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漢至魏晉時期，僧侶們雖然已經開始與道士、文人們清談、飲茶，但是，還並沒有迸發出新的火花與思想。
從秦漢時期，到魏晉南北朝，在寥若晨星的文獻中，茶最早是以藥用的麵目被記載的，但這並非是說，茶的最早發現是因藥用而起。如果從邏輯上判斷，茶的最初應用，一定是食在藥前。西漢司馬相如的《凡將篇》最早有記：“烏啄桔梗芫華，款冬貝母木蘖蔞，芩草芍藥桂漏蘆，蜚廉雚菌荈詫，白斂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上文中，一共羅列了21味中藥，茶以“荈詫”之名位列其中。其後，東漢華佗的《食論》記載：“苦荼久食，益意思。”我們知道，茶葉中的咖啡堿，約占茶葉幹物質的2%—5%，因此味苦而被稱之為苦荼。茶飲中可溶的咖啡堿，能夠使人的中樞神經係統興奮，它與鎮靜安神的茶氨酸共同作用，一陰一陽，相互抑製，可使人神思闓爽，思維活躍，故能“益意思”。正因為茶葉中含有大量的咖啡堿，它既能令人不眠，又可使人神經興奮，並具有一定的成癮性，所以，茶飲能夠借助嗜好人群的示範與影響，迅猛地在大眾之間快速傳播。茶的最早應用，究竟是因食用推動了茶的發展，還是因茶之藥效促進了茶的傳播，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實。但是，早期茶的飲用，一定是食、藥並存的，並且二者是相互促進、相互推動的。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裏，中藥是一個非常廣闊的概念。食藥同源，但在食與藥之間，並沒有嚴格的區分，隻不過在不同的條件下，藥用與食用存在著用量的懸殊而已。隋代，楊上善編注的《黃帝內經太素》寫道：“空腹食之為食物，患者食之為藥物。”由此可見，皓首窮經，去考證茶到底首先是為食用還是最早作為藥用，幾乎是沒有多少意義的，也很難找到完美的答案。
雲南的古茶樹局部
秦漢以降，隨著中國道教和神仙方術的發展，到了魏晉時期，服石之風泛濫，而嵇康作為服藥的代表，將五石散視為仙藥，以此來治病、修身和養生。茶在此時，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道教與魏晉風氣的影響，其功效，也漸漸地被神化和誇大。例如南朝陶弘景的《雜錄》記載：“苦荼，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壺居士的《食忌》記載：“苦荼久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體重。”鑒於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茶在魏晉時期，與神仙、道教養生思想的深入結合，在較高的社會層麵上，加速推動了茶飲自上而下的普及，使茶飲不僅僅滿足於止渴、除煩、提神、悅誌等生理層麵的要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滿足了飲之可羽化成仙的精神追求與神奇願望。另外，由於魏晉時期，門閥製度盛行，官吏、士族皆以誇豪鬥富為美，因此，飲茶在這一奢侈糜爛的特殊時代大背景下，與儒家提倡的“儉、和”等思想，便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某些融合，由此形成的清淡飲茶之風，又逐漸演化成為生活儉樸的象征，這不僅深刻影響了唐代陸羽“茶性儉”的思想形成，而且也漸漸與人的道德、品格產生了微妙關聯，對後世意識形態的影響極其深遠。陸羽的《茶經》引用《晉書》有記：“桓溫為揚州牧，性儉，每宴飲，唯下七奠柈茶果而已。”
佛教大約是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僧人飲茶最早可以追溯到晉代。東晉的懷信和尚，在《釋門自鏡錄》中寫道：“跣足清談，袒胸諧謔，居不愁寒暑，食可擇甘旨，使喚童仆，要水要茶。”陸羽的《茶經》引《釋道該說續名僧傳》稱：“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元嘉中過江，遇沈台真，請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懸車，飯所飲荼。”從上述兩則記載可以看出，自西漢至魏晉時期，僧侶們雖然已經開始與道士、文人們清談、飲茶，但是，還並沒有迸發出新的火花與思想，僧侶們的飲茶，仍停留在待客、養生或保健層麵，在文人飲茶“益意思”、在門閥士族飲茶以示儉、在道家飲茶可成仙的潛移默化影響下，到了唐代，隻有當徹底中國本土化了的佛教禪宗出現以後，禪與茶的思想融合，才會成為可能。
隋代白釉杯，高6.6厘米，口徑9.0厘米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藏
唐代僧人道信、弘忍，上承北魏菩提達摩由印度傳來的禪法，在湖北黃梅傳“東山法門”，標誌著中國禪宗的正式形成。六祖慧能從弘忍受法南歸，在廣東韶州曹溪傳法，形成所謂的“南宗”。而弘忍的另一弟子神秀與其弟子普寂等人，在以東西兩京為中心的北方廣大地區傳法，被稱之為“北宗”。唐代開元年間，在山東泰山的靈岩寺，通過修禪而對北方茶的推廣、普及做出重大貢獻的降魔藏禪師，便是北宗派神秀的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