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期兒童的分析技巧
潛伏期兒童的精神分析往往顯得比較棘手。對於幼童來說，他們生動的想象力與尖銳的焦慮，使我們能夠很容易走近與接觸他們的潛意識世界。相比幼童，潛伏期兒童的想象力比較有限，而且有很強的壓抑傾向，這是他們這個年齡段兒童的特征。而與成人相比，他們的自我又未完全開發，故而無法洞察自己的疾病，自然也沒有治療的欲望，所以他們既缺乏開始分析的誘因，又缺乏繼續分析的動力。雪上加霜的是，這個階段的兒童總是比較戒備並對人缺乏信任。產生這種態度的部分原因是，對**的抗拒掙紮深深占據著他們的心靈，這讓他們對任何帶著搜尋、審問、觸及他們**衝動的事都充滿反感，而隻想以一己之力將這種衝動保持在可控範圍。
這些特征使得我們無法找到明顯的分析通道，因為這個年齡段的孩子不像幼童那樣能玩得起來，也不像成人那樣能夠用語言表達聯想。盡管如此，如果我從這些大齡兒童的本質屬性出發，接近他們的潛意識，那麽迅速建立起分析情境也是完全可能的。對於幼童來說，本能經驗和幻想的影響既迅速又強烈，他們會把這些經驗與幻想直接鋪陳在我們麵前，所以在初始階段就對幼童的**表征以及施虐幻想進行解析，是一種恰當的分析方法，這也是我在早期分析中發現的。而潛伏期的兒童則將這些經驗與幻想中的性特征完全抹去了（desexualized），處理它們的方式完全不一樣。
七歲的葛莉特是一個非常保守，心靈被束縛的孩子，有著明顯的精神分裂特質，不太容易與人親近。但是她會畫畫，會用簡單的線條畫房子和樹。她總是用一種強迫性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畫，畫完一個畫另一個。根據她對房子和樹顏色尺寸的不斷改變，以及她畫畫的順序，我可以知道房子代表她自己和母親，而樹代表她的父親與弟弟，而且可以推斷出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由此我開始對她解析說，她比較關心爸爸媽媽之間、她與弟弟之間以及大人與小孩之間的性差異。她同意了我的說法，並立刻在作畫方式上做了一些改變以回應我的解析。而在這之前，她的畫作一直是同一種風格。（借助於繪畫進行分析的情況持續了好幾個月。）
另外我們再來看一看七歲女孩英格的案例。經過幾次診療，我都沒有找到接近她的方法。我嚐試與她談論學校生活與她的親戚，但都不太順利，她對我仍舊保持著不信任和冷漠的態度。隻有在她讀起學校裏教過的一首詩的時候，才變得活潑一些。她認為，把冗長的篇章用短小的句子表達出來是很棒的事。在早一些的時候，她還說起有幾隻鳥飛進了花園不再出來。更早的時候她還講了一些話，大致是說她和她的女朋友玩某個遊戲，可以玩得和男孩一樣好。我對她解釋說，她一直很渴望知道孩子（小鳥）是從哪裏來的，也想知道男孩和女孩的區別（句子的長短，以及男孩女孩之間的技能比較）。與葛莉特一樣，我發現解析在英格身上產生了同樣的效果。當聯係建立起來，她帶來的素材越來越豐富，分析便可以開始了。
在以上案例和其他一些案例裏，被壓抑的求知欲是中心問題。如果我們在潛伏期兒童分析過程中，以此為鑰匙開啟解析之門，那麽我們就能對抗孩子心中的罪疚感與焦慮，並建立起分析情境。當然，我們的解析並不是指在智力層麵的解釋，而是對以疑慮與恐懼、潛意識知識和性理論【性興趣在此可以用作壓抑素材的敲門磚。例如，我們在對英格與葛莉特進行解析後，她們不再詢問關於性啟蒙的問題，而帶來一些其他素材，幫助我了解她們的焦慮與罪疚感，這正是部分壓抑被去除的效果。英格對小孩來源的興趣至少有部分是有意識的，但她對性別差異的疑慮和由這個問題產生的焦慮卻是潛意識的。而格萊特在這兩個方麵都存在壓抑的現象。我在這兩個孩子身上的解析都產生了效果，主要是因為我通過她們自身的素材向其展示了她們對性的興趣，並以此建立了性好奇、潛在焦慮和罪疚感之間的聯係。純粹的智力解釋非但不能回答孩子心中最困惑的問題，反而會攪亂那些被壓抑的素材，造成孩子對解釋的反感。在我的論文《兒童對分析的阻抗》[該文是《一名兒童的發展》（1921，《克萊因文集Ⅰ》）的一部分]中，我提出一個觀點，即隻有在焦慮和內心衝突不構成阻礙的時候，孩子才能夠接受性啟蒙，所以他們對性啟蒙的阻抗可以被視作一種症狀。這種觀點發表之後已經被普遍接受了。[參見《性的啟蒙》（精神分析教育學雜誌特刊，1927）和《尚未被論及的嬰兒期理論》（奧托·費尼謝爾，1927）]倘若純粹的智力解釋也能帶來放鬆，那麽它定是成功解決了心靈表層的壓抑。對孩子在性問題上的自發問題進行真誠的解答，會被孩子認為是信心和愛的證明。我們可以通過公開討論性問題的方式幫助減輕他們的罪疚感。形式出現的素材進行的解析。
去除了一定量的壓抑之後，解析的效果方能顯示出來，它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建立起分析情境；（二）孩子的想象更加自由；（三）孩子不僅能夠能夠在分析中體驗到放鬆，也能夠部分理解分析的目的，這有點類似於成人對自己疾病的洞察。【我在本書第二章曾提出這一觀點，這對幼童同樣適用。這樣，解析便能夠漸漸克服本章開篇提到的潛伏期階段帶來的困難——這些困難橫亙於分析的初始與中間階段。
在潛伏期，隨著自我的發展，也由於孩子在幻想方麵受到更深的壓抑，他們的遊戲與幼童相比顯得更為現實，也更少幻想的成分。例如，在和水相關的遊戲中，我們在潛伏期兒童身上並沒有發現口腔欲望以及大小便失禁的直接表征；他們的行為往往具有被動傾向，並常以烹飪、清理等理性的形式出現。我認為，對於這個年齡段的孩子來說遊戲中的理性因素是很重要的，這不僅因為他們的幻想往往是深度壓抑的，而且他們也會強迫性地過度強調現實，這是由於潛伏期兒童的特殊發展情況造成的。
在處理這個時期的典型案例時，我們一再發現，這些孩子的自我要大大弱於成人，而他們卻努力強化自我的位置，將所有能量都放在壓抑傾向之上，並為這種努力找到現實的支持。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不能依仗自我的幫助來開展分析工作，因為分析本身是反自我的；我們應當盡可能快地與潛意識達成妥協，以此一步步建立起與自我的合作。
幼童往往在分析一開始就玩玩具，而潛伏期的孩子則不同，他們會很快開始角色扮演的遊戲。我和這些五至十歲的孩子玩扮演遊戲，能玩上幾周甚至幾個月。隻有當分析理清了某個遊戲的細節與相關聯係時，另一個主題的遊戲才會開始。新開始的遊戲涉及的往往是同樣情結導向的幻想，隻不過換了一種形式呈現出來，但它帶來新的細節，讓我們看到更深的聯係。比如七歲的英格，從她的本性與行為看與正常的小孩無異，盡管也存在一些隻有在分析中才能充分展示出來的問題。【對英格的分析是防禦性治療，總共持續了375小時。她主要的問題是在學習方麵的抑製，剛開始到我這裏時這個問題還顯得不是那麽嚴重，但通過分析我發現這種抑製已經根深蒂固了。英格是一個活潑積極的孩子，具有良好的社會適應性，總的來說能稱得上是一個正常的孩子。然而分析還是讓她產生了很大變化。分析發現，她的活潑來源於她積極的同性戀取向，而她和男孩的良好關係來源於她對他們的認同。而且，分析還第一次發現了她嚴重的抑鬱傾向，在她表麵的自信背後，是深深的自卑感和對失敗的恐懼，正是這個造成了她學校生活的困難。經過分析，她變得更為自由、快樂、開放，她與母親的關係也變得更為深情與坦誠，她的升華作用增加了，而且也更穩定。英格成功進入了青春期，發展也令人滿意。她的女性特質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外顯，帶來了她性取向方麵的改變。治療結束後的七年間，她的發展非常不錯，並成功進入了青春期。很多時間她都在跟我玩辦公室遊戲，在遊戲中她扮演發號施令的經理，口述信稿讓我筆錄，也自己寫信，但她恰恰有嚴重的學習與書寫抑製。在這個遊戲中，我們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她想要變成男性的欲望。有一天她不再玩這個遊戲，開始和我玩學校的角色扮演。我們要注意，她不僅認為功課很難、不讓人愉快，也非常不喜歡校園生活本身。她跟我玩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學校遊戲，她扮演女老師，我扮演小學生。從她讓我犯的錯誤上，我看到了她學校生活失敗的重要線索。英格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她發現哥哥姐姐的優秀（盡管這和事實完全相反）令人難以忍受，從而害怕去學校後一切會重演。從她作為女老師教授課程的細節中可以發現，她對知識的渴望未曾滿足【在第十章中我提出一個觀點，即一般而言，在兒童發展階段早期甚至未能開口說話之前，他們就開始有對知識的渴望。這些早期問題（它們全部或部分是潛意識中的）出現在孩子大約半歲的時候，它們與孩子出現最早期的性理論以及施虐特質的增強是同時發生的。我認為它們是俄狄浦斯衝突的先遣隊。，而且被壓抑了。這就是為什麽她覺得哥哥姐姐的優秀無法忍受，以及學校的功課索然無味的原因。
我們可以看到英格先是對父親有深度認同（她當經理的遊戲顯示了這一點），然後再認同母親，體現在她當老師、我當學生這個母女角色置換的遊戲裏。在另一個遊戲裏，她扮演一個玩具店店員，而我得給我的孩子們買各式各樣的玩具，這些都是她覺得母親應當給她買的玩具。她賣給我的都是些具有陰莖意象的物品，比如鉛筆與水筆，收到我禮物的孩子會因此變得聰明機靈。這個遊戲大致表達了她的願望（同性戀取向與閹割情結又一次凸顯），即她想讓母親把父親的陰莖給她，在它的幫助下排擠掉父親而贏得母親的愛。隨著遊戲的進行，她想讓我買食物給孩子，這明顯說明了她深層口腔欲望的對象是父親的陰莖與母親的**。她所遇到的困難與學習障礙的根源，正是她的口腔挫折。
由於對母親**的口腔施虐投射產生的罪疚感，英格在很早的時候就把口腔挫折看作一種懲罰手段。【根據恩斯特·瓊斯的觀點，兒童總是把剝奪視為施與者故意為之。參見《女性早期性發展》（恩斯特·瓊斯，1927）以及《兒童精神分析論文集》（瓊·裏維埃，1928）。由俄狄浦斯情境產生的對母親的攻擊衝動，以及她想要掠奪母親體內小孩的願望，強化了她早期的罪疚感，並引起了她對母親的深度恐懼，雖然她把這種恐懼掩藏起來了。這也是她為什麽未能認同自己的女性狀態，轉而認同父親的原因。但她同樣也不能接受同性戀狀態，這是由於她想偷走父親的陰莖，而對父親產生了過度懼怕。作為家中幼女，求知的無能（早期對求知欲的挫敗感所致），導致她對自己的行為產生無能的感覺。所以，她在學校裏既無法應對男性色彩強烈的活動，也無法在女性位置（feminine position）上升華，因為她並不能保持自己的女性位置（包括在幻想裏懷孕生子）。而且，由於焦慮與罪疚感，她無法建立起正常的母女關係（或與學校女老師的關係），因為她潛意識裏將汲取知識等同於口腔施虐的滿足，而這涉及對母親**和父親陰莖的傷害。
雖然英格在現實中屢遭失敗，在想象裏卻遊走於各種角色。在我之前描述過的遊戲裏，她扮演辦公室經理，這是她假以父親的角色在呈現她的成功；而作為學校女教師，她管教無數學生；同時她也會變換角色，把自己從最小的孩子，變成年紀最大最聰明的孩子；在販賣玩具與食物的遊戲中，由雙重角色置換可以看出，她反轉了口腔挫敗的情境。
我已經在這個案例中進一步向大家顯示了：為了理清潛在的心理聯係，我們不僅要調查某個遊戲的所有細節，也要了解孩子變換遊戲的緣由。我發現遊戲的變換，能夠使我們洞察到由一種心理位置轉變為另一種心理位置的原因，或者心理位置波動的原因，從而洞察到心靈力量相互作用的動力。
下麵這個案例展示了多重技巧的混合使用。肯尼斯是一個九歲半大的男孩，但就他的年齡而言，他是個長不大的孩子。他總是很膽怯、羞澀，並且非常拘束，並伴有嚴重焦慮。從很小的時候起他就思慮過多，達到了接近病態的程度。他的課業非常失敗，學識程度隻相當於七歲的孩童。在家的時候，他極其有攻擊性，態度輕蔑，並且難以管教。他對性方麵的興趣卻不加抑製，也未能升華。他喜歡**詞穢語，喜歡暴露自己，也喜歡**，**起來也並不像同年齡的孩子會有羞恥心。【肯尼斯的治療共持續了225個小時，因外部原因未能繼續。他的神經官能症尚未完全移除，但已經極大地降低了。就他的實際生活而言，分析獲得了部分成效，生活困難減少了，他也能夠更好地滿足學校生活和成長的一般需求。
我簡要地介紹一下他的情況：在肯尼斯很小的時候就被保姆性侵了。他對此事尚有記憶，這事件後來也被他母親知曉。根據母親的描述，保姆瑪麗對這孩子也算盡心盡力，但在整潔這個問題上卻相當嚴格。被性侵的記憶大約從五歲的時候開始，但我們可以確定其實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他說，保姆常常帶著他一起洗澡，還讓他摩擦她的性器官。顯然訴說此事時他並無抑製，甚至還帶著一絲愉悅。除此之外，關於她的都是些好話，他說她很愛他，並且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否認了她的嚴厲。在分析初始，他報告了一個自五歲起重複多年的夢境：在夢裏，他撫摸一個陌生女人的性器官，還幫她**。
從第一次分析起肯尼斯就十分怕我。治療剛開始沒多久，他做了個焦慮的夢：有一個男人突然坐到了我的位置上。然後我沒穿衣服，他看到我有一個巨大的陰莖於是嚇壞了。通過對這個夢境進行解析，我們有了他性理論的豐富素材，分析顯示，“帶陰莖的母親”這一心理意象非常明確地指向瑪麗。很明顯他非常害怕她，因為她會打他打得很重，但他當時不肯承認這個事實，直到後麵有一個夢改變了他的態度。
即便肯尼斯在很多方麵都比同齡人要幼稚、不懂事，他也很快就清晰地洞察到分析的目的與必要性。他有時候像大孩子一樣作自由聯想，並且會自己躺在沙發上去。事實上，分析的大部分時間就是這麽進行的。但後來，他在語言素材中加入了行為素材。比如他從桌上拿起鉛筆，用它們代表人。又有一次他帶了一些衣夾，把它們變成人打來打去。他也把它們當做炮彈，或者用它們搭房子。所有這些都是他躺在沙發上完成的。後來，他在窗台上發現一盒積木，就把小桌子移到沙發旁邊，借用積木進行表征式聯想。
肯尼斯的第二個夢將分析向前推進了一步，我將盡可能地借此夢境描述我所用的分析技巧。這個夢是這樣的：他在浴室裏尿尿，有個人進來了，朝著他的耳朵打了一槍並把它打了下來。當他告訴我這個夢的時候，他正用各式花樣搭著積木。他向我解釋他的積木遊戲——他用四塊積木代表肯尼斯自己、父親、哥哥和保姆瑪麗。這些人都睡在不同的房間裏（房間也是積木搭起來的），後來瑪麗起床了，拿著一根棍子（另一塊積木）向他走過來。因為他做錯了事（後來知道他做錯的事是**與尿床），所以瑪麗要罰他。而當她用棍子打他的時候，他開始幫她**，於是她立刻就不再打他。當她又開始打他時，他便又幫她**，她就又不打他了。這個過程周而複始，直到最後她威脅說要用棍子打死他，他哥哥前來營救。
當肯尼斯最終從這些遊戲與聯想中明白，原來他真的怕瑪麗，對此他自己也頗感驚訝。與此同時，他對父母的懼怕之情也部分浮上水麵。他的聯想清晰地顯示出，在他對瑪麗的懼怕背後，掩藏著他對壞母親的恐懼，也有對作為閹割者的父親的恐懼。在夢中的浴室裏朝他開槍、打掉他耳朵的人，就代表他的父親，而浴室正是他經常幫保姆進行**的地方。
在肯尼斯的幻想裏，他的父母永遠在**，他對父母聯合起來對付他的恐懼，是分析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作了許多相應觀察之後，我意識到，對“有陰莖的女人”的恐懼源自肯尼斯在發展早期就形成的性理論，即在**時母親把父親的陰莖收入自己的身體，所以“有陰莖的女人”其實代表了父母兩人，彼此結合在一起。【在《同性戀與俄狄浦斯情結》一文中，菲利克斯·貝漢姆指出，“隱藏起來的女性陰莖”這一概念，可通過與潛意識裏“父親可怕的陰莖藏於母親身體”這一概念相聯係，從而查到其病源。關於這些觀察，我在《俄狄浦斯衝突的早期情結》（1928）中提過，也將在本書第二部分（第八章）中詳述。我將借此素材描述我的觀點：在肯尼斯的夢中，首先襲擊他的是個男人，然後是瑪麗。他的聯想顯示，瑪麗就是那個“有陰莖的女人”，代表母親與父親結合在一起。父親一開始是以一個男人的形象出現的，而在夢的後半段，隻剩下了陰莖，以及瑪麗用來打他的棍子。
在此我想指出，在較大兒童身上運用的遊戲技巧，其實與早期分析技巧類似。肯尼斯借由行動（遊戲）而非語言的方式，漸漸地意識到他早期生活中那些重要片段。在分析進行過程中，他常常感到嚴重焦慮，隻能夠用聯想跟我交流，並用輔之以積木表達作為補充。事實上，當焦慮襲來，言語往往捉襟見肘，所能做的隻有玩遊戲，這樣的事常常發生。而當通過解析他的焦慮再一次降低後，他便又能自如地講話了。
另外一個在技巧上進行修正的案例，是九歲的強迫性神經症患者維爾納。這個孩子很多方麵的行為都類似於成人的強迫症患者，他的典型症狀是近乎病態的沉思狀態和嚴重焦慮，這種焦慮主要表現在極度易怒與暴怒發作。【維爾納的症狀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麵：以各種形式體現的焦慮與害羞，尤其表現在對學校生活的焦慮，以及在學習方麵持續增長的巨大困難；越來越細致的強迫性儀式，往往能持續好幾個小時；嚴重的神經質性格，管教起來極其困難。他的治療共持續了210小時，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這些症狀。目前（已終止治療五年）他的發展狀況相當不錯，強迫性儀式停止了，喜歡上學，功課也很好。無論是在家還是在學校，都與大家能夠和諧相處，社會適應性很好。他與遠親近鄰的關係都不錯。而更重要的是，他一改以往的性格，開始樂於參加各種活動與體育運動，而且自我感覺良好。他的大部分分析是通過玩具與繪畫進行的。我不得不坐在玩具桌邊和他一起玩玩具，比起其他孩子，我要花更多的時間精力。有時，我還得在他的指導下獨自操作。比如，我不得不自己搭起積木，把車子開來開去等等，而他隻是在一旁指揮我。他給我的理由是，他的手有時會抖得很厲害，所以他無法把玩具放到該放的位置，以免翻到或弄壞它們。顫抖是焦慮發作的一個標誌。在大部分情況下，我會按照他的要求操作玩具，盡可能減少焦慮發作的時間，並且我也會對遊戲中與焦慮相關的那部分操作進行解析。他懼怕自己的攻擊性，並且不相信自己愛的能力，這使得他對修複與父母及兄弟姐妹的關係失去希望，而他們正是他幻想中攻擊的對象。所以，他會害怕不小心弄倒他搭起來的積木和其他玩具。對自己人際關係建設與重建能力的不信任，是他學習與遊戲抑製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維爾納的焦慮在很大程度上被釋放之後，他便不需要借助我的幫助，能夠自己獨立玩玩具了。他畫了很多圖，並對此作了大量豐富的聯想。在分析後期，他主要通過自由聯想的方式提供分析的素材。像肯尼斯一樣，他也喜歡躺在沙發上，向我訴說他的聯想——他總能講出一連串冒險故事，故事的主要部分往往都是儀器與機械裝置等。這些故事中的一些素材先前可能在他的畫作裏出現過，但我們從故事中能夠獲得更為豐富的細節。
我已在前文描述過，維爾納深度且嚴重的焦慮，主要表現在暴怒與攻擊性上，也反映在輕蔑、反抗、找茬的態度中。他對自己的病並無意識，常常認為自己沒有分析的必要。很長的時間裏，他抗拒分析的時候，總是以一種傲慢、生氣的態度對我。在家裏他也是一個很難管教的孩子，若不是我成功地迅速消解了他的焦慮，將他對分析的阻抗完全限製在治療時間，他的家人也無法說動他繼續治療。
下麵我們來看一個技巧運用比較困難的罕見案例。埃貢是個九歲半的小男孩，他倒沒有非常明顯的症狀，但整體發展堪憂。即便是對自己最親近的人，他也表現得相當孤僻，非必要的話不說，在他身上感覺不到親情，他也沒有朋友。他對事物不感興趣，也沒有什麽能取悅他。他確實還算愛讀書，但分析顯示這僅是強迫症的體現。當被問及喜好的事物，他總是以一句話回應你：“我不在乎。”他臉上掛著一般兒童沒有的緊張表情，而且動作僵硬，這些都非常惹人注目。他對現實退避三舍，以至於根本不知道周圍發生了什麽，遇到故友時也認不出來。分析顯示出他有強烈的神經質特質，並且還在進一步加重，並且很有可能在青春期時導致精神分裂。
這個男孩的情況簡要介紹如下：大約四歲的時候，他父親反複警告他不可**，如果**了也要向他坦白。由於這些警告，他的性格發生了顯著變化。埃貢開始撒謊，並常常暴怒。後來，他的攻擊性漸漸褪色，讓位於越來越冷漠的抗拒，並漸漸與外部世界隔離。
一連好幾星期，我讓埃貢躺在沙發上（他並不拒絕，而且比起遊戲來更喜歡躺著），嚐試用各種方法進行治療，但不得不承認這方麵的努力都是白費。很明顯，這個孩子的語言障礙已根深蒂固，我第一個任務就是用分析的方法撬開他的嘴。當我意識到，我目前為止從他那裏獲得的可憐巴巴的素材，僅是他玩弄手指時迸出的隻言片語時（一次治療都說不上一兩句），我明白了要讓分析有所突破，還是得采取遊戲的方式。於是我再次問他是否對我的小玩具感興趣，他還是那句話：“我不在乎。”盡管如此，他還是看了看桌上的玩具，玩起了小馬車，別的什麽都不玩。連續好幾周埃貢都在玩單調的馬車遊戲。他讓馬車沿著桌邊跑，然後扔到我這邊的地上；我從他的眼神看出，我得把它們撿起來還給他。他反抗的對象是作為窺視者的父親，為了從這個窺視者的角色中抽離，我和他玩了好幾個星期的馬車遊戲，遊戲的時候什麽話都不說，中間也沒有進行任何解析，僅僅為了用這種方式和他建立起良好關係。這一段時間的遊戲內容並沒有什麽改變，但是盡管單調（附帶說一下我也極其厭倦），仍然有許多細微之處值得注意。分析顯示出，讓馬車跑動象征著**與**，讓馬車相撞意味著**，將大小馬車相比較意味著和父親或父親的陰莖相競爭。
幾周之後我開始向埃貢闡釋這些素材中已經彰顯出意義的部分【進一步分析顯示，針對這部分素材的解析意義不大。隻有在十五個月後，分析結束之前，他的語言抑製才得以克服。我發現，不用解析的方法是不可能在分析中產生良好效果的。我也在不少案例中做了相應嚐試，但是最終都放棄了，因為患者發生了重度焦慮，並有中斷分析的風險。在埃貢的案例中，他的焦慮處於強大的克製之下，所以我們隻能夠延長試驗的時間。，分析在兩個方麵都獲得了良好效果。在家裏，他的行為變得更為鬆弛，對此他的父母深感驚訝；而在分析時，他也顯示出良好的解析效果。他開始往單調的遊戲裏添加新的素材，盡管開始隻有仔細觀察才能判斷，但隨著時間推進，這些變化變得清晰起來，以至於後來整個遊戲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開始埃貢僅僅是推著卡車跑，後來他開始了建造遊戲，他的技巧越來越高，能把卡車一輛疊一輛堆得很高，還和我比賽誰堆得高。這時他才開始玩積木，盡管他隱藏得很好，我們馬上就能發現他把積木堆成了男人與女人，或者他們的性器官。後來他不玩堆積木了，轉而用一種獨特的方式畫畫。他畫得時候並不看著紙，用兩手搓動鉛筆畫出線條，然後從這些潦草的線團中解讀形狀。這些形狀都代表頭，從這些頭中埃貢能很明確地分出男人和女人。從這些頭的細節以及彼此關係中，早先遊戲中的素材再度出現——他對兩性區別與父母**的不理解，心中與這個主題相關的疑惑，以及他作為父母**中第三者的幻想，等等。但是當他將這些頭從紙上挖出來，剪成碎片，他的恨意與破壞衝動就很明顯了，它們既代表母親體內的孩子，同時也代表父母本身。現在我們能夠意識到，那些盡可能堆高的卡車代表母親懷孕的身體，他很羨慕母親，並想偷走她肚子裏的東西。對於母親他有很強的競爭意識，他希望從母親那裏盜取父親的陰莖和她的孩子，這個願望讓他對母親非常懼怕。他漸漸獲得更高超的剪紙技巧，後期的剪紙也對這些表征進行了補充。和他搭積木一樣，他剪紙剪出的形狀都表示人。他讓這些小人相互聯係的方式，小人的尺寸與男女，是否有少量或大量的部件缺失，以及他剪開它們的時間與方式，所有這些都讓我們深入了解他的反轉俄狄浦斯情結（inverted Oedipus relationship）與直接俄狄浦斯情結（direct Oedipus relationship）。他和母親的競爭關係變得愈加明顯，這種競爭關係的源頭是他強烈的消極同性戀傾向及其帶來的焦慮，這不但跟母親也跟父親相關。母親懷孕帶來的對弟弟妹妹的恨意及破壞衝動，通過剪紙表達了出來，剪出來的形狀代表了小小的自卑的人。他玩遊戲的順序也是很重要的。在剪紙遊戲之後，他會玩搭建遊戲，代表重建的意思；同樣由於反向作用（reactive tendency），他會把剪出來的形象進行過度修飾。然而，所有的這些心理表征中，那些被壓抑的問題和早期強烈的求知欲（關於兩性與**），總是一再出現，這也是埃貢語言障礙、性格封閉以及興趣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
埃貢在遊戲方麵的抑製可以追溯到他四歲的時候，甚至其中一部分還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他三歲以前就會玩搭建遊戲，但學會剪紙則要晚得多，而且隻維持了很多一段時間，剪紙也隻會剪出頭的形狀。他一點也不會畫畫，而且四歲以後，對於以前玩的所有遊戲都興味索然了。現在他呈現出來的狀況，是深度壓抑之後的升華，部分以舊興趣重現的形式，部分則是新的創作。他以稚氣和非常原始的方式玩著這些遊戲，像三四歲的孩子。我必須加一句，這些改變發生的同時，埃貢的整個性格也向更好的方向轉變了。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的語言抑製隻是有了些微好轉。他確實漸漸能夠更自如、更完整地回答我在遊戲中向他提出的問題了，但另一方麵，我在很長時間裏都無法讓他像其他孩子一樣進行自由聯想。要直到治療後期（整個治療曆時425小時），我們才充分認識與探究到他語言抑製背後的偏執因素，並將這些因素移除。【我們將在第九章充分討論這個案例。在他的焦慮大幅減輕之後，他開始以他的方式用文字寫下他的單一聯想。後來，他通過耳語的方式問我問題，也讓我輕聲回答。我愈加清晰地發現，他害怕屋裏有人能夠偷聽到他說話，並且屋子裏麵有些地方他是怎麽也不願意走近的。例如，如果他的球滾到了沙發或櫥櫃下，或別的黑暗角落裏，我不得不把球撿回來給他；並且當他焦慮上升的時候，他會重新回到剛開始分析時他那特有的僵硬姿勢與固定表情。我們發現，他懷疑有迫害者正從所有角度觀察著他，甚至天花板上也有迫害者的目光；這種迫害的想法，可以最終追溯到對母親和自己體內很多陰莖的恐懼。這種將陰莖作為迫害者的偏執的恐懼，由於父親的態度而加重了，他對埃貢在**方麵進行監視與盤問，也讓他認為母親是同盟（“長陰莖的女人”）而因此疏遠母親。隨著分析的進行，他越來越相信母親是“好”的，並且越來越將我視為他的盟友，並把我當做保護者，保護他免遭無處不在的迫害者的威脅。直到他這方麵的焦慮有所減輕，認為迫害者的數量變少了，也不再那麽危險，他才能夠自由說話與行動。【在《被害意念與妄想心理學》一文中，梅莉塔·舒米登堡（克萊因之女）曾談到一個類似的案例。病人是一個十六歲男孩，在分析中一言不發。他的語言抑製也是由於被害意念導致的。當分析減輕了他的偏執焦慮後，他才得以進行自由聯想。
埃貢的晚期治療幾乎都是用自由聯想的方式進行的。毫無疑問，我是借助在幼童身上使用的遊戲技巧，打開了他的潛意識大門，從而對他進行治療並把他治好的。我並不確定這一招對於更大年齡的孩子是否適用。【可以說，埃貢的分析結果非常令人滿意。他的臉不再像帶著一副麵具似的，行為上的僵硬感也沒有了。他開始從他這個年齡孩子的遊戲、消遣與興趣中獲得快樂。他和家庭乃至周遭世界的關係變好了，他也感到快樂與滿足。我最後獲得他的消息是在分析結束後三年半，他繼續保持著健康發展的勢頭，也不再會被環境造成的嚴重壓力所打擾。
一般來說，我們治療潛伏期孩子的時候會使用大量的語言聯想，但在很多案例中我們應用這種方法時，必須與成人治療不同。比如肯尼斯這樣的孩子，他很快就能意識到心理分析師在幫助他，也意識到他需要這種幫助，而比他小得多的厄娜，對於想要把病治好的欲望也是相當強烈。我們在分析初始就可以時不時詢問他們：“好了，你現在在想什麽？”但對於很多不到九、十歲的孩子，問這樣的問題卻是徒勞。詢問孩子的有效方式，取決於他們遊戲與聯想的方式。
如果觀察幼童遊戲，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那些積木、紙片等周圍的所有東西都是有其特殊意義的。當孩子在玩這些物件的時候，我們問他“這是什麽”，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答案，當然在這之前我們必須做好大量分析功課，移情也必須已經建立起來。例如，孩子們會經常告訴我，水裏的石頭表示想要去海灘玩的孩子，或者表示在打架的人。“這是什麽”這個問題往往能夠很自然地過渡到“他們在做什麽”以及“他們現在在哪裏”等更進一步的問題。而在年齡大一點的兒童身上，我們所用的類似方式必須經過修正，才能引發他們的聯想。並且，我們必須通過一定量的分析來減少他們的不信任以及幻想的壓抑（在他們身上會特別強烈），並將分析情境建立起來。
回到七歲的英格這個案例，當她有一次扮演辦公室經理寫信和分配工作的時候，我問她“信裏有什麽”，她立刻回答說“等你收到的時候就知道了”。但當我收到信的時候，我發現信裏麵除了些潦草的塗鴉，別無他物【如我之前所述，英格有嚴重的書寫抑製，她有一個急迫的願望，就是想要像大人一樣寫得“又快又好”。這個願望與書寫抑製之間的妥協就是塗鴉，這代表了她幻想中優美熟練的書寫能力。她在書寫上超越成人的願望以及她強烈的野心與好奇心，與她知之甚少又對現實無能為力的現狀共存，構成了她在真實生活中失敗的主因。。所以過了會兒我對她說：“X先生（她遊戲中的人物）讓我問你信裏寫了些什麽，因為他必須知道。他想讓你在電話裏讀給他聽。”於是她便毫無障礙地告訴了我她幻想裏信件的所有內容，同時也對我說了大量啟發性的聯想。另外一次，我不得不假扮一個醫生，當我問她她應該得什麽病的時候，她說“得什麽病都無所謂”。於是我像醫生一樣給她做全麵檢查，並且問道：“現在，夫人，請告訴我你到底哪裏痛。”並且從這個問題開始，我詢問她得病的原因，以及患病的時間等等。因為她連續好幾次都扮演病人，我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豐富且深入的素材。當情境反轉、我扮病人她扮醫生的時候，她給我的治療建議繼續向我提供著進一步的信息。
在這裏我想對本章所述做一個總結。治療潛伏期兒童，最關鍵的一點是與他們的潛意識幻想建立聯係，而要做到這一步，必須對與他們焦慮與罪疚感相關的素材的象征性內容進行解析。但是在這個階段，幻想的壓抑要比早期階段嚴重得多，我們不得不通過那些看起來與幻想完全無關的表征，來抵達孩子的潛意識之門。並且在典型的潛伏期兒童分析中，我們必須準備以漸進的方式解決孩子的壓抑問題，也必須準備麵對諸多艱辛。有時，經曆了幾周甚至幾個月分析後，我們得到的隻是些新聞報道、課本內容或課堂筆記之類的無用素材。而且，那些單調的強迫性繪畫、搭建、縫紉與製作遊戲，特別是那些我們無法得到聯想素材的遊戲，對於接近孩子的幻想生活於事無補。但是我們必須用在本章開篇提到的葛莉特與埃貢的案例來提醒自己，即便是完全沒有幻想素材的活動與對話，也能夠為我們開啟潛意識之門，前提是我們不要僅僅把它們當作阻抗的表達，而把它們視為真正的素材。通過關注這些細微的信號，將這些伴隨著表征的象征、罪疚感與焦慮之間的聯結作為解析的出發點，我們總能找到開啟分析工作之門的鑰匙，並開展我們的分析工作。
但是，我們在與自我建立起卓有成效的聯係之前就與孩子的潛意識進行溝通，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把自我排除在分析工作之外。這種排除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自我與本我、超我的關係相當密切，並且我們隻能夠通過自我抵達潛意識之門。不僅如此，分析並不會作用於自我（這一點與教育方法不同），它隻是為了開啟心靈潛意識媒介之門，而這些媒介對自我的形成相當關鍵。
讓我們再回到案例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對葛莉特（七歲）的分析在很長時間內完全依靠繪畫。我們記得，她常常強迫性地交替畫著各種大小的房子和樹。我本可以像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老師那樣，從這些毫無想象力的強迫性繪畫出發，刺激她進行幻想，並將之與她自我的其他活動相聯係。我也可以讓她裝飾和美化這些房子，或把房子連同樹一起放到城鎮街道裏，這樣就可以在活動中喚起她碰巧在藝術或地形學方麵潛在的興趣。或者我也可以讓她辨別不同種類的樹木，以此刺激她對自然曆史方麵的好奇心。如果以上嚐試得以順利進行，那麽她的自我興趣很可能凸顯出來，分析師便能離她的自我更近一步。但很多案例的經驗顯示，對孩子想象力的刺激並不能放鬆孩子的壓抑心理，也無法找到分析工作的落腳點。【參見本章中埃貢與葛莉特的案例。並且，這樣的程序往往是不可行的，因為孩子正遭受著那麽多潛在焦慮的煎熬，所以我們必須盡可能迅速地建立起分析情境，並開展實際分析工作。即便有機會以自我作為分析的出發點來抵達潛意識，我們會發現與所花費的時間相比，其效果微不足道。因為所獲得的素材在數量與重要性上的增長隻是一種表象，其實得到的還是相同的潛意識素材，隻不過換了一種更加惹人注目的形式罷了。例如在葛莉特的案例中，我們當然可以刺激她的好奇心，給她創造更有利的環境，使她對房子的出入口、樹木的區別、樹的成長方式產生興趣，但是這些興趣方麵的擴展，也隻不過是早期分析中同樣的素材用一種偽裝更少的形式展現而已。她用強迫性的方式所繪的大小樹木與大小房子，正代表了她的父母兄弟與她自己。這些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大小、形狀、顏色以及不同順序呈現出來。而這些呈現的背後，是她對兩性區別與其他相關問題壓抑的好奇心。通過這樣解析，我們了解了她的焦慮與罪疚感，並使分析得以進行。
對素材來說，如果那些顯著而複雜的表征與微弱表征沒有區別，那麽從分析的觀點來看，選取哪一種表征作為解析的出發點都是可以的。因為就我的經驗來看，在兒童分析中隻有靠解析才能開啟與維持分析進程。所以，隻要分析師能夠充分理解素材和與素材相關的潛在焦慮，我們無需借助幻想，就絕對可能對那些單調的自由聯想進行解析。若我們以此方法操作，那麽隨著焦慮的解決與抑製的移除，強烈的自我興趣與升華便會產生。例如，雖然我並未對伊爾莎（她的案例將在下一章詳述）提出相應的建議或鼓勵，她也能從單調的強迫式繪畫中開發出很明確的手工天分及繪畫技巧。
在我討論青春期分析技巧之前，仍有一個問題需要提及，即分析師如何處理與病人父母之間的關係。嚴格地說，它並不是屬於分析技巧，卻於分析相當重要。分析師與病人父母之間必須建立起良好的信任關係，這樣分析工作才能順利進行。孩子依賴父母，所以我們必須把父母也納入分析的領域。但由於他們並不是分析的對象，所以我們隻能用一般心理學方法去影響他們。因為分析會觸及父母自身的情結，所以父母與分析師的關係裏存在一種特殊的困難。孩子的神經官能症本身會引發父母的罪疚感，當他們向分析師尋求幫助的同時，等於承認了自己是孩子生病的罪魁禍首，而且向分析師**將家庭生活的諸多細節，也確實令人難堪。另外，孩子與（女性）分析師之間建立的信任，也可能引起嫉妒，尤其對於母親。這種嫉妒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主體與其母親意象（mother-imago）【在某些案例中我會同時分析母親與孩子，我發現在母親的潛意識層麵也會有害怕孩子被搶走的恐懼。分析師就像是一個嚴厲的母親，勒令她們把偷走的孩子退回，同時還會因為她懷有對兄弟姐妹的攻擊衝動而對她進行懲罰。之間的競爭，在家庭教師與保姆身上也很顯著，即便她們對分析本身是友善的。這些保持在潛意識層麵的林林總總的因素，使父母對分析師的態度多少有些矛盾，特別是對於母親而言，即便他們在意識層麵能夠洞見孩子非常需要治療，這種矛盾心態也無法去除。所以，即便孩子的親人能夠在意識層麵完全讚同分析，我們也必須防備他們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幹擾因素。當然，他們對分析的幹擾取決於他們潛意識層麵的態度，以及他們心態的矛盾程度。這就是為什麽我在熟悉精神分析的家長那裏所遭遇的障礙，一點也不會少於那些對精神分析毫不知情的家長。同樣，我認為在分析前給家長灌輸一大堆艱深的理論既無必要，也不妥當，因為作過多解釋反而會對他們自己的情結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我隻會在分析前稍微介紹一下分析的意義與效果，並會提醒家長，孩子可能在分析時被告知一些與性相關的內容，也會讓家長對治療時臨時產生的困難做好準備。在所有治療中，我都嚴格拒絕向家長透露分析細節，我也會像保護成人的治療訊息一樣保護孩子的秘密。
根據我的判斷，我們和家長建立良好關係的目標是讓他們盡可能協助我們的工作，避免從外部與內部幹擾我們的工作，比如他們不應用提問或其他方式鼓勵孩子談論分析，或者支持孩子抗拒分析。但如果遇到孩子嚴重焦慮或者暴力抗拒分析的狀況，我們的確需要家長的積極配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看管孩子的人能夠克服困難，想辦法將孩子帶來治療，魯思與楚德的案例就是如此。【參見第二章。根據我的經驗，這還是能夠辦到的，因為一般情況下即便阻抗很強烈，孩子對分析師還是能產生積極移情的，也就是說，孩子其實對分析師既愛又恨。盡管如此，孩子家庭提供的協助並不能成為分析工作的關鍵輔助要素。強烈阻抗畢竟不常發生，而且也不會持久。開展分析工作時必須避免阻抗發生，如果無法避免也要盡量迅速解決。
如果我們能夠成功建立與父母的良好關係，確保他們能夠在潛意識層麵進行合作，那麽我們就能夠間或獲得孩子在分析時間之外的有用信息，比如任何與分析相關的轉變，以及症狀的出現或消失等等。但是如果獲得這些信息需要付出其他代價，我寧可不要這些信息，因為它們雖有價值，也不是不可或缺的。我總是向父母強調，不要讓孩子認為他們進行的每一步管教都是根據我的建議，而要把管教與分析完全分離開來。這樣分析工作便能在我和病人之間保持應有的純粹。
不管是成人分析還是兒童分析，我認為分析必須在分析師的處所進行，而且必須保持一定的時長，這一點相當重要。並且為了避免分析情境的置換，送孩子來的人不得在分析室外等候。她必須在指定時間接送孩子。
除非在養育中有重大過錯，我會避免幹涉孩子的養育方式，因為這方麵的錯誤往往是家長自己的情結造成的，建議不但無用而且會增加家長自身的焦慮與罪疚感；這隻會成為分析之路上的障礙，並在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方麵產生不利影響。【在這裏我舉一個母親的例子，她本人非常熟悉精神分析，也對此很有信心，因為她十歲大的女兒曾患有神經官能症，經分析治療後取得了令人滿意的進步。盡管如此，我發現很難說服她停止監督女兒做功課，雖然她自己也清楚這隻會徒增女兒在功課方麵的困難。後來她在我的要求下改變了這一做法，但我在孩子的分析中發現，她經常讓女兒跟她講分析的內容。在我的要求下她再次停止這個行為，但她卻告訴孩子她早上起來有黑眼圈，之前當她禁止孩子**時會說這樣的話。當這些幹擾分析的因素都被停止之後，該母親開始過於關注孩子的衣著，認為她花了太多時間梳妝打扮，而這反而使孩子更難管束了。此時我不再介入母親的管教方式，並把她對分析的幹涉當做一種分析的素材。在停止規勸一段時間後，幹涉減弱了。通過這個案例我們了解到，這些事對孩子來說都有相同的潛意識意義，它們都代表了對**的過問與責備。它們其實源自母親自身的情結，她在潛意識層麵想要停止自己的錯誤管教卻並不成功，正好印證了這一點。其實我的建議反而增加了她管教的困難。在很多其他案例中我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
這種情況在進行了深入分析後或在分析結束時，會大有改善。孩子神經官能症的治愈或減弱，會對父母產生正麵影響。當母親的管教困難減少，罪疚感隨之降低，對孩子的態度也會變好。她更能接受分析師對於養育孩子的建議，並能夠在內心裏真正接受這些建議，這一點非常重要。盡管如此，根據我的經驗，我認為我們不大能夠影響孩子的成長環境。我們隻能夠依靠孩子自身的分析效果，讓孩子能夠更好地適應不良環境，更好地應對環境帶來的壓力。當然，抗壓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孩子的成長環境過於糟糕，我們可能也無法成功完成治療，或者麵臨舊症複發的可能。然而我在類似案例中一再發現，即便我們不能完全治愈神經官能症，也能夠大大減輕處於不良環境中的孩子的症狀，從而改善他們自我發展的狀況。而且我們基本可以斷定，如果我們能夠改變孩子心靈最深層次的麵貌，那麽即便是舊病複發也不會像以前那麽嚴重。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時候，孩子病症的減輕也會對其外部病態環境產生有利影響。【例如有一個14歲男孩，他的家庭不幸且艱苦。為了改善其性格方麵的困難，他被帶到我這裏治療。他有個姐姐較他年長一歲，並未接受過治療。我後來獲悉，他的進步對姐姐的性格也產生了正麵影響，而他母親對他的態度也變得更好了。有時在成功完成治療之後，孩子可以被帶至諸如寄宿學校等不同環境之中。而這在分析之前，由於神經症的存在與適應性的缺乏，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分析師是否應該經常與家長會麵，還是盡可能限製會麵，這一點因個案而異。在很多情況下，我發現限製會麵是避免與孩子母親產生摩擦的最好方法。
父母對孩子分析的矛盾心態也能夠解釋一個現象，即哪怕是最成功的治療都不大可能獲得父母的認可，這對於初出茅廬的分析師來說是一個令人驚愕的痛苦事實。雖然我也常遇到具有很高洞見力的家長，但大多數案例中，家長很容易就把當初孩子來時的那些征兆忘掉，也很容易忽略孩子身上發生的進步。並且，我們還需記住，父母不應站在裁判的位置上評判我們的診療結果。我們判斷成人分析的效果，主要看分析有沒有移除那些影響病人生活的困難。而在兒童分析中，評判標準主要是看我們是否能阻止類似困難的再度發生，阻止精神病的發作。家長一般不了解這一點，而我們自己必須清楚。家長們為孩子的嚴重症狀所困，卻又不肯承認它們的重要性，這是因為它們對孩子實際生活的影響力，不及神經官能症對成人生活的影響力。總之，即便無法獲得家長的認可，我們也必須謹記，分析工作的首要目標是確保孩子的健康，而非父母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