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隋文帝以帝王之尊，以一己之力，在不經意間改變了茶為酪奴的曆史地位。
唐代初期，醫學家孟詵在《食療本草》中記載：“（茗葉）當日成者良。蒸、搗經宿。用陳故者，即動風發氣。”其中的“蒸”“搗”二字，不經意間點明了，在唐代初期，茶的製作方式還是蒸青工藝。鮮葉經過蒸青後，為什麽需要搗碎呢？因為在那個時代，還沒有誕生茶的揉撚技術，蒸過的葉片若不經搗碎，茶葉的內含物質便無法快速有效地浸出。茶葉製作的蒸青工藝，首次見於唐初的文獻記載，這就意味著在唐代初期，蒸青綠茶已經無可爭議地出現了。由此可以推論，在唐代以前，綠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那麽，在唐代之前的茶，大概屬於哪一類呢？一個既無殺青工藝，又沒經過揉撚的茶，歸結為原始的白茶類，應該是比較客觀的。
在晉代以前，茶葉隻是作為食物或藥物的一種，存在於人們的生活之中，但是，茶與飲茶的審美尚未建立。“惟茲初成，沫沉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晉代杜育，在《荈賦》中對茶湯審美的覺悟，深刻影響了唐代的陸羽。張孟陽的“芳荼冠六清”，以及王子尚的“此甘露也，何言荼茗？”能夠表明晉代以降，文人雅士對茶的審美感覺漸漸萌芽。
從早期屈指可數的零落文獻中，基本可以判斷，從秦漢時期到晉代前後，人們的飲茶方式不外乎存在如下幾種：首先，是添加了蔥薑等輔料，或是添加了澱粉類烹煮的茶粥，後世演化為擂茶的一種；其次，是用茶之鮮葉或曬幹的茶葉煎煮出的羹湯；最後，是在茶湯裏添加了橘子、茱萸等水果或其他果實的可供咀嚼的果子茶。清代乾隆皇帝喜歡的三清茶，即是果子茶的一種。在晉代文獻中，有兩處記載過“茶果”，一是《晉中興書》：“安即至，所設唯茶果而已。”二是《晉書》：“每宴飲，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
唐代曲陽窯白釉執壺美國弗裏爾美術館藏
唐代白釉碗
中國的飲茶習俗，在秦統一巴蜀之後，隨著與外界交流的日益密切，漸漸地沿著長江向東、向南滲透、擴散。三國魏初，就有“荊巴間采葉作餅”的記載。《吳誌·韋曜傳》寫道：“孫皓每饗宴，坐席無不率以七升為限，雖不盡入口，皆澆灌取盡。曜飲酒不過二升。皓初禮異，密賜茶荈以代酒。”孫皓是東吳的末代皇帝，也是孫權的孫子。他密賜韋曜以代酒的茶荈，據考證，正是浙江湖州所產的溫山禦荈。南朝劉宋時，山謙之的《吳興記》記載：“烏程縣西二十裏，有溫山，出禦荈。”烏程，即是古湖州。而禦荈，則是中國最早有文字記載的貢茶之一。巧合的是，孫皓在繼位之前曾是烏程侯。這也是南宋杜耒“寒夜客來茶當酒”的出處。東吳時，秦菁的《秦子》曾記載：“顧彥先曰，有味如臛，飲而不醉；無味如茶，而酲焉，醉人何用也？”西晉的《荊州土地記》記載：其曰“武陵七縣通出茶。”武陵即今常德市。加之《桐君錄》記載：“西陽、武昌、廬江、晉陵皆好茗。”此時的廬江為安徽舒城，晉陵是江蘇常州，這能夠充分說明，在三國前後，茶飲從巴蜀地區，已經傳播到荊楚大地，繼而影響到長江中下遊的江南地區。
南北朝時，我國仍處於南北割據的局麵。兩晉前後，江南存在著客來敬茶的禮俗。到了南朝，茶已成為祭祀祖先的祭品之一。南齊世祖武皇帝的遺詔稱：“我靈座上，慎勿以牲為祭，但設餅果、茶飲、幹飯、酒脯而已。”北朝士人侮辱南朝降將陳慶之的“菰稗為飯，茗飲作漿”，從側麵也反證了南朝上下存在著普遍飲茶的習俗。
南朝的皇族蕭正德，叛逃北魏，北魏宗室元義以茶待之，“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其意，答曰：下官生於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坐客大笑。”這說明，在長江以北，飲茶的人數雖然不多，但是，飲茶方式已經很明確地傳到了北地。“水厄”一詞最早誕生於東晉，與司徒王蒙有關。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記載：“晉司徒王蒙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候蒙，必雲：‘今日有水厄。’”自此，水厄便成了茶的貶稱。北魏楊炫之的《洛陽伽藍記·正覺寺》記載：“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裏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劉縞仰慕的王肅，於公元494年，背叛南梁歸順北魏，“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道肅一飲一鬥，號為‘漏卮’。”“唯茗不中，與酪作奴耳”一句，也是出自王肅之口。無論是彭城王口中的“蒼頭水厄”，還是北魏洛陽文人戲稱的“漏卮”，抑或是孝文帝口中的“茗不堪，與酪為奴”，都帶有著深深的輕蔑和貶義，這能夠充分說明，雖然在南北朝時期，南方飲茶已非常普遍和流行，茶飲也通過各種途徑傳播到了北方，但是，在北方的朝貴宴會上，飲茶仍難登大雅之堂。盡管如此，這也為後來的北方遊牧民族的飲茶發端，打開了一扇窗戶，奠定了良好的傳播基礎。
六朝時期的四係罐
南北朝時期，北方的最後一個朝代，是由鮮卑人建立的北周。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楊堅奪取了政權，建立了隋朝，定都長安，設洛陽為陪都。公元589年，隋朝滅陳，結束了中國東晉以來長期分裂的局麵，重新統一了全國。尤其是隨著京杭大運河的開通，促進了南北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密切交流，為唐代茶文化的發展和興盛，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北魏時，南朝人士若在首都洛陽飲茶，一定會遭到豪門貴胄的嘲笑或戲弄的。孝文帝作為北魏的皇帝，雖不排斥飲茶，但卻在強調茗為酪奴。
隋代白釉蓮瓣紋蒜頭瓶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洛陽伽藍記》記載：“自是朝貴宴會，雖設茗飲，皆恥不複食。惟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為什麽到了唐代，飲茶之風會在突然之間彌漫朝野了呢？如陸羽的《茶經》所記：“滂時浸俗，盛於國朝，兩都並荊渝間，以為比屋之飲。”唐代的兩都，是指長安和洛陽，與隋都重合。這個劃時代的重要推動人物，就是隋文帝楊堅。據明代陳仁錫的《潛確類書》記載：隋文帝患腦疼不止，“後遇一僧曰：山中有茗草，煮而飲之當愈。帝服之有效，由是人競采啜。”隋文帝由此與茶結緣，走上了飲茶之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隋文帝以帝王之尊，以一己之力，在不經意間改變了茶為酪奴的曆史地位。當飲茶在北方不再受到歧視，必然會有效推動茶在北方由上而下的快速傳播。雖然在隋文帝之前，南朝齊武皇帝愛茶尊茶，也曾有遺詔告誡：“我靈座上，慎勿以牲為祭，但設餅果、茶飲、幹飯、酒脯而已。”但是，南齊偏於南國一隅，力量過於弱小，其對茶飲地位的推動力和示範作用，是無法與一統中國的隋文帝相抗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