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八歲的季羨林先生離我們而去了。
初識先生是在九十年代的一次發獎會上。那時我在新聞出版署工作，全國每兩年評選一次優秀圖書，季老是評委，坐第一排，我在台上幹一點宣布誰誰講話之類的“主持”之事。他大概看過我哪一篇文章，托助手李玉潔女士來對號，我趕忙上前向他致敬，會後又帶上我的幾本書到北大他的住處去拜訪求教。他對家中的保姆也指導讀書，還教她寫點小文章。先生的住處是在校園北邊的一座很舊的老式樓房裏，朗潤園十三號樓。那天我穿樹林，過小橋找到樓下，一位司機正在擦車，說正是這裏，剛才老人還出來看客人來了沒有。
房共兩層，先生住一層。左邊一套是他的會客室，有客廳和臥室兼書房，不過這隻能叫書房之一，主要是用來寫散文隨筆的，我在心裏給它取一個名字叫“散文書屋”，著名的《牛棚雜憶》就產生在這裏。書房裏有一張睡了幾十年的鐵皮舊床，甚至還鋪著粗布草墊，環牆滿架是文學方麵的書，還有朋友、學生的贈書。他很認真，凡別人送的書，都讓助手仔細登記、編號、上架。到書多得放不下時，就送到學校為他準備的專門圖書室去。他每天四時即起，就在床邊的一張不大的書桌上寫作。這是多年的習慣，學校裏都知道他是“北大一盞燈”。有時會客室裏客人多時，就先把熟一點的朋友避讓到這間房裏。
有一年春節我去看他，碰到教育部長來拜年，一會兒市委副書記又來，他就很耐心地讓我到書房等一會兒，並沒有一些大人物乘機借新客來就逐舊客走的手段。我盡情地仰觀滿架的藏書，還可低頭細讀他寫了一半的手稿。他用鋼筆，總是那樣整齊的略顯扁一點的小楷。學校考慮到他年高，盡量減少打擾，就在門上貼了不會客之類的小告示，助手也常出麵擋駕。但先生很隨和，聽到動靜，常主動出來請客人進屋。助手李玉潔女士說：“沒辦法，你看我們倒成了惡人。”
這套房子的對麵還有一套東屋，我暗叫它“學術書房”，共兩間，全部擺滿語言、佛教等方麵的專業書，人要在書架的夾道中側身穿行。和“散文書屋”不同，這裏是先生專注學術文章的地方，向南臨窗也有一書桌。我曾帶我的搞攝影的孩子，在這裏為先生照過一次相。他很慷慨地為一個孫輩小兒寫了一幅勉勵的字，是韓愈的那句：“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還要寫上“某某小友惠存”。他每有新書出版，送我時，還要寫上“老友或兄指正”之類，弄得我很緊張。他卻總是慈祥地笑一笑問：還有一本什麽新書送過你沒有？有許多書我是沒有的，但這份情太重，我不敢多受，受之一二本已很滿足，就連忙說有了，有了。
先生年事已高，一般我是不帶人或帶任務去看他的。有一次，我在中央黨校學習，黨校離北大不遠，他們辦的《學習時報》大約正逢幾周年，要我向季老求字，我就帶了一個年輕記者去采訪他。采訪中記者很為他的平易近人和居家生活的簡樸所感動。那天助手李玉潔女士講了一件事。季老常為目前社會上的奢費之風擔憂，特別是水資源的浪費，他是多次呼籲的，但沒有效果。他就從自家做起，在馬桶水箱裏放了兩塊磚，這樣來減少水箱的排水量。這位年輕的女記者當時就笑彎了腰，她不能理解，先生生活起居都有國家操心，自己何至於這樣認真？以後過了幾年，她每次見到我都提起那件事，說季老可親可愛，就像她家鄉農村裏的一位老爺爺。
後來季老住進三〇一醫院，為了整理先生的談話我還帶過我的一位學生去看他，這位年輕人回來後也說，總覺得先生就像是隔壁鄰居的一位老大爺。我就隻有這兩次帶外人去見他，不忍心加重他的負擔。但是後來過了兩年，我又一次住黨校時，有一位學員認識他，居然帶了同班十多個人去他病房裏問這問那、合影留念。他們回來向我興奮地炫耀，我卻心裏戚戚然，十分不安，老人也實在太厚道了。
先生永遠是一身中山裝，每日三餐粗茶淡飯。他是在二十四歲那一年，人生可塑可造的年齡留洋的啊，一去十年。以後又一生都在搞外國文學、外語教學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怎麽就沒有一點“洋”味呢？近幾年基因之說盛行，我就想大概是他身上農民子弟的基因使然。有一次他在病房裏給我講，小時窮得吃不飽飯，給一個親戚家割牛草，送完草後磨蹭著不走，直等到中午，隻為能給一口玉米餅子吃。他現在仍極為節儉，害怕浪費，厭惡虛榮。每到春節，總有各級官場上的人去看他，送許多大小花籃，他病房門口的走廊上就擺起一條花籃的長龍。到醫院去找他，這是一個最好的標誌。他對這總是暗自搖頭。我知道先生是最怕虛應故事的，有一年老同學胡喬木邀他同去敦煌，他是研究古西域文化的，當然想去，但一想到沿途的官場迎送，便婉言謝絕。
自從知道他心裏的所好，我再去看他時，就專送最土的最實用的東西。一次從香山下來，見到山腳下地攤上賣紅薯，很幹淨漂亮的紅薯，我就買了一些直接送到病房，他極高興，說很久沒有見到這樣好的紅薯。先生睡眠不好，已經吃了四十年的安眠藥，但他仍好喝茶。杭州的“龍井”當然是名茶，有一年我從浙江開化縣的一次環保現場會上帶回一種“龍頂”茶。我告訴他這“龍頂”在“龍井”上遊三百公裏處，少了許多汙染，最好喝。他大奇，說從未聽說過，目光裏竟有一點孩子似的天真。我立即聯想到他寫的一篇《神奇的絲瓜》，文中他仰頭觀察房上的絲瓜，也是這個神態。這一刻我一下讀懂了一個大學者的童心和他對自然的關懷。季老為讀者所喜愛，實在不關什麽學術，至少不全因學術。
他很喜歡我的家鄉出的一種“沁州黃”小米，這米隻能在一小片特定的土地上生長，過去是專供皇上的。現在人們有了經營頭腦，就打起貢品的招牌，用一種肚大嘴小的青花瓷罐包裝。先生吃過米後，卻舍不得扔掉罐子，在窗台上擺著，說插花很好看。以後我就摸著他的脾氣，送土不送洋，鮮花之類的是絕不帶的。後來，聊得多了，我又發現了一絲微妙，雖是同一輩的大學者，但他對洋派一些的人物，總是所言不多。
我到先生處聊天，一般是我說得多些，考慮先生年高，出門不便，就盡量通報一點社會上的信息。有時政、社會新聞，也有近期學術動態，或說到新出的哪一本書、哪一本雜誌。有時出差回來，就說一說外地見聞。有時也匯報一下自己的創作，他都很認真地聽。助手李玉潔說先生希望你們多來，他還給常來的人都起個“雅號”，我的雅號是“政治散文”，他還就這個意思為我的散文集寫過一篇序。如時間長了我未去，他會問助手，“政治散文”怎麽沒有來。
一次我從新疆回來，正在創作《最後一位戴罪的功臣》，我談到在伊犁采訪林則徐的舊事。虎門銷煙之後林被清政府發配伊犁，家人和朋友要依清律出銀為他贖罪，林堅決不肯，不願認這個罪。在紀念館裏有他就此事給夫人的信稿。還有發配入疆時，過險地“果子溝”，大雪擁穀，車不能走，林家父子隻好下車蹚雪而行，其子跪地向天禱告：“父若能早日得救召還，孩兒願赤腳蹚過此溝。”先生的眼角已經飽含淚水。他對愛國和孝敬老人這兩種道德觀念是看得很重的。他說，愛國，世界各國都愛，但中國人愛國觀念更重些。歐洲許多小國，曆史變化很大，唯有中國有自己一以繼之的曆史，愛國情感也就更濃。他對孝道也很看重，說“孝”這個詞是漢語裏特有的，外語裏沒有相應的單詞。我因在報社分管教育方麵的報道，一次到病房裏看他，聊天時就說到兒童教育，他說：“我主張小學生的德育標準是：熱愛祖國、孝順父母、尊重師長、同伴和睦。”他當即提筆寫下這四句話，後來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雖舊，環境卻好。門口有一水塘，夏天開滿荷花。是他的學生從南方帶了一把蓮子，他隨手揚入池中，一年、兩年、三年就漸漸荷葉連連，紅花映日，他有一文專記此事。於是，北大這處荷花水景就叫“季荷”。但二〇〇三年，就是中國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進了三〇一醫院，開始治療一段時間還回家去住一兩次，後來就隻好以院為家了。“留得枯荷聽雨聲”，季荷再也沒見到它的主人，我也無緣季荷池了，以後就隻有在醫院裏見麵。
剛去時，常碰到護士換藥。是腿疾，要用夾子伸到傷口裏洗膿塗藥，近百歲老人受此折磨，令人心中不是滋味，他卻說不痛。助手說，哪能不痛？先生從不言痛。醫院都說他是最好伺候的、配合得最好的模範病人。他很坦然地對我說，自己已老朽，對他用藥已無價值。他鄭重建議醫院千萬不要用貴藥，實在是浪費。醫院就騙他說，藥不貴。一次護士說漏了嘴：“季老，給您用的是最好的藥。”這一下壞了，倒叫他心裏長時間不安，不過他的腿疾卻神奇般地好了。
先生在醫院享受國家領導人待遇，剛進來時住在聶榮臻元帥曾住過的病房裏。我和家人去看他，一切條件都好，但有兩條不便。一是病房沒有電話（為安靜，有意不裝）；二是沒有一個方便的可移動的小書桌。先生是因腿疾住院的，不能行走、站立，而他看書、寫作的習慣卻不能丟。我即開車到醫院南麵的玉泉營商場，買了一個有四個小輪的可移動小桌，下可盛書，上可寫字。先生笑嗬嗬地說，這就好了，這就好了。我再去時，小桌上總是堆滿書，還有筆和放大鏡。後來先生又搬到三〇一南院，條件更好一些。許多重要的文章，如悼念巴金、臧克家的文章都是在小桌板上，如小學生那樣伏案寫成的。他住院四年，竟又寫了一本《病榻雜記》。
我去看季老時大部分是問病，或聊天。從不敢談學問。在我看來，他的學問高深莫測，他大學時候受教於王國維、陳寅恪這些國學大師，留德十年，回國後與胡適、傅斯年共事，朋友中有朱光潛、馮友蘭、吳晗、任繼愈、臧克家，還有胡喬木、喬冠華等。“文革”前他創辦並主持北大東語係二十年。
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經翻譯，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種方言，又和英、德、法、俄等國語言進行比較。試想我們現在讀古漢語已是多麽的吃力費解，他卻去讀人家印度還有西域的古語言，還要理出規律。我們平常聽和尚念經，嗡嗡然，不知何意，就是看翻譯過來的佛經“揭諦揭諦波羅揭諦”也不知所雲，而先生卻要去研究、分辨、對比這些經文是梵文的還是那些已經消失的西域古國文字。又研究法顯、玄奘如何到西天取經，這經到漢地以後如何翻譯，隻一個“佛”就有：佛陀、浮陀、勃陀、母陀、步他、浮屠、香勃陀等二十多種譯法。
不隻是佛經、佛教，他還研究印度古代文學，翻譯劇本《沙恭達羅》、史詩《羅摩衍那》。他不像專攻古詩詞、古漢語、古代史的學者，可直接在自己的領地上打天下，享受成果和榮譽，他是在依稀可辨的古文字中研究東方古文學的遺存，在浩渺的史料中尋找中印交流與東西方交流的軌跡，及思想、文化的源流。比如他從梵文與其他多國文的“糖”字的考證中竟如繭抽絲，寫出一本八十萬字的《糖史》，真讓人不敢相信。這些東西在我們看來像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稍一涉足就會迷路而不得返。我對這些實在心存恐懼，所以很長時間沒敢問及。但是就像一個孩子覺得糖好吃就忍不住要打聽與糖有關的事，以後見麵多了，我還是從旁觀的角度提了許多可笑的問題。
我說您研究佛教，信不信佛？他很幹脆地說：“不信。”這讓我很吃一驚，中國知識分子從蘇東坡到梁漱溟，都把佛學當作自己立身處世規則的一部分，先生卻是這樣的堅決。他說：“我是無神論，佛、天主、耶穌、真主都不信。假如研究一個宗教，結果又信這個教，說明他不是真研究，或者沒有研究通。”
我還有一個更外行的問題：“季老，您研究吐火羅文，研究那些外國古代的學問，總是讓人覺得很遙遠，對現實有什麽用？”他沒有正麵回答，說：“學問，不能拿有用還是無用的標準來衡量，隻要精深就行。牛頓當年研究萬有引力時知道有什麽用？”是的，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牛頓當時如果隻想有用無用，可能早經商發財去了。事實上，所有的科學家在開始研究一個原理時，都沒有功利主義地問它有何用，隻要是未知，他就去探尋，不問結果。至於有沒有用，那是後人的事。而許多時候，科學家、學者都是再沒有看到自己的研究結果。先生在回答這個問題時的那一份平靜，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裏。
有一次，我帶一本新出的梁漱溟的書去見他。他說：“我崇拜梁漱溟。”我就乘勢問：“您還崇拜誰？”他說：“並世之人，還有彭德懷。”這又讓我吃一驚。一個學者怎麽崇拜的會是一個將軍。他說：“因為他在廬山會議上敢說真話，有骨頭，很了不起。”我又問：“還有可崇拜的人嗎？”“沒有了。”他又想了一會兒：“如果有的話，馬寅初也可以算一個。”我沒有再問。我知道希望說真話一直是他心中隱隱的痛。在骨子裏，他是一個憂時憂政的人。巴金去世時，他在病中寫了《悼巴金》，特別提到巴老的《真話集》。“文革”結束十年後，他又出版了一本《牛棚雜憶》。
我每去醫院，總看見老人端坐在小桌後麵的沙發裏，挺胸，目光看著窗戶一側的明亮處，兩道長長的壽眉從眼睛上方垂下來，那樣深沉慈祥。前額深刻著的皺紋、嘴角處的棱線，連同身上那件特有的病袍，顯出幾分威嚴。我想起先生對自己概括的一個字“強”，這一點他和彭總、馬老是相通的。不知怎麽，我腦子裏又飛快地聯想到先生的另一個形象。一次大會堂開一個關於古籍整理的座談會，我正好在場。任繼愈老先生講了一個故事，說北京圖書館的善本隻限定有一定資格的學者才能借閱。季先生帶的研究生寫論文需要查閱，但無資格，先生就陪著他到北圖，借出書來讓學生讀，他端坐一旁等著，好一幅壽者課童圖。漸漸地，這與他眼前端坐病室的身影疊加起來，曆史就這樣洗磨出一位百歲老人，一個經曆了由民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其間又經曆了“文革”和改革開放的中國知識分子。
近幾年先生的眼睛也不大好了，後來近似失明，他題字時幾乎是靠慣性，筆一停就連不上了。我越來越覺得應該為先生做點事，便開始整理一點與先生的談話。我又想到先生不隻是一個很專業的學者，他的思想、精神和文采應該普及和傳播，於是去年建議幫他選一本麵對青少年的文集，他欣然應允，並自定題目，自題書名。又為其中的一本圖集寫了書名《風風雨雨一百年》。在定編輯思想時，他一再說：“我這一生就是一麵鏡子。”我就寫了一篇短跋，表達我對先生的尊敬和他的社會意義。去年這套《季羨林自選集》終於出版，想不到這竟是我為先生做的最後一件事。而談話整理，總是因各種打擾，惜未做完。
現在我翻著先生的著作，回憶著與他無數次的見麵，先生確是一麵鏡子，一麵為時代風雨所打磨的百年明鏡。在這麵鏡子裏可以照出百年來國家民族的命運、思想學術的興替，也可以照見我們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