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左宗棠是以平定太平天國、撚軍、回民起義，收複新疆的武功而彰顯於後世的。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死後被諡號為“文襄公”，而人們對他最沒有爭議的紀念竟是一種樹，並不約而同地呼之為“左公柳”。可見和平重於戰爭，生態高於政治。環境第一，生存至上。
帶棺西行
十年前我就去過一次甘肅平涼，專門去柳湖憑吊那裏的柳樹。平涼是當年左宗棠西征、收複新疆的跳板，他的署衙就設在柳湖。左雖是個帶兵的人，但骨子裏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耕讀修身的知識分子。未出山以前他像諸葛亮那樣躬耕於湖南湘陰，潛心治兵法、農林、地理之學，後來雖半生都在帶兵打仗，但所到之處總不忘講農、治水、栽樹。他駐兵平涼時，於馬嘶鏑鳴之中還頗有興致地發現了一個三九不凍的暖泉，就集資修浚了這個湖，並手題“柳湖”二字，現在這遺墨仍立於水旁。那年來時，我的印象湖水泱泱，柳絲綿綿，老柳環岸，一派古風，內心隻是泛起了一點歲月的滄桑，並未深動。直到近年讀了幾本關於左公的書，才又引起對他的注意，去年秋天又專門重訪了一次柳湖。
由西安出發西行，車子駛入甘肅境內，公路兩邊就是又濃又密的柳樹。在北方的各種樹木中，柳樹是發芽最早的，當春寒寂寂之時，它總是最先透出一抹綠色，為我們報春。柳樹的生命力又是最頑強的，它隨遇而安，無處不長，且品種極多，形態各樣。我在青藏高原的風雪中見過形似古柏、遒勁如鐵的藏柳；在江南的春風細雨中見過婀娜多姿的垂柳。隻我的家鄉山西，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柳。北部的山坡下生長著一種樹形高大、樹冠渾圓的“饅頭柳”，其樹頭的分枝修長柔韌，常用來製草原上牧民用的套馬杆。而南部平原上的小河流水旁，卻生長著一種矮小的成灌木狀的白條柳，褪去綠皮，雪白的柳條是編製簸箕、笸籮、油簍等農家用具的絕好材料。
現在我眼前的這種柳是西北高原常見的旱柳，它樹身高大，樹幹挺直，如鬆如楊，而枝葉卻柔密濃厚。每一棵樹就像一個突然從地心湧出的綠色噴泉，茂盛的枝葉衝出地麵，射向天空，然後再四散垂落，潑灑到路的兩邊。遠遠望去連綿不斷，又像是兩道結實的堤壩，我們的車子夾行其中，好像永遠也逃不出這綠的圍堵。
左宗棠是一八六九年五月沿著我們今天走的這條路進入甘肅的。在這之前的十一年，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分析中國：“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不幸言中，十年來，大清帝國在和西方列強及國內農民起義的搏鬥中已經精疲力竭，到了垮台的邊緣。雖有曾國藩、李鴻章這些晚清重臣垂死支撐，但還是每況愈下。李鴻章說，他就是一個帝國的裱糊匠，就在這時左宗棠橫空出世，為日落時分的帝國又爭得耀眼的一亮。
左宗棠算得上是中國官僚史上的一個奇人。按照古代中國的官製，先得讀書，考中進士後先授一小官，然後一步一步地往上熬。他三考不中便無心再去讀枯澀的經書，便在鄉下邊種地邊研究農桑、水利等實用之學，後因太平天國亂起，就隨曾國藩辦湘軍。一八六六年甘肅出現回民起義時，左正在福建辦船政，建海軍，對付東南的外敵。朝中無人，同治皇帝隻好拆東牆補西牆，急召他赴西北平叛。但這時的政局已千瘡百孔，哪裏隻是一個回民起義。甘肅之西，新疆外來的阿古柏政權已形成割據，而甘肅之東繼太平軍之後興起的東、西撚軍，縱橫陝西、河南、山東，如入無人之境。左受命時皇太後問西事幾年可定？他答，五年。並提出一個戰略構想：欲平回先平撚，先穩甘再收疆，一開口就擘畫出半個中國的未來形勢圖，其雄心和目光超過當年諸葛亮的隆中對。而這時清政府捉襟見肘，哪有這個實力。朝中以李鴻章為代表的主流派幹脆主張放棄新疆這塊荒遠之地，是他力排眾議終於說動朝廷用兵西北。
左宗棠受命之後，先駐漢口指揮平撚，到一八六九年十一月才進駐平涼，這年他已五十八歲。如果曆史可以回放的話，這是一個十分悲壯的鏡頭：一隊從遙遠的湖南長途跋涉而來的士兵，穿著南國的衣服，說著北方人聽不懂的“南蠻”語，艱難地行進在黃風、沙塵之中。隊伍前麵的高頭大馬上坐著一位目光炯炯、須發皆白的老者，他就是左宗棠。最奇的是，他的身後十多個士兵抬著一具黑漆發亮的棺材，在刀槍、軍旗的輝映下十分醒目。左宗棠發誓，不收複新疆，平定西北，決不回京。人們熟知“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破釜沉舟的故事，可有多少人知道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南國老翁，帶棺出征過天山呢？
綠染戈壁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軍事建樹曆史自有公論，我們這裏要說的是他怎樣首創西北的綠化和生態建設。左到西北後發現這裏的危機不隻是政治腐敗，軍事癱瘓，還有生態的惡劣和耕作習慣的落後。大軍所過之處全是不毛的荒山、無垠的黃沙、**的戈壁、洪水衝刷過後的溝壑。這與江南的青山綠水、稻豐魚肥形成強烈的反差。左宗棠隱居鄉間時曾躬耕農畝，他是抱著儒家“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準備種田教書、終老鄉下的。但是命運卻把他推向西北，讓他“達則兼濟天下”，兼顧西北。而且除讓他施展胸中的兵學、地學外，還要挖掘他腹中的農林水利之學。
麵對赤地千裏，他幹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樹，這當然是結合戰爭的需要（但古往今來西北不知幾多戰事，而栽樹將軍又有幾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寬三到十丈，東起陝西的潼關，橫穿甘肅的河西走廊，旁出寧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別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長三四千裏，後人尊稱為“左公大道”。
一八七一年二月左下令栽樹，有路必有樹，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這是為鞏固路基，“限戎馬之足”，為路人提供陰涼。左對種樹是真有興趣，真去研究，躬身參與，強力推行。他先選樹種，認為西北植樹應以楊、榆、柳為主。河西天寒，多種楊；隴東溫和多種柳，凡軍隊紮營之處都要栽樹。他還把種樹的好處編印成冊，廣為宣傳，又頒布各種規章保護樹木。史載左宗棠“嚴令以種樹為急務”“相檄各防軍夾道植樹，意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複承平景象”。
我特別想找到這個“檄”和“令”，即他下達的栽樹命令的原文，史海茫茫，文牘泱泱，可惜沒有找到。好在其他奏稿、文告、書信中常有涉及。他的《楚軍營製》（楚軍即湘軍）規定：“長夫人等（後勤人員）不得在外砍柴。但（意：隻要是）屋邊、廟邊、祠堂邊、墳邊、園風竹林及果樹，概不準砍。”“馬夫宜看守馬匹，切不可踐食百姓生芽。如踐食百姓生芽，無論何營人見，即將馬匹牽至該營稟報，該營營官即將馬夫口糧錢拿出四百立賞送馬之人，再查明踐食若幹，值錢若幹，亦拿馬夫之錢賠償。如下次再犯將馬夫重責二百，加倍處罰。”你看，他實行的是嚴格的責任製。左每到一地必視察營旁是否種樹。在他的帶領下，各營軍官競相種樹，一時成為風氣。現在平涼仍存有一塊《威武軍各營頻年種樹記》碑，詳細記錄了當時各營種樹的情景。
由於這樣頑強地堅持，左宗棠在取得西北戰事勝利的同時，生態建設也卓有成效。左一八六六年九月奉調陝甘總督，一八六七年六月入陝，到一八八〇年十二月奉旨離開，在西北幹了十多年。他剛到西北時的情景是“土地蕪廢，人民稀少，彌望黃沙白骨，不似人間光景”。到他離開時，中國這片最幹旱、最貧瘠的土地上奇跡般地出現了一條綠色長廊。他在奏稿中向皇上報告返京途中所見：“道旁所種榆柳業已成林，自嘉峪關至省，除堿地沙磧外，拱把之樹接續不斷。”“蘭州東路所種之樹，密如木城，行列整齊。”這對夕陽中的大清帝國來說真是難得的欣慰。要知朝中的主流派原是要放棄這塊疆土的啊，左宗棠力挽狂瀾，一人帶櫬出關，又排除種種刁難，自籌軍費，自募新兵，不但收回了這片失土，而且在向朝廷奉上時還將她綠化打扮一番。曾經的焦土、荒漠，現在綠風**漾，樹城連綿，怎麽能不讓人高興呢？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種了多少樹，很難有確切的數字。他在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的奏折中稱：“自陝西長武到甘肅會寧縣東門六百裏，……種活樹二十六萬四千多棵。”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肅其餘各州約有四十萬棵，還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種的樹，總數在一二百萬棵之多。而當時左指揮的部隊大約是十二萬人，合每人種樹十多棵。中國西北自秦之後至清代共有三條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修的馳道；二是唐代的絲綢之路（巧合，絲綢之路在宋元後已經衰落，它的重新發現並命名是一八七七年德國地理學家希霍芬在其新著《中國—親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為依據的研究》首次提出，其時左宗棠正埋頭在這條古道遺址上修路栽樹）；三就是左宗棠開辟的這條“左公綠柳之路”，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後的西北公路建設基本上是沿用這個路基。三千裏大道，百萬棵綠柳，這在荒涼的西北是何等壯觀的景色，它注定要成為西北開發史上的豐碑。
左宗棠的綠色情節也還遠不隻是沿路栽樹，他不但要三千裏路綠一線，還要讓萬裏河山綠一片。至少還有兩點值得一說。
一是種桑養蠶，引進南方的先進耕作。他自言：“家世寒素，耕讀相承，少小從事農畝，於北農南農諸書性喜研求，躬驗而有得。”他考證，西北曆史上即有養蠶，《詩經》采桑之詠，說的就是陝西邠州和甘肅涇州的事。他大聲疾呼改變當地保守、懶惰的惡習，要養蠶植棉，不要“坐失美利，甘為凍鬼”。又從浙江引來桑苗並工匠六十人，還親自在酒泉駐地栽了幾百株桑示範。蠶桑隨之在西北逐漸推廣。“向之衣不蔽體者亦免號寒之苦。”他又嚴禁燒荒，保護植被，“況冬令嚴寒，蟲類蜷伏，任意焚燒，生機盡矣，是仁人君子所宜為？”左宗棠的遠景目標是就地取材，靠養羊、紡毛、種桑、種棉，解決西北人民的穿衣問題。
二是美化城鎮，改善環境。雖戰事緊張，左每收複或進駐一地，都要對環境美化，倡導文明生活。他駐蘭州後開鑿了飲和池、挹清池兩個市民飲水工程。聽說國外有“公園”，左就將總督府的後花園修治整理，定期向社會開放。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他第二次駐節肅州時，捐出俸銀二百兩，將酒泉疏浚成湖，湖心築三島，建樓閣，環湖種花樹。左在給友人的信中高興地說：“白波萬疊，沙鳥水禽飛翔遊泳水邊，亭子上有層樓，下有扁舟。時聞笛聲，悠揚斷續。”“近城士女及遠近數十裏間父老幼稚，挈伴載酒往來堤幹，恣其遊覽，連日絡繹。”這在荒涼的西北簡直就是仙境下凡，可以想見祖輩居住在這裏的人們是怎樣的驚喜。以至於左怕人們因此忘掉正事，“肆誌遊冶，或致廢業”，不得不將酒泉湖限期開放。左宗棠是在西北建設城市公園的第一人。
兵者，殺氣也。向來手握兵權的人多以殺人為功、毀城為樂，項羽燒阿房宮，黃巢燒長安，前朝文明盡毀於一旦。他們能掀起造反的萬丈狂瀾，卻邁不過政權建設這道門檻。隻有少數有遠見的政治家才會在戰火彌漫的同時播撒建設的種子，隨著硝煙的退去便顯出生命的綠色。
春風玉門
在清代以前古人寫西北的詩詞中最常見的句子是：大漠孤煙、平沙無垠、白骨在野、春風不度等等。左宗棠和他的湘軍改寫了西北風物誌，也改寫了西北文學史。三千裏大道，數百萬棵左公柳及陌上桑、沙中湖、江南景的出現，為西北灰黃的天際抹上一筆重重的新綠，也給沉悶枯寂的西北詩壇帶來了生機。一時以左公柳為題材的詩歌傳唱不休。最流行的一首是一個叫楊昌俊的左宗棠的部下真實的感歎：“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裏，引得春風度玉關。”楊並不是詩人，也未見再有其他的詩作行世，但隻這一首便足以讓他躋身詩壇，流芳百世。自左宗棠之後，在文學作品中，春風終於度過了玉門關。
文學反映現實，生活造就文學，這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清代之後，左公柳成了開發西北的標誌，也成了曆代文人競相唱和的主題。就是新中國成立後一段時間，史家對左宗棠或貶或緘之時，文人和民間對左公柳的歌頌也從未間斷。如果以楊昌俊的詩打頭，順流而下足可以編出一部蔚為壯觀的《左公柳詩文集》，這裏麵不乏名家之作。
一九三四年春小說家張恨水遊西北，是年正遇大旱，無奈之下百姓以柳樹皮充饑。張有感寫了一首《竹枝詞》：“大旱要謝左宗棠，種下垂柳綠兩行。剝下樹皮和草煮，又充飯菜又充湯。”一九三五年七月名記者範長江到西北采訪，左公柳也被寫入了他的《中國的西北角》：“莊浪河東西兩岸的衝積平原上楊柳相望，水渠交通……道旁尚間有左宗棠征新疆時所植柳樹，古老蒼勁，令人對左氏雄才大略不勝其企慕之思。”民國期間，教育部長、詩人羅家倫出國途經西北，見左公柳大為感動，寫詞一首，經趙元任作曲成為傳唱一時的校園歌曲：“左公柳拂玉門曉，塞上春光好，天山融雪灌田疇，大漠習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島。過瓜田，碧玉蔥蔥；望馬群，白浪滔滔，想乘槎張騫，定遠班超，漢唐先烈經營早。當年是匈奴右臂，將來是歐亞孔道。經營趁早，經營趁早，莫讓碧眼兒射西域盤雕。”
至於民間傳說和一般文人筆下的詩畫就更見真情。西北一直有左宗棠殺驢護樹的傳說。左最恨毀樹，嚴令不許牲口啃食。一次，左從新疆返回酒泉，發現柳樹皮被剝，便微服私訪，見農民進城都將驢拴於樹上。左大怒，立將驢帶回衙門殺掉，並出告示，若有再犯，格殺勿論。甚至還有“斬侄護樹”的傳說。左去世後不久，當時很有名的《點石齋畫報》曾發表一幅《甘棠遺澤》圖，再現左公大道的真實情景：山川逶迤，大道向天，綠柳濃陰中行人正在趕路。畫上題字曰：“種樹十餘年來，濃陰蔽日，翠幄連雲，六月徂暑者，蔭賜於下，無不感文襄公之德。”“手澤在途，口碑載道，千年遺愛”。
一個人和他栽的樹能經得起民間一百多年的傳唱不衰，其中必有道理。文學形象所意象化了的春風實際上就是左公精神，春風何能度玉門，為有振臂呼風人。左是在政治腐敗、國危民窮、環境惡劣的大背景下去西北的。按說他隻有平亂之命，並無建設之責。但儒家的擔當精神和胸中的才學讓他覺得應該為整頓、開發西北盡一點力。左宗棠挾軍事勝利之威，掀起了一股新政的狂飆，掃**著那經年累世的汙泥濁水。西北嚴酷的現實與一個南國飽學的儒生，砥礪出一串精神的火花，閃耀在中國古代史的最後一章之上，綻放出一絲回暖的春意。
左宗棠在西北開創的政治新風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強化國家主權，力主新疆建省。他痛斥朝中那些放棄西北的謬論，“周、秦、漢、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東南，國勢浸弱，以底滅亡”。捐出西北，最後必定是國家的滅亡。從漢至清，新疆隻設軍事機構而無行省郡縣。左前後五次上書籲請建省，終得批準，從此西北版圖歸一統。
二是反貪倡廉。清晚期的政治已成糜爛之局，何況西北，鞭長莫及。地方官為所欲為，貪腐成性。他嚴查了幾個地方和軍隊貪汙、吃空額的典型，嚴立新規。而他自己高風亮節，以身作則，陝甘軍費，每年過手一千二百四十萬兩白銀，無一毫不清。西北十年，沒有安排一個親朋。有家鄉遠來投靠者都自費招待，又貼路費送回。光緒五年兒子帶四五人從湖南到西北來看他。他訓示：“不可沾染官場習氣，少爺排場，一切簡約為主。署中大廚房，隻準改兩灶，一煮飯，一熬菜。廚子一、打雜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爾宜三、八日作詩文，不準在外應酬。”你看，不但戒奢，還要像小學生一樣留作業。教子、束親之嚴，令我們想起新中國成立初中南海裏毛、周的家風。欲要忠先要孝，欲肅政風先嚴家風。不管哪朝哪代，哪個階級，一切有為的政治家無不這樣。
三是懲治不作為。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甘肅官場惡習，惟以徇比彌縫，見好屬吏為事，不以國家民事為念”“官場控案隻講和息事”，對貪汙、失職、營私等事官官相護。裏麵已經腐爛，外麵還在抹稀泥，維護表麵的穩定。他最恨那些身居要位怕事、躲事、不幹事的懶官、庸官，常駁回其文，令其重辦，“如有一字含糊，定惟該道是問！”其嚴厲作風無人不怕。
四是親民恤下。戰亂之後十室九空，左細心安排移民，村莊選址、沿途護送無不想到，又計算到牲畜、種子、口糧。光緒三年大旱，一畝地隻值三百文，一個麵餅換一個女人。他命在西安開粥廠，路人都可來喝，多時一天七萬人。他身為欽差、總督，又年過六十，帶兵時仍住帳篷。地方官勸他住館舍，他說：“鬥帳雖寒，猶愈於士卒之苦也。”
五是務實，不喜虛榮。他人還未到蘭州，當地鄉紳已為他修了一座歌功頌德的生祠，他最看不慣這種拍馬屁的作風，立令拆毀。下麵凡有送禮一律退回。地方官員或前方將領有寫信來問安者，他說百廢待舉，軍務、政務這麽忙，哪有時間聽這些空話、套話，一律不看。“一切稱頌賀候套稟，概置不覽，且拉雜燒之。”他又大抓文風，所有公文“毋得照綠營惡習，摭拾浮詞，……盡可據實直陳，如寫家信，不必裝點隱飾”。他又興辦實業，引進洋人的技術修橋、開渠、辦廠……
中國曆史上多是來自北方的入侵，造成北人南渡，無意中將先進文化帶到南方。而左宗棠這次是南人北伐，收複失地，主動將先進的江南文化推廣到了西北。曆來的戰爭都是一次生態大破壞，而左宗棠這次是未打仗先栽樹，硝煙中植桑棉，驚人地實現了一次與戰爭同步的生態大修複。恐怕史上也僅此一例。
左宗棠性格決絕，辦事認真，絕不做李鴻章那樣的裱糊匠，雖不能回天救世，也要救一時、一地之弊。他抬棺西進，收失地，振頹政，救民生，這在晚清的落日殘照中，在西北寒冷孤寂的大漠上，真不啻為一陣東來的春風悄然度玉門，而那三千裏綠柳正是他春風中飄揚的旗幟。
西學東漸，湘人北上，春風玉門，西北之幸！
柳色長青
柳樹是一種易活好栽，適應性很強的樹種，但也有一個缺點，不像鬆柏那樣耐年頭。我們要找千年的古柏很容易，千年的古柳幾不可能，甚至百年以上的也不多見。所以對左公柳的保護、補栽，成了西北人民的一個情節，也是官方的一種責任，曆代出台的保護文告接連不斷。這一半是為了保護生態，一半是為了延續左公精神。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保護文件，是晚清官府在古驛道旁貼的一張告諭：“昆侖之陰，積雪皚皚，杯酒陽關，馬嘶人泣，誰引春風，千裏一碧。勿剪勿伐，左公所植。”可以看出，此告諭的重點不在樹而在人，是保護樹但更看重左公精神的傳承。進入民國時期，甘肅省政府兩次行文保護左公柳。一九三五年的《保護左公柳辦法》規定更為詳細：一、全省普查編號；二、分段保護，落實到人；三、樹如枯死，亦不許伐；四、已砍伐者，按原位補齊；五、樹旁不得采掘草土、引火、拴牲口等；六、違規者處以相當的罰金或工役；七、保護不力唯縣長是問。
現存檔案也記錄了多起對盜伐事件的處理。一九四六年，隆德縣建設科長等人借處理枯樹，夥同鄉裏人員盜賣柳樹四百棵，縣政府給予處罰後還要求“補植新苗，保護成活，以重先賢遺愛”。並就此對境內的左公柳進行了普查，還剩三千六百一十棵，都一一編號建檔。我們發現在清和民國兩代的政府文告中總少不了這樣的詞匯：左公、先賢、遺愛、遺澤等，要知道這是官方的公文啊，但是仍掩蓋不住對左宗棠的尊敬。民國時還將左宗棠修繕過的蘭州城門改名“宗棠門”，由省長親筆題寫。
在眾多研究左宗棠在西北的著作中最權威的一本是一九四五年初版於重慶，後經王震將軍提議又在一九八四年重印的《左文襄公在西北》。此書從書名到內文，凡說到左宗棠時概不直呼其名，都是尊稱“文襄公”，可見在清和民國兩代，左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隻是進入當代後因極“左”政治影響才有了一個小的反複。但隨著人們對生態的再認識，又不覺想起了這位在西北栽樹的湖南人。
於是我又聯想到一個著名的典故。當年左宗棠在湖南初露頭角，他恃才傲物得罪了人，有人告了禦狀，眼看就要掉腦袋。大臣潘祖蔭惜才，上書疾呼：“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這一句話救了他的一條命。假使當年左不明不白地死去，哪有新疆的收複，西北的開發？真可謂中國不可一日無西北，西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左一人而懸湖湘，懸陝、甘、寧、青、疆，懸大清天下。拔危救難，力挽狂瀾，這樣的名臣史上能有幾人？不知為什麽，在西北采訪，我眼前總是浮現著蒼涼的大漠，浩**的隊伍，一具黑色的棺材，須發皆白的左公和伸向天邊的綠柳。有哪一個畫家能畫一張左公西行圖，或哪一個導演能拍一部片子，這將是何等的動人。
歲月無情，從一八七一年左宗棠下令植樹到現在已一百四十多年，要想拜謁一下左公親植的柳樹已經是一件很難的事了。檔案記載，一九三五年時的統計，平涼境內還有左公柳七千九百七十八棵，而一九九八年八月出版的《甘肅森林》記載，全省境內的左公柳隻剩兩百零二棵，其中大部分存於柳湖公園，有一百八十七棵（左當年栽了一千二百棵）。看來我十年間兩到柳湖還是來對了，這裏確是左公遺澤最多處。但一九九八年到如今又過了十五年啊，鬥轉星移，大樹飄零，左公柳還在銳減。
那天，我到柳湖去，想穿越時空一會左公的音容。隻見湖邊星星點點，隔不遠處就會現出幾株古柳，軀幹總是昂然向上的，但樹身實在是老了，表皮皴裂著滿是縱橫的紋路，如布滿山川戈壁的西北地圖；齊腰處敞開黑黑的樹洞，像是在撕胸裂肺地呼喊；而它的根，有的悄無聲息地抓地入土，吸吮著岸邊的湖水，有的則青筋暴突抱定青石，如西北風霜中老人的手臂。但不管哪一棵，則一律於枝端發出翠綠的新枝，密濃如發，披拂若裾，在秋日的暖陽中綻出恬靜的微笑。
柳湖公園正在擴建，岸邊補栽的新柳柔枝嫩葉隨風搖曳，如兒孫繞膝。而在柳湖之外，已是綠滿西北，綠滿天涯了。我以手撫樹，讀著左公柳這本歲月的天書，端詳著這座生命的雕塑。古往今來於戰火中不忘栽樹且卓有建樹的將軍恐怕隻有左宗棠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