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十歲那年開始接受我的分析。【這裏的案例背景描述與我的論文《從早期焦慮的觀點看俄狄浦斯情結》（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 1945，《克萊因文集Ⅰ》〔Writings I〕）的引言部分大致相同。在該篇論文中，我描述了分析此案例之素材所得出的結論。他八歲的時候，時值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爭促使他的焦慮加劇，症狀已經嚴重到無法上學的地步。他非常懼怕其他小孩，因而愈來愈不敢獨自出門。而且，從四五歲開始，理查各方麵的能力以及對事物的興趣逐漸產生抑製（inhibition）的現象，這個情況讓他的父母相當擔憂。除此之外，他極度慮病（hypochondriacal），也經常陷入憂鬱的情緒之中。這些都能從他鬱鬱寡歡的麵容看出來；不過，有時候——特別是在分析過程中最明顯，他的憂鬱會一下子煙消雲散，眼神又出現生氣和光芒，麵容煥然一新。
理查在很多方麵都很早熟，而且天賦異稟。他從小就有音樂天分，對大自然的喜愛更是明顯，不過隻喜愛大自然美好的一麵。從他對話時的用字與生動的表現，就可以看出他的藝術天分。理查與其他小孩相處不來，倒是和大人相處得比較好，尤其是和女性。他會試圖展現對話能力，讓人對他印象深刻，也會以早熟的方式迎合別人。
理查的母親哺喂母乳的情況不佳，可能維持不到幾星期就結束了。【理查的母親針對這一點還有其他的敘述都相當模糊，所以我沒有辦法深入了解理查的早期背景。他自出生之後身體一直很虛弱，也飽受感冒與種種疾病之苦。理查的母親說他動過兩次手術（一次是三歲時割包皮，另一次是六歲時切除扁桃腺）。他有一個大他八歲的哥哥。臨**，理查的母親雖不至於到患有憂鬱症的地步，卻有憂鬱的傾向。理查隻要有任何不適她都十分擔心，這樣的態度讓多少影響了他的慮病恐懼。理查對她而言顯然是個麻煩，即使她努力掩飾，還是看得出來她偏愛哥哥，哥哥在學校表現一直很好，也從不讓她操心。縱使理查深愛母親，他還是一個相當不好帶的孩子：他沒有什麽嗜好、過度焦慮，而且太黏母親；由於他一步也離不開母親，所以到哪都黏著她，讓她精疲力竭；還有他的慮病恐懼會受他母親和自己的健康狀況影響。
母親相當溺愛理查，某方麵來說寵壞了他，可是她似乎沒有察覺到理查與生俱來的愛與仁慈的特質，對他的未來也不抱希望。然而她也相當有耐性，譬如，她不會勉強理查與其他小孩相處，也不會強迫他上學。
理查的父親很疼愛他，也相當和藹可親，不過他似乎將扶養孩子的重責大任都交由另一半來擔。理查的哥哥對他很友善，但是兄弟倆沒有什麽共通點。整個家算是和樂融融。
二次大戰的爆發使理查陷入更深的困境。他們舉家搬到鄉下，哥哥跟著學校一起遷到他處。我當時住在韋爾斯的X地，為了方便進行分析，理查和母親被安排住在該村的一間旅館內，離他們在戰爭期間的安頓之處Y地不遠。理查每逢星期六就會回家過周末。離開家鄉Z地讓理查非常不開心，戰爭引發了他所有的焦慮，他特別害怕空襲和轟炸，總是密切注意任何有關戰爭的消息，也十分關注戰爭情勢的變化。他在分析過程中一再表現出對戰爭的擔憂。
我為兒童另外租了一間遊戲室，因為我原來用來治療成人的住所，並不適合分析兒童。這間遊戲室有兩扇門，空間相當寬敞，旁邊還連著一間廚房和廁所。理查將遊戲室視為是我本人和分析的代表，所以也對這個房間有了個人的情感。不過，這間遊戲室還是有一些缺點：有時候會有女童軍來使用這個房間，所以我不能把一些書、圖片或是地圖等物品移走；另外，這裏沒有等候室，也沒有人會應門。每一次與兒童晤談時我都必須去領鑰匙、開門、鎖門。理查如果早到，偶然會來迎接我，晤談結束後，他也會等我把門鎖上，再跟著我走到轉角（離遊戲室隻有一百米左右的距離）。如果我要到村裏去采買，理查就會跟著我多走一段路，這時，雖然我免不了要跟他對話，我也不會再做任何詮釋，或是談論任何私人的話題。事實上，我會盡量讓每一次晤談都控製在五十分鍾左右，成人或是兒童都一樣。
治療過程中，理查畫了一係列的圖畫。他畫圖的方式很值得注意：沒有任何預先的構想就開始畫，而最後的完成品往往讓他大吃一驚。我提供各種不同的遊戲素材，也提供鉛筆和蠟筆讓理查畫畫。玩遊戲的時候，他會把這些鉛筆和蠟筆拿來當人，自己也有帶一些玩具船。理查想把畫帶回家的時候，我會跟他說，把畫留下來跟玩具放在一起比較好，我們可能還會想再看一看這些畫。我從分析中一再證實，他知道這些圖畫對我很重要，所以就把它們當作是給我的禮物。我對這些“禮物”的接納與重視，讓他獲得了一些肯定，並視此為修複的路徑。凡此種種，我皆於分析中做了詮釋。分析師企圖保留兒童的畫作所產生的肯定效果，是兒童分析師經常麵臨的問題；成人則多半希望能夠在分析情境之外對分析師有所回饋，這跟兒童想給分析師禮物是類似的情況。我發現要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分析這些情感。
我盡可能地在每次晤談結束後寫下詳細的記錄，不過每次記錄的詳細程度仍有所不同，特別是在治療初期，有幾次的記錄並不完整。我會以引號表示患者的部分口述內容，而除此之外，我無法將他的聯想及我的詮釋逐字逐句地重現出來，也沒有辦法全部記錄下來。有時候焦慮會讓理查沉默好一段時間，可分析的素材也因此減少。患者的行為、姿勢及臉部表情的細微變化，還有聯想之間停頓的時間長短，都是記錄當中無法描述的，而這些細節在分析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詮釋的時候，我一貫的原則是盡量避免使用任何明喻、暗喻或引述來解釋我的觀點（分析成人或兒童都不例外）。在本書中，當我要回溯前幾次晤談的細節時，為達到簡潔的目的，有時候會使用一些專業術語。然而在實務上，即使是要幫助患者回顧先前的素材，我也從不使用專業術語，不管是成人或是兒童都一樣。我認為盡量使用患者曾經說過的字詞是很重要的，這樣不僅可以減低患者的阻抗，還可以幫助他完整地回想起我提及的素材。在分析理查的過程中，我必須要提到幾個他原本不懂的詞匯，例如“性器官”、“有性能力”、“性關係”或是“**”。從某個時候開始，理查稱這個分析為“這個治療”。詮釋時，我會盡量使用理查的語言，但是在記錄時，我隻能夠大略摘要，而且有時候會把好幾個詮釋都整合在一起，所以看起來比較長，實際上這些詮釋中間還有穿插一些遊戲，或是理查自己的評論。
另外，在素材以及詮釋中要定義某些概念時，我認為有必要采用學術詞匯。不過當然，對兒童說話的時候我不會使用這些理論概念，而是在記錄時把這些專業術語放在［］裏。
基於保密原則，患者的背景細節做了部分更動。我在本書的描述中也盡量避免任何人物或外在環境的指涉。如我在序言中所述，即使是在這麽多的限製下，我確信透過本書的描述，我已忠實地呈現此案例的分析曆程及我的分析技巧。
從一開始，我就得知整個分析隻能維持四個月。經過深思熟慮後，我仍然決定接下這個工作，因為理查讓我覺得縱使分析成效有限，我還是能夠讓他的情況有所改善。理查深知自己的困境，而且極度希望能獲得幫助，所以我確信他一定會十分配合分析的進行。我也知道往後幾年他沒有機會再接受分析。當他知道有一個他認識，而且年紀比他大的男孩也是我的病人之後，就更渴望能接受我的治療。
自始至終，我都保持一貫的治療技巧和原則，不過在重讀這份記錄之後，我發現我在這個案例中回答的問題比其他案例多。理查一開始就知道他的分析隻能維持四個月，不過漸漸地，他開始了解自己需要更多的分析，整個治療愈接近尾聲，他愈害怕失去治療。我也意識到自己的正向反移情（positive counter-transference），不過我很小心謹慎地秉持基本原則，也就是持續地分析我所麵對的正向、負向移情以及深層焦慮。
我認為，不論情況多麽艱難，分析理查因恐懼戰爭所引發的焦慮，【參見《關於焦慮與罪疚的理論》（On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1984，《克萊因文集Ⅲ》〔Writings III〕）。是唯一能夠幫助他的方式。我相信，我已經避免了因同情病患所受的苦及正向反移情所可能導致的問題。
如我所預期，此案例的分析成效確實有限，可是對理查往後的發展仍然有影響。他後來可以去學校上課了，上了一段時間之後，家裏就請了家教，最後還完成了大學教育。他與同儕的關係改善了，對母親的依賴也減少了。後來還培養出對科學的興趣，也有一些工作的機會。我在戰後還有見到理查幾次，但截至目前還沒有機會繼續幫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