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曆史發展，世俗流行的諸多時尚新潮，青樓女子仍是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
從明末清初的《隨見錄》，至清末民初的《可言》所載，工夫茶一直是作為武夷岩茶的代名詞存在著的。民國以後，武夷岩茶已不再被稱為工夫茶，取而代之的則是特指出口的精製傳統紅茶，如政和工夫、祁門工夫、寧紅工夫等。到了清代嘉慶六年（1801），夢廠居士俞蛟，在《夢廠雜著·潮嘉風月》中，首次提到“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從此之後，工夫茶之名，始與泡飲之法建立了或疏或密的聯係。俞蛟書中所記的工夫茶泡法，是在乾隆五十八年至嘉慶五年（1793—1800）期間，他以監生身份，赴嘉應州任興寧縣典史時，在程江六篷船上的見聞。
俞蛟，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字清源，號夢廠居士，生於乾隆十六年（1751）。《夢廠雜著》是他唯一的傳世著作，嘉慶六年，成書於廣東齊昌官舍凝香室。《夢廠雜著》全書共分七卷，第七卷《潮嘉風月》，記錄了潮州、嘉應州一帶20餘名船妓的遭遇。其中就有“態度豐豔、柔情綽約”的濮小姑，“故當時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如奉為吟壇主”。據俞蛟記述：在六篷船上，名人書畫，紅閨雅器，無不精備。“閑倚蓬窗，焚香插花，居然有名士風味。對榻設局，腳床二，非詩人雅誌不延坐。”當時的六篷船，究竟有多麽豪華呢？據清代長沙人周壽昌說：“水國遊船，以粵東為最華褥，蘇、杭不及也。”明清的蘇杭，可謂是“人間都會最繁華”。既然蘇杭的花船所不及，則證明了六篷船上的吃穿用度，無不奢華異常。其經濟後盾與消費基礎，無可爭議是來自於韓江商路的熙攘與繁榮。而極其雅致又帶有書香氣息的六篷船上的妓女，據記載，大多扮相時尚，工詩善唱，熟諳工夫茶飲，喜交品味高的文人士大夫。乾隆年間，狀元吳鴻任廣東學政時，在赴潮嘉（即潮州與嘉應州）典試途中，就曾在六篷船上結交了俞蛟筆下的濮小姑，並題扇贈詩雲：“輕衫薄鬢雅相宜，檀板互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見鄭都知。折柳河幹共黯然，分衿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蓬窗便百年。”
俞蛟在《潮嘉風月·麗景》一篇寫道：“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者，唯武彝，極佳者，每斤需白鏹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見焉。”白鏹即是白銀。從俞蛟所記，我們可以看出，潮嘉舟中引以為尚的，是價格高昂的新貴——武夷茶，而非此前的川茶。
俞蛟為其作傳的船妓月兒，“姿首清麗，白晝相接，如對名花，映燭而坐，愈覺其妍，故人呼為‘夜嬌嬌’。桂山邱學士贈詩雲：春衫窄袖小雲鬟，燭影浮杯照遠山。怪煞纖纖江上月，夜來光彩滿人間。由是月兒名噪甚，遠近文學之士，得識一麵以為快。”俞蛟選擇登臨月兒的舟中吃茶，是否也是慕其豔名而來？巧合的是，俞蛟在舟中的艙壁上，無意中發現了同為浙江舉人王曇（萬花主人）題寫給月兒的詩句：“宴罷歸來月滿闌，褪衣獨坐興闌珊。左家嬌女風流甚，為我除煩煮鳳團。小鼎繁聲逗響泉，蓬瀛夜靜話聯蟬。一杯細啜清於雪，不羨蒙山活火煎。”俞蛟下船後，回到廣東興寧官舍的凝香室，把自己的所見、所感以及月兒泡茶的程式詳細記錄下來，便是《潮嘉風月》所記：“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為精致，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三寸，以細白泥為之。壺出宜興窯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許。杯盤則花瓷居多，內外寫山水人物極工致，類非近代物，然無款識，製自何年，不能考也。爐及壺盤各一。唯杯之數，則視客之多寡，杯小而盤如滿月。此外尚有瓦鐺、棕墊、紙扇、竹夾，製皆樸雅。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璧。尋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將泉水貯鐺，用細炭煎至初沸，投閩茶於壺內，衝之。蓋定複遍澆其上，然後斟而細呷之。氣味芳烈，較嚼梅花更為清絕，非拇戰轟飲者得領其風味。”
俞蛟的上述記載非常重要，既然嘉慶初年，俞蛟能在往來程江的六篷船上，見到成熟的工夫茶烹治之法，這說明工夫茶的烹飲，在潮、嘉社會各階層中，已不陌生或已司空見慣，同時也大致描繪出了工夫茶在汀州、梅州、潮州之間的傳播路線。此刻，在我們腦海裏，是否也會浮現出秦淮名妓王月生等人，“雖大風雨、大宴會，必至老子（閔汶水）家，啜茶數壺始去”。縱觀曆史發展，世俗流行的諸多時尚新潮，青樓女子仍是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
既然工夫茶誕生於武夷山區，那麽，它又是怎樣在潮汕地區開花結果的呢？
明末，閔老子嫻熟高超的泡茶技法，雖無工夫茶之名，卻已具工夫茶之實。當工夫茶（武夷茶）受到鬆蘿茶的製法的影響誕生以後，工夫茶在運輸、售賣、烹飲、傳播過程中，漸漸才由一種嶄新的茶類，通過以訛傳訛的約定俗成，成為武夷茶的一種考究精致的烹治、品飲方式。
明代萬曆年間，郭子章的《潮中雜記》記載：“潮俗不甚貴茶，佳者多不至潮。唯潮陽間有之，亦閩茶之佳者耳，若虎丘、天目等茶，絕不到潮。”這說明在明末，潮汕地區的製茶技術較差，茶的消費水平還停留在初級階段。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潮州府誌》記載：“茶，潮地佳者罕至，今鳳山茶佳，亦雲待詔山茶，亦名黃茶。”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饒平縣誌》也記載：“粵中舊無茶，所給皆閩產，稍有賈人入南都，則攜一二鬆蘿至，然非大姓不敢購也。近於饒中百花、鳳凰山多有植之者。其品亦不惡，但采炒不得法，以致苦澀，甚恨事耳。”這說明，到了康熙二十五年，潮汕地區的製茶技術，仍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步。商賈豪門權貴所飲的茶，皆是由茶商從武夷山采購的鬆蘿綠茶。雍正八年（1730），《潮安縣誌》仍舊記載：“茶，潮地佳者罕至。”到了清末，同治二年（1863）黃劍的《鎮平縣誌》記載：“今邑中有所謂武夷茶者，用以餉客，蓋來自崇安也。餘嚐至東麓山房，楊友竹出手製本山茶尖數片，瀹之雋永，不減雀舌，可見本山所產亦不惡，惜製之者無此細膩風光也。”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到了清代順治年間，武夷山已經借助鬆蘿茶的烘青技術，完成了蒸青茶的改造，並且在康熙年間發明了烏龍茶的製作技術，工夫茶於此業已問世。而潮汕地區，在康熙年間，僅鳳山的製茶技術稍有起色，鳳山黃茶才剛剛誕生。而單叢的主產區鳳凰山，仍然采炒不得法，以此做出的綠茶，滋味依舊偏苦澀。到了同治年間，品質好的茶葉，還是來自武夷山區。本地土著鑒茶之優劣，仍是以綠茶（雀舌）為標準，這基本能夠證明，烏龍茶的製法、飲法，在當地仍然沒有得到崇尚和推廣。但是，黃劍也承認，本地所產茶青的品質優良，隻是製茶技術太粗糙、落後了。上文中提及的“黃茶”，不同於六大茶類中的黃茶類屬，可能是炒焙工藝不得法，以致綠茶的幹茶泛黃；也可能是品種原因，致使綠茶的外觀微黃故名。
潮州烏崠山古茶樹
清末烏龍茶的挑揀
那麽，潮州烏龍茶到底起源於何時呢？從以上史料可知，它應該誕生在武夷岩茶出現之後，是武夷岩茶的製作技術，影響和左右了潮州烏龍茶的發展。早期的鳳凰單叢，並沒有自己的專屬名字，它常被稱作“廣東武夷”。陳椽先生在《中國茶葉外銷史》中，引述1836—1840年“英國輸進中國茶葉花色一覽”，記錄有如下花色：“廣東武夷，福建武夷工夫、紅梅、珠蘭、安溪……”民國二十四年（1935）的《廣東通誌稿》，記載了鳳凰單叢的製法：“將所采茶葉置竹匾中，在陰涼通風之處，不時攪拌，至生香為度，即用炒鑊微火炒之，至枝葉柔軟為度，複置竹匾中，用手做葉，做後再炒，至幹脆為度，即可出售。”“茶為鳳凰區特產，以烏崠為最佳，每年產額二十餘萬元。”直到民國三十五年（1946）的《潮州誌》中，才明確記載了鳳凰茶的炒焙兩法兼用。這就意味著，在民國前後，鳳凰單叢的青茶製作技術，才基本趨於成熟和完善。
清代，毗陵太守李寧圃《程江竹枝詞》詩雲：“程江幾曲接韓江，水膩風微**小?”。“怪他楚調兼潮調，半唱銷魂絕妙詞”。程江，發源於江西尋烏縣的大帽山，一百多裏的舊河道，流經梅縣，在梅州市區的老百花洲匯入梅江。而發源於武夷山南段的汀江，在流過汀州後，與梅江在三河壩匯成韓江。韓江自古就是貫通閩西、粵東的交通大動脈，也是整個潮汕、興梅、閩西南以及贛南地區商業聯係的紐帶。尤其是在清代康熙中後期，隨著禁海令的廢除，水流潮汕的千年汀州府，迅速成為閩、粵、贛三省的物流交易中心，而潮州則一躍發展成為閩、粵、贛邊經濟區域的貿易中心。從此，潮汕地區也成為汀州商人對外商貿的主要區域。在潮汕經商的大量汀州、龍岩商人，為聯絡鄉情，方便商業洽談，於潮州成立了汀龍會館。而來自潮州、汕頭、潮陽、澄海等地的商人，也在作為閩、粵、贛物資流通中轉站的汀州，相繼建立了廣東會館、潮州會館等。潮、汀雙方密切的貿易往來，必然會帶來韓江水運的空前繁忙。修篁夾岸，六篷參差，商人、文人如過江之鯽，熙攘往來於江上岸下，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娼妓娛樂業的發達興旺。如俞蛟所見：“繡幃畫舫，鱗接水次；月夕花朝，鬢影流香；歌聲戛玉，繁華氣象，百倍秦淮。”韓江古渡，鬢影脂香，六篷船上，風月之盛，由此可見一斑。袁枚在《隨園詩話》說：“傳聞潮州六篷船人物殊勝，猶未信也。”待讀罷李寧圃的竹枝詞後，“方悔潮陽之未到也” 。晚清詩人丘逢甲，有感於此，也寫過“五州魚菜行官貼，兩岸鶯花集妓蓬”的詩句。
千年古汀州
我們有幸能在武夷山市的星村黃花嶺上瞻仰的天上宮，就是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由汀州商人曆時十年、集資興建的汀州會館。會館的大殿，供奉有媽祖神像，也是閩北規模最大、建築最精美的媽祖廟。古老的汀州會館，它一方麵見證了，曾雲集武夷山的汀州茶商的人數眾多及其所擁有的巨大財力。另一方麵也反映了，常年往來於湍急水上運輸的汀州茶商，對能庇護個體生命與財富安全的超自然神靈的渴望。嘉慶十三年（1808）的《崇安縣誌》，在寫到星村茶市及汀州茶商時有：“茶市之盛，星渚為最。初春後，筐盈於山，擔屬於路。負販之輩，江西、汀州及興、泉人為多。”武夷山的媽祖廟，在當下的近乎銷聲匿跡，也如實反映了，武夷茶由過去水路運輸向今天陸路運輸的重大轉變。
光緒年間，徐珂在《清稗類鈔·飲食類·邱子明嗜工夫茶》中寫道：“閩中盛行工夫茶，粵東亦有之。蓋閩之汀、漳、泉、粵之潮，凡四府也。”清代的閩中範疇，是泛指福建地區，包含中國台灣。粵東，是指與福建龍岩、漳州等地接壤的潮汕、梅州等地。從徐珂的記載來看，閩中盛行工夫茶的地區，主要包括汀州、漳州、泉州等地。而粵東，主要是指韓江、梅江、程江流域的梅州、潮汕地區。乾隆二十七年的《龍溪縣誌·風俗篇》，詳細記載了龍溪縣工夫茶的精致與興盛。清代的龍溪縣城，即為今天的漳州古城。乾隆三十一年，客閩三年的永安縣令彭光鬥，在路經龍溪縣時，於路邊第一次品嚐到沁透心脾的工夫茶。乾隆五十一年，袁枚在武夷山遊覽天遊寺時，首次見到“笑殺飲人如飲鳥”的工夫茶。待到乾隆五十一年，紹興人俞蛟出任韓江上遊的興寧縣典史，在程江船妓月兒錦繡奪目的六篷船上，見識了鴉片與工夫茶，兩者皆是六篷船上招待客人的必備之物，並親身體驗與詳細記載了較嚼梅花更為清絕的奢華工夫茶的範式。由此可見，工夫茶從福建漸次向潮汕地區的傳播，不僅依靠福建汀州、龍岩、漳州的商人，而且漂泊在韓江流域上的各色船妓，也是一股無法忽略的重要推手。那時穿梭在韓江上的六篷船，究竟有多少呢？清代大埔人張對墀的《茶陽竹枝詞》雲：“三水三江合一河，沿河來去客船多。盈盈無數疍家女，皓腕明妝照綠波。”民國四年（1915）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觀·清代述異·卷十二》則說：“中國講求烹茶，以閩之汀、漳、泉三府，粵之潮州府功夫茶為最，其器具亦精絕，用長方瓷盤，盛壺一杯四。”清代中期以降，隨著汀州與潮汕商品交流的日益密切，隨著潮汕地區經濟水平的越來越高漲，工夫茶的傳播與發展，從曾經的“閩中盛行工夫茶，粵東亦有之”，到“粵之潮州府功夫茶為最”，自然是在意料之中的。工夫茶的興盛及其所用茶器愈漸精絕的背後，比拚的是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當地人們的強大消費能力。
清代雍正鍾形八鵝杯，高3.8厘米，口徑7.4厘米
1957年，潮州人翁輝東，在《潮州茶經》講得很明確：“潮人所嗜，在產區則為武夷、安溪。”綜合上述內容，能夠足以證明，潮汕工夫茶，主要是由康熙以降的福建汀州、漳州、龍岩商人以及程江、汀江、梅江、韓江上的各色船妓，在長期的閩、粵、贛之間的商業往來中，在商品經濟的強力推動下，不斷滲透、熏染、改進、完善起來的。當工夫茶從武夷山開枝散葉傳播而來時，閩、粵兩地茶商的伺機介入，也是有所貢獻的。
總之，工夫茶最終在潮汕地區發揚光大，翁輝東在《潮州茶經》，已經講得很直白了。首先，清代中期以後，福建汀州貨物順江而下，改由潮汕出口。潮汕海貨也大規模地進入汀州，潮州憑借其獨特的地理區位、經濟實力迅速崛起，從此商業發達，潮民殷盛，物產亦饒，巨富商賈眾多，其經濟發展水平，能夠足以匹配工夫茶崛起的耗費。其次，當飲茶被文人雅士捧為風雅之舉之後，大眾便以飲茶相誇尚，且潮人曆來喜尚風雅，舉措高超，自然也會不甘平庸。最後，在福建汀州、漳州、龍岩富商的高調引領下（雍正十二年，龍岩始從漳州分離出來，升格為龍岩州），在本地富商的推波助瀾下，在高等級船妓的奢華示範下，多種力量的協同並舉，使潮人開始變本加厲，“繼則不惜重資，購買杯碟，已含玩弄古董性質。”故翁輝東說：“唯我潮人，獨善烹製，用茶良窳，爭奢奪豪，釀成‘工夫茶’三字，馳騁於域中。”其實，工夫茶自從在閔汶水的“花乳齋”萌芽，在特別講究水火烹製之外，就已經開始以古為雅，刻意追求茶器的精絕，這種奢靡與炫耀之風，一直貫穿於工夫茶發展的始終。“窮山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費，歲數千”（乾隆二十七年的《龍溪縣誌》）。“彼誇此竟，遂有鬥茶之舉。有其癖者，不能自已。甚有士子終歲課讀，所入不足以供茶費”（道光十二年《廈門誌》）。光緒年間，張心泰在《粵遊小記》中也說：“潮郡尤尚工夫茶”，“甚有酷嗜破產者”。上述三段記載可以證實，從康熙年間的漳州，道光年間的廈門，再到光緒年間的潮汕地區，為工夫茶所拖累者，為工夫茶所破產者，恐怕不在少數，也絕非僅限於記載中的寥寥幾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