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乾隆年間，工夫茶在福建漳州地區，其技法已經基本趨於成熟和完善，並且已完全世俗化、大眾化，甚至已經成為商人、茶客們炫耀擺闊、鬥豪競奢的一種生活娛樂方式。
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龍溪縣誌》記載：“靈山寺茶，俗貴之；近則遠購武夷茶，以五月至，則鬥茶。必以大彬之礶，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壯之爐，扇必以琯溪之箑，盛必以長竹之筐。凡烹茗，以水為本，火候佐之。水以三叉河為上，惠民泉次之，龍腰石泉又次之，餘泉又次之。窮鄉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費，歲數千。”龍溪縣，為隸屬福建省漳州市的千年古縣。與嘉慶初年、俞蛟在程江上的花舟中所見一樣，“今舟中所尚者，唯武夷，極佳者每斤需白鏹二枚”，而非此前舟上流行的蜀茶。過去的漳州，也是以靈山寺所產的茶葉為貴。到了乾隆年間，龍溪人便改弦易轍，紛紛爭相遠購武夷茶。這充分說明，武夷茶作為一個嶄新的茶類，在剛剛誕生不久，便受到了閩南人的熱捧。每年的五月，等武夷茶運至龍溪，民間便開始鬥茶。鬥茶的茶與茶器，隨著工夫茶的普及而漸趨奢侈化、標簽化，並且是必以大彬壺、若琛杯、大壯爐等為尚，烹茗以水為本，火候佐之。而明末張岱筆下的閔汶水，卻是“剛柔燥濕必身親，下氣隨之敢喘息？到得當爐啜一甌，多少深心兼大力”（《閔汶水茶》）。“今來茗戰得異人，桃葉渡口閔老子。鑽研水火七十年，嚼碎虛空辨渣滓”（《曲中妓王月生》）。從龍溪民間不惜財力的鬥茶實踐及其規製，我們尚能隱隱窺見閔老子原創工夫茶對後世的影響。由此可見，到了乾隆年間，工夫茶在福建漳州地區，其技法已經基本趨於成熟和完善，並且已完全世俗化、大眾化，甚至已經成為商人、茶客們炫耀擺闊、鬥豪競奢的一種生活娛樂方式。
乾隆三十一年（1766），福建永安縣令彭光鬥，在《閩瑣記》中說：“餘罷後赴省，道過龍溪，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爐活火，烹茗相待。盞絕小，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閩三載，隻領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古永安縣，隸屬現在的三明市，作為一縣之長的彭光鬥，客閩三載，隻在卸任後、路經龍溪的竹林環繞的小院中，品過一次真正的工夫茶。無獨有偶，雍正年間的崇安縣令劉埥，在《片刻餘閑集》裏寫道：當時真正的武夷岩茶，在崇安的市場上是無法買到的，各地來遊武夷山的賓客，唯有從九曲內的各寺廟裏，方可少量購到。“唯粵東人能辨之”，“餘為崇安令五年，到去任時，計所收藏未半斤，十餘載後，亦色香俱變矣”（劉埥《片刻餘閑集》）。兩個在福建任職的縣令，都異口同聲地表達了當時武夷真茶的難覓，這說明了什麽？首先，是當時的武夷岩茶，產量確實稀少。其次，此時的武夷岩茶，不同於產量巨大的專供出口的武夷茶（紅茶），其銷售渠道被粵東（汕頭、潮州、汕尾、梅州、揭陽）、汀州、泉州、漳州的商幫控製著，尤其是漳州商人。康熙年間，釋超全在《武夷茶歌》的“近時製法重清漳”以及《安溪茶歌》的“邇來武夷漳人製”，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那時經營、控製武夷茶的商人，自然最熟悉武夷岩茶的泡法，而工夫茶烹治技法的最初傳播，一定是在茶商的宣傳、鼓動、主導下，隨著工夫茶類的四散傳播而普及的。
最早記錄工夫茶飲法的文獻，當屬乾隆年間的袁枚。他在《隨園食單·武夷茶》中寫道：“餘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濃苦如飲藥然。然丙午秋，餘遊武夷，到曼亭峰、天遊寺諸處，僧道爭以茶獻。杯小如胡桃，壺小如香櫞，每斟無一兩。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試其味，徐徐咀嚼而體貼之。果然清芬撲鼻，舌有餘甘。一杯之後，再試一二杯，令人釋躁平矜，怡情悅性。始覺龍井雖清，而味薄矣；陽羨雖佳，而韻遜矣。頗有玉與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猶未盡。”乾隆五十一年（1786），袁枚從南京出發來到武夷山，寺廟的僧人爭相獻茶，以小如香櫞的瓷壺泡茶，杯小如核桃大小。如胡桃大小的茶杯，不就是閔老子最早使用的小酒杯的形製嗎？
清代乾隆琺琅彩花卉茶碗
袁枚在寺廟裏飲完武夷茶後，寫了一首《試茶》詩雲：“道人作色誇茶好，瓷壺袖出彈丸小。一杯啜盡一杯添，笑殺飲人如飲鳥。”“采之有時焙有訣，烹之有方飲有節。譬如曲蘖本尋常，化人之酒不輕設。我震其名愈加意，細咽欲尋味外味。杯中已竭香未消，舌上徐嚐甘果至。歎息人間至味存，但教魯莽便失真。盧仝七碗籠頭吃，不是茶中解事人。”從袁枚的這首工夫茶詩，我們能夠看出，上述袁枚在《隨園食單》記載的所品嚐的武夷茶，恰恰也是他在《試茶》詩中所描摹的內容。僧人用彈丸大小的瓷壺泡出的茶，分斟到如鳥食罐一樣大小的茶杯裏，一杯飲盡再次注茶，此情此景，不禁讓袁枚這位見多識廣的文人才子，感到好奇、感到可笑。袁枚作為乾嘉文人的代表，一生嚐盡天下美食，飲遍南北名茶，卻從未見過用如此小壺、小杯喝茶的怪異方式。鑒於此，我們就能頓悟，曾以小酒盞酌客的閔汶水，為什麽會受到文人周亮工的恥笑？但是，才思敏捷的袁枚明白，這種迥異於傳統文人的飲茶方式，卻是“烹之有方飲有節”，“細咽欲尋味外味”。即是杯中的茶湯已盡，杯底冷香依然纏綿悠長。待到“舌上徐嚐甘果至”，這分明是人間啜茶的“至味存”呀！不可因為自己的魯莽、偏見、粗糙等，而失去或錯過茶中的真香、真味及其韻致。
敘述至此，我們不禁又會產生一個疑問，為什麽如此精巧、細膩的飲茶方式，袁枚作為一個閑散歸隱的文人，隻是對工夫茶淺嚐輒止，而沒有極力去倡導、去推廣呢？其根本原因，在於明末清初遭到普遍唾棄的程朱理學，又被清代統治者撿了回來，並成功打造成為籠絡知識階層與統治、禁錮、約束人們思想行為的重要政治工具。因此，當程朱理學再次高踞廟堂，並確立了其在官方哲學與道德領域的獨尊地位，重塑了崇儒重道的清代文化格局以後，清初的文人士族階層，便產生了一種明顯複歸傳統的複古潮流。例如：程朱理學要求士人階層必須清高、廉潔，不能親近錢財，不能親近商人，否則便會玷汙作為士人的純潔。因此，清初以降的士人飲茶風尚，又重新回歸到以儒家倫理精神為核心的傳統審美，明末湧現出的諸如世俗快樂、感官享受、人性欲望以及精神自由等思潮，重新又被嚴酷地束縛在封建傳統、理學條文的牢籠裏。當飲茶方式再次被儒家賦予濃重的自省、養廉、雅誌、修德等教化色彩以後，以追求生命感性存在與物質享受的具有世俗之美的工夫茶，自然在以儒家為正統的文人士族階層，失去了培植其生存、發展、壯大的土壤。於是，工夫茶隻能在封建統治薄弱、商品經濟發達的少數地區，偏之一隅，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了。
清代雍正琺琅彩茶盅，高4.4厘米，口徑7.2厘米
綜合上述文獻我們知道，最早敢於以小酒杯酌客，並把茶的烹飲精致化、世俗化的，是明末金陵的閔老子。他把品茶的個人雅興，通過七十餘年的鑽研精煉，逐步提升成為高超過人的專業技能，並且很成功地把自己的精湛技藝與盛名赫赫，進一步地商品化、世俗化了。明末清初的鬆蘿製法，深刻地影響了武夷岩茶的誕生。黃山僧人在傳授鬆蘿製法、改進武夷茶的過程中，一定會演示、傳授鬆蘿茶的泡法與品飲技藝的。一個創新並模仿鬆蘿茶的新茶類的出現，必然會帶來泡茶手法、品飲方式的重大改變，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胡適先生曾經說過：所謂創造，隻是模仿到了十足時的一點兒新花樣。任何人的成長，任何風尚的形成，都離不開對優秀的模仿。因此，在武夷鬆蘿的衝泡方式中，一定會帶著揮之不去的鬆蘿茶瀹飲泡法的影子。而在明末清初，對鬆蘿茶的研製與瀹泡技法，不可能會有第二個人，能比茶道大家閔汶水的知名度更高、影響力更大了。在明末，上至達官貴人、文人雅士，下至秦淮名姬，都以能得到閔茶或者能到花乳齋品茶為幸事，故閔汶水瀹泡鬆蘿茶的技法、對茶器的選擇與審美，必然會成為鬆蘿茶泡法的最高典範，深刻地影響著或提高著愛好鬆蘿茶的人們的泡茶水準。袁枚在武夷山寺為之一新的工夫茶體驗，讓他意識到用小壺、小杯品茶，其滋味會好於大盞。如果再像原來那樣去粗放地飲茶，是很難品出茶的舌有餘甘、味外之味的。道光十二年（1832）編修的《廈門誌·風俗記》記載：“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壺必曰孟公壺，杯必曰若琛杯。茶葉重一兩，價有貴至四五番錢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餉客，客必辨其香味而細啜之，否則相為嗤笑，名曰工夫茶。”流俗其所喜好的“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一句，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的人們，對用小酒杯替代茶杯喝茶，還是有點不太習慣，感覺像是在品酒，這是否仍會讓我們想起張岱、周亮工、陳允衡眼中的閔老子來？“自起當爐，茶旋煮，速如風雨”（《陶庵夢憶》）。“見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盞酌客，頗極烹飲態”（《閩小記》）。“汶水君幾以湯社主風雅”（《花乳齋茶品》）。鹹豐年間，寄泉的《蝶階外史·工夫茶》中有：“工夫茶，閩中最盛”“甌如黃酒卮，客至每人一甌，含其涓滴，咀嚼而玩味之”的說法。這基本可以證明，鹹豐年間的福建某甲家巨富，在品飲工夫茶時，用的仍然是小酒杯，或者是參照酒杯形製仿造的小茶甌了。
一個新茶類的誕生，一定會引起品飲方式的變化，相應的茶器與審美，必然會隨之改善與調整。這種飲茶方式的全新改變，通過順藤摸瓜，追本溯源，從中仍能感受到，閔汶水的鬆蘿製法、鬆蘿飲法對當時武夷鬆蘿的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