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了，約我以課文作者的身份談點感想，我首先想到的是教材的力量。
中小學教育就是要教學生怎麽做人，而教材就是改變人生的杠杆，是奠定他一生事業的基礎。記得我小學六年級時，姐姐已上高中，我偷看她的語文書，裏麵有李白的《靜夜思》、白居易的《賣炭翁》，抒情、敘事都很迷人，特別是蘇東坡的《赤壁賦》，讀到裏麵的句子，“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突然感到平平常常的漢字竟能這樣的美。大概就是那一刻，如觸動了一個開關，我就迷上了文學，確定了一生事業的走向，而且決定了我源於古典文學的文章風格。
我高中時又遇到一位名師叫李光英，他對語文教材的詮釋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至今我還記得他講《五人墓碑記》時扼腕而悲的神情，和講杜甫《客至》詩時的喜不自禁，隨手在黑板上幾筆就勾出一幅客至圖。他在講韓愈文章時說的一句話，我終生難忘。他說：“韓愈每為文時，必先讀一段《史記》裏的文字，為的是借一口司馬遷的氣。”後來在我的作品中，隨時都能找見當年中學課堂上學過的教材的影子，都有這種借氣的感覺。
好的教材無論是給教者還是學者都能留出研究和發揮的空間，都有一種無窮的示範力。我對課文裏的許多篇章都能熟背，直到上大學時還在背課文，包括一些數千字的現代散文，如魏巍的《依依惜別的深情》，這些理解並記住了的文字影響了我的一生。近幾十年來，我也有多篇作品入選語文教材，與不少學生、教師及家長常有來往，這讓我更深地感覺到教材是怎樣影響著學生的一生。
我的第一篇入選教材的作品是散文《晉祠》，一九八二年選入初三課本。當時我是光明日報駐山西記者，地圖出版社要創辦一種名為《圖苑》的雜誌，報社就代他們向我約稿，後來雜誌中途下馬，這稿子就留下，在四月十二日的《光明日報》副刊發表了，當年就入選課本，算是陰差陽錯。那年我三十六歲，這在“文革”十年內亂之後青黃不接的年代算是年輕人了，我很有點受寵若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