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了，約我以課文作者的身份談點感想，我首先想到的是教材的力量。
中小學教育就是要教學生怎麽做人，而教材就是改變人生的杠杆，是奠定他一生事業的基礎。記得我小學六年級時，姐姐已上高中，我偷看她的語文書，裏麵有李白的《靜夜思》、白居易的《賣炭翁》，抒情、敘事都很迷人，特別是蘇東坡的《赤壁賦》，讀到裏麵的句子，“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突然感到平平常常的漢字竟能這樣的美。大概就是那一刻，如觸動了一個開關，我就迷上了文學，確定了一生事業的走向，而且決定了我源於古典文學的文章風格。
我高中時又遇到一位名師叫李光英，他對語文教材的詮釋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至今我還記得他講《五人墓碑記》時扼腕而悲的神情，和講杜甫《客至》詩時的喜不自禁，隨手在黑板上幾筆就勾出一幅客至圖。他在講韓愈文章時說的一句話，我終生難忘。他說：“韓愈每為文時，必先讀一段《史記》裏的文字，為的是借一口司馬遷的氣。”後來在我的作品中，隨時都能找見當年中學課堂上學過的教材的影子，都有這種借氣的感覺。
好的教材無論是給教者還是學者都能留出研究和發揮的空間，都有一種無窮的示範力。我對課文裏的許多篇章都能熟背，直到上大學時還在背課文，包括一些數千字的現代散文，如魏巍的《依依惜別的深情》，這些理解並記住了的文字影響了我的一生。近幾十年來，我也有多篇作品入選語文教材，與不少學生、教師及家長常有來往，這讓我更深地感覺到教材是怎樣影響著學生的一生。
我的第一篇入選教材的作品是散文《晉祠》，一九八二年選入初三課本。當時我是光明日報駐山西記者，地圖出版社要創辦一種名為《圖苑》的雜誌，報社就代他們向我約稿，後來雜誌中途下馬，這稿子就留下，在四月十二日的《光明日報》副刊發表了，當年就入選課本，算是陰差陽錯。那年我三十六歲，這在“文革”十年內亂之後青黃不接的年代算是年輕人了，我很有點受寵若驚。
多少年後我在人民日報社任副總編，一個記者初次見到我，興奮地說，我第一次知道“璀璨”這個詞就是學你的《晉祠》，他還能背出文中“春日黃花滿山，徑幽而香遠；秋來草木鬱鬱，天高而水清”的對仗句。這大大拉近了我與年輕人的距離。我一生中沒有當過教師，卻常被人叫老師，就因為課文裏的那幾篇文章。
一次，我在山西出差碰到一位年輕的女公務員，是黑龍江人。我說，你怎麽這麽遠來山西工作？她說：“上學時學了《晉祠》，覺得山西很美，就報考了山西大學，又嫁給了山西人，就留在這裏工作。想不到一篇文章改變了我的人生。”
那一年，我剛調新聞出版署工作，陪署長回山西出差去參觀晉祠，晉祠文管所的所長把署長晾在一旁，卻和我熱情地攀談，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原來，他於中山大學畢業後在廣州當教師，教了好幾年的《晉祠》，終於心動，調回家鄉，當了晉祠文管所的所長。他說，感謝我讓他與晉祠結緣，又送我一張很珍貴的唐太宗《晉祠銘》的大型拓片。他說：“上午中宣部部長剛來過，我都沒舍得送他。”
《晉祠》這篇課文一直到現在還使用，大約已送走了三十屆學生，這其中不知還有多少故事，可能以後還會改變一些人的人生軌跡。而我沒有想到的另一個結果是，晉祠為此也大大增加了遊客量，帶來了更大的知名度和經濟效益。常有北京的一些白領，想起小時的課文，假日裏就自駕遊，去山西遊晉祠。
有了這個先例，不少風景名勝點，都來找我寫文章，說最好也能入選課文。最典型的是貴州黃果樹景區，我曾為他們寫過一篇《橋那邊有一個美麗的地方》，他們將文章印在畫冊裏，刻成碑立在景區，印成傳單散發，還不過癮，一定要活動進課文。我說不大可能了，他們還是專門進了一趟北京，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誌吃了一頓飯，結果也沒有下文。可見教材在人心目中的力量。
時隔二十一年後，二〇〇三年我的另一篇寫瞿秋白烈士的散文，《覓渡，覓渡，渡何處？》，又被選入高中課本。對我來說，從山水散文到人物散文，是一次大的轉換，這在讀者中的反響則更為強烈。後來人民大學出版社就以《覓渡》為書名出了一本我的散文集，發行很好，連續再版。秋白是共產黨的領袖，我的這篇文章卻不是寫政治，也不是寫英雄，是寫人格，寫哲人。我本來以為這篇文章對中學生可能深了一些，但沒有想到那樣地為他們所喜愛。
我們報社的一位編輯的朋友的孩子上高中，就轉托他介紹來見我。這個稚嫩的中學生跟我大談黨史，談我寫馬克思的《特利爾的幽靈》。北京一零一中學的師生請我去與他們見麵，他們興奮地交流著對課文的理解。一個學生說：“這是心靈的告白，是作者與筆下人物思想交匯撞出的火花，從而又點燃了我的心靈。”
在小禮堂裏，老師在台上問：“同學們，誰手裏有梁老師的書？”台下人手一本《覓渡》，高高舉起，紅紅的一片，當時讓我眼睛一熱。原來這已形成慣例，一開學，學生先到對麵的書店買一本《覓渡》。人民大學出版社的同誌說：“我們得感謝人民教育出版社，他們的一篇文章為我們的一本書打開了市場。”
這篇課文還被製成有聲讀物發行，又被刻成一麵十二米長、兩米高的大石碑，立在常州瞿秋白紀念館門前，成了紀念館的一個重要景觀，因此也增加了更多瞻仰者。前來參觀的國家領導人也駐足細讀，並索要碑文。研究人員說：“宣傳先烈，這一篇文章的作用超過了一本傳記。”紀念館旁有一所小學就名“覓渡小學”，常舉行“覓渡”主題班會或討論會，他們還聘我為名譽校長。因此還弄出笑話，因這所小學是名校，入學難，有人就給我寫信，托我這個“校長”走後門，幫孩子入學。總之，這篇課文無論是傳播秋白精神，還是附帶提高當地的知名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還有其他一些文章入選從小學到大學的各種課本和師生讀本，有山水題材的，如《蘇州園林》《清涼世界五台山》《夏感》，但以寫人物的為多，如《大無大有周恩來》《讀韓愈》《讀柳永》，還有寫辛棄疾的《把欄杆拍遍》,寫諸葛亮的《武侯祠》，寫王洛賓的《追尋那遙遠的美麗》，寫一個普通植樹老人的《青山不老》，等等。
而影響最大的是寫居裏夫人的《跨越百年的美麗》，分別被選進了十三個不同的教材版本中。其次是《把欄杆拍遍》，入選華東師大版高中語文等七個版本，上海一個出版社以此為契機，專為中學生出版了一本我的批注本散文集，就名為《把欄杆拍遍》，已印行到第十一版。（我真的應該感謝《光明日報》，以上提到的十二篇入選教材或讀本的文章，其中有五篇是任《光明日報》記者時所寫，或後來所寫又發在該報上的。）
這些文章主要是從精神、信念、人格養成方麵指導學生，但讀者麵早已超出了學生而影響到教師、家長並走向社會。我的其他談寫作的文章被選入各種教師用書，有的老師從外地打長途電話來探討教學。一個家長在陪女兒讀書時看到課文，便到網上搜出我所寫的文章，到書店裏去買書，並激動地寫了博客說：“這是些充滿陽光的、讓孩子向上、讓家長放心的文字。”有的家長把搜集到的我的文章寄給遠涉重洋、在外留學的孩子，讓他們正確對待困難、事業和人生。這也從另一方麵反襯出目前社會上不利孩子成長、讓家長不放心的文字實在不少，呼喚著作家、出版社的責任。
同樣是一篇文章，為什麽一放到教材裏就有這麽大的力量呢？這是因為：一、教科書的正統性，人們對它有信任感；二、課文的樣板性，有示範放大作用；三、課堂教育是製式教育，有強製性；四、學生可塑，而且量大，我國在校中小學生年約兩億。教材對學生的直接作用是學習語言文字知識，但從長遠來看，其在思想道德方麵的間接作用更大。這是一種力量，它將思想基因植入到青少年頭腦中，將影響他們的一生，進而影響一代人，影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