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秦漢流傳的管仲故事，存在四大不可信之處
清華簡《管仲》
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如果說齊桓公是春秋第一霸，那麽管仲就是春秋第一相。可見，管仲確實是春秋史上一個關鍵人物，也正因如此，戰國秦漢學者抒發政治主張時，往往將一些符合自己觀點的傳說，套在管仲的身上，結果管仲被附會的事跡越來越多。
管仲出身並非貧寒——《史記》不可信
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六輯中，有一篇文章叫《管仲》。該竹簡記錄了齊桓公與管仲的對話。
戰國時的齊國有著當時天下的文化中心——稷下學宮，稷下學宮的學者專門編寫了一部《管子》，之後這部書直到西漢都一直有附益，可以說是一部集體創作的托古改製作品。其中不少故事相當精彩，以至後人耳熟能詳；也涉及一些政治、法律、軍事史料，被學者廣泛運用研究春秋齊國史。西漢時期大儒劉向、劉歆父子對其進行整理，當時共有五百六十四篇，刪去重複的四百八十四篇，定為八十六篇。今本《管子》全文僅有七十五篇，另外十一篇有目無書。
簡文內容主要講的是管仲與齊桓公的治國理念，其中有涉及“為君與為臣孰勞”的問題。管仲認為是臣勞，而齊桓公認為是君勞。齊桓公還拿自己作為例子，說“日三怵之，夕三怵之”，意為自己每天白天三次戒懼、晚上又三次戒懼。管仲最終同意了齊桓公觀點。
除了《管子》和清華簡《管仲》外，記錄管仲的史書還有很多。其中比較係統的有《國語·齊語》《史記·管晏列傳》，此外，《左傳》《論語》《戰國策》《韓非子》《說苑》《漢書》等也都零碎記錄了管仲的若幹言行。
其中公認《左傳》是記錄春秋史最可靠翔實的著作，而其他史書在敘述春秋史時，多少存在一些托古改製的成分。所以，我們要考察管仲的曆史，應該對戰國秦漢史料的記載認真辨析，尤其是一些基於大眾性的認知。
《史記·管晏列傳》中借管仲之口講述他早年的經曆：“吾始困時，嚐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嚐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嚐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嚐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管仲是潁上人，曾與鮑叔牙合夥做生意，分錢時每次給自己多分配，也曾多次被主君驅逐，還曾多次作戰都逃跑，可以說經曆非常坎坷了。
以上關於管仲出身的諸多史料，總結起來無非就是說他出身貧寒，且事事不順。這些記載，其實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一個人，他就是管仲齊國的前輩——薑太公呂尚。
同樣是《戰國策·秦策》，說呂尚是“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同樣是《說苑·尊賢》，說“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呂尚被悍婦逐出家門，在朝歌賣肉虧本，被子良氏所廢黜，連在棘津賣身都沒人要，這與管仲的出身是多麽相似！但我們也要注意，《秦策》中說出這些話的策士姚賈，本是一個“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為了遊說秦王政任用自己才說出這些典故。
那麽姚賈本身不是在敘述曆史，而是在說明道理，特別是戰國這個貴族政治解體的時代，下層遊士為了能被君王看重，有意識地將一些曆史名人塑造成出身低微，所以尚賢思想在諸子中非常流行，尤其是墨子居然率先主張禪讓。
但是他們講述的這些史料，並不會被所有人接受。比如孟子就說呂尚是“天下之大老”，也說管仲“舉於士”，那麽呂尚原本就是極有聲望的長者，而管仲也是從底層貴族中選拔出來的，並非貧困潦倒、黴氣衝天的小販。
除了與其他記載存在一定矛盾，這類史料最大的不可信，就是以今度古，認為春秋與戰國的社會形態是一致的，而春秋戰國之際恰恰是古代史上最大一次變革。簡單來說，春秋以前的社會主體是氏（家族），因為鐵犁的普及與牛耕的推廣，戰國以後的個體家庭成為社會主體。隻要把握了這一條線索，就能注意到不少戰國以前的人物，對於其貧賤出身的敘述都缺乏可信度。當時個人與氏是一個整體，即使處於底層家庭，依然需要共同耕作家族田產。
管仲當出身於齊國大族管氏。齊桓公的兄長齊襄公為大夫連稱、管至父所殺，證明齊國在管仲之前即存在管氏。《史記索隱》引《世本》說“莊仲山產敬仲夷吾”，管仲的父親諡（莊）、字（仲）、名（山）齊全，明顯也是管氏貴族。春秋時期選官是“世官世祿製”，管氏族長一方麵統領自己一族，另一方麵又臣屬齊君，形成一種“複合君主製”的模式。那麽管仲本身是齊國管氏的族眾，因為學識與能力得以擔任公子糾的師傅。
“衡山之謀”源於漢代輕重學說——《管子》不可信
《管子》有一篇《輕重》，講的是管仲在輔佐齊桓公後，用經濟手段打敗其他諸侯，幫助齊國稱霸。不少文章根據《輕重》的內容，歌頌管仲政治手段如何高明，特別是一些自媒體文章，以此對管仲進行無腦吹捧。那麽《管子·輕重篇》究竟講的是什麽故事呢？
《輕重篇》一開始，管仲就對齊桓公介紹“輕重之道”。所謂的輕重之道，即削弱大諸侯，扶植小諸侯，來複興天子的王道。
然後齊桓公就問管子，如何對付魯國和梁國呢？管子的建議是，魯、梁兩國百姓以織綈為業，桓公可以和百官帶頭穿綈衣，這樣一來百姓也會模仿。而且恒公還下令齊國不準織造，必須從魯、梁兩國進口。這樣一來，魯、梁兩國一見有利可圖，所以就都會去織造，而農業就給荒廢了。桓公采取管仲的策略，等到十三個月後，突然與兩國斷絕貿易；再過十個月，兩國百姓不斷陷入饑餓，而糧食卻不能很快種植出來。
這樣一來，魯、梁兩國每石糧食價格上千，而齊國才十錢。於是魯、梁百姓逐漸投奔齊國，兩年後流失了十分之六人口。又過了三年，兩國國君也隻能歸順齊國了。打敗了魯、梁兩國後，管仲故技重施，用銅幣換取萊國、莒國的柴薪，然後又以此征服萊、莒兩國。
之後管仲又用黃金購買楚國的鹿，楚王都歸附了齊桓公。更絕的是，之後管仲又高價預定代國的白狐皮，代國人紛紛去山林捉狐狸，結果被離枝攻打，代王隻能歸附齊國，這次連一個子兒都沒花。
最後就是對付衡山國。這次管仲派人高價收購衡山國的兵器並轉手，借此將價格炒高。十個月後，燕、代兩國發現商機，也跟著去買；三個月後，秦國也跟著去買。衡山國君一看天下瘋搶，直接下令價格提高二十倍！結果就是百姓紛紛去鑄造兵器。
這時齊桓公則派人向趙國高價收購糧食，於是各國又紛紛運糧來齊國售。等到衡山國兵器賣光，齊國又斷絕與它來往。這時魯國入侵衡山南部、齊國入侵北部，衡山君無力反抗，隻能投降。
以上就是《管子·輕重篇》的大致內容。其中的疏漏是非常明顯的，那就是文中涉及的各諸侯國。
其中魯（今山東曲阜）、萊（今山東濟南萊蕪區）、莒（今山東莒縣）與齊國（今山東臨淄）鄰近，看上去還算合理；而秦（今陝西鳳翔）、楚（今湖北宜城）、燕（今北京房山）雖然較遠，至少還是當時存在的國家。但代、趙明顯是春秋戰國之際才有的國家。最不可信的是衡山國（今安徽六安），最早為秦末時項羽以秦衡山郡分封吳芮，西漢文帝、景帝也相繼設立，這就明顯是西漢以後的說法。
另外，在《輕重篇》描繪的圖景裏，國家權力能夠直接延伸到個體，這也與春秋前期血緣社會不相符合。這樣大規模的貿易戰，如果真實存在，卻在《左傳》中完全沒有記載，同樣也是說不過去的。
那麽真實情況就是，《輕重篇》其實是西漢文景之後的托古之作，而創作者明顯隻是為了闡述其經濟思想，對於曆史史實不太關心，甚至都不太了解，所以才會編造出春秋齊國與戰國趙國、西漢衡山國之間的貿易戰。
齊桓公伐戎所救為南燕——《韓非子》不可信
齊桓公伐戎救燕，也是很經典的一個故事，留下了一個著名成語——老馬識途。根據《韓非子·說林上》：“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齊桓公討伐孤竹返回時迷路，多虧管仲借助老馬才得以返回，之後找不到水源，又多虧隰朋利用螞蟻才尋到。關於這場膾炙人口的戰爭，諸多史料也都有涉及。
《史記·燕召公世家》說“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複修召公之法”，《國語·齊語》說齊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齊桓公為救燕北伐山戎，一直打到了令支、孤竹。
這件事在《春秋左傳》也有記載。
《春秋經·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左傳·莊公三十年》：“冬，遇於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左傳·莊公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左傳·僖公九年》管仲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總體來看，魯莊公三十年（前664年）冬，齊桓公與魯莊公相會商量救燕，但後來隻有齊人獨自前往，並於次年夏天告捷。
齊桓公伐山戎一事，真實性毫無疑問。但我們也應注意一個問題，即在《左傳》中齊桓公伐山戎是冬至夏歸，而在《韓非子》中伐孤竹卻變成了春往冬返。伐山戎、令支、孤竹都是一件事，在文獻中多有體現，這表明《韓非子》與《左傳》存在矛盾，那麽“老馬識途”的典故也存在疑問，進而《韓非子》整個記載都可疑。而且我們注意到，《左傳》對於齊桓公伐山戎的故事，記錄得非常簡略平常，甚至沒有提到令支與孤竹兩個地名。
盡管《韓非子》的記載不乏添油加醋，但從古至今，學者對於《燕召公世家》的記錄很少有人質疑，一般認為，齊桓公救助的燕國就是《燕召公世家》的傳主——戰國七雄的燕國。
筆者初接觸此說時，覺得呂老腦洞大開，遂隻一笑而過。但後來對《左傳》文本熟悉後，才覺得呂老此論實乃卓識。筆者閱讀不多，目前所見資料隻有呂老一人持此觀點，但很可能反映了真實的曆史情況。
南燕國在後世名氣比北燕國小很多，但在春秋前期確實非常活躍。南燕位於今河南延津東北，是黃帝後裔的姞姓國，周祖後稷的配偶也是姞姓女子。這樣來看，南燕反而比姞姓更根正苗紅。因地處戰事頻繁的中原，所以在《左傳》中頻頻露臉。
根據《左傳》，前718年，衛宣公令燕國進攻鄭國，結果被鄭莊公在鄭國（今河南新鄭）反敗，這就是春秋前期有名的“製北之戰”。前699年，鄭厲公聯合紀、魯與齊、宋、衛、燕混戰。前694年，周王子克陰謀篡位，失敗後奔燕。前675年，周王室的五大夫與蘇國（今河南溫縣）聯合衛國（今河南淇縣）、燕國驅逐了周惠王；次年，鄭厲公在調解無果下囚禁了燕仲父。
以上的燕國明顯都是中原一帶南燕，而不是偏居北隅的北燕。《史記》將驅逐天子一事列入《燕召公世家》，並無根據。
之後“燕”在《左傳》消失了百餘年，直到前553年才提到齊國叔孫還的黨羽奔“燕”。這個“燕”不像南燕，更像是北燕。再往後則一般明確指出“北燕”，且涉及史實基本都與齊國有關：如前539年的齊國盧蒲嫳被放逐北燕，北燕簡公奔齊國；前536年的齊景公進攻北燕；前530年的齊國把北燕簡公安置在唐；前479年的齊國高無?出奔北燕。唯獨前500年提到衛國成何奔“燕”，這個“燕”是南燕、北燕不明確，但衛國距離南燕更近。
總體來看，《左傳》中前664年之前的“燕”都是南燕，而前553年之後“北燕”則是北燕，隻有一處“燕”不明確。到戰國時，南燕、山戎早已被滅亡，所以齊桓公救南燕的傳說才被移植到北燕之上，山戎也被稱呼為更遠的燕山之戎。春秋前期在黃河下遊以北還活動著“北戎”“長狄”，但在戰國時期中原都是華夏版圖了。
《燕召公世家》另外一個疏漏，是說燕莊公為了酬謝齊桓公，無意卻將齊桓公送出了國境。齊桓公為了幫燕莊公守禮，將燕莊公進入的齊國領土割讓給燕國。實際上，在春秋前期也並無這樣的國界觀念，國與國之間擁有廣袤的野。等到齊燕的疆域連成一片，那已經是戰國時期的事了。
《燕召公世家》史料可信度不高的最明顯的一個表現，是連本國戰國世係都有嚴重錯誤，比如稱燕昭王為燕王噲太子平，但從《趙世家》與出土“郾（燕）王職戈”可以判斷，太子平已死於子之之亂，燕昭王當是趙武靈王所立的燕王噲王子職，寫本國史事竟然還不如《趙世家》靠譜。
值得一提的是，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倒是講到一處春秋燕國的史料。
“四民分處”不符合春秋社會形態——《國語》不可信
記錄春秋史的史料，最客觀的當然就是春秋金文，但資料太少太零碎。所以還是要依賴傳世文獻，其中最客觀翔實的就是編年體的《左傳》。其次是國別體的《國語》，記載的是從西周到春秋的史實，不少內容可信度也較高，甚至在古代被稱為《春秋外傳》。
《管子·小匡》與《國語·齊語》孰先孰後，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管子》作為戰國秦漢作品，對於春秋曆史多有不實，前文有提到。如果《齊語》是抄自《管子》，則可靠性當然是更低的。
可見童書業先生對此也是有疑問的，但畢竟《左傳》的管仲治國史料太少，所以不得不將《齊語》的內容敘述下來，然而這些內容，到底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據《齊語》，當時管仲實行軍政合一的政策。以郊外三十家為一邑，十邑為一卒，十卒為一鄉，三鄉為一縣，十縣為一屬，全國共五屬，分由五個大夫統領；國中五家為一軌，十軌為一裏，四裏為一連，十連為一鄉，五鄉為一軍，全國分為三軍，分別由桓公和上卿國氏、高氏統領。
這樣整齊的行政區劃，很明顯是不存在的。
《齊侯鍾銘》記載春秋中期齊靈公把釐邑三百縣賜給叔夷，一個邑中尚有三百個縣，可見齊縣是非常小的社會組織，類似於村社的形態。《論語》也提到管仲奪伯氏邑三百，這個“邑三百”應當也是縣。那麽，《齊語》說法不攻自破。如前所述，當時尚未出現脫離家族的個體家庭，所以這種政治理論隻能出現在戰國以後，而且這樣如同切蛋糕一樣的行政區劃，曆朝曆代都不可能真正施行。
類似這樣的劃分方式，在《管子》的《立政》《乘馬》《度地》《小匡》以及銀雀山漢簡《庫法》《田法》等篇都有記載，內容大同小異。
據《齊語》，管仲能夠這樣劃分，基礎又來自於“四民分處”，即把士農工商分開居住、各司其職。國都劃分為二十一鄉，其中十五士鄉、六工商鄉，而農民則居住在郊外。這當然也是不合理的。在家族社會中，士與農作為一個社會共同體的底層成員，如何能夠完全分開居住？《詩經》的《國風》部分多歌詠戰爭和農事，而《國風》主要是春秋時期的作品，可見當時武士並沒有脫離生產，兵、農合一就是春秋軍製的一大鮮明特征。
總之，戰國秦漢對於管仲的記載，多來自當時社會思想的反映，用於春秋史則容易鑄成大錯。讀史者不可不察。