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兒童焦慮情境對自我發展的影響
精神分析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是識別和改善焦慮，個體表現出來的精神病症是個體不能改善焦慮的結果。除了對焦慮進行改善，還有一些常規的治療方法（這些方法是因精神病症而產生）。這些常規治療方法對於自我的發展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在這一章要把注意力放在這些方法上。
在發展的初期，自我受製於早期焦慮情境的壓力，自我的力量弱小。自我一方麵要滿足本我的強烈要求，另一方麵又要受到殘酷超我的威脅，自我不得不使盡全力去滿足雙方的要求。弗洛伊德描述自我是一個可憐的小家夥，服侍三個主人，被三處危險威脅【《自我和本我》（1923）（《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19，第56頁）。，這個描述對於兒童弱小、未成熟的自我來說尤其真實，因為兒童主要的任務是控製自己的焦慮【在一些極端的病例中，這個壓力是如此的強大，它完全阻止了自我的發展。但是，即使是在更反常的病例中，壓力不僅作為一個促進手段，更是作為阻礙發展的手段。為了得到一個更好的效果，在所有發展過程中，需要這個合作因素的最佳關係（對比我的論文《自我發展中的標記形成的重要性》，1930，《克萊因文集Ⅰ》。。
在遊戲中，正如弗洛伊德在分析一個一歲半【《超越快樂原則》（1920）（《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18，第14頁）。的兒童遊戲中表明的那樣：甚至是年紀非常小的兒童也會努力克服自己的不愉快經曆。在這個遊戲中，兒童把一個纏線的木卷線筒向外拋擲，它消失了，隨後收線，線筒又回來了。兒童不斷重複這個動作，他學會了控製不愉快事件的情境——母親的身影隻是暫時消失。弗洛伊德在兒童遊戲中識別出兒童遊戲行為普遍重要性的功能，通過遊戲，兒童把被動經曆轉變成主動感受，並且把不愉快變成了愉快，他把當初不愉快的經曆加上了一個快樂的結尾。
早期的精神分析已經表明，在遊戲中，兒童不僅克服痛苦的現實，而且，他同時利用痛苦的現實來克服自己本能的恐懼和控製內部的危險（通過投射危險到外部世界）【弗洛伊德視投射的起源為“一個處理內部刺激的獨特方法，內部刺激引起大量不愉快情緒上升，這種方法有一個趨勢：把刺激當作外部的動作，而不是當作內部的動作，因此防禦機製開始行動才可能展開，以應對刺激，這是‘投射’的起源。它注定在病理發展過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超越快樂原則》，1920，《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18，第29頁）。
自我努力把內在心理曆程置換到外部世界並且讓心理曆程自由發展，自我的這種努力似乎與另外一個神經功能有聯係，弗洛伊德在創傷性神經症病人的夢境中識別出這個功能的存在【弗洛伊德這樣寫道：“夢境生發的焦慮在白天受到忽略，其結果是導致了創傷性精神官能症。這些夢境通過回顧的方式，竭盡所能控製刺激，夢境因此提供給我們觀察神經器官的功能。雖然它不與愉快原則產生矛盾，它卻是獨立於愉快原則之外，而且似乎比獲得愉快和逃避不愉快的目的要更原始一些。”（《超越快樂原則》，《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18，第32頁）。
置換本能和內部危險到外部世界的做法使得兒童不僅可以更好地克服焦慮，而且使得兒童為改善焦慮可以做更多準備【在前麵兩章中，我們已經看見個體發展的最早期階段，他的自我不能完全承受他的本能焦慮和他對內化客體的懼怕，自我試圖通過部分無視和否認心理現實的方法來保護自己。。對於我來說，兒童在遊戲中對克服焦慮多次做出的努力，這是兒童“通過發展焦慮的方法來控製刺激”【關於夢境和遊戲之間的緊密關係，對比此書的第一章和我的論文《兒童遊戲中的角色扮演》（1929）。。起源於兒童心理原因的焦慮被置換到外部世界，這個置換伴隨自我破壞本能的外部偏向的發生。置換具有增加客體重要性的效果，因為它與那些客體或者它們的替代物發生了聯係，這種聯係的積極應對趨勢同時得到確認【德文版本的用詞是“被激活”（activated），英文譯者認為是“確認”一詞，這個詞的拚寫有誤（“激活”和“確認”這兩個詞的德文拚寫相近，後者多了一個字母“s”）。——譯注，客體因此變成兒童危險的來源。但是，客體如果以友好的樣子出現，它們就代表了對改善焦慮的一種支持。
弗洛伊德把“拋擲木線筒”解釋為兒童針對母親進行施虐的報複性衝動行為（母親拋棄了他）。【《愉快原則之外的部分》，《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18，第14—26頁。但是，當兒童又收回線筒時，表征母親回來的事實。這個遊戲似乎表現了被傷害的母親得以神奇複原的現象【我在此書的第九章中已經指出罪疚感是最早期活動和升華的推動力。，因為我們認為拋擲等同於弑母。
除了投射使得焦慮得到釋放以外（它使得內部本能刺激被當作外部刺激），由於置換的發生，內部危險與外部世界得以產生聯係，這樣就帶來很多好處。兒童渴望知識的本能與施虐衝動曾經一起針對母親身體內部，而害怕危險和侵犯強化了這種本能（這些都在兒童身體內部不斷進行，而且沒有任何辦法對它們進行控製）。通過置換，兒童能夠發現外部環境的本質，並且檢測自己采取的應對辦法是否可行，因此真實的外部危險更容易被解決。現實檢測是一項有力的激勵措施，它促進兒童發展渴求知識的本能和開展其他行動，所有的行動都幫助兒童保護自己免受危險，哪些行動擊退恐懼，哪些行動確保個體對客體做出補償修複。所有這一切都以相同的方式（它們作為衝動的早期表現）起到克服焦慮的作用，對抗既來自自身內部又來自真實世界和幻想的各種危險。
內射和投射之間的互動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對應超我形成和客體關係【參見第九章。兩者之間的互動，其結果是兒童找到駁斥害怕外部世界的方法，同時，通過內射真實而“良好”的客體來緩和焦慮情緒。由於良好真實客體的存在還可以減少兒童對內射客體的恐懼和兒童的罪疚感，兒童對內在危險的恐懼加強他對母親的固著，並且大幅提升兒童對愛和幫助的需要。弗洛伊德解釋說我們能理解的兒童焦慮，他的焦慮可以被歸結為一個原因：兒童想念他所愛的人或者他渴望見到想念的人【《抑製、症狀和焦慮》（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20，第136頁）。。弗洛伊德把焦慮追溯到未成熟個體完全依賴其母親的那個階段，想念所愛和渴望見到的人，經曆得而複失的愛、危險客體的消失、黑暗中獨處的恐懼、與不相識的人獨處的恐懼，所有這些都是早期焦慮情境的不同形式，也就是說，都是兒童害怕的內化危險客體和外部危險客體。在晚期發展的某個階段，除了這些焦慮，還有對客體的憂慮，兒童現在害怕他的母親會在自己幻想攻擊中死去，他會成為孤零零的一個人。關於這一點，弗洛伊德說【同上，第169頁。：嬰兒還不能區分暫時離開和永久離開。一旦嬰兒看不見母親，他就會做出行為反應，似乎他永遠都看不見母親了。兒童必須重複經曆母親不會消失的事實，最後確信這個真相：母親暫時消失以後還會重新出現【但是幼童隻能在如下的情況得到安慰：他最早期的焦慮情境不占據顯著地位，而且，在超我形成中，他與客體的關係在遊戲中表現了出來。我多次發現，年紀較大的兒童對母親的離開做出最早期焦慮情境的反應，在這種焦慮情境的壓力下，兒童認為母親的暫時離開是永久離開。在我的論文《兒童遊戲中的角色扮演》（1929）中，我報道了一個六歲男孩的病例。他讓我扮演一個“仙女媽媽”的角色，這個角色的任務是保護他，讓他免受父母的迫害，並且，幫助他殺害父母。我還得一遍又一遍地從“仙女媽媽”馬上變成“壞媽媽”，作為“仙女媽媽”，我要給他治療野獸（父母的聯合體）對他造成的致命傷害；但是，接下來我又要離開一下並且馬上回來攻擊他（換成“壞”媽媽的身份），他說“出門的時候是仙女媽媽，你永遠都不知道她回來的時候是不是變成了壞媽媽。”這個男孩從嬰兒期就對他的媽媽有強烈的依戀，他深信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已經遭遇不測。其結果就是他剛剛才見過母親，他馬上就沒有安全感了，覺得她已經去世了。。
根據我對兒童的觀察，母親必須以她真實的存在多次證實她不是那個“壞”而充滿攻擊的母親。兒童需要一個真實的客體，抗擊他對可怕內射客體和超我的恐懼，再者，母親的真實存在證明她沒有死亡。隨著兒童與現實的關係不斷向前發展，兒童更多使用他與客體的關係以及各種活動和升華，幫助抵抗超我的恐懼和超我的破壞衝動。我討論的出發點是焦慮激發自我的發展，兒童在克服焦慮的努力中，兒童召喚自我支持建立與客體的關係，以及與現實的關係，所以，為了兒童適應現實和自我發展的需要，努力建立客體與現實的關係非常重要。
幼兒的超我和客體並不是一致的，但是超我持續不斷地做出努力，使得它們的角色可以互換。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減少對超我的恐懼，部分原因是能更好地滿足真實客體的需要（真實客體的需要不與內射客體的幻想要求重合），因此幼兒的自我負擔了超我和自我的衝突，而超我包含了互相衝突的各種意象（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的要求。除了這些以外，幼兒必須應付超我要求和真實客體的要求，結果，幼兒總是在內射客體和真實客體之間——在幻想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搖擺不定。
在幼兒階段，超我和本我嚐試互相適應的嚐試是失敗的，因為本我的壓力和超我的嚴厲吸收了自我目前為止的全部能量。在潛伏期的開端，當力比多的發展和超我的形成都已經圓滿完成，這時候的自我變得更強大，可以著手在更寬廣基礎上調整各相關因素的適應性。力量強大的自我與超我聯合，建立一個聯合援助計劃，它首先包括了自我的順從，以及自我對真實客體和外部世界的適應。在發展的這個階段，兒童的理想自我是“舉止禮貌得體”，滿足父母和老師對“好”兒童的期待。
但是，這個穩定期在青春期到來之前被粉碎，青春期更是沒有穩定性。力比多重新登場，這個時期的力比多強化了本我的要求，而同時超我的壓力得以增加，自我又一次被猛烈擠壓，自我麵臨必須做出新的調整的任務，因為以前的調整適應已經不合時宜。本能衝動不能像以前那樣被壓製和限製，兒童的焦慮由於這個事實而增加：兒童的本能現在可能更容易在現實中獲得突破，導致比幼兒時期更嚴重的焦慮後果。
自我與超我達成一致。為了建立一個新的目標，兒童需要放棄原先愛過的客體。我們觀察到青春期的少年常常與他周圍的一切發生摩擦，他常常盼望新的客體出現。其實，這樣的需要在某種程度上與現實是和諧的，因為，這時候現實施加各種要求更高的任務給青春期的少年。在他發展變化的道路上，他不斷逃離原初客體，最終他脫離自己的一般意義上的私人客體，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原則和理想。
個體最後的穩定期要在他完全經過青春期以後才能達到。在這個階段的終點，他的自我和超我終於能夠就建立成年人的目標而達成一致意見，個體現在適應自己更廣大的外部世界，而不僅僅隻是依賴於自己所處的周圍環境。雖然他認可這個新的現實的主張，他卻把這些主張設置為他自己的內部要求。當他成功脫離他的原初客體以後，他在普通的客體上獲得了更偉大的獨立。這樣的調整取決於他對新的現實的認可，並且，這個調整在更強大的自我的幫助下發生效果。在他的性生命綻放的第一階段，壓力對自我的強化做出很大貢獻（壓力來自本我和超我的誇張要求之間的壓力情境）。與此相反，我們常常可以看見抑製這種壓力的結果——對他個性產生約束，這種約束效果常常是永久性的，在此階段結束時徹底完成。雖然童年第一階段蓬勃發展的幻想，以較小的程度，伴隨著性生命的出現而第二次出現，但是，當他已經經過了青春期後，他的幻想就被毫無意外地嚴重擠壓，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正常”的成年人。
幼兒期還有一點，我們已經看見，超我和本我在這個期間還不能相互妥協；在潛伏期，自我和超我為了追求共同的目標，兩者聯合一起創造了穩定；在青春期階段，與早期相似的情境再一次出現，個體的精神穩定再一次緊隨其後。我們已經討論了這兩種穩定的區別，我們現在能夠看見它們的相同之處。在兩種情況中，自我和超我達成互相適應，彼此同意建立一個符合現實【在《抑製、症狀和焦慮》（1926）中，弗洛伊德說：“正如自我控製通往外部世界動作的道路一樣，自我也同樣控製通往意識的道路，在壓製的過程中，自我在兩個方麵施加它的權利……”（《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20，第95頁）。另外，他說：“我描繪了一幅自我依賴本我和超我關係的圖，而且自我在這兩者麵前是多麽的無力和焦慮。”（同上，p.95。）關於自我成長，我的理論是與這兩個陳述一致的，因為這個理論表明超我和自我相互作用並且決定個體發展的整個曆程。要求的“理想自我”。
在這本書的更早一些章節中，我曾經盡力表明在潛伏期的肇始，超我的發展與力比多一起停止不前。我特別強調我們各個不同階段都要處理的重要一點：在俄狄浦斯衝突下降以後，跟隨其後的不是超我自己的變化，而是自我的成長，自我的成長包括了超我地位的鞏固。在潛伏期，兒童的自我和超我分擔了適應環境的目標任務和那種環境中的“理想自我”的角色任務，這個事實（而不是超我發生實際改變）可以解釋潛伏期總的穩定狀態的現象。
我們現在必須從討論自我的發展轉移，我們要考慮這個過程與克服焦慮情境的關係，我認為克服焦慮情境是自我發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曾經說過，幼兒的遊戲活動通過連接幻想和現實，幫助兒童克服內部和外部的危險。讓我們拿小女孩辦家家遊戲中的“媽媽”角色舉例，正常兒童的分析表明這些遊戲除了滿足兒童的心願（包含早期焦慮情境中最嚴重的焦慮），在小女孩反複渴望洋娃娃的想法中，還存在著小女孩的安慰和確信需要。小女孩得到洋娃娃的事實是她沒有被她母親搶走孩子的證據，以及她的身體沒有被母親破壞，她還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另外，照顧她的洋娃娃，給它們穿衣服（女孩已經把自己與洋娃娃等同），她確信自己曾經有一位慈愛的母親，因此減少了她被拋棄、無家可歸和變成孤兒的恐懼，這種自信在某個程度上也在其他遊戲中表達出來：比如，男孩和女孩玩過家家和旅遊的遊戲，這兩種遊戲都是兒童渴望找到一個新家的願望——最後的歸屬都是重新找到他們的媽媽。
典型的男孩子遊戲清晰地表達出男性特征。這些遊戲跟馬匹、火車和馬車有關，遊戲象征著進入母親的身體。在他們的遊戲中，男孩子們一次次地上演每種不同的場景，在母親體內與父親打鬥，與母親**；在遊戲中，男孩與敵人鬥爭，自我防衛的膽量、技巧和精明都確保他們成功地打敗他們的父親，男孩的勝利減少了對父親的恐懼。通過這些鬥爭方式和通過與母親**，他獲得了陰莖和性能力——這兩者都是男孩最害怕的事情，而且，在遊戲中，伴隨他的侵犯趨勢，幫助母親恢複完美的願望一起出現。他要向自己證明，他的陰莖不具有破壞性，他以這樣的方式減輕他的罪疚感【這個話題將在第十二章中完整討論。。
兒童在遊戲中無拘無束的巨大樂趣不僅來自他們的心願已經圓滿完成，而且來自他們在遊戲中對焦慮的成功克服。在我的想法中，這不是兩個分別完成的不同功能，真實的情況是：自我采取每一個“實現願望”的機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克服焦慮的目的。因此，一個複雜的過程運作所有自我的力量，兒童遊戲幫助其完成從焦慮到愉快的轉變。我們將在後麵仔細討論這個重要的過程怎樣影響成年人的精神生活和自我發展。
雖然如此，就兒童而言，自我永遠不能通過遊戲克服焦慮。隻要焦慮保持潛伏狀態，它就會成為玩遊戲的動力，但是，隻要焦慮一旦表現，它就會公開中斷遊戲的進行。
在兒童的遊戲中，我們能認出兒童早期的自我僅僅部分達到了克服焦慮的目的。在潛伏期的發端，兒童能更好地克服焦慮，同時他表現出應對現實需要更強的能力。兒童的遊戲失去所有想象的內容，而且想象力逐漸被學校作業取代，兒童專注於字母表、算術的數字和繪畫，這些在開始都有遊戲的性質，後來，很多都被取代了。兒童專注於字母連接在一起的方式，字母的寫法和順序，整齊劃一的字母書寫，這些準確到位的細節讓兒童感覺非常愉快——兒童的精神狀態與“造房子”“玩洋娃娃”遊戲的精神狀態完全相同。一個漂亮和整潔的作業本具有遊戲中房子和家的象征意義，也就是象征健康和未受傷害的身體；對於兒童而言，字母和數字代表父母、兄弟、姐妹、兒童、**和糞便，它們都表示他的攻擊趨勢和他的反應趨勢，他通過成功完成作業中斷害怕，就像造房子和玩洋娃娃一樣。對潛伏期兒童的分析表明，不僅僅是作業的細節，而且學校裏還有所有手工製作和畫畫的各種活動都在幻想中出現，表征修複兒童的**和身體、修複母親的身體和身體的其他部分、修複父親的陰莖，也修複兄弟姐妹等等。同樣地，兒童自己的每一件衣物和洋娃娃的每一件衣物，比如衣領、袖口、披肩、帽子、皮帶、長筒襪、鞋子，它們都有象征意義【參考福盧格爾（J.C.Flugel）《服飾心理學》（1930）。。
在兒童發展的正常道路上，年幼兒童書寫字母和數字的樂趣得到延伸。隨著他們年紀的增長，這種樂趣變成智力上的整體成就。即便如此，他們成就感的獲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從父母那裏得到的讚賞，這是獲得長者認可的方式。因此，在潛伏期，我們看見來自真實客體的愛和讚許幫助兒童緩解危險情境，這時，兒童的客體關係和現實關係受到過分強調。
就男孩子而言，寫作表達男童特質【同樣，對於女孩子來說，書寫和其他類似活動主要來自男性特質。，鋼筆筆畫和字母寫作代表的是**的積極表現，是他具有陰莖和性能力的有力證據，書本和練習本代表**或者母親和姐妹的身體【與女性特質有關的是，男孩子的作業本代表的是他自己的身體，完成學校的作業是修複身體的嚐試。。對於一個六歲的男孩子來說，大寫的字母“L”意味著一個馬背上的男人（他和他的陰莖）騎行穿過一個拱道（她母親的**）；字母“i”是陰莖和他自己，字母“e”是他的母親和母親的**，而字母“ie”的拚寫是他自己和母親**結合，大寫的字母和小寫的字母分別代表的是父母和孩子【參考我的論文，《兒童力比多發展中學校的角色》（1923，《克萊因文集Ⅰ》）。。男孩子積極的**幻想也在遊戲和體育活動中表現出來，我們發現同樣的幻想表現在這些活動的細節和學校的作業中。男孩子希望超過他的對手，確保勝利戰勝危險的父親——這個願望相當於男性處理焦慮情境的方式，這對於青春期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在潛伏期時，他的這個願望就存在了。總的來說，這個時期的男孩子對外部環境的依賴程度要小於女孩子，取得自己的成就在男孩子的精神活動中已經占有更大分量（相比女孩子）。
我們描述的穩定狀態發生在潛伏期，這是自我和超我適應現實，達成共識後的反應。穩定的達成取決於所有壓製和限製本我的本能力量的聯合行動，兒童停止**（masturbation）的努力在這個時候進入。借用弗洛伊德的話“這種努力占用了兒童潛伏期大部分的精力”。他所有的力量都是針對他的**幻想，而這些幻想正如我們反複看見的一樣，不僅是兒童遊戲的一個成分，而且還是他們學習活動和所有晚期升華的一個構成部分【在我的論文《兒童力比多發展中學校的角色》中（1923），我討論了學校裏某些文章的潛意識意義，仔細檢查了學習和學生生活受抑製的潛在原因。過多壓抑**幻想的結果是兒童的幻想受抑製，在學習中和遊戲中都如此。在潛伏期，這種抑製在兒童性格上表現明顯，在《外行精神分析的問題》一文中（1926），弗洛伊德寫到：“我有一個印象，在潛伏期的肇始，他們的心智被抑製，變得更笨了。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們的外表失去了魅力。”（《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20，第215頁）可以確定的是，自我保持了對本我的優越性，讓個人做出極大犧牲，在那些生命階段，當自我不能完全成功降服本我時（比如在性欲發展的第一期和第二期），自我的想象活動更完整，這樣的想象一方麵表達了心智不太穩定，另外一方麵表達了個性非常豐富的事實。。
兒童在潛伏期需要客體的讚許，其原因是他想要減弱超我的對抗力量（超我在這個階段往往對客體自適應），達到“去性”**幻想的目的。因此，在這個階段，兒童一方麵需要滿足放棄**的要求，以及壓製**幻想，另一方麵需要滿足反向要求，滿足年長者每日“去性形式”（desexualized form）的**幻想的興趣和活動。因為隻有在這樣令人滿意的升華中，兒童才獲得自我的需要，從而完全駁斥焦慮情境。兒童成功逃離這個尷尬局麵取決於潛伏期的穩定狀態，在潛伏期，兒童需要取得那些掌握權力的人的批準，這是改善焦慮的前提條件，這樣他才能控製焦慮。
讓我們簡短回顧如此複雜和分歧廣泛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一定是計劃周密的過程。在真實情況下，正常兒童和神經症兒童之間的分界線並沒有明顯的分界線（特別是在潛伏期）。神經症兒童可能在學校表現不錯，表現正常的男孩常常用其他的方式否定焦慮情境，比如他展現他的力大無窮，而他並不是總是想要學習。潛伏期的正常女孩常常用非常男性的方式克服焦慮；另外，即使男孩選擇更被動的行為方式或者女性行為方式來克服焦慮，他還是被看作是正常的兒童。
弗洛伊德讓我們注意到潛伏期介入的典型的儀式行為，這是兒童努力抗拒**的結果，【參考《抑製、症狀和焦慮》（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20，第116頁）。他說這個階段的“特征是在自我中建立倫理和審美屏障”。由於“自我的強迫性神經官能症反應形成，我們把反應形成視作正常性格形成的一種誇張形式”，【同上，第114—115頁。強迫性反應和正常兒童人格發展（兒童在一定的教育環境中長大）的分界線在兒童潛伏期並不是明確無誤的。
你們要記住，我已經提出了一個觀點：強迫性神經官能症起源於童年早期。但是我之前表示，在這個發展階段，隻有孤零零的強迫症症狀出現過，一直到進入潛伏期，這些症狀並沒有結構性地普遍出現過，所以不能形成強迫性神經官能症。超我和自我【在這個過程中，兒童的各種認同得到更大整合，超我的要求更統一，內化客體更好地適應外部環境。對比我的論文《兒童遊戲中的角色扮演》（1929，《克萊因文集Ⅰ》）。聯合建立共同目標，他們一起完成強迫性特征的係統化，並且伴隨超我【在《抑製、症狀和焦慮》（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20，第113頁）中，弗洛伊德說強迫性神經官能症的“自我和超我在症狀形成中承擔了尤其重大的責任。”的鞏固和自我的強化。這個共同的目的構成本我和超我製約自我的力量。雖然兒童本能的壓製（客體提出的要求）在強迫機製的協助下得以展開，但是壓製並不會如願以償，除非所有關聯因素齊聲反對本我。在這個結構綜合完整的過程中，自我展現了弗洛伊德所說的“自我綜合【同上，第112頁。完成趨勢”。
因此，在潛伏期，強迫性神經官能症充分滿足兒童自我、超我和客體的需求。一般情況下，成年人拒絕小孩子的打擾，這是因為成年人認為拒絕是對兒童內在需要【兒童的環境也能直接影響他的神經症，我發現環境的改變造成對神經症患者有利的影響。這個因素解釋兒童出現一組不同症狀的事實，之前的症狀非常麻煩，後來的症狀不太明顯。另外一個導致兒童症狀消失的原因是他對客體恐懼的增加，我曾經有一個男童病例，他14歲（對比我的論文《促成抽搐症精神演變的原因》）（1925），他在學校裏的功課非常好，但是他很拘束，從不參加任何體育活動。他的父親離家外出很長一段時間後才回來，並且要求他克服他的拘束心裏，這個男孩處於對父親的害怕，他努力克服自己的拘束；但是，他同時又被更嚴重的拘束（學習參加體育活動）所控製，他來找我做心理分析的時候，這個症狀依然存在。的最好回應。我們常常在精神分析中經曆這樣的病例：如果成年人在與兒童相處的情境中產生衝突，成年人認為兒童“太不聽話”和“太搗亂”，這時候兒童被迫忍受和進入內心衝突，他的自我覺得：隻有通過成年人對自我進行各種友好幫助，它才能完成“壓製本我”和“抵抗被禁衝動”的兩項任務。兒童需要接受外部客體的禁令，因為這些禁令支持來自內部的禁令。兒童對客體的依賴是為了能夠克服焦慮，這種依賴與其他發展階段相比，在潛伏期表現得更強大。確實，我覺得兒童克服焦慮的能力取決於兒童的客體關係和適應現實的能力，這是他順利過渡至潛伏期的先決條件。
盡管如此，為了兒童未來的長期穩定發展，這種克服焦慮的方法不應該占據先導地位和被過多使用。如果兒童的興趣、成就，以及其他令人心滿意足的做法所付出的艱苦努力，都是為了贏得客體的愛和認可（客體關係是克服焦慮和緩和罪疚感的最顯要因素），那麽，兒童將來的精神健康沒有根植在牢固的土壤中。如果兒童對客體的依賴比較少，兒童的興趣和成就（通過它們，兒童的焦慮感得以克服和罪疚感得以減輕）都是為了兒童自己本身的緣故，並且兒童從中獲得回報和成就，那麽，他的焦慮感就會得到更好的調整，最終得到廣泛分散，無聲無息。一旦兒童的焦慮被減弱，他的力比多滿足感就會上升，而這是成功克服焦慮的先決條件。焦慮隻能在這時候得到克服：超我和本我達成互相適應狀態，而且自我獲得足夠的力量【如果我們及時注意到這些跡象，相比青春期而言，我們應該能夠在兒童第一階段觀察更清楚地觀察到後期疾病和發展缺失的先兆。在非常多的病例中，病人在青春期或者後期突然生病。他們在童年時期遭受了重大挫折，但是在青春期適應良好，他們在青春期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困難，而出現的困難就他們的教育環境而言當時都是可以彌補的，甚至是太容易彌補了。在幼年階段，焦慮太強大，或者沒有被恰當改善，建立在強迫機製上的青春期的穩定過程就根本不會發生。。
既然潛伏期的客體關係對兒童的支持如此的強大，甚至對正常兒童的精神而言也如此，我們就並不難發現很多這樣的病例，在這些病例中，這個支持因素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青春期，我們明顯可以做到這樣的支持，因為兒童對客體的依賴不再那麽強烈（如果這種依賴是克服焦慮的主要手段），這就是為什麽我認為精神疾病通常都是在後期爆發的原因之一（在青春期或者青春期之後爆發）。如果我們把自我的力量當作一把標尺——這把標尺取決於超我嚴重程度是否得以減弱，它包含了本能更大的自由範圍，它與適應這個發展階段的目標一致。我們不應該冒著很大的風險，要求兒童在潛伏期去適應教育和現實社會的很多要求。令人失望的是，這些要求往往都是衡量兒童成功發展和身心健康的標準【如果在潛伏期，兒童被強加了太多的要求，而且兒童太乖順，他的性格和“自我理想”將終生保持對外界的屈從狀態。一個弱小的自我是超我和自我互不調整和適應的結果，它不能執行青春期個體從客體分離的任務和建立獨立內在標準的任務，所以他的人格獨立將是一場失敗。兒童對客體的依賴減輕與兒童青春期接受教育的要求相得益彰。在潛伏期的所有病例分析中，沒有一個兒童以青春期同樣的意義與客體分離，真實發生的情境是兒童的專注變弱並且矛盾，在這個人生階段，在對客體減少依賴的時候，兒童更好地發現其他客體，因此為接下來的青春期客體分離做好準備，精神分析沒有增加難度，相反卻減少了兒童適應環境的難度並且最終與困難達成妥協，因為內在自由越多，兒童就能更好地應付客體分離。。
弗洛伊德說“青春期的來臨翻開了強迫性神經官能症的決定性章節”，並且，在這個時期，“早期侵犯衝動將被重新喚醒，但是更多或者更少的力比多衝動（甚至在糟糕的情況中，力比多所有衝動）將不得不跟隨退回既定的方向，並且作為侵犯和破壞趨勢重新出現。由於性欲喬裝打扮成力比多衝動，以及自我做出強大的反應，開展對抗性欲的鬥爭將從此在倫理道德原則的旗幟下進行【《抑製、症狀和焦慮》（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20，第116頁）。。
兒童建立新的原則和新的理想父親的形象，以及對自己要求的提高，目的都是為了與他原初的客體分離。雖然，他可以聚集對父親的積極情感，也可能與父親產生一些情感衝突，但是，他對父親的情感不斷加深。這個做法與父親的分裂意象保持一致，崇高而又備受欽佩的父親被兒童喜歡和愛戴，而“壞”父親常常指生活中的父親或者一個替代對象，比如校長，他喚起的是這個階段普遍仇恨的情感。男孩在這樣的情感關係中，他確定自己是與父親棋逢對手的，不會被父親比下去。男孩在對父親的欽佩中，滿足於自己有一個強大的和助人為樂的父親，並與父親產生認同感。這所有的一切都讓兒童相信他有建構能力和性能力。
正是在此處，他的活動和成就開始進入。通過體力或者智力取得的那些成就（它們都需要勇氣、力量、開創精神和其他因素）表明，他非常害怕的閹割沒有發生在他身上，他並不是性無能。他的成就還滿足他的反應趨勢並減輕他的罪疚感，他的成就向他表明他的建構能力超過了他的破壞趨勢，他的成就還代表對他客體的補償修複，這些都極大增加他的滿足感【在他眾多的升華中，尤其是他在智力和藝術上做出的努力，這個男孩經常使用女性克服焦慮的方式；他使用書本和練習冊（他們代表身體、生育和兒童等等）抵抗他身體的破壞力量，他以女性的角度等待母親這個對手的競爭。。在潛伏期，當兒童各項活動的成就得到外界的讚許，活動成就與自我達成和諧，他的焦慮感得以弱化，罪疚感得以減輕；而在青春期，他的焦慮感得以弱化、罪疚感得以減輕的這些成就一定來自兒童學業上取得的成就。
我們必須簡短梳理一下女孩子在青春期處理焦慮情境的方法。在這個年紀，她常常保留潛伏期的目標和這個階段克服焦慮的模式，她保留的時間比男孩子要長，通常的情況是：青春期的女孩子克服焦慮的方式具有鮮明的男性特征。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看到為什麽女孩子建立女性位置比男孩子建立男性位置要更困難，女孩子對她自己和對別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她的標準和理想具有更小範圍的抽象原則，她的抽象原則與她欽佩的人有更多的相關性。她“悅人”的渴望延伸至精神成就，甚至在精神成就達到更高層次時，這種渴望仍然發揮作用。她對待學習的態度就是對待自己身體的態度（隻要男性特質沒有明顯的涉入），她的學習活動和身體活動很大程度上都與她的某些焦慮情境有關。一個美好的身體和一份完美的作業提供給正在成長的女孩一些證據——就像她需要一個孩子的證據，表明她的身體內部沒有被破壞，孩子沒有從她的體內取出。作為一個成年女人，她與她的孩子的關係常常代替她和工作的關係，這對她處理焦慮是一個極大的幫助。生養一個孩子，看著他成長，這些經曆恰恰是童年照看洋娃娃的經曆，再一次證明有自己的孩子不是危險的事情，孩子讓她的罪疚感得以減輕【參見下一章討論母親和孩子關係的更多潛在因素。。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大大小小危險的情境都被估算過，如果事情順利，就會持續緩解她幼年早期的恐懼。同樣的，她與家的關係（相當於她與自己身體的關係）對於克服焦慮的女性模式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並且，還與她早期焦慮有直接的聯係。我們曾經目睹，小女孩與母親的競爭在幻想中以及其他方麵表現出來，她渴望代替母親，變成家裏的女主人。男孩和女孩都有的焦慮情境（尤其是女孩）是害怕從家裏被趕走，變得無家可歸【害怕變成乞丐兒童或者無家可歸的孤兒的恐懼出現在每一個兒童的精神分析中，這是兒童依戀母親的主要原因，也是兒童害怕失去愛的一種表現之一。，他們在家裏心滿意足的部分原因是焦慮感被緩解。女人保持正常穩定狀態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她的孩子們、她的工作、她的各種活動、對她個人和家的關心和愛護，這些都是駁斥焦慮感的因素【在有些女性身上，我能確認一個事實，當她們完成早晨的洗漱後，與前一晚的壓抑情緒相比，她們有一種精神煥發和精力旺盛的感覺，梳洗和著裝代表了女性多方麵的自我修複。。她相信，她與男人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由男人對她的身體的“完美如初”的渴慕決定，因此，她的自戀對克服焦慮起到很大的作用。與男性克服焦慮模式相比，女性克服焦慮的模式更多取決於男性的愛和讚許以及其他客體，但是，男性從他的戀愛關係中獲得焦慮緩解，並幫助滿足他的性需要。
克服焦慮的正常過程似乎有幾個因素調節，有些方法與數量因素有關，比如施虐和焦慮的程度，自我承受焦慮的能力。如果這些互相影響的因素達到一個最佳組合狀態，兒童能夠改善很嚴重的焦慮症，自我發展和心理健康取得滿意發展和最高水平。兒童克服焦慮的能力和愛的能力都具備特定條件，這些條件與能力關係密切【參見第十一章。。有些病例，尤其是在青春期的病例，克服焦慮的條件是個體克服困境，尤其是導致強烈恐懼感的困境；在另外一些危險情境中，出於害怕心理，兒童往往會盡量避免極端情境，在這兩個極端情境中，我們認為存在一個獲得克服焦慮的正常動力，它並不是太直接，也不與焦慮密切相關，因此是更為分散的動力。
在這一章裏，我盡力表明所有個人的活動和升華都是為了克服焦慮和減輕罪疚感，所有活動和興趣的動機（除了滿足他的侵犯衝動以外）都是個體想要對客體做出補償和修複自己身體和性器官的願望。我們也看見【參見第九章。在兒童發展的早期，兒童“無所不能”的感覺用在破壞衝動上，當他的反應形成啟動時，這種消極的、破壞的“全能”心理讓他無比信任他的破壞能力。施虐全能心理越強大，積極全能心裏就越強大，其目的是為了他能夠滿足超我提出補償修複的要求。如果補償修複需要更強大的建構全能，比如，補償父母、補償兄弟、補償姐妹等等，它們就都被置換到其他客體甚至是整個外部世界。那麽，他一生是否有成就，他的自我是否發展和**是否成功【如果交給他的任務過於確切，他的破壞全能和建構全能的差距超出了一定限度，他的能力會受到抑製，生育和性欲發展會受到幹擾。在第十二章中，我們將討論一個這樣的病例。，他是否更為拘謹壓抑，這些都取決於他自我的力量和他適應現實社會的能力（這種能力調整他的想象力）。
總結一下已經討論過的內容，我已經就這個複雜的過程發表了我的看法。這個過程包含了個體所有的能量，在這個過程中，自我努力克服嬰兒期的焦慮，這個過程的成功意味著自我發展和心理健康的至關重要性。一個正常人從多方麵自我確信，確信自己不焦慮、不內疚——這個過程持續不斷，對各方麵都確信無疑，包括他參加的各種活動和自己的興趣愛好，他的社會關係和**的滿意。這讓他把原初的焦慮情境拋之腦後，弱化並且徹底改善焦慮對他造成的影響。其實，這個機製往往應用在平常的行為上，這是正常人克服小小焦慮的方法，用來處理日常生活的難題【如果每日的生活充滿焦慮，這就解釋了神經管能症的另外一個原因：這些事情如此的麻煩，兒童根本不想去完成。。
最後，我必須檢驗這一章中關於改善焦慮的正常方法的描述，並與弗洛伊德關於這個主題的論述進行比較【《抑製、症狀和焦慮》（《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20，第148頁）。。在弗洛伊德的《抑製、症狀和焦慮》中，他評論道：“因此，隨著個體變得成熟，焦慮的某些決定因素消失。”這個陳述由他下文限定，在上麵的引言之後，他又說：“還有，這些焦慮情境的某些部分憑著改頭換麵卻僥幸逃脫，它們依舊出現在每日的情境中，影響到後期的發展。”我關於改善焦慮的理論幫助我們理解正常人通過什麽方式擺脫焦慮情境，以及用什麽方式改善焦慮。精神分析觀察使我強烈傾向於相信：即使一般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擺脫焦慮，焦慮卻不可能完全消失。就意圖和目的來說，確實，這些焦慮情境不會對個人構成直接的影響，但是，這些影響在特定的場景中還會再現。如果一個正常人處於嚴厲的內部和外部壓力中，如果他突然生病或者人生失敗，我們可以看見他最深層次焦慮情境的直接影響。那麽，問題來了，每一個健康的人都可能受製於神經官能症，因為他不可能完全擺脫他的原初焦慮情境。
弗洛伊德的論述證實了這個觀點。在上文提到的段落裏，他說：“神經官能症患者對危險做出的反應要比正常人的反應強烈許多倍。長大成人並不能保證他不回到原來的創傷性焦慮情景，完全有可能的是，每一個個體都有一個焦慮極限，超出這個極限，他的精神和智力都不能發揮作用，不能處理超出他極限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