們都沒有真正克服嬰兒期的憂鬱心理位置。相反地，在正常哀悼裏，早期的憂鬱心理位置會因為失去所愛的客體而被重新喚起，再度被修正，並借由自我在童年使用的類似方法加以克服。個人在內心修複他實際上失去的所愛客體時，同時也是在自己內心重建他最初的愛的客體——也就是“好的”父母——因為在失落實際發生時，他會擔憂也會失去這內心的客體。個人借由在內心恢複“好的”父母及最近失去的人，重建因此分崩離析遭受威脅的內在世界，而能克服自己的哀傷，重獲安全感，並達到真正的和諧與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