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選擇泡茶器的排序上，許次紓認為，內外掛釉的柴、汝、宣、成之類的瓷壺，也是優先選用的泡茶佳器。
飲茶的壺泡法，在唐代中期陸羽的《茶經》中，已見端倪。《茶經·六之飲》雲：“貯於瓶缶之中，以湯沃焉，謂之痷茶。”缶其小者謂之瓶。古代的瓶、缶、壺，並無太大差別，它們都是圓腔形的器具。《禮記·禮器》記載：“門外缶，門內壺。”缶和壺，皆是以小為貴的盛酒器。相對而言，缶更貴重一些，因此，在門外以缶敬酒，在門內用壺獻酒。湯可敬在《說文解字今釋》中說：“缶，大腹、小口、有蓋。”先把茶葉投入瓶缶之中，再以沸湯澆而淹茶，即是最早的壺泡法的雛形。清代，葉雋在《煎茶訣》中講得很明白：“瓶中置茶，以熱湯沃焉，謂之泡茶。”
明代，最早係統記載壺泡法的，要數張源的《茶錄》。據吳門畫派創始人沈周為《茶錄》作的序跋記載：“樵海先生，真隱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門為何物，日偃仰於青山白雲堆中，以一瓢消磨半生。”樵海先生，即是張源。張源，字伯淵，號樵海山人，蘇州西山人。他長期隱居西山，汲泉煮茗，殫精竭慮，以究茶之指歸。張源泡茶所用的壺，就是當時流行的錫瓢。其泡茶擇器，如他所講：“若山齋茅舍，惟用錫瓢，亦無損於香、色、味也。但銅鐵忌之。”此時的張源，身處於中國江南的文化高地——蘇州，為什麽沒有以紫砂壺作為泡茶器呢？這是因為他著《茶錄》的成書時間，至少是在明代正德四年（1509）之前。而最早的紫砂壺的問世時間，不會早於正德四年。崇禎年間，周高起在《陽羨茗壺係》中說：“故茶至明代，不複碾屑、和香藥、製團餅，此已遠過古人。近百年中，壺黜銀錫及閩豫瓷，而尚宜興陶，又近人遠過前人處也。”也就是說，從正德初年到崇禎十三年（1640），在這一百年左右的時間裏，泡茶器的革故鼎新，的確存在著從金銀器、錫器到瓷器，再到崇尚紫砂壺的一個黜奢崇儉的曆史大變局。根據文震亨的《長物誌》記載：“錫壺有趙良璧者，亦佳，然宜冬月間用。近時，吳中‘歸錫’，嘉禾‘黃錫’，價皆最高，然製小而俗，金銀俱不入品。”
清乾隆銅胎琺琅冰梅紋壺
趙良璧與“歸錫”的主人歸複，均是萬曆年間蘇州頂尖的製作錫壺的高手。清代謝堃在《金玉瑣碎》中提到歸壺時說：“取其夏日貯茶無宿味，年久生鯰魚斑者佳。”嘉禾黃錫，是指萬曆年間，嘉興黃裳製作的錫器。嘉靖年間，李日華在《味水軒日記》中記述：“裏中黃裳者，善鍛錫為茶注，模範百出而精雅絕倫，一時高流貴尚之，陳眉公作像讚，又乞餘，予數語謾應之。”張岱在《陶庵夢憶》中也寫道：“錫注，以黃元吉（黃裳）為上，歸懋德次之。”並且，張岱同時記載了當時黃錫茶壺不菲的價格，一把價值五六金，與當時的龔春壺、大彬壺等價。
陳師在《茶考》中記載：“予每至山寺，有解事僧烹茶如吳中，置磁壺、二小甌於案，全不用果奉客，隨意啜之，可謂知味而雅致者矣。”陳師，錢塘人，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舉人。其《茶考》的成書時間，大約是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左右。從陳師的記載可以看出，壺泡法在萬曆二十一年，已經明確存在了，並且磁壺與茶甌的泡茶組合方式，應該是從蘇州的吳中地區肇始的。從“吳中”與“磁壺”在上文的同時出現，基本能夠確認，陳師所見的磁壺，即是我們今天常用的紫砂壺。“磁”是“瓷”的俗稱，明清以降，“磁”與“瓷”始才通用。故清初王士禎在《居易錄》裏說：“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皆吳人。瓷壺如龔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
萬曆二十五年（1597），許次紓在《茶疏》中，已對當時所見的茶壺，做出了較為準確的係統總結。其中寫道：“茶注以不受他氣者為良，故首銀次錫。上品真錫，力大不減，慎勿雜以黑鉛。雖可清水，卻能奪味。其次，內外有油瓷壺亦可，必如柴、汝、宣、成之類，然後為佳。然滾水驟澆，舊瓷易裂可惜也。近日饒州所造，極不堪用。往時龔春茶壺，近日時彬所製，大為時人寶惜。蓋皆以粗砂製之，正取砂無土氣耳。”許次紓，字然明，浙江錢塘人，嗜茶成癖，精於茶理，他對茶注“首銀次錫”的選擇，仍然受到了唐宋審美與習俗的左右。由於許次紓與時大彬是同時代的人，因此，許次紓在談到紫砂壺時，才會談到“往時龔春茶壺，近日時彬所製，大為時人寶惜。”但是，在選擇泡茶器的排序上，許次紓認為，內外掛釉的柴、汝、宣、成之類的瓷壺，也是優先選用的泡茶佳器。因為他推崇的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則香氣氤氳，大則易於散漫。大約及半升，是為適可。獨自斟酌，愈小愈佳。”而當時的紫砂壺，容量普遍較大，大概在1—2升。萬曆二十一年（1593），張謙德在《茶經》中有如下記載：“茶性狹，壺過大，則香不聚，容一兩升，足矣。”
供春之後，開宗立派的裏程碑式的紫砂巨匠，要數時大彬了。明末，周高起在《陽羨茗壺係》中評價說：“予為轉一語曰：明代良陶讓一時，獨尊大彬，固自匪佞。”時大彬，號少山，又稱時彬。據李鬥的《揚州畫舫錄》記載：乃係宋尚書時彥之裔孫。其父時朋，與董翰、趙梁、元暢，並稱為明代製壺“四大名家”。時大彬在祖師供春及其父時朋的影響下，喜做大壺，容量在2L左右。周高起在《陽羨茗壺係》中又說：“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壺。”明末清初，周容在《宜興瓷壺記》裏這樣寫道：“今吳中較茶者，壺必宜興瓷。雲始萬曆間，大朝山寺僧（當作金沙寺僧）傳供春者。供春者，吳氏小史也。至時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為之。供春更斫木為模，時悟其法，則又棄模。”此文雖短，卻是異常重要，它準確記述了金沙寺僧、供春與時大彬三人之間的傳承關係及其紫砂製作技術的演變。
大彬壺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時大彬在其子參加院試時，遊曆婁東。據明末江盈科所著《諧史》記載：“宜興縣人時大彬，居恒巾服遊士夫間。性巧，能製磁罐，極其精工，號曰時瓶。有與市者，一金一顆。郡縣亦貴之，重其人。會當歲考，時之子亦與院試。”從上文可知，時大彬出行時，穿的還是明代文人的巾服，以一副文人的裝扮，遊走在官宦、文人之間。周高起的《陽羨茗壺係》，對時壺由大變小的緣源及其這段重要經曆，講得非常清楚：“後遊婁東，聞陳眉公與琅琊、太原諸公，品茶試茶之論，乃作小壺。”也就是說，時大彬在遊曆婁東時，受到陳繼儒、王詩敏、王鑒等文人的影響之後，才開始把紫砂壺小型化、文人化、精致化的。自此以後，需要雙手持舉泡茶的大壺，才改變為單手可持的文氣小壺。正是因為時大彬，在洞察領悟到文人泡茶的真正需求之後，更符合文人情趣與審美的新設計的紫砂小壺，因其粗而不媚、樸而大雅，得幽野旨趣，才會成為文人案頭的清供雅器，如周高起所言：“幾案有一具，生人閑遠之思。”
明代天啟元年（1621），文震亨在《長物誌》中說：“時大彬所製又太小。”文震亨認為最佳的泡茶器，應該是：“若得受水半升，而形製古潔者，取以注茶，更為適用。”由此可見，以文震亨為代表的明末文人，他們推崇的泡茶器的容量，與萬曆年間許次紓對茶注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他們認為“是為適可”的紫砂壺的容量，大約是在500ml左右。而時大彬所做的小壺，其容量究竟為多大呢？從目前有跡可查的資料推測，其容量應在300ml左右，但不會低於200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