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八十周年。紀念勝利，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留在蘇區未能長征，或雖已踏上征途卻未能走到陝北的先烈，這其中最讓我難忘的是中共早期領袖瞿秋白和方誌敏。紅軍長征勝利八十周年，也是他們犧牲八十一周年。長征的隊伍一走，他們即死於敵人的屠刀下。他們是同年生，同年死，又是在同樣的背景下死去，死時都才隻有三十六歲。
在八十周年這個特殊的日子裏，我有緣采訪了方誌敏當年戰鬥過的地方，江西的上饒、弋陽、橫峰。又重讀了《方誌敏全集》，特別是他獄中的文稿，感觸最深的是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怎樣對待生與死。
一
方誌敏是一個有思想、有能力的領袖。他獨自創立了一支紅軍，一塊有五十個縣一百萬人口的贛東北根據地，被中央稱為模範根據地，並授予他紅旗勳章一枚。根據地內經濟繁榮，教育免費，“隔日有肉吃”，還發行了股票。但是，由於當時中央方針的錯誤，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厄運降臨。中央紅軍西去前，他奉命率孤軍北上，調虎離山，全軍覆亡已成定勢。
兵敗後，他本來是可以不死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他已與參謀長粟裕帶八百人衝出重圍。但他說，作為領導人，我不能丟下後麵的部隊，便又反身回去。後隊被敵打散後他又有一次生機，“本來我是可以到白區暫避一下，但念著已有一部分部隊回到贛東北，中央給我們的任務又刻不容緩地要執行，所以決心冒險轉回贛東北，一方麵接受中央的批評和處分，開會總結皖南行動，做出結論，同時整頓隊伍，準備再出”。這樣，他終於被捕。他知必死，為免與敵囉唆，隨索一紙，寫下：“革命必能取得最後勝利，我願犧牲一切，貢獻於蘇維埃和革命。”便再不多言。敵人押他到上饒、南昌等地示眾，他戴鐐銬，昂首立於台上，凜然不可撼。當時一美國記者報道：“（在場的人）個個沉默不語，連蔣介石總部的軍官也如此 。這種沉默表示了對昂首挺立於高台之上的毫無畏懼神色的人的尊敬和同情。”
方誌敏自一月二十九日被捕，到八月六日就義，在獄中不到七個月。開始，他隻求速死，但敵想以高官厚祿誘降他，就將他移至優待牢房。於是他便改變主意，盡量拖延時間。做兩件事：一是爭取越獄；二是以筆代槍，寫文章。越獄需要外應，而極左路線不但毀了紅軍，也毀了地下黨。一時與外麵接不上頭。他長歎，難道南昌城裏連一個地下黨也沒有嗎？眼見，每天都有一批批的戰友被拉出去槍斃，他由孤軍更又變成了孤身。他隻好一人背水作戰，去做獄吏和高級囚犯中國民黨人的工作，居然小有成功。雖不能越獄，但這些人幫他傳送出了珍貴的手稿。他在獄中寫了《可愛的中國》《獄中紀實》等十二篇文章、著述，共十三萬多字。
我們可以算一下，他一月二十九日（長征中，這天正召開遵義會議）被捕，先是被來回轉移示眾，三月中旬才相對安定下來，到八月六日（長征中，一、四方麵軍已經會師，這天正召開沙窩會議）就義，大約一百三十天。這期間仍要不斷應付敵人的提審，要做團結動員難友的工作，做爭取獄吏的工作。他無任何資料，又要防敵突然搜查（有幾篇還化為小說，他化名祥鬆）。他戴著腳鐐，又有十多年的痔瘡，流血化膿，不能平坐。每天平均要完成一千多字。這是何等的意誌力。這種精神和人格上的貢獻，已遠超出他具體領導的軍事鬥爭，是紅軍精神、長征財富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
這些手稿到他死後五年才輾轉送到黨在重慶的機關，葉劍英含淚讀罷即賦詩道：“血染東南半壁紅，忍將奇跡作奇功。文山去後南朝月，又照秦淮一葉楓。”文山是文天祥的號，葉帥將方比之文天祥，實為不過。
現在我們重讀他的獄中文稿，提到最多的是“死”，隨時準備死，怎樣死，死前再抓緊為革命做點什麽。當然，和死相對應的還有“生”，為誰而活，怎樣活。這是搶分奪秒，在敵人的屠刀下書寫的一部生死書，一篇人生解讀錄。
讀獄中稿，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他坦然麵對死亡。同室中還有獨臂將軍劉疇西等三個紅軍高級幹部，他們吃飯、下棋、談天、寫文章。“死是無疑的了，我們為革命而生，更願為革命而死。砰的一槍，或啪的一刀，我們常是這樣說笑著。”他們準備好了臨刑前呼的口號，每天牢門一響，就準備敵人上來打開腳鐐，拉去槍斃。但是，他們沒有想到敵人更殘忍，居然懶得開腳鐐，推出槍斃後連鐐同埋。多年後，人們就是憑著腳鐐上的號記，才確認了烈士的身份。
讀獄中稿，我們明白了他在死亡麵前，為什麽這樣從容。原來他是在為民族贖難，明知是死，也要飛蛾撲火，以身殉國。文稿中有一大部分是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的矛盾，揭示民族的苦難。“佃戶向地主租田，一般都四六分，地主坐得六成。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數地主手裏。佃戶生活受饑挨凍，甚至不能生存。每到年關，被逼租逼債，賣妻鬻子，吊頸投水一類的悲慘事不斷發生。”
他以自己出生的村子為例：“共有八十餘戶，其中欠債欠租，朝夕不能自給的就有七十餘戶，比較富的隻有兩戶。”他家是一個中農，還要租種地主的地才能維持生活，男孩子隻能勉強讀個私塾，他少年時印象最深的是父母為他讀書舉債的愁容。“中國農村的衰敗、黑暗、汙穢，到了驚人的地步。”所以農民造反是必然的，到年關時，常主動催促地下黨舉行暴動。讀著這些文字，我們很容易聯想到林覺民在《與妻書》裏說的“遍地腥雲，滿街狼犬，國難當頭，唯有一死”。這是共產黨及它之前的一切革命黨共同的抱負。
讀獄中稿，我們還看到了他身處黨內鬥爭夾縫中的痛苦。他在獄中痛定思痛，細理根據地建設的經驗教訓。這次所以大敗，一方麵是上麵右傾，不敢放手擴大紅軍、擴大根據地，不敢放手做白區工作、敵軍工作。“錯失了許多有利發展機會。”另一方麵則是極左，殘酷鬥爭。“肅反的錯誤造成群眾間的恐慌與幹部的消極不安。”“黨內主要負責同誌，個人獨裁欲和領袖欲太重，不容易接受意見。”他的戰友、紅十軍代政委吳先民在肅反中被錯殺，他因提意見反而受到處分。（一九四五年“七大”，中央已為吳改正。）
現在，黑暗的監獄反而成了他冷靜思考問題的地方。“這次因為我們政治領導的錯誤和軍事指揮的無能（客觀的困難是有的，但都可以克服的）致紅十軍遭受懷玉山的失敗，我亦之被俘，囚禁於法西斯蒂的軍法處，曆時已五個來月了。何時槍斃，明天或者後天，上午或者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沒有槍斃以前，我應將贛東北蘇維埃的建設，寫一整篇出來。我在這炎暑天氣下，汗流如雨，一麵構思在寫，一麵卻要防備敵人進房來。我下了決心，要在一個月內，寫好這篇文字。”他在臨死前兩個月寫成了一萬五千字的《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曆史》，為黨史研究留下了珍貴的資料。
讀獄中稿最讓人落淚的地方，是他自知生之無望，但對事業仍不改初心。他的《在獄致全體同誌書》自歎再也不能為黨工作，沉痛自責。“（最後一戰）沒有下決心硬衝過去，……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死命。”“我們雖在獄中，總是祈禱著你們的勝利和成功！”在《可愛的中國》一書的結尾，他甚至用詩一般的語言來寫自己的身後事，充滿了浪漫、憧憬，而無一絲的悲哀：“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瘞（yì，埋）骨的地方，或許會長出一朵可愛的花來。這朵花你們就看作是我的精神寄托吧！在微風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點頭，那就可視為我對於為中國民族解放奮鬥的愛國誌士們，在致以熱忱的敬禮；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搖擺，那就可視為我在提勁唱著革命之歌，鼓勵戰士們前進啦！”他寫這一段話的時間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是時紅軍正在搶渡金沙江。
三
凡革命都是拚命，都是因活不下去才鋌而走險的。陳勝、吳廣之謂：“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而革命運動的領導者，這些知識精英大多不是因個人之苦，而是為階級獻身。林覺民所謂：“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馬克思則提煉為，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所以革命時期，共產黨員的死是很正常的。毛澤東說，“要奮鬥就會有犧牲”，他一家就為革命獻出了六個親人。賀龍一家犧牲了一百多人，加上遠親家族達上千人。聶榮臻回憶，紅軍打仗，打的是黨團員，打的是幹部。一仗下來，黨團員傷亡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一麵紅旗萬滴血，我們今天紀念某某勝利，最不該忘記的是那些沒有等到勝利這一天的烈士們。
說到烈士，我們常概念化為“拋頭顱，灑熱血”；符號化為碉堡前的董存瑞、鍘刀下的劉胡蘭。其實，還有那些敢為信仰而死的第一代領袖們，他們是又一類的烈士。他們都是些知識精英，有情有義，有才有貌， 既不缺智商，也不缺情商，如果任選一行，都能業有大成。隻是為了革命，為了民族解放，他們甘願犧牲。我們看四十萬字的《方誌敏全集》，詩、文、小說、劇本、公文、信劄，文采飛揚。
方小時即聰慧，父母才咬牙借貸讓他多讀了幾年書。他十六歲時就發豪言：“心有三愛，奇書、駿馬、佳山水；園栽四物，青鬆、翠竹、潔梅蘭。”他憤於上海租界公園的牌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一創立根據地就為農民修了一個公園，內有遊泳池，每年還舉辦運動會。在公園內他親植一株梭柁樹（傳說，這就是月亮裏吳剛永遠砍不倒的桂花樹），現已有兩抱之粗。樹旁有一六角亭。閑時，方就在亭子裏看書。他才華橫溢，儀表堂堂，常有女性暗戀之，無以表達，就偷偷往其身後放一雙親手做的布鞋。據說，看一上午書走後，工作人員能收好幾雙鞋。這事我有點半信半疑，但縣裏的人說確有其事，他們還能講出許多類似的故事。
那天擦黑時，我們去看蘇區政府舊址，一老人聽說是采訪方誌敏，主動上來搭話，又反身回家捧了幾個紅薯一定要塞到我們懷裏。我們婉言謝絕，直到走出七八步後，他在後麵說了一句：“我們家有三個烈士。”我們都為之一怔，頓腳回首，一時不知該說什麽。心事浩茫，繁星在天，這大山深處不知藏著多少紅色情結。陪同的人說，現在還有一位活著的在方身邊工作過的老人。已經晚上十點了，我們摸黑找到楓林村的一座寺廟，見到了九十七歲的周桂蘭。
這是一座不大不小的佛寺，沉沉的夜色中，空寂蒼涼。老人已出家五十年，平時有一個徒弟陪伴，今恰有事外出，就她一人獨守孤廟。我們就在佛殿前的台階上擺了幾個小凳，聽她談八十年前的往事。她印象最深的是方誌敏的和藹可親，發動婦女剪發、放開裹腳、掃盲識字。還有他對肅反的不滿和無奈，常獨自感歎。我說：“你現在怎麽還記得這些事？”她說：“好人啊！我現在還供著他的靈位呢，每天還給他念經上香。”這一句話把我們六七個人都驚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抬頭掃一眼堂上的佛祖和沉沉的夜色，大家都不說話，空氣凝固了幾秒鍾。座中有女士輕輕地問：“在哪裏？能看一下嗎？”“在三樓上。”於是我們扶著這個近百歲的老人，打著手電，顫顫巍巍地爬上三層樓。
這是一個專給人做佛事超度亡靈的小佛堂，牆上供著超度人的名單。但在三排名單之上單用稍大一點的字寫著一個名字：方誌敏。她每天念經超度，已五十年。她說：“好人啊，死得太慘！我一閉眼，就見他戴著腳鐐，渾身是血的樣子。”原來，她認為方死於非命，魂遊他鄉，一直在為他招魂。八十年了，也許在喧鬧的都市裏，在匆忙的官場上，人們早已淡忘了一個叫方誌敏的人。但是在贛東北的青山綠水間，在老區人民的心裏，甚至在這座鄉間古寺裏，還有人沒有忘記他。天黑得更沉了，我們都沒有說話，默默地趕回駐地。
四
方誌敏確實是大誌未展，大業未成，死不瞑目。他的英魂還一直在身後留下的文稿中遊走，壯誌未遂，憾悔難平。
讀方誌敏的文稿，讓人聯想起許多獄中文章，這是在特殊年代、特定背景下的作品，是時代人格、事業、生命相撞擊的火花，它已遠超出黨派、意識形態而成為人格的宣言。中國史上最有名的獄中文章是文天祥的《正氣歌》。共產黨領袖中，有瞿秋白獄中《多餘的話》，胸懷坦**，明月清風；有張聞天“文革”羈押於肇慶期間的《肇慶文稿》，明經析理，憂國憂民；有彭德懷在“文革”關押中形成的《我的自述》，堂堂正正，擲地有聲（張、彭都是經過長征的）。
這些文字，不但內容高潔，就是成稿過程之艱難曲折，也足夠為一部傳奇。其時他們都是以命相押，以死相抵，隻願留下事實，留下思想，“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這意義遠超於我們紀念某一個具體的事件。因為一個人總會死去，一些事總會過去。就是當年對立的國共兩黨，也已經幾分幾合。而現在我們讀史，看到的隻是各種不同的靈魂，隻有人格和精神不死。
人類永在進行尋找文明的新長征，這些文稿是征途上一盞永不熄滅的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