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墓筆記》裏戰國帛書的原型，記錄了我國最早的創世神話
戰國楚帛書摹本
看過《盜墓筆記》的朋友都知道，這部書開局就說長沙“土夫子”倒鬥，但搞到手的戰國帛書卻被美國佬騙了去的故事。所謂“土夫子”，就是過去長沙人對盜墓賊的稱呼。這件事是純屬虛構的嗎？別說，它還真有曆史原型。
最早出土的戰國圖書
我們知道，商代有刻在甲骨上的甲骨文字，西周有刻在青銅器上的青銅文字；其實，商代也有刻在青銅器上的青銅文字，西周也有刻在甲骨上的甲骨文字。但這些文字，更多是一些祭祀的檔案記錄，而不是典型意義的圖書文獻。
《墨子》說“書於簡帛”，商周的圖書文獻，還是以簡帛為載體，即竹木簡牘和縑帛。不過早期的簡帛都腐朽了，出土最早的是春秋戰國之際曾侯乙墓的竹簡遣冊，也就是隨葬物品的記錄清單，而這實際上也不算是圖書。
最早出土的戰國圖書文獻，是1942年在湖南長沙子彈庫楚墓出土的一整卷帛書和一些帛書殘片。因為帛書材料的貴重，相對竹簡要稀少很多，這實際上也是流傳於世唯一的戰國帛書。
1942年9月，任全生、漆孝忠、李光遠、胡德興四位“土夫子”在長沙東南郊的子彈庫一地挖開了一座戰國楚墓，並從墓中盜走一批漆盤、銅劍、木劍鞘、木龍、陶鼎、陶壺、陶簋等文物以及一個竹篋，竹篋裏麵裝著的就是這卷帛書和帛書殘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四位“土夫子”又加入了考古隊，並參與了湖南省博物館1973年5月對子彈庫楚墓的發掘。經考古發現，該墓為一槨二棺，墓中還有一幅“人物禦龍圖”帛畫、玉璧、絲麻織物等隨葬品。考古工作者判斷，這是一處戰國中晚期的墓葬，墓主是一位楚國士大夫。故子彈庫帛書成書的年代下限，大致也是在戰國中期。
子彈庫帛書出土後，為古董商人唐鑒泉所得，次年又為文物收藏家蔡季襄購入。蔡季襄將帛書進行修複裝裱，並於1944年寫下《晚周繒書考證》一書。此書於1945年出版，從此子彈庫帛書為世人所知。抗戰勝利後，蔡季襄將帛書帶到上海，就在他意圖出手時，遇到了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員柯強。
柯強謊稱自己寓所有紅外線照相機，可以顯示帛書上不清楚的文字，讓帛書賣個好價錢。蔡季襄出於獲利和研究的考慮，就把帛書借給柯強拍照，並約定第二天去取。沒想到，第二天柯強就以照相機故障為由拖延。而到了第三天，柯強就說托朋友把帛書帶到美國去照相了。蔡季襄沒有辦法，隻能把帛書作價一萬美元，由柯強先支付一千美元保證金，至1946年9月之前或寄回帛書，或支付尾款。
柯強得到子彈庫帛書後，當然是無恥地據為己有。他在1964年賣給紐約古董商戴潤齋；戴潤齋又在兩年後賣給文物收藏家塞克勒。塞克勒曾表示要將帛書還給中國，但到1987年本人去世仍未歸還，帛書被收藏入塞克勒美術館。
由此可見，子彈庫帛書流傳曆程之坎坷，更加說明其傳世來之不易。那麽，這卷珍貴的戰國楚帛書究竟記錄了什麽信息呢？
伏羲女媧的創世神話
這卷帛書長約三十八點七厘米、寬四十七厘米，雖然隻是小小一卷絲帛，但包含的信息量卻非常驚人。先看它的結構，就非常奇特，中央由兩段互相顛倒書寫的文字組成，一段十三行，一段八行。外圍則每周排列三行文字，共十二行。在這十二行文字的周邊，有十六幅彩繪的圖像，其中每一行文字前畫著一幅神怪圖像，帛書四角還分布著青、赤、白、黑四種神木圖像。圖文並茂，相得益彰，確實是一部完整的“圖書”。
《四時令》按照閱讀順序，又將中央十三行文字定為《歲》（甲篇）、八行文字定為《四時》（乙篇）、周邊十二行文字和圖像定為《十二月》（丙篇）。其中《歲》講的是要“敬順天時”；《十二月》講的是十二個月的宜忌事項，十二個神怪代表十二月，四種神木代表四時。而故事情節最豐富的還要數《四時》，其中記錄了四時的產生，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完整的創世神話。
原來遠古時代，宇宙一片混沌，沒有日月和時空。這時候，天神包戲娶了女填為妻，他們生下青、朱、黃、墨四個兒子，被稱作“四神”。於是，包戲和女填就讓他們分別守衛四方，通過互相換位來推測時間，從此就有了最原始的春夏秋冬“四時”。四神的名字多從“木”字，應該是四種神木，基本可以對應帛書邊角的四種神木。
這樣經曆了一千多年，日月終於誕生了，但當時發生了災難，九州不平，於是炎帝命輔佐的神祝融，派遣青、朱、黃、墨四神，以青、赤、黃、白、墨等五種神木，奠定了三天和四極，從此日月進入正規，又有了按照日月之行的“四時”。後來共工創造了一旬十日，並把每日分為宵、朝、晝、夕“四時”。這又是另一種“四時”。
這樣看來，“四時”既可以表示一年四季，又可以表示一天的四個時間段。
炎帝、祝融、共工大家都不陌生，那麽四神的父母，代表陰陽的“包戲”和“女填”究竟又是何方大神呢？
其中《史記》中就有兩種寫法，在《封禪書》中是“虙羲封泰山，禪雲雲”，《太史公自序》中又是“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其實說的都是同一個人，太史公在抄錄史料時沒有進行更改。
這樣的五花八門的寫法給釋義自然帶來不便，伏羲為什麽叫伏羲呢？有人認為“伏”代表馴服、順從，所以伏羲代表人類社會的開始；有人認為“庖犧”就是把牲口放入廚房，那麽又代表著祭祀和熟食的起源。還有人認為“宓”表示安靜，“羲”代表元氣，所以伏羲象征安靜的元氣。這些說法看起來都有一定道理，到底孰是孰非難以判斷；不過從子彈庫帛書《四時》來看，似以最後一種說法為佳。
那麽伏羲的配偶是誰呢？大家都知道是女媧。但實際上，如果隻看傳世文獻的話，會發現伏羲和女媧很長時間是相互獨立的兩位古帝王，兩者關係不明顯。
伏羲和女媧作為兄妹而結為夫妻，見於史料的最早記載是唐代李亢的《獨異誌》，裏麵就提到伏羲女媧由兄妹結為夫妻，出土的五代敦煌殘卷也有此說法。《全唐詩》卷三八八盧仝《與馬異結交詩》說：“女媧本是伏羲婦。”（原注：一作“女媧，伏羲妹”。）均是唐代的說法。
在傳世文獻中，相比伏羲來看，女媧更具有始祖神形象。屈原在《天問》中說，“女媧有體，孰製匠之”，女媧有身體，又是誰造的？《山海經·大荒西經》也說，女媧的腸子化成了十神。《說文解字》釋“媧”為“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那麽女媧很早就具備化生神話。而我們熟知的女媧補天故事，是西漢劉安的《淮南子·覽冥訓》中最早記載的，女媧造人更是《太平禦覽》引東漢末年《風俗通義》的記載了。
漢代的畫像石中，常有人首蛇身的男女形象。他們腰身以上為人形，腰身以下為蛇軀或龍軀，兩麵相對或相背，雙尾纏繞。男的手中拿著太陽或者圓規，女的手中捧著月亮或者曲尺。顯而易見，他們創造了自然和社會，就是人們心中的創世神了。這類形象，至少有一部分是伏羲和女媧。
另外，在傳世文獻中也可以發現線索，如東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正是將兩者對舉；《論衡·順鼓篇》也說：“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不議。”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知道，伏羲和女媧在戰國就是配偶神了。
如果單從傳世文獻看，伏羲和女媧的兄妹/夫妻關係，是經曆上千年慢慢建立的；而通過楚帛書和漢畫像，我們對此可以重新建立認識，原來伏羲和女媧的夫妻關係，戰國秦漢時期一直都存在。
伏羲為盤古原型之一
說到伏羲女媧的創世神話，就不得不提另一個創世大神——盤古了。
根據《藝文類聚》引《三五曆紀》，當時宇宙一片漆黑混沌，好像一個大雞蛋，盤古孕育在雞蛋裏。過了一萬八千年，盤古忽然醒了過來，他伸出軀體和四肢，用力一撐鑿破了雞蛋。這時輕而清的東西就上升變成天，重而濁的就下降變成地。為了防止天地合攏，盤古用自己的身子撐住天地。盤古的身體越來越長，天地之間也越來越遠，又過了一萬八千年，天地距離已經有九萬裏，之後才誕生了“三皇”。
根據《繹史》引《五運曆年記》，盤古死後，他的左眼變成了太陽，右眼變成了月亮，呼吸變成了風雲，聲音變成了雷霆，血液變成了江河，軀體變成了五嶽，筋脈變成了土地，頭發變成了星辰，皮膚變成了草木，牙齒、骨頭、骨髓也都變成了金屬和石頭、寶玉，最沒用的汗水也變成了雨水，連身上的寄生蟲都變成了人。
《廣博物誌》又引《五運曆年記》，說盤古龍首蛇身，噓氣就風雨交加，吹氣就是電閃雷鳴，睜眼就白日當空，閉眼就是半夜三更。
明代周遊《開辟衍繹通俗誌傳》以及鍾惺《盤古至唐虞傳》，都以“盤古氏開天辟地”為開端，而且為盤古左手添了一把鑿子，右手加了一把斧頭，成為今天熟知的盤古形象。林漢達的經典少兒讀物《上下五千年》第一節也是《盤古開天地》，把盤古作為華夏神話的創世始祖來敘述。
值得注意的是，《廣博物誌》引《五運曆年記》，與《繹史》引《五運曆年記》是兩個版本。在後者的記錄中，盤古是個四肢齊全的人形，死後化為了萬物；但是在前者的記錄中，盤古卻是個龍首蛇身的形象，自己就能製造出自然。
這條記錄中的盤古有個很明顯的原型，就是《山海經·海外北經》的鍾山之神燭陰。它又叫燭九陰、燭龍，長得人麵、蛇身、赤色，睜開眼睛就是白天，閉上眼睛就是黑夜，吹氣為冬天，呼氣為夏天，睡著了都會產生風。它雖然神通廣大，但到底沒有進化出人的形象，所以在《山海經》裏地位不高，很快被後世史籍遺忘。
盡管伏羲為盤古原型之一，但並非獨一無二。盤古神話並非單線發展形成，而是由各種創世傳說綜合的結果，如古印度神話中的創世神自在和大安荼、東漢南蠻的始祖神盤瓠、東漢緯書《開山遁甲圖》記錄與元氣同生於混沌的巨靈神，他們均影響了盤古形象的形成。其中最直接的來源，恐怕還要算東漢時隨著佛教傳入中國的古印度神話。這些神話形象雖然比伏羲更接近盤古，但起源時間卻要比伏羲神話更晚。
戰國時期的傳世文獻中，創世神話本來僅有《莊子·應帝王》中的記錄。據說，南海之帝叫倏，北海之帝叫忽，中央之帝叫渾沌。倏和忽路過渾沌家，渾沌把他們招待得很好，於是他們就想回報渾沌。因為渾沌沒有七竅，他們就琢磨著幫渾沌，於是兩位大神拿著鑿子，企圖幫助渾沌恢複嗅覺、味覺、聽覺、視覺，一天鑿一竅，不料七天後渾沌死了。這個寓言很有哲學意味，很明顯倏、忽指代的是時間，而渾沌類似一個大雞蛋。
而在子彈庫帛書發現之後，我們知道伏羲、女媧不但在戰國時就已經是配偶神，而且還是史書未載的創世神。所以，我們要讀懂上古史，應該多結合考古發現成果，而不應局限於傳世文獻記載，這也正是本書寫作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