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工夫茶的出現，彌合、拉近了過去以社會精英為代表的文人茶與民間飲茶在精神、審美層麵的巨大鴻溝。
近代，台灣學者連橫（1878—1936），在《雅堂筆記·茗談》中寫道：“台人品茶，與中土異，而與漳、泉、潮相同；蓋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壺必孟臣，杯必若琛，三者品茗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對於台灣居民的構成，連橫所講是屬實的。清代《小琉球漫誌》也說：“台地居民，泉、漳二郡，十有六、七；東粵嘉、潮二郡，十有二、三；興化、汀州二郡，十不滿一；他郡無有。”這就很容易解釋，為什麽流行閩南、粵東的工夫茶，與台灣是何其相似了，兩岸本是同根同族一家親。連橫作為曆史學家，他此刻所見到的工夫茶，仍是一種不同於中國其他廣大地區的小眾飲法。構成工夫茶的三個要素，分別為名貴的武夷茶、孟臣壺、若琛杯。若三者缺一，則不能稱之為工夫茶，待客則感覺自己底氣與實力不足，甚至缺少彼此的地域認同感與歸屬感。
嘉慶初年，在往來梅州的程江六篷船上，俞蛟準確記錄了船妓月兒泡工夫茶待客的場景，其中包括極工致且貴如拱璧的白泥爐、宜興砂壺、瓷盤、瓷杯、瓦鐺、棕墊、紙扇、竹夾等。在泡茶時，“先將泉水貯鐺，用細炭煎至初沸，投閩茶於壺內衝之；蓋定，複遍澆其上。”到了鹹豐年間的《蝶階外史》則有：“每茶一壺，需爐銚三。”“第一銚水（將）熟，注空壺中，**之潑去；第二銚水已熟，預用器置茗葉，分兩若幹，立下壺中，注水，覆以蓋，置壺銅盤內；第三銚水又熟，從壺頂灌之周四麵，則茶香發矣。” 《蝶階外史》的作者高寄泉所述，比俞蛟多了“注空壺中，**之潑去”。而以沸水滌壺、溫壺等環節，明代張源的《茶錄》裏早有詳述，這說明工夫茶的瀹泡技法，是在久遠的曆史時空中，在曆代茶人頻繁用心的酌客中，在閩、粵之間次第有序的傳播中，不斷改良精進，愈臻完善的。
康熙五彩十二花神杯
在民國時期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觀·清代述異》中，所記載的工夫茶，開始強調以潮州為精、為最，其中寫道：“中國講求烹茶，以閩之汀、漳、泉三府，粵之潮州府工夫茶為最。其器具精絕，用長方瓷盤，盛壺一、杯四，壺以銅製，或用宜興壺，小裁如拳。杯小如胡桃，茶必用武夷。客至，將啜茶，則取壺置徑七寸、深寸許之瓷盤中。先取涼水漂去茶葉中塵滓。乃撮茶葉置壺中，注滿沸水，既加蓋，乃取沸水徐淋壺上。俟水將滿盤，乃以巾覆，久之，始去巾。注茶杯中奉客，客必銜杯玩味，若飲稍急，主人必怒其不韻。”與之前的文獻相比，到了清末，潮州工夫茶又增加了“先取涼水漂去茶葉中塵滓”、覆巾等程序。
1957年，隨著翁輝東《潮州茶經·工夫茶》的問世，潮州工夫茶藝基本定型，臻於完美。首先，翁輝東在《潮州茶經·工夫茶》中，對潮汕工夫茶進行了較為準確的定義：“工夫茶之特別之處，不在於茶之本質，而在於茶具器皿之配備精良，以及閑情逸致之烹製。”以強調使用極其精絕的茶器瀹茶、待客，是工夫茶的外在特色。從明末閔汶水的“荊溪壺、成宣窯磁甌十餘種，皆精絕”，到乾隆年間《龍溪縣誌》，挑剔奢侈茶器的“六必”（必以大彬之礶，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壯之爐，扇必以琯溪之箑，盛必以長竹之筐等）；從嘉慶初年，程江六篷船上的“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璧，尋常舟中不易得也”，至《清朝野史大觀·清代述異》記載的“其器具精絕”，等等。工夫茶與生俱來的應酬交際特征，決定了其烹製技法，必然具備了以器精絕、茶名貴、技法熟等高調炫耀示人的特征。其茶與茶器的選擇，也必然走向了奢侈化、媚外化與標簽化，工夫茶甚至已經成為商人或各階層人士肯定自己、炫耀財富、博取名譽的一種手段。這與古往今來儒家強調的精神內求、以茶修心、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的傳統文人茶，從精神內核上形成了明顯的分野，雅俗自見。
明代文徵明《品茶圖》
翁輝東在“烹法”一節進一步說：“茶質、水、火、茶具，既一一講求，苟烹製拙劣，亦何能語以工夫之道？是以工夫茶之收功，全在烹法。所以世胄之家，高雅之士，偶一烹茶應客，不論洗滌之微，納灑之細，全由主人親自主持，未敢輕易假人；一易生手，動見僨事。”在翁輝東的視野裏，主人待客時，追求衝泡方法的精練、極致，始能體現出主人事茶用工致力的程度。其瀹飲程序，主要包括治器（泥爐起火，砂銚掏水，扇爐，潔器、候火，淋杯）、納茶、候湯、衝點、掛沫、淋罐、燙杯、灑茶等。
在工夫茶的啜飲上，從嘉慶時期的俞蛟開始，就批判不暇辨味的拇戰轟飲，強調需反複品味的“斟而細呷之”。“客至每人一甌，含其涓滴，咀嚼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飲，即以為不知味，肅客出矣。”（《蝶階外史》）鹹豐年間，寄泉記載的某富人的啜飲，與俞蛟記載的飲法，是極其近似的。此種啜飲品味的共識，如果溯其源頭，還是能夠從曆代傳統文人茶的飲法中覓到端倪。明末，屠隆在《考槃餘事》說：“有其人而未識其趣，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大焉。”但是，與工夫茶相比，文人茶更在意飲茶的清趣及與誰對飲。鬆月下，花鳥間，清流白石，綠蘚蒼苔，雲水之間，青山相伴，似乎才是幽人雅士追求的飲茶去處。北宋歐陽修《嚐新茶呈聖俞》詩有：“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宋代點茶，有三不點的規則，其中若有坐客不嘉，舉止粗魯，可不點茶。“使佳茗而飲非其人，猶汲泉以灌蒿萊，罪莫大焉。”（屠隆《考槃餘事》）茶灶疏煙，鬆濤盈耳，獨烹獨啜，是一種文人樂趣。而飲侶的品格與茶品相得，素心同調、彼此暢運，才是文人飲茶的首要選項。北宋蘇軾曾有詩：“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在傳統文人的眼中，飲茶的本質，在於益思醒神，而茶的底蘊背後，寄寓的是以茶修身、養性、隱誌、自省的精神訴求。茶雖微清小雅，若與俗人對飲，則有違文人賦予茶的精神。但工夫茶卻是不同，可嘉會盛宴，可豆棚瓜下，無論文人雅士、賓朋雜遝，還是販夫走卒、乍會泛交，都可在一席茶中，擎杯提壺，長斟短酌，芳香溢齒頰，甘澤潤喉吻，兩腋生清風，其喜氣洋洋者矣。
明代仇英《東林圖》，文人吃茶局部
到了民國前後，翁輝東則說：“杯緣接唇，杯麵迎鼻，香味齊到，一啜而盡，三嗅杯底。”工夫茶所謂的一啜而盡，恰是中國傳統文人極力反對的，更是“俗莫大焉”。翁輝東提倡工夫茶的“一啜而盡”，可能與品杯的容量變小、徑不及寸有關，也是由工夫茶提倡的趁熱、尋香、覓韻所致。工夫茶瀹泡過程中的淋壺、燙杯、低斟等，皆是為了提高茶湯的溫度，而茶香的高揚與否，恰與溫度是正相關的。
縱觀今天的工夫茶，其備器、擇水、取火、候湯、炙茶、“乘熱連飲之”等思想精髓，還是受到了陸羽《茶經》的影響，故俞蛟說：“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是有一定道理的。工夫茶擇器的精致，則是受到了唐宋以降文人雅士審美情趣的熏陶。“器具精潔，茶愈為之生色。用以金銀，雖雲美麗，然貧賤之士未必能具也。若今時姑蘇之錫注，時大彬之砂壺，汴梁之湯銚，湘妃竹之茶灶，宣、成窯之茶盞，高人詞客，賢士大夫，莫不為之珍重，即唐宋以來，茶具之精，未必有如斯之雅致。”明代萬曆年間，黃龍德《茶說》裏的擇器觀點，可與乾隆《龍溪縣誌》對工夫茶器的記載相互印證，茶脈賡續，絲縷關聯，由此可見。
工夫茶雖然是中國文人茶的商品化、世俗化的產物，但是，世俗中的人們，在充分滿足了自然欲望和感官愉悅之後，在百姓日用中，使日常飲茶得以審美化，便在無形中拓寬了市井飲茶的審美視野。正是由於工夫茶的出現，彌合、拉近了過去以社會精英為代表的文人茶與民間飲茶在精神、審美層麵的巨大鴻溝。工夫茶在把高雅俗化以後，又在長期不斷的改善之中將俗雅化。而在世俗中所蘊含的美，在超越了生命感性的存在以後，便逐漸形成和豐富了大眾飲茶的審美趣味。故翁輝東在《潮州茶經·工夫茶》總結道：“一啜而盡，三嗅杯底，味雲腴，餐秀美，芳香溢齒頰，甘澤潤喉吻，神明淩霄漢，思想馳古今。”境界至此，已得工夫茶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