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經》問世之後，在唐代以降的詩文裏，才有了對茶之色、香、味、形、韻等更多的關注和描述。
開元（713—741），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號，前後曆時29年。唐代天寶年間進士，封演在《封氏聞見記》中寫道：“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降魔禪師是禪宗北宗一派神秀的弟子，北宗修禪講究漸悟，需要“時時勤拂拭”。禪修打坐時，為了“務於不寐”，就會允許僧人飲茶提神。爾後，隨著北宗禪法，在山東、河南、陝西等北方各階層的傳播，飲茶習俗從此轉相仿效，推動了飲茶在北方的快速普及。如《封氏聞見記》所載：“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文中的“鄒”，是今山東鄒城、濟寧一帶；“齊”是今山東濟南、淄博一帶，唐代時，濟南又稱齊州；“滄”是今河北滄州、天津一帶；“棣”為今山東無棣、惠民一帶；京邑，則是指今陝西西安、河南洛陽一帶。
唐代陸羽的《茶論》，大約是在安史之亂前後完稿，之後，便在民間以四幅或六幅掛圖的方式爭相傳抄、參閱。陸羽在《茶經·十之圖》中記述道：“以絹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寫之，陳諸座隅，則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飲、之事、之出、之略，目擊而存，於是《茶經》之始終備焉。”
在陸羽的《茶論》（後世謂之《茶經》）不斷傳抄過程中，茶道大家常伯熊，大概是在《茶論》的爭相懸掛、閱示階段，對之進行廣泛潤色與修改的。《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載：“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其間，還應該存在著多人、多環節的輾轉傳抄、刊印等錯誤，才會造成今天《茶經》的版本複雜、文字訛誤衍脫，甚至部分章句文理不通，乃至不知所雲等問題。晚唐，皮日休在《茶中雜詠》序雲：“餘始得季疵書，以為備之矣。後又獲其《顧渚山記》二篇，其中多茶事。後又太原溫從雲，武威段磶之，各補茶事十數節，並存於方冊。”皮日休是湖北天門人，與陸羽是同鄉。皮日休所見所記，應該是真實的曆史，溫從雲與段磶之都曾在陸羽的《茶論》傳抄過程中，補充、增訂過茶事數則。
唐代環柄杯，高9.5厘米
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相學事春茶。陸羽的《茶經》問世、禪宗對北方飲茶習俗的推動，以及常伯熊等人的參與，使得中國內地“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按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少數民族地區“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封氏聞見記》）。當朝野上下飲茶難舍斯須，嗜好尤甚之時，整個社會對茶的數量與品種的需求，自然會成倍增加。《封氏聞見記》對此又寫道：“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類甚多。”這說明，自秦漢以來，隨著政治、經濟中心遞次向東南、向北方的轉移，江南、淮南等茶區已崛起為中國產茶的重鎮。唐代楊曄的《膳夫經手錄》，也證實了這一點，其中寫道：“至開元、天寶年間，稍稍有茶，至德、大曆遂多，建中以後盛矣。”由此可見，所謂的“茶盛於唐”，是指茶盛於唐代中期。唐代中晚期以降，從陡然突增的茶詩與茶文數量，最能客觀直白地反映出這一點。從唐德宗建中元年首次開征茶稅，也能窺見茶葉生產發展之迅猛。
“茗葉，利大腸，去熱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這是世界上首部食療專著《食療本草》對飲茶的建議。而在公元659年，由蘇敬主持編纂的中國首部藥典《唐本草》中，對飲茶的主張，則是“作飲，加茱萸、蔥、薑良。”雖然在唐代初期，蒸青綠茶已經誕生，但是，此時對綠茶的審美，可能還尚未建立。因為從孟詵的食療專著及國家首部法定藥典中，我們所看到的權威、標準的飲茶方式，仍是加入澱粉類、茱萸、蔥、薑等輔料的煮飲，而茶的滋味、湯色、葉底、香氣等，基本沒有得到突出與體現。在《茶經》成書之前，最早寫到茶香的，大概就是詩人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並序中的“而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者”。而最早描寫茶色的，要數岑參的“甌香茶色嫩，窗冷竹聲幹”（《暮秋會嚴京兆後廳竹齋》）。在陸羽的《茶經》問世以後，其黃色的茶湯、雋永的滋味、至美的馨香，以及湯花的“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若綠錢浮於水湄，又如菊英墮於樽俎之中”，深刻地影響了後世對綠茶審美的建立。這也是為什麽在《茶經》問世之後，在唐代以降的詩文裏，才有了對茶之色、香、味、形、韻等更多的關注和描述的重要原因。
唐代三彩杯，高4.8厘米，口徑8.5厘米
唐代帶柄白釉杯，高4.7厘米，寬6.3厘米，口徑5.1厘米
早期茶葉利用的樸素羹飲，決定了茶葉的采摘標準，會相對粗老些，煮出的茶湯，才不會過於苦澀和刺激。在《茶經》問世之前，很少有人關注春茶與品質的密切關聯，因此，晉代《荈賦》采摘的是秋茶，郭璞記載的是“冬生葉”。當綠茶的審美建立以後，陸羽在《茶經·之造》中，首次明確提出了宜采春茶的概念，“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不僅如此，陸羽還準確點出了“火前茶”的概念。在《茶經·之略》中有記：“其造具，若方春禁火之時，於野寺山園，叢手而掇，乃蒸，乃舂，乃拍，以火乾之。”火前，即明前。因為古人在寒食節，有禁火三日的習俗，三日內不能生火做飯，故稱“寒食”。把清明節之前一日，定為寒食節。
當春茶可觀可賞、品質最佳的觀念，逐漸建立以後，唐文宗在太和七年，便廢除了冬季製茶的做法。據《舊唐書》記載：“吳蜀貢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為之，上務恭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供新茶，宜於立春後造。”從此，春茶變得越發貴重。晚唐，劉禹錫在《代武中丞謝新茶第一表》中才有“采擷至珍，自遠爰來，以新為貴，捧而觀妙，飲以滌煩”之語。梅堯臣在《次韻和永叔》中，才能發出“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相學事春茶”之慨歎。在從此之後的詩文中，才能讀到白居易的“綠芽十片火前春”，以及韓偓的“一甌香沫火前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