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 “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顧炎武的判斷是基本符合茶飲的曆史發展規律的。
“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於周魯公。齊有晏嬰，漢有揚雄、司馬相如，吳有韋曜，晉有劉琨、張載、遠祖納、謝安、左思之徒，皆飲焉。滂時浸俗，盛於國朝，兩都並荊渝間，以為比屋之飲。”唐代陸羽在《茶經·六之飲》一章，也隻是大概推測，茶的飲用，肇始於神農氏，聽聞於周魯公。
飲茶始於神農氏，作為傳說尚可，但其曆史事實，卻無法考證。因為在成書於東漢的《神農本草經》中，並沒有任何關於茶的記載。而“聞於周魯公”，恐怕也是陸羽認知的錯誤。周魯公是誰呢？周魯公是西周時期的周公旦，他是周文王的第四個兒子，因被封於山東曲阜，故稱為周魯公。茶飲和周魯公又是怎樣關聯上的呢？傳說《爾雅》一書，為周魯公所寫，而《爾雅·釋木第十四》最早記載了“檟，苦荼”。事實上，《爾雅》的成書時間，大約是在戰國或兩漢之間，故陸羽提出的“聞於周魯公”，就屬於認知上的錯誤。
不僅如此，陸羽的“齊有晏嬰”，以及《茶經·七之事》引《晏子春秋》曰：“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此“茗菜”，在現存的《晏子春秋》各種版本中，都為“苔菜”。而苔菜，是紫堇菜的別名，並非是茶。綜合上述內容，排除陸羽誤引的“聞於周魯公”與“茗菜而已”兩條文獻，基本可以認為：在周朝以及其後的春秋戰國時期，仍然無法覓到關於茶飲的確鑿的任何文字記載。
清代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顧炎武的判斷是基本符合茶飲的曆史發展規律的。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采納司馬錯之策攻蜀，大破蜀軍於葭萌關，古蜀國滅亡。不久之後，秦軍又滅了巴國，從而實現了“先滅蜀，繼滅楚，而得天下”的戰略構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由丞相李斯負責，推行“書同文，車同軌”政策，在秦國原有大篆籀文的基礎上，對文字進行簡化，創立了小篆，作為全國統一的規範文字來使用，與此同時，也廢除了原來六國的文字。隻有當全國具備了規範統一的文字，消除了過去六國各自為政的文字混亂狀態，關於茶飲的可辨識的文字記載出現，才會在未來成為可能。
商周時期的無釉白陶器
秦國征服了巴蜀地區並統一六國之後，巴蜀地區的飲茶習俗，始才具備了向外傳播的必要條件。隨著秦人東破荊州，南下江陵，飲茶習俗便逐漸向長江中下遊地區擴散。兩漢時，茶已傳至荊楚大地。三國時，江南及江淮一帶飲茶之風，已頗具氣勢。如西晉張孟陽詩雲：“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區”。六清，即是古代招待賓客的六種飲品，具體為水﹑漿﹑醴﹑涼﹑醫﹑酏。
最早可能出現的茗飲之事，根據顧炎武的推測，大約應在秦朝統一之前的戰國末期。而真正有據可考的飲茶記載，則出現在西漢（公元前59年）王褒的《僮約》一文裏。其中的“烹荼盡具”“武陽買荼”，則實實在在地證明了，我國的飲茶習俗，至少在西漢的四川彭山業已確鑿存在。若再向前追溯，則缺乏翔實可靠的史料支撐。清代郝懿行在《證俗文》中寫道：“茗飲之法，始見於漢末，而已萌芽於前漢。司馬相如《凡將篇》有荈詫，王褒《僮約》有武陽買荼。”從《僮約》的“牽犬販鵝，武陽買荼”與“楊氏擔荷，往來市聚”，基本可以證實，在西漢宣帝神爵三年，四川已經建立了可以自由交易的茶葉市場。西晉傅鹹的《司隸教》記載：
漢代鳥頭形柄杯，高10厘米，寬9.6厘米，口徑4.1厘米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
陶鬲，古老的炊器
“聞南市有蜀嫗作茶粥賣，為廉事打破其器具，後又賣餅於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姥，何哉？”蜀嫗能在南市售賣茶粥，則證明在當時的蜀地，飲茶已為尋常百姓事。此茶粥，是否如今天用新鮮茶葉與食物先擂後煮出的擂茶，也未可知。
西漢的司馬相如、王褒，還有同時代的揚雄，均為四川人，他們都是茶之重要的記載者與時代見證人。西漢揚雄的《方言》有記：“蜀西南人謂茶曰蔎。”
西漢王褒的《僮約》稱“烹荼盡具”，東漢至三國時期成書的《桐君采藥錄》記載：“巴東別有真茗茶，煎飲令人不眠”。晉代郭璞的《爾雅》注說：“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綜合西漢至兩晉屈指可數的文獻記載，大致可以判斷，從史前到晉代，此時的飲茶方式，主要為烹飲、煎飲或煮作羹飲等。
為什麽兩晉之前的茶飲方式，主要為烹飲、煎飲或煮作羹飲呢？首先，是因為當時的飲食器具比較簡陋，飲食還是以蒸煮為主。其次，是由當時的飲食習慣所決定的。根據《桐君錄》記載：“凡可飲之物，皆多取其葉。”通過現代茶葉的科學研究，我們能夠明白，凡是經過煎、煮的茶，往往會濃度較高。如果兼顧到口感的甜美而不苦澀，最恰當的采茶方式，就是應當擷取咖啡堿與茶多酚含量較低的成熟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